-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
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
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
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
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
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
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
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
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
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
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
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
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
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
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
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
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
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
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
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
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
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
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
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
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
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
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
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
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
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
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
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
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
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
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
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
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
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
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
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
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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