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泰勒制

会飞的猫

泰 勒 制

 

　　Taylor System

　　泰勒制是一种工业管理方法,泰勒制可以使作业标准化、规范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泰勒制也叫科学管理.

　　20世纪初美国工程师F.W.泰勒在传统管理基础上首创的一种新的企业管理制度。他和许多企业管理工作者共同创造的一系列新管理方法和理论，曾被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所采用，被称为科学管理(见管理工程)。

　　发展背景 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奴隶制消亡，西部资源得到开发,工业迅速发展，企业日趋扩大,小生产的传统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和生产技术发展的客观需要。泰勒等针对当时的客观变化，对工厂、车间、作坊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和实验，寻求新的管理方法，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他根据多年的研究和实验，在1911年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阐述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当时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内容和方法

　　泰勒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包括劳动方法标准化、制定标准时间、有差别的计件工资、挑选和培训工人、管理和分工。

　　① 劳动方法标准化:通过对动作的分析仔细研究工人的操作顺序和方法，以求找出最合理的肢体运动路线和加工方法以及应用的工具，剔除多余和不合理的动作（见动作和时间研究）。在大量分析的基础上，制订标准操作规范和程序并普遍推行。泰勒从铲料试验中发现工人每锹铲起21磅重的物料，效率最高，于是制造了大小不同类型的铁锹，以适应各种比重不同物料的铲装，使工人每锹都能铲起21磅重的物料。又如，通过对金属切削加工的大量观测和分析，提出了完成全部工序的每个工步、操作动作、刀具选用和切削用量，并依此制定了操作标准和切削规范（见金属切削原理）。

　　② 制定标准时间：泰勒研究了操作时间。他挑选技术熟练的强壮工人，要求他们紧张地操作，同时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为单位，记录每道工序、每个动作所需要的时间，加上适当的休息、调整、熟悉操作过程等额外时间，经过周密分析，制定出完成每个标准动作所需要的标准时间，作为定额管理和支付工资的依据。

　　③ 实行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对按操作标准和工时定额完成计划工作量的工人，以较高的工资率支付工资，对不能完成生产定额的工人，以较低的工资率支付工资，以鼓励工人提高生产效率。

　　④ 挑选和培训工人:严格挑选工人，使他能胜任所承担的工作。对选定的工人采取课堂教育和现场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按规定的操作标准进行技术培训，改变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做法。

　　⑤ 管理和执行分工:泰勒主张一切工作都应通过考察，明确职责分工。他对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工作进行了研究，明确划分管理职能和执行职能，并建立生产控制、成本计算和质量控制的基本制度。

　　在泰勒制的发展过程中，美国H.L.甘特创造了横线指示图表，提高了计划编制和生产控制技术。F.B.吉尔布雷思夫妇发展了动作研究的理论和方法。H.福特首先在汽车制造工业中运用流水生产线。法国H.法约尔对管理进行了职能划分，同时提出一系列管理原则。他们对泰勒制的发展和企业管理工作向系统化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泰勒制，列宁指出它“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

　　参考书目

　　E.S.伯法著，孙耀君译：《生产管理基础》

 

 

 

会飞的猫

列宁四论泰勒制的启示

——科学理论的实践检验问题（五）

 

　　泰勒（1856―1915，曾译为泰罗）是美国的一位工程师，被荣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他早年当过工人、领班和工长，利用夜间刻苦学习，于1883年获得机械工程学学位，后来当过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和机械制造投资公司的总经理。从1881年起，他就开始对工人的劳动进行研究，通过仔细观察工人的劳动操作，用减少操作中的多余的动作和浪费的时间来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发表过《计件工资制》（1895）、《车间管理》（1903）等文章，并于1911年写成《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他所创建的新的工业管理制度于1913也在欧洲盛行，也推行到了俄国。这种制度由于使工厂的生产劳动合理化，从而对于加速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化进程，起了显著的作用，然而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劳动强度的增大，确实遭到了工人们的反抗和愤慨。

　　从《列宁全集》中我们看到列宁对泰勒制有过以下四次论述：

　　第一次，1913年3月13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署名为W的一篇短文，题为《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文中写道，“这个‘科学制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同一个工作时内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比原先多两倍的劳动。强迫最强壮最灵巧的工人工作；用特殊的时钟――以秒和几分之一秒为单位――记录下完成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动作的时间；研究出最经济而且生产效率最高的工作方法；把技术最好的工人的工作情形拍摄成电影等等。”列宁在引用了泰勒著作中关于生铁装车工作在新旧制度下的对比的例子后说：“资本的开支减少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利润增加了……可是几百个工人被解雇了”。

　　第二次，1914年3月13日，列宁在《真理之路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姆·姆的文章《泰勒制是用机器奴役人的制度》，文中介绍了美国运用泰勒制的一些具体方法，其中一个例子是：“他们曾经把一个装配工的全天的工作拍成影片。研究了他的动作以后，他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凳子，其高度恰好使这个装配工不致因弯腰而浪费时间。他们派了一个童工去做装配工的助手，这个童工必须用固定的最恰当的方式把机器的每一部件递给装配工。过了几天，这个装配工只用以前四分之一的时间就完成了同一的机器装配工作。” “他们把新来的工人引进厂内电影放映室，把他要做的生产工作的‘标准方法’放映给他看，并且促使他‘赶上’这个标准。一星期以后，他们在电影放映室把这个工人自己的工作放映给他看，并且同‘标准方法’加以比较。”列宁指出，这样作“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但是工人的工资却没有增加到四倍，最多的才增加到一倍半，……”列宁认为：“所有这一切巨大的改进都是对工人不利的，使他们受到更大的压迫和奴役，同时把适当的合理的分工限制在工厂内部”。“但是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混乱现象依然存在”，“厂主通过成百的包买主和转售者才能把原料弄到手里”，“通过无数中间小商贩把成品送到消费者手里”，“要浪费许多时间和劳动”，而且“千百万工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挨饿、死亡”。于是，列宁在文末做出结论：“泰勒制（直接违背了它的创始人的本意）准备着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这时无产阶级把全部社会掌握在自己手中，指定工人自己的委员会进行合理的分配和调整全部社会劳动。大生产、机器、铁路、电话――有了这一切就有充分的可能把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到现在的1/4而保证他们享受到等于现在四倍的福利。”

　　第三次，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建立了新的苏维埃政权。新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建设任务，要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提高生产力。若不提高生产，就谈不上工人的工时缩短和福利的增长。这时，列宁作为新国家的管理者和领导人，他更多地看到和肯定了泰勒制的科学内容，因为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对于提高生产率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全俄工会理事会为此拟定了关于劳动纪律法令草案。1918年4月1日列宁在讨论这一草案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作了讲话，他说：“在法令中，必须明确规定实行泰勒制，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一制度所提供的一切科学的工作方法。没有这一制度，就不能提高生产率，而不能提高生产率，我们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在实行这一制度时，吸收美国工程师参加。当然，实行这一制度，必须考虑到饮食差的情况，因此，应该采取极低的生产定额。”

　　第四次，1918年4月28日，列宁《真理报》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节中，列宁写道：“泰勒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操作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等等。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的一切宝贵的成就，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勒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于我国的条件。”

　　根据以上引述，我们看到，从1913、1914年到1918年，即从十月革命之前到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考察泰勒制的视角有极其明显的转变，对泰勒制的评价从片面走向了全面。这一转变体显现出当时革命形势与任务的根本变化：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到新生政权的全面经济建设。在1913年―1914年间，列宁的着眼点是从泰勒制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罪恶，目的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1918年，工人阶级已成为社会的主人，当社会主义建设从理想变为现实的时候，就要求切实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随着社会实践形式的根本转型，在新的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对于泰勒制的看法，就有了新的着眼点和新的高度，能够着重地去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科学与文明的进步和它已经积累起来的发展生产和管理社会的宝贵经验，以及这一切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积极含意，对于社会主义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就看得更加清楚和实际了。事实上，如果不充分采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切新的进步的科学的东西，并在充分利用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就难以建设社会主义，也无从谈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
 

会飞的猫

韩德强：泰勒制与民主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题目。泰勒制是一种工业管理方法，民主是一种政治理念和制度。两者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泰勒制可以使作业标准化、规范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泰勒制也叫科学管理。但是，泰勒制为什么产生？实际应用中遇到过哪些阻力？有什么社会意义？即使很多研究泰勒制的人也并不清楚。

　　为了说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先从泰勒本人谈起。

　　一、泰勒其人
　　泰勒出生于1856年，高中毕业时曾考入过哈佛大学。但是泰勒颇有一些反抗精神，他不满于父亲的安排，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背叛富有的父亲，进了费城的一家水压工厂当学徒。那时候当学徒很苦。泰勒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工作，最后落不到自己的兜里钱没几个，都让老板赚去了。这样，泰勒就慢慢从语言和感情上都摆脱了家庭，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和工人一起发誓合伙对抗老板。泰勒当然也懂得了怎样磨洋工。技术工磨洋工，看上去干活很认真的，但干活速度太慢，而实际上速度是可以加快的。非技术工磨洋工，监工来了加快工作，监工一走，赶紧歇着。问题是，学徒期满后，泰勒转到费城的米德维尔钢铁厂当工人，6年之内是连升6级，从一个普通工人升为职员，又升为机工，机工班长，车间工长，总技师，一直到总工程师。地位发生变化，薪水、待遇、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工作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泰勒的立场也就发生了变化。他从单纯的劳资对立观点，走向了劳资调和观点，希望找到一种既满足老板的委托，对得起老板的提拔和信任，又能让工人受益的管理方法。

　　二、泰勒制的产生
　　关键的变化在泰勒当上工长以后。现在，泰勒的主要任务是让工人提高生产效率，让工人“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成本效益比最佳化。当时有很多种办法管理工人，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计件制，多劳多得。这样，谁磨洋工谁吃亏。问题上，泰勒知道，计件制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单件价格，或者说确定标准件数。超过标准件数，有一定的奖励，否则有一定的惩罚。泰勒追问的是，这生产定额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6件而不是5件或7件？能不能提高到9件、10件？泰勒懂得，定额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比如定为6件，超过1件奖1块钱，过一段时间，所有的工人都轻轻松松的超过6件，到了 9件，然后老板就把这个标准提高到9件了。经过几次反复之后，工人就知道了，不能多干，干得越多定额就越高。要确保工人的利益，就必须磨洋工。怎样打破工人的这种防范心理呢？怎样压缩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呢？怎样让工人乖乖地积极劳动呢？

　　泰勒研究了米德维尔钢铁厂搬运部门的工作。当时没有铲车，没有自卸车，钢铁厂的搬运工作量很大，主要靠手工铲运。泰勒想，小铲轻，速度快，但每次铲运量小；大铲重，速度慢，但铲运量大；综合起来一定有一个恰当大小的铲，使速度和铲运量达到最佳组合。还有，钢渣重，煤渣轻，钢铲和煤铲也应该大小不一样。再有，握铲的位置也很重要，左手在铲柄的什么位置，右手在什么位置，腰该弯到什么程度，这都影响铲运的效率。为此，泰勒找来了一些膀大腰圆、铲得又快又多的工人做实验，确定最佳铲斗面积，最佳握柄位置，动作标准，以及每天的工作定额。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培训，泰勒最后将一个400多人搬运工裁减到130多人，却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任务。

　　泰勒感到很高兴，用工量大幅度减少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实现了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双赢。所以，他宣称可以调和劳资矛盾，实现科学管理。

　　几乎与泰勒同时，吉尔布雷斯在建筑行业也独立地发现了泰勒制的奥秘。他把砌砖工作给标准化了。大家知道，砌砖需要把砖头从地上拿起来放到墙上去。吉尔布雷斯发现，一个人砌砖时做了很多冗余动作，有很多停顿，但有些动作是可以撤消的，可以从18个动作减少到4个动作，工人每天的砌砖数量可以从1000块提高到2700块。其要害在于，吉尔布雷斯设计了脚手架。他发现，砌砖工的体能大量消耗在自身的升降上了。每次从地上拿一块4磅的砖头，都得弯下180磅的身体再站起来。如果人体可以不升降，让放砖块的脚手架升降，无用功就可以不做了，砌砖的速度就提高了。

　　泰勒和吉尔布雷斯都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的研究可以缓和劳资矛盾。但是，工人却强烈抵制这种双赢。原因很值得深思。泰勒制虽然提高了在业工人的工资，但是却造成了大量工人的失业。大量的失业工人在工厂门外等着就业，对在业工人的工资构成极大的威胁。泰勒制实行之初，在业工人的工资上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失业率上升，工资又会被压下去。工人更深层的感受是，原来他们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技巧，可以靠经验和技巧争取较高的工资。泰勒制总是把研究这些最好的经验，把一个需要多年实践锻炼的综合工作，分解成若干个只需要标准化、短时间训练的简单工作，严重地削弱了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第三，由于工作简单化、标准化，工人操作的自由度大大降低，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整天千百遍地重复同样的工作，极大地降低了工作的内在乐趣。所以，工人就强烈抵制泰勒制。19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工厂里使用秒表。用秒表就是要掐时间，就是要计算工时。不但工厂里不准用，而且其它工作场所也不能用。这主要针对把泰勒制搬进政府机关的工作。什么时候美国工厂才准许用秒表？一直到了1949年。

　　事实上，除了工人反对之外，甚至工头也反对泰勒制。传统的工长是这样工作的，到处走走看看，发现哪个干活不积极，上去不是骂就是打。但是，泰勒却要求有研究型的工头，要学很多东西，还要想办法培训工人，工作细分化、标准化，工具也得细分化、标准化，这一切都使工头的工作难度大大增加。当然，工头们的反对既不能改善公平，也不能提高效率，完全是消极的。

　　泰勒制还有一个问题。泰勒制实际上是把最优秀工人的动作，把他们积累的操作技艺，给集中起来，给普及化了。这意味着侵犯了熟练工人的知识产权。当然，这也可以叫推广，例如，50年代初期新中国推广纺织女工郝建秀的工作法。问题是，泰勒制的推广法把收益都给了老板，而严重损害了熟练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庞大而复杂的现代工业，离开了无数熟练工人、技术工人的点点滴滴的技术创业、诀窍和知识产权，单靠科学家、工程师、专利发明人，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的。

　　三、泰勒制的推广
　　在工人和工头们的联合反对下，泰勒制的推广并不快。一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泰勒制才得到较快推进。原因非常复杂，跟美国的政治有关系。1900年到1921年期间基本上都是民主党在执政。1900年到1909年是西奥多·罗斯福，1909年——1913年是威廉·塔夫脱，1913年到1921年是伍得罗·威尔逊。民主党代表的票源主要是中小老板、白领阶层。而共和党则得到大老板的支持。民主党执政期间，其政策是对工会相对宽容一些，工会的一些措施得到了实现。比如说设立最低的工资标准，缩短工时，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而不利于工人的泰勒制难以推行。从1921年起，先后连续执政的三任总统都是共和党的，哈定、柯立芝和胡佛。共和党一方面镇压和瓦解工人自己的工会，另一方面则成立公司工会，即所谓“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的帮助下，泰勒制才得到迅速推广。同样道理，由于欧洲的工会活动比美国强烈，泰勒制就进不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则是推广泰勒制的沃土。战前的日本没有工会，工人被迫没日没夜地干活，缺乏反抗意识。所以，泰勒制得以顺利推进。日本电影《望乡》就透露出那个工业化时期日本人的悲惨生活。其实，一直到1970年以后，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准才有比较大幅度的改善。

　　从这个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泰勒制、科学管理实际是意味着企业管理的高度分工和高度集权，意味着企业主的专制深入到工人的每一个动作，意味着工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彻底消失。

　　四、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
　　有人可能会想，民主不是一种政治制度吗？不是意味着投票、选举吗？不是意味着三权分立吗？怎么和企业管理挂起钩来了？

　　其实，民主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望文生义，人民可以作主。任何一个团体，小到两个人，中到家庭、企业，大到国家，联合国，凡是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发言权、表决权、执政权，能够制定团体的决策，使整体行为有利于每一个个体，则该团体就在实质上是民主的。

　　然而，要使每个成员的权利能够得到切实的体现，成员间的力量对比差距就不能太大，成员之间交往的游戏规则就不能是弱肉强食、市场竞争。否则，平等的政治权利就可能被不平等的经济权利所侵害，使民主机制只是形式上是民主的，在实质上是专制的。

　　泰勒制典型地说明了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关系。工人与老板签订契约，接受雇用，双方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进入工厂后，工人掌握技艺，老板掌握资金、市场、组织等，工人与老板的力量不对称，工人吃亏，受剥削，但是仍然可以用磨洋工的方式与老板讨价还价，在工资问题上还有较低程度的实质民主。泰勒制则极大地削弱了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了老板的实质专制能力。有了泰勒制，老板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雇工人，可以随时找到替代者，工人的任何动作细节则必须服从老板的意志。懂得这个规律就可以知道，如果今后要到企业里头去工作，你要千方百计掌握一种别人没有掌握的技术，掌握别人不掌握的信息，别人不掌握的诀窍，这样，老板就不容易解雇你，工资还可能比较高。人们为什么要读硕士、读博士啊？实际上就是想掌握某种独门技术，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获得高工资。管理人员虽然没有技术，但掌握企业的大量信息，人事的、设备的、市场的、供货商的、社会关系的，所以工资也比较高。到总经理位置时，可替代性就极大地减少了，非要替代，就必须取得现任总经理的配合，或者雇主要准备承受重大的损失。这是老板为什么愿意给高级管理人员付付高薪的原因。

　　可见，实质民主要求双方力量对称。凡是一种社会趋势削弱力量对比的平衡性，这种趋势就是专制化的趋势；凡是一种趋势是增强力量对比平衡性的，这种趋势客观上就是一种民主化的趋势。即使政治机制是集权独裁的，只要政治力量对比相对平衡的，客观上其决策就有实质民主。反之，即使政治机制是分权制衡的，只要政治力量对比悬殊过大，就不可能有实质上的民主。差距大到什么程度？读书人有时候都想象不到，所以，才会高估自己的力量。站在比尔·盖茨的角度来看，几个穷小子要平等？门都没有。我们手里从来没有数以亿计的财富，没有感受过世界各国政府怎样拜倒在财富的脚下，也就不知道亿万富翁们是如何看待别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实际上在有钱人眼里，穷人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像灰尘一样，狗屁不值。别说报纸、电视，就是军队、警察、法院，都在他们掌心里。穷人听到的，是富人希望穷人听到的；穷人看到，是富人希望穷人看到的，甚至穷人想到的，都是富人希望穷人想到的。怎么可能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掩盖金钱面前人人不平等的假象。

　　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我就可以说什么社会最民主，最有实质民主，就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为什么最民主？原始社会并没有一套复杂的分权制衡、投票普选的政治机制，而是元老议事与首领禅让相结合。但是，原始社会没有常备军，没有警察，也没有报纸、电台，更没有知识分子。元老、首领所拥有的力量，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武器都是石头和弓箭，住地都是山洞，没有城墙防护保卫，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传遍整个部落。这样，如果首领的决策违背大家的共识和利益，如果首领试图形成一个统治集团来压迫其他占多数人口的人民，这样的首领必然会被推翻。更进一步，如果某个首领武艺不强，冲锋不勇敢，还贪图享受，甚至出卖部落利益，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被整个部落所抛弃。越往后，人口越众多，社会越复杂，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强弱对比越悬殊，实质民主就衰落。到现在，一小部分人掌握着巨额资产，掌握着庞大的组织网络，拥有电视台、广播、报纸，控制着武装到原子弹、飞机、大炮的军队，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一无所有的。即使有普选机制，这种普选机制也只是帮助政权取得合法性，让一无所有的人在若干个代表不同富人集团的候选人中挑选。即使有分权制衡，也只是在不同富人利益集团间相互制衡，而绝大多数的穷人则只能干瞪眼，无法形成穷人对富人的制衡。

　　国际关系也是如此。名义上国际社会有联合国，有安理会，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由于美国一家拥有超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实际上是由美国在进行国际专制。伊拉克不服气，结果就被美国修理了。苏联消失后，国际政治力量失去平衡，而伊拉克却还多多少少停留在美苏对抗制衡时代。美国为什么要防止核武器扩散？其实就是要加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专制。如果各国都有核武器，如果各国的核武器数量与美国相当，那么美国就不可能对各国指手划脚，而就只能讨价还价，实现国际政治的实质民主化。现在，美国主张核武器不扩散，有核国家核武数量就地冻结，实际上就是维持国际军事力量对比的现状，使美国可以拥有绝对军事优势，让各国在美国面前下跪。这一手其实并不新鲜。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熔铸为十二金人，就是要削弱老百姓的军事反抗能力，维持秦始皇的专制统治。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老子早就看穿了这一历史进程。“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原始社会是充满着仁义，充满着民主，所以不需要仁义，不需要民主。随着原始社会的消失，人类社会成为弱肉强食的社会，才会有仁义的需要，有民主的需要。怎么办呢？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绝智弃圣，结绳而治，使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回复均衡，找回民主。为什么要结绳记事？为什么要老死不相往来？在人多数人自利的前提下，大国众民必然交往复杂，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结构。

　　在自利前提下，只有小国寡民才能有民主。这种思想，西方有没有？西方也有。卢梭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卢梭对西方民主制度有重大理论贡献，至少我个人认为，他最重要的奠基人。他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中都表达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民主愿望。然而，卢梭心目当中的国家是一个什么国家呢？日内瓦共和国。卢梭出生欧洲小国日内瓦共和国，公共权力属于一个25人的元老院。他小时候生活在日内瓦，感受不到日内瓦社会的矛盾，长大以后就把日内瓦的共和国制度理想化了，当作民主的典范。卢梭认识到，所谓文明的进步，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起源，是罪恶的起源。问题在于，我们已经远离原始社会了，已经罪恶深重了，能不能有民主呢？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认为，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人民选举出来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应该受人民约束。那怎么防止政府背叛人民呢？就是要三权分立。实际上，卢梭对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力量对比悬殊过大的事实缺乏足够的认识。结果，选举政治、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落到现实层面，不是约束了政府，而是使政府成为有钱人的工具。

　　显然，老子洞悉历史，是真正彻底的民主派。而卢梭则比较幼稚，客观上为现实社会的日益深刻的压迫和剥削缝制了一件民主的外衣。

 

会飞的猫

续前文：

 

　　五、形式民主与消极自由
　　照此说来，难道人类社会的实质民主程度在一直下降吗？如果说投票普选、三权分立、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是形式民主，难道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竟然可以南辕北辙？难道实质与形式竟可以如此背离？难道普通人的民主感受增强竟然是错觉？

　　我个人的直观感受也是民主程度增强了。我是知识分子，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受益者。这些年来，我切身感受到言论空间的增大。尽管现在还不能自由办报、办杂志、办电视台，尽管有隔三差五有种种宣传禁令，但是，禁令只能禁止直白的表达，禁止不了学术化的曲折表达。在日常个人交往中，更可以任意发表评论。至于举止、穿着、兴趣、爱好，谁爱怎么办都行。我相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大多数白领都能有这种直观感受。正是这种直观感受，使我们认为社会的民主程度增强了。

　　然而，这种直观感受恰恰只是形式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的增强。我们可以任意对事件、人物、政策发表评论，但是如果所有这些评论都不能够影响政策制定，都不能够影响实际社会生活，那么言论自由又有何价值？我记得互联网上曾有一位网友讽刺，上了杀猪场的猪有充分的嚎叫自由，但是改变不了被屠杀的命运，那么有没有自由嚎叫的权利又有什么意义？

　　这种嚎叫或不嚎叫的自由，又叫消极自由，即决定不了命运的自由，在当代社会的确是极大地增强了。现代，再也没有人管我们穿什么、吃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再也不需要注意别人的议论，只要不触动社会强势利益集团，只要不犯法，什么都行。但是，拥有这些消极自由的代价恰恰是放弃积极自由。由于拥有消极自由，可以在个人生活领域为所欲为，这就使人们不愿意关心公共事务，不愿意关心涉及自身命运的大事务，而将精力和时间都投向非常细小的事务，例如不同款式、面料的服装，手机的铃声，单眼皮还是双眼皮，胳膊上的肌肉群是否发达等等。当然，严格说来，即使在这些细小事务上，普通人也是跟着潮流走，被来自巴黎或纽约的声音所主导。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消极自由的享受与积极自由的运用是矛盾的。消极自由与形式民主相联系，积极自由与实质民主相联系。但是，我们普通人常常想当然地把消极自由等于同积极自由，也想当然地把形式民主等于同实质民主。这是民主错觉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人们日益沉迷于消极自由，沉迷于个人生活，人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感知和判断能力极大地下降了，民主能力极大地下降了。我们现在懂得了数学、物理，学习了机械、电子、材料力学，看上去掌握了很多知识，实际上都是技术性知识，而不是社会性知识。现代工程师的社会地位相当于古代的工匠，只是精通某一技艺，却不懂得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在为人处世上甚至可能比古代工匠更差。既搞不懂社会，就容易上当受骗，受形形色色的政治潮流或骗子、政客所骗，受自身利益的迷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技术创造了一个使每个人更加感性化的社会环境。电视机的清晰度越来越高，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打印机的色彩越来越鲜艳逼真，商场里的宣传越来越铺天盖地。声色犬马、吃喝玩乐占据了我们极大部分兴趣和精力，我们怎么能够搞得清楚日益复杂的社会？这个道理就是老子说的“大象希形，大音希声”。用心理学语言说，叫注意力守恒定律。报纸天天登的是哪个地方发现无名女尸了，哪个地方车撞死人了，哪个婴儿生下来三条腿了，这一切都在迷惑、分散人们的精力，降低人们对社会理解和做主的能力。

　　仅就人们的民主能力而言，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恐怕更强。他们从小学习的是《史记》、《春秋》、《论语》等著作，懂得了种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较量的复杂性，懂得了人性与社会腐败的关系，懂得了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学习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道理，能够透过社会现象看到社会本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他始终在思考这个社会的整体发展变化，因此他的做主能力比较强。尽管他可能选择享受、权力，也可能选择俭朴、奉献，社会可能腐败，也可能清明，但无论如何变化，士大夫阶层都是有能力理解的。现在，中国的官员或者是技术出身，完全靠自身经验来理解社会；或者是学习过西方细分化倾向极其严重的社会科学，同样缺乏对社会整体的判断和把握。其结果是相似的，找不到历史方位感，随波逐流。这是格外令人担忧的。

　　其次，知识分子只是众多社会群体之一，知识分子的感受既不能代替资本家的感受，也不能代替工人的感受。资本家不但感受到了形式民主，甚至还感受到了实质民主。到处是招商引资，到处是“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到处是税收减免、土地优惠、手续简便、笑脸相迎。在资本家们看来，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相应地，工人不但没感受到实质民主，甚至没感受到形式民主。投资者成了上帝，工人就下了地狱。过去，工人可以随随便便到各级领导的办公室和家里去，敢和领导对骂，而领导却只有解释、劝告、教育的权力，没有开除工人的权力。有人可能认为，这将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实，只有在极少数企业出现过短暂的无政府状态。在绝大多数企业的绝大多数时候，是工人在相当程度上行驶了主人翁的民主权利，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现在，不但顶撞领导要被开除，甚至善意的提意见都会丢掉饭碗。在许多私有企业，工人完全被当成牛马一样使用，被关在高墙大院中，用狼狗看守，没收身份征，不许写信。出了工伤事故，老板不是抢救工人，而是推诿责任，解雇了事。工人们想集体谈判，就会被当作闹事分子，破坏稳定的分子，抓起来、关进去。

　　事实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非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感受，不关心社会其他群体的感受，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直觉当成了社会的整体真实。幸运的是，知识分子有能力把自己的感受写到报纸上，发表到电视上，把自己的直觉感受强加给工人、农民，客观上当了资本家的代言人，帮助资本实现了社会专制。这是民主错觉之二。这个错觉是根本性的。

　　我过去曾经设想，只要有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就可以有积极自由，有实质民主。我曾经想不通，为什么美国社会具备所有这些条件，但工人却始终不能表达他们自身的利益和意志？现在懂了。比如说出版自由。《新京报》64版或80版，只卖1元钱，连纸张和印刷成本都赚不回来。它为什么能够生存下去，壮大起来呢？是因为有巨额的广告收入。广告收入主要来自房地产、汽车、手机、医药、家电等产业。这些广告给谁看？给富人看。如果报纸的倾向对富人不利，对穷人有利，富人读者就会抛弃《新京报》，紧接着广告商就会抛弃《新京报》，报纸就只有死路一条。在现实生活中，广告大客户都是巨富，他们对报纸的倾向远比一般富人读者敏感，他们会警告报纸不要刊登某种对富人不利的观点、消息或新闻。更进一步，如果报纸要办得好，主编们不但要及时倾听广告大客户的警告，而且要善于揣摸大客户的心理，千方百计加以迎合。正是这种新闻竞争的机制，使报纸越办越厚，广告越登越多，使富人对舆论的控制更加灵敏有效。也是这种机制，使那些小报只能局限于小圈子，而不能走向大众，影响公共舆论和决策。这就印证了前面的观点，在一个日益复杂、分化的社会中，形式民主完全可以与实质专制相结合。

　　六、从形式民主通向实质民主
　　既然形式民主可能被实质专制利用，甚至成为实质专制的遮羞布，那么，我们还要不要形式民主？我认为要，而且是没办法，只能在形式民主的框架内寻找通向实质民主的道路。

　　为什么要有形式民主呢？因为形式民主在形式上赋予每个人以主人资格，向我们每一个人送上了一份政治礼物。形式民主对普通的公众有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固然与这么多年来对形式民主的迷信有关，但在深层次上，则与每一个人内心的独立自主倾向有关。尽管这种倾向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最深层动力。在一个日益复杂了的社会里，一部分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完成可能成为另一部分人实现集权专制的工具。我们已经远离了原始社会，已经没有一个简单的、完美的解决办法了，但是绝大多数人可能还设想着有一种简单的政治解决方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礼物的诱惑是无法抵御的。即使形式民主会犯错误，那错误也是人民自己犯的错误。即使人民会被实质专制力量所利用，那也是人民还比较幼稚、自私。任何希望改变社会结构，使之真正服务于人民的人，如果忽视人民对于形式民主的渴望、幻想，希望越过形式民主追求实质民主，最终都不会被人民所理解、所接受。在人民的多数还比较自利，还比较狭隘的时候，少数人无法包办代替，将一个美好社会带到现实中。过去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从形式民主走向实质民主的道路的确曲折艰难。二战结束后，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曾一度由工党或社会民主党执政，征收了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建立了福利国家，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实质民主。但是，在全球化潮流的席卷之下，北欧各国又纷纷削减福利，大资本的统治卷土重来。在拉美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有的已经通过普选产生了服务于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权，但是这些政权几乎都被美国和本国内部的大资本集团联合力量武装扼杀了，例如，1965年的苏哈托政变，1971年的皮诺切特政变。

　　在1970年代以来的全球反人民、反民主潮流中，委内瑞拉似乎给我们以希望。1999年，在几乎所有的电视台、报纸都不支持的情况下，查韦斯靠着人民群众口口相传的力量，打破了舆论封锁，当选为总统，而且成功地粉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委内瑞拉大资本的政变阴谋，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国内外大资本家们制造的停工、停产、停水、停电的危机，给苦难深重的委内瑞拉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希望。当然，委内瑞拉的故事刚刚开始，还没有经受中国和苏联曾经经受的考验，说走稳了实质民主的道路还为时尚早。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无论是瑞典还是挪威，无论是智利还是委内瑞拉，全社会都曾萌生过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结合、相一致的希望。在希望萌生和滋长的地方，都有着一大批理想主义者在努力奋斗。只是这种人数量还不多，质量还不高。所以，局部的、短期的成功不是扩大和巩固了理想主义者的队伍，而是腐蚀了理想主义的力量，中断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结合的希望。如果理想主义者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并且仍然能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则我们就有可能从形式民主走到实质民主。换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如果改变人人自利的前提，产生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理想主义者，那么大国众民是有可能实现实质民主的。

会飞的猫

资本主义劳动优化的历史：泰勒制、福特制和丰田主义[①]　　

【比利时】 亨利·霍本　　

中野英夫／文

　　资本主义劳动优化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提高对工人剥削的历史。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篇幅来阐述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的方法。　　

　　有趣的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正是从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出发，只不过用它来为资本家服务。他将工人的劳动分解为不同的作业（正如在他之前人们对制造业的劳动进行划分一样），又将这些作业分解为不同的动作，并对每一个动作进行分析。之后，他将每一个动作花费的时间划分为三类，这种划分对每一次劳动优化都是必需的。泰勒划分的这三类时间是：　　

　　——直接生产时间，即每一工人花费在严格的商品转化上的操作时间，如装配汽车前挡板的时间；　　

　　——间接生产时间，即工人执行那些严格说来不改变商品形态但又是商品生产过程所必需的操作的时间；　　

　　——闲置时间，即工人执行与商品生产完全不相关或不必要的操作的时间，在装配线上，这是指等待时间，即前一辆汽车已经完成而后一辆还没到达工作岗位的时间。　　

　　我们将第一种称为Hp（直接生产时间），第二种为Hi（间接生产时间），第三种为He（闲置时间，这是需要消灭的时间）。这样，如果我们将工人特定的工作时间段定义为H，就会得到下面的等式　　

　　H = Hp + Hi + He　　

　　这种分解的目的是将工作时间都区分为生产性的（无论是直接或间接）还是非生产性的。非生产性时间可以被消除，从而生产作业可以需要更少的时间。这样，一项作业所占用的时间就变成下面的等式：　　

　　H = Hp +ε　　

　　其中，ε代表最小量的额外工作时间。这一公式是每一次劳动优化的依据。　　

　　例如，泰勒的朋友和追随者弗兰克·吉尔布雷斯（Frank Gilbreth）就研究了砌砖工的工作动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他认为只要在手附近加一张桌子就可以使一些动作（弯下腰取砖和灰浆）变成无用功。通过这种方式，原先是砌墙所必不可少的动作就突然变得没用而被消除了。动作因此被优化和减少了。吉尔布雷斯总共将砌墙所必需的动作从18个减少到了5个，由此将每天砌砖的数量从960个提升到了2800个。以前用于弯腰和直起身来的能量——用作者的话说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现在可以被用来提高动作的强度和速度。　　

　　优化经常包含减少迂回的、间接的生产性工作，这些工作曾经是生产过程所必需的，而“劳动科学专家”努力使之成为不必要的。通过这种方式，一项任务所需要的总时间H就必须无限接近“真正”增加商品价值的直接生产时间Hp（这是管理技术专家自己所使用的术语）。　　

　　劳动优化和去除部分无用时间的事实使生产时间可以得以削减，因此，采取这一措施的工厂可以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　　

　　泰勒和泰勒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引起了对劳动优化的思考，从那儿以后这种思考就一直在继续。　　

　　弗雷德里克·泰勒和亨利·福特或泰勒制和福特制经常被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泰勒是在生产过程既定的条件下，分析这一过程中的不同工作任务。与泰勒相反，福特则是完全改变了生产过程本身。他正是通过这些改变，实现了生产的变革和劳动的优化。　　

　　福特所作的第一个转变是使配件标准化。然后，他将每一个工人和每一台机器都安置在序列流水线上。开始，工人是用手来传递需要安装的配件。然而，这样做的效率并不是很高。因此，福特产生了将配件放在一个不断运动的传送带上的想法。1913年装配线产生了。它使收益得到了极大的增加。总体而言，装配线使生产时间从1913年的216个小时减少到了1914年的127个小时。　　

　　福特的改进从四个方面推进了优化。　　

　　首先，装配线确定了统一的标准，所有的工人都必须适应这一标准。在泰勒制下，工人只受工头的管制，因此一个疲惫的工人可以在工头不注意时稍微休息一下。而在这里，是不可能耍这些小花招的，只要稍微一偷懒，零配件就顺着生产线流向下一个工序了，这一点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有过生动的展现。　　

　　其次，装配线保证了作业间衔接的流畅性。后面的作业不再有浪费的时间，而这是泰勒制所无法保证的。　　

　　第三，当车辆在同一时间段内流经每一个工作岗位时，不同工序间的相互依赖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在砌砖工的例子中，工人工作的速度以及他砌砖的数量和其他工作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有足够的砖和灰浆。而在这里，如果生产线被设置为每小时生产60辆车，那就意味着每辆车经过每一工作岗位的时间是一分钟，工人只能在这一分钟内执行完他的任务。而且，对每个人来说时间都是相同的，都必须要在这一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工作。　　

　　最后，上述的三个方面使我们能够得到第四个方面的优势：不断的提高。如果要在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增加生产，那么工厂就必须要更快速运转才可以。这就要重新界定任务，因为汽车不再是每分钟流经生产线，而是，例如每50秒钟。这就不断刺激着人们发现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使劳动更加优化。　　

　　福特还与大规模消费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他已经预见到，为了销售他的产品，就必须有一个市场，而这个市场是可以由他自己的工人构成的。这被认为是他在1914年1月决定将工人工资翻倍的起因。事实上，由于采用装配线这一新方法以及它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在福特工厂工作是非常痛苦的。新移民冲进这些工厂以寻求工作以及能让他们去西部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钱，然后他们又很快离开这里，去到那些实行泰勒制的汽车制造厂工作。如果假定当时汽车制造业员工的轮换率平均是100%，那么在福特工厂则是380%。对福特来说，最重要的是将劳动力稳定下来，因此，他决定将工人的工资翻倍，由2.5美元提高到5美元。所以，福特根本不是为了社会消费而采取这一做法的。　　

　　人们可能认为在福特制下，对工人的剥削已经达到了最高程度。然而，丰田和它的工程师并在后来成为它的生产负责人的大野耐一（Taiichi Ohno）才真正达到了这种高度。丰田的实验开始于二战结束以及日本法西斯主义失败时。此时，生产都是有定量的，尤其是在汽车业。对于丰田的负责人来说，主要问题是：面对美国强大的竞争，如何提高有利润的生产？　　

　　大野耐一被派去负责发动机部门。作为一个前纺织机械工程师，他惊讶地发现每台机器都有一个工人负责看管。因此，他完善了他所谓的自主化，即让机器自动停下来的可能性从而使之能够自主地运转。因为，如果机器没有这一系统，那么工人必须一直在那儿看着机器，以便机器失控时能够及时停止它。有了这种自动停止装置，这种控制就不再需要了，而这一工人就可以安置在其他位置上。　　

　　这一程序使生产率得以提高，从而发动机的产量也迅速增加。然而，车辆的销售是有限额的。如果发动机不能安装在汽车上，那么生产更多的发动机又有什么用呢？正是在这时，大野耐一开始产生了及时生产的观念：在一定时间内，只有在必要时才生产。这就需要从相反的方向对生产过程进行仔细的思考：不是制造出汽车然后想办法去卖掉它（“推动”系统），而是销售决定生产（“拉动”系统）。　　

　　及时生产的条件是整个生产过程必须具有灵活性。需要生产不同的车型，不同的部件，因为不可能提前准确地知道什么汽车会卖掉。这就意味着不同的汽车必须一辆接一辆的放在装配线上，工人必须根据要来到装配线上制作的汽车的特性来调整他们的工作。同样的，由于销售是不断变化的，可能这个月销售的多而下个月少，因此必须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都具有提高或降低劳动量以及修正装配线上的任务的灵活性。丰田的确拥有这些。因为一方面，它可以依靠一种实际上永远存在的超时工作系统，如果销售下降了则可以不用；另一方面，丰田引入了一种转换工作的系统。　　

　　但是，在劳动优化的框架中最重要的革新无疑是雇佣劳动者以群体的方式进行工作，即“工作小组”。　　

　　这是怎样工作的呢？我们最好举例来说明。我们假设分配在装配线上的时间是一分钟，但是由六个人组成的小组的真正工作时间平均是55秒。这就意味着在一开始，分配给这个小组的时间是360秒，而实际上，由于合理的秩序和习惯，雇佣劳动者只用了330秒。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会将分配的时间降低到原来的90%即324秒。决策部门不再规定这些时间如何在劳动者之间具体分配，而是由小组自己决定。后者会召开内部会议以找到管理层要求的这36秒。从理论上说，30秒是容易实现的，因为这可以通过按顺序工作而匀出来。例如，在以前，安装保险杠的工人可以一次拿几个螺丝钉而不是一个一个地拿，从而能够节省一些时间，省下来的这几秒钟可以让他稍微喘口气。但是现在，由于管理者要求缩减时间，这种特殊的小把戏就成为正常的生产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团队可以用324秒完成原先需要360秒的任务，从而装配线一小时能生产66辆车。　　

　　如果假设生产没有任何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汽车的生产速度仍然是每小时60辆。那么，这324秒怎样在小组的成员中分割呢？答案是：前5个人每人有60秒的时间而最后一个只有剩下的24秒。　　

　　人们可能认为这324秒会平均分配给6个人，即每人54秒。在这一点上，受到丰田管理制度的启发并将日本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加以理论化的门田安弘（Yasuhiro Monden）明确指出：这是绝不可能的。他论述了在平均分配下的等待时间（他的例子是6个工人从A到F，第六个工人F被有效率地分配了15秒）：“在任务重新在A到E这五个工人中分配以后，F工人的0.75分钟的等待时间不应该被平均分配到生产线上的六个人身上。[②]如果是这样，它又会被简单地隐藏起来，因为每个工人都会放慢他的工作步伐以适应他空余出来的等待时间。而且，如果要再次修改作业标准时就会遇到工人的抵抗。因而，采取第一种策略就是必要的，以便发现是否能够在装配线上进一步提高以削减留给F工人的部分工作。”[③]　　

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在生产过程中削减分配给F工人的这额外的24秒。如果这个小组成功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这就意味着5个人就可以将这一工作完成，因此可以去掉一个工人。对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当然，这个工人并不会被解雇，他会在这个工厂被重新安排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总体上就可以雇佣更少的员工。但是管理者又会回来说，“好吧，现在我们只给你们292秒的时间。”　　

　　这种描述可能会被认为是言过其实，但事实正是如此。美国持续改善研究院的院长今井正明（Masaaki Imai），在研究院的出版物上解释了大野耐一的意图，“例如，让我们假定刚开始部门被要求一天生产100辆车。大野耐一先生会给这一部门生产所要求数量的90%的资源。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得到了90%的人力资源，90%的空间和90%的装备等等。　　经理除了超时工作来完成定额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部门小组会发现通过改善活动的完成，问题或障碍会被解决和克服。通过这种改善，一种问题刚一解决另一种也就可以克服了。不管什么类型的阻碍，通过改善策略都可以克服，最终这个部门能够生产出100%要求的产量而不用加班。一旦没有超时的均衡实现后，大野耐一先生就会进来，再一次要求削减10%的资源。他的管理方式以‘哦！不！制度！’而为人们所熟知。[④]”　　

　　大野耐一自己在BBC的一次采访中也亲自证实了这一观点，“如果我发现一项工作非常有效率地完成了，那么我会让他们试着用一半的人来完成这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他们做到了，我会说，好，再减去一半的人。”为了解释激发工人进行革新的动力，他在这次访谈中又接着说，“当他们承受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感到这是一个关乎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时，他们就会发挥出所有的聪明才智。”[⑤]评论家将这种方法称为“压力管理”。　　

　　丰田主义将劳动优化又推进了一个档次。它依靠两个基本要素：首先，优化不再只是运用于单个动作上，而是针对一个小组的集体工作时间。单个动作花费的时间因为太小已经不能被减少，而从一道工序向另一道工序转移的时间可以通过管理的改进而减少，从而使小组的集体工作时间得以削减。第二，通过压力管理和恢复秩序，丰田主义极大地加强了劳动强度。停顿、休息时间，所有这些都被去掉了，从而极大提高了剩余价值。

　　对NUMMI工厂的研究验证了丰田主义的成就。这个工厂曾经是通用汽车的一个外部单位，按照福特制原则工作，在1983年后成为通用和丰田的合资企业，但是由丰田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理和组织。研究发现：一个雇佣劳动者按照旧的原则要在每辆车上工作一分钟，事实上他只用了45秒；而采用丰田的观念后，同样是这一个工人，工作时间要达到57秒。[⑥]这样，工人每分钟实际上要多工作12秒或20%，这一数据表明了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工作强度。　　

　　无论如何，丰田都从这种改进中受益良多。在50年代初，丰田公司还只是一个生产几千辆汽车的小制造厂，而现在却已经卖出了900多万辆车，并且正在使通用汽车丧失其在这一领域的领头位置。在美国公司不断亏损、欧洲公司不断重建时，丰田公司在这一领域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2006年为140亿美元，从2001年至今已获得600亿美元的利润（比戴姆勒—克莱斯勒、大众、雷诺和宝马的总和还要多）。它为这一行业树立了一个典范，强制着其他制造商永远调整结构以提高收益。　　

　　总之，与西方经常宣扬的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条件到处都在恶化，不论是在第三世界还是其他地方。这并不是全球化的影响或采取超剥削方法的不公平竞争所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正是这一逻辑刺激着每一个工厂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也正是这一逻辑强制着其他厂商采用同样的方法以免从这一领域淘汰出去。马克思指出了这一逻辑的多种原因，首要的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工厂属于私人所有。正是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劳动组合被不断地优化。　　

　 　

                
--------------------------------------------------------------------------------

[①] 取材于我的博士论文：《汽车工业生产方式的演进：从福特主义到丰田主义》，鲁汶天主教大学出版。

[②] 在门田安弘的例子中，最开始是有7个工人，其中一个已经被去掉了。

[③] 门田安弘：《丰田生产方式》，对及时生产方式的综合思考，第2版，伦敦，1994年，第182页。

[④] 今井正明：持续改善公报，hiver 1988-1989。

[⑤] 伊安·海姆普森（Ian Hampson）：《精益生产和丰田生产方式——或，被遗忘的观念》，《经济与工业民主》1999年8月号，第373页。

[⑥] Geert van Hootegem & Frank Janssens (1993), Nieuwe arbeidsvormen aan de lopende band. Verslag van een field trip naar Saturn, NUMMI en Ford Atlanta, Steunpunt Werkgelegenheid Arbeid Vorming, Leuven, 1993, p.73.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17 9:52:57编辑过]

会飞的猫

韩德强：“泰勒制”是如何葬送民主的？

 

　　泰勒制是什么样的一种制度？跟民主有什么关系？什么是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为什么说历史发展进程是形式民主不断提高，但实质民主不断下降的过程？2004年8月8日下午3点，乌有之乡书吧邀请韩德强先生做客乌有之乡开放沙龙，与几十位听众针对民主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韩先生先介绍了泰勒如何研究出泰勒制的历史背景。然后介绍了泰勒制的实质以及泰勒制的艰难推广过程。泰勒制的实质就是通过工作的细致分解，使得熟练工人的工作可以被任何人替代，同时造成了大量的工人失业，从而降低了工人与老板讨价还价的能力。虽然泰勒制被称之为科学管理，但它削弱了实质民主，加强了老板的专制，使工人更加处于被老板任意宰割的弱势地位。所以遭到了工会的强烈抵制。于是美国在亲工会的民主党执政的1900-1919年期间，泰勒制推进很缓慢，直到作为大老板代言人的共和党于1920年上台后，解散了独立于公司的工会，成立了亲老板的黄色工会，泰勒制才得以广泛推广。尽管如此，泰勒制也只在美国、日本等工人力量很弱的地方才得以推广，在英、法、德等工会力量很强的国家泰勒制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也就是说，所谓“科学管理”实际上是跟专制联系在一起的。工人力量强，泰勒制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推广，工人力量弱，泰勒制就可以广泛推广。反之来看待民主，民主的程度实际上也得看工人和老板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当双方力量对比平衡时，就可以有民主，当双方力量对比失衡时，民根本无法做主。
　　所以对于社会来说，如果是削弱力量对比平衡性的，就是专制化的趋势，增强力量对比平衡性的，就是民主化的趋势。这样，实际上原始社会最民主。一是原始社会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都是一个个的小部落。部落与个人之间力量对比失衡程度不大。二是双方武器对称，都是石头和弓箭，部落首领想专制比较困难。而今天武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美国要防止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拥有原子弹，实际上就是以原子弹为后盾，加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专制。
　　为什么现在社会看起来我们的民主程度越来越高，比如我们可以有言论自由，但在具体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时，我们又感觉不到自己能做得了主呢？这就是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的差别。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两极力量对比悬殊，有了实力对比做后盾，就不怕有形式民主，比如言论自由。我有一千万，你只有一千块，你当然可以有言论自由了，你这一千块什么都干不了，无法办报，最多只能去复印，这个影响面非常小，比起我用一千万来操纵报纸，操纵网络，控制电视台来说，你那一千块对我构不成威胁，所以当然可以有形式民主了。这样，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越来越脱离，最后反而成了实质专制的掩护。
　　整个社会的历史都是实质民主下降的历史，也就是从混沌到有序。在人人自私的前提下，真正的实质民主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下才有可能。西方卢梭所向往的最民主的社会日内瓦共和国其实也就是小国寡民。由于卢梭对人民之间的实力差距悬殊缺乏认识，最后他所设计的三权分立制度恰恰被有钱人所利用。
　　最后韩先生又分析了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制度与现代西方民主专制制度的区别，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是一家天下，需要对长远负责，所以其自我克制能力强。而现在西方民主专制制度因为只有几年任期，对长远不负责任，所以总是将矛盾转嫁给下一任，自我克制能力差。最明显的是借以后的钱来搞工程。比如美国里根上台之前美国国债只有一万亿左右，但里根上台后借了两万亿，美国债达到三万亿，克林顿和布什上台后继续这样玩，现在美国国债已经达到六、七万亿美元。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不负责任性。极至就是可以用人民同意的名义发动战争。
　　当然，要不要有形式民主？要有！但是希望打通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不要让形式民主成为专制的漂亮外衣。这样一方面形式民主不可缺少，另一方面社会又向实质专制方向演化，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懂得民主，这样才能使得形式民主不被实质专制所利用。

 
　　附录：泰勒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劳资博弈过程

　　霍布斯鲍姆对工资和个人的工作量关系进行过系统研究，阐释了泰勒制的产生背景，可以帮助理解这个工人与雇主的博弈过程。

　　霍布斯鲍姆把整个19世纪作为的工资和工作量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地理范围包括英、法、比、美等国和拉美一些地区，他这个世纪分为三个时期：

　　19世纪中期以前为前工业时期：这个时期老板基本上不按照“游戏规则”办事，是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非熟练工人工资为准，熟练工人工资略微高一些，比例大约是3：2或者5：3，行业内部有非常明确的等级。

　　到19世纪中期为新工业时期：此时商品竞争激烈，前一时期的等级形式日益变为新工资形式。工人还没有学会游戏规则，雇主也不懂得提高劳动效率的方法，而是依靠延长劳动时间，此时雇主给府的工资都低于市场价格，工资没有和工作量同步增长。

　　到1873－1896年的大萧条期间：部分工人首次团结起来要求自己应得的东西，与前期相比工人生产率有停滞和下降的趋势，霍布斯鲍姆认为工人是故意如此，向雇主施加压力以取得额外的报酬。结果雇主的利润下降，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的斗争使得雇主也无法继续延长工时的老一套办法，只好在市场竞争和工人斗争的压力下，依靠改进技术和加强监督管理，来提高工人的单位工时效率。按成果付酬的工资形式和现在仍然流行的奖金制度，就是那时发明的，工程师开始被考虑进入成本计算系统，成本会计员是这一场运动的先锋，泰勒制就是这个时期的成就。最终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生产率普遍提高之后，计件工资又开始对雇主不利了，结果潮流又转回到计时工资。总的趋势是工资数量和劳动效率一起提高，工人和雇主都变着法子创造、利用和更改“游戏规则”。

　　“泰勒制”的出现说明在劳资博弈中间，雇主最终是“棋高一招”，由于力量对比关系已经明确了，基本上由此奠定了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并葬送了实质民主，也因此使得形式民主可以推行了。

会飞的猫

泰勒制的意义

 

　　一个伟大的理论只有通过简化才能够被大众所接受，但简化同样造成了大众对理论的误解。

　　一个在死后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人；一个影响了流水线生产方式产生的人；一个被社会主义伟大导师列宁推崇备至的人；一个影响了人类工业化进程的人。

　　一个由于视力被迫辍学的人；一个被工人称为野兽般残忍的人；一个与工会水火不容，被迫在国会上作证的人；一个被现代管理学者不断批判的人。

　　这个人就是泰勒，管理思想发展史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人。

　　现代管理科学的起点

　　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根本内容在于如何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但由于生产混乱，劳资关系紧张，工人“磨洋工”现象大量存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泰勒认为，企业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管理部门缺乏合理的工作定额，工人缺乏科学指导。因此，必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运用于管理实践，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科学地研究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日工作量，采用差别计件工资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实行管理的例外原则。1898到1901年期间泰勒在伯利恒钢铁公司将他的理论进行试验，并且大获成功。这引起了无数渴求科学知识的其他企业的向往，很多企业邀请他前去讲学和指导，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国陆军军械部、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等。在这些工厂中，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同样取得了成功，这导致了泰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专门以宣传科学管理为职业，也导致了世界第一个职业管理咨询师的产生。在泰勒及一大批同样杰出的追随者，如甘特、吉尔布雷斯等的推广下，科学管理运动兴盛一时。由于科学管理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为宗旨，以泰勒为首的工程师也因此被称为效率工程师。由于科学管理运动，1906年泰勒本人担任了声誉很高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主席。从1909年起，泰勒每年冬天都被邀请到哈佛大学讲课。可以说，上个世纪初期美国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就是以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为指导的，福特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就是其中的典型。在东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急切希望提高生产效率以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竞争。泰勒科学管理的神奇功效极大地鼓舞了列宁，他对泰勒制极为推崇。 他说，泰勒制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明，同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

　　至今，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依然被认为是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起点。正如著名管理学家厄威克所说：目前所谓现代管理方法，如果不说是绝大多数，至少有许多可以追溯到泰勒及其追随者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思想。德鲁克也在其经典著作《管理的实践》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说，泰勒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开始对工作进行研究的人。在这之前，人们只有关于人的知识、关于工具的知识，但是对工作本身毫无了解。正由于泰勒对工作的科学研究，才使得工人的生产效率能够成倍提高，才导致了现代管理学的产生。

　　简化导致误解

　　与大多数伟大的管理思想一样，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在获得荣誉的同时，也引起了世人极大的误解。在这一点上，泰勒尤其严重。早在1911年，工会就开始有组织地对泰勒制发动全面的斗争。工会认为，泰勒制是现代的奴隶制度，是资本家用来剥削工人的新方法，影响了工人的健康和工资，增加了工人的工作强度。由于工会的罢工，美国国会众议院组成了特别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泰勒被迫在4天的时间内出庭作证12个小时。证词中充满了工人对泰勒的尖锐提问和敌视。在学术界，泰勒制也一直被视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反面典型进行批判。人们批判泰勒有关经济人的假设，批判泰勒制造成了工人和管理层对立，批判泰勒制造计划和执行职能的分离。在今天，泰勒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反面理论而存在的，没有人认识到他的贡献和价值。然而，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的，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在如今同样也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只不过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真正了解他的思想而已。

　　一个伟大的理论只有通过简化才能够被大众所接受，但简化同样造成了大众对理论的误解。如今，人们认识到的科学管理只是工作时间研究、差别计件工资制、职能工长制等工具和方法。（1） 通过“动作研究”，制定“合理的日工作量”，这就是所谓工作定额原理；（2）挑选和培训出第一流的工人；（3）使工人的操作、工具、环境等标准化，即标准化原理；（4）实行计件工资制；(5)把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分开，前者由管理部门来承担；(6)实行职能工长制；(7)管理人员只保留对例外事项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这就是所谓的例外原则。科学管理确实是由这些工具构成的，但科学管理究竟是什么呢？泰勒说：“科学管理是过去就存在的各种要素的集成，即把原来的知识收集起来，加以分析、组合并归类成规律和规则，从而形成一门科学。通过科学管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彼此和睦相处，在对待各自职能方面，精神面貌上有了彻底改变，两者之间的职责有了新的分工，其亲密无间、友善协作的程度在过去的管理制度下是无法达到的。” （《科学管理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107～108页）

　　泰勒在国会上作证时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什么不是科学管理，什么是科学管理。

　　“科学管理不是一种有效率的方法，不是一种获得效率的方法，也不是一串或一批有效率的方法；科学管理不是一种计算成本的新制度，不是一种支付工人工资的新办法，不是一种计件工作制，不是一种奖金制度，不是一种付酬制度，也根本不是一种支配工人的计划；科学管理不是拿着秒表观察一个人的工作并记下他的情况；它不是工时研究，不是动作研究或对工人动作的分析；科学管理不是印制一大批表格并将表格发给一些人，而且说：‘这就是你们的制度，照着办吧’；不是分工工长制或职能工长制；不是在谈到科学管理时一般人所想到的任何方法，一般人在听到‘科学管理’这个词时就会想到一种或几种上面所谈到的方法，但是科学管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那么，科学管理在实质上包含着要求在任何一个具体机构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进行一场全面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待工作、同伴和雇主的义务上进行一种全面的心理革命。此外，科学管理也要求管理部门的人——工厂、监工、企业所有人、董事会——同样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管理部门的同事、对他们的工人和所有日常问题的责任上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没有双方的这种全面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转引自[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1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在过去，有效完成工作的知识只是以师傅传给徒弟的形式存在，没有人对如何更有效完成工作进行分析，没有人真正对工人的生产效率负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正是由于科学管理通过工作分析与工作执行的分离，才能够以科学的知识代替过去的经验，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协调代替分歧，最大的产出代替有限制的产出，才能够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管理职能、管理阶层的产生就是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的。科学管理的伟大意义也真是如此。

　　在今天，当我们再读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这本著作时，一方面需要管理学理论工作者和研究者认真阅读原著，把握原著的思想，不要囫囵吞枣，人云亦云；另外一个方面，历史往往不断重复过去。在如今的中国，科学管理的思想同样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当我们企业在强调细节管理、有效执行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在强调对工作的分析和研究。当我们在强调劳资合作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强调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工作，将蛋糕做大，从而双方都能够获益。最原始的思想往往也是最充满智慧、单纯和核心的思想。

会飞的猫

泰勒制的理性何在
杭宇／文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古典管理理论”，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科学管理”的理论成为现代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它的科学管理的思想对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泰勒明确提出管理是一门科学，他坚持把科学研究运用子日常的生产管理中去，使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成为真正的科学过程。从泰勒时代管理开始，从早期的经验管理阶段向以科学方法为手段的管理理性阶段过渡。
　　一、泰勒制的经济理性基础
　　资本主义管理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起源完全是由经济原因导致的，它是随着资本主义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它所管理的主要内容是经济的而非政治的，它主要表现为对大量企业经济活动以至国民经济的管理。国此经济因素是资本主义管理的主导因素，也是资本主义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对利润的不懈追求，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使财富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增加，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则也就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们的行为准则。这一准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它既是资本主义管理的理性基础，也是泰勒制产生的根本原因。泰勒正是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出发提出了他的科学理论，他认为不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是在追求经济利益的相同日的之下工作的，“雇员和雇主一样狡猾”，管理之所以可能，组织之所以能够维持，以及管理所要追求的唯一目标都是经济利益，因此劳资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他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人和雇主能够建立起合作关系共同追求财富，变斗争为合作，只要工人与雇主亲密协作就能使“单位产品的综合支出变小”，盈利增加。，最终使双方都能获益。泰勒明确指出“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同时也使雇员实现最大的富裕”。泰勒反复强调管理的中心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得更多的盈利，为此他提出了工时定额、标准化操作、差别计件付薪制等措施，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现对更大利益的追求。

　　二、泰勒制的人性论基础
　　“经济人”假设是泰勒制的人性论基础。“经济人”假设起源于“享乐主义”的哲学思想和亚当·斯密的关于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在19世纪初十分流行。该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人是经济化了的人，人们行动的唯一目的在于追求本身的最大利益，工作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基本的要点：1．大多数人天生懒惰，尽可能的想逃避劳动工作，他们没有雄心和责任心，不愿承担责任而宁愿有别人来领导和指挥，他们对组织的要求和目标漠不关心，他们缺乏理性，不能自律．易受他人影响。2．只有少数人是勤奋有抱负的，他们能自我激励、自我约束，乐意承担责任，富于理性，愿为组织献身。“经济人”仅设在管理理论中的反映就是认为：1．管理工作的重点是完成生产任务，提高工作效率。2．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划分是由天生的素质决定的，管理是少数人的事，被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听从指挥，服从命令。3．金钱是刺激职工生产的唯一因素，对职工要严格控制防止其消极怠工。与“经济人”假设相对应的管理措施重点是制定各种科学操作规程，严格的规章制度，加强对被管理者的控制，以金钱刺激来诱导被管理者努力工作。泰勒制正是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他以“时间一动作”分析为出发点，只考虑提高劳动生产率，无视工人的感情，将人变成了机器，他主张管理者与工人要严格分开，反对工人参加管理，他指出“管理就是一种行为的控制”，他强调的是“命令与统一”、“权威与服从”，他要求对工人进行严格的控制，甚至连工作中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出明确的规定。

　　三、泰勒制的科学理性
　　科学化管理是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高度发屋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比他的生产需要有更周密的计划、更严格的组织、更细致的分工和更好的协作，需要有经常性的合理的管理作为保证，因此自然经济时期的非理性的经验管理模式必然要被理性的科学管理模式所代替。泰勒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中）反复强调“科学”两个字，他认为“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科学管理是过去曹存在的诸种要素的结合，即把老的知识搜集起来、加以分析、组合并归纳成规律和条扣），于是构成一种科学”，他提出要“对一个工作的各个组成部分找出科学规律”，“科学的研究工人的工作，以科学的操作方法代替过去单凭经验的老方法”，要对—人“进行科学操作方法的培训”，一切工作都要“按照科学的原则进行”。当时企业的营理十分混乱，管理人员只凭经验和感觉进行管理，不对工作进行科学的分析，没有一定的计划和程序，一切放任自流；工人在工作中根据个人的经验和技能，任意选择工具，采取自认为合适的方法进行工作；作业的流程、材料的采购和运输即无一定的计划也无一定的程序。泰勒针对这些情况制定出一系列相应的措施方针以实现他管理科学化，①变模糊为明确使生产和管理活动明确化。首先：人员的职能分工明确化。泰勒将计划职能与生产操作分开，成立专门的计划部门承担计划工作，工人及部分工长只承担执行职能，并提出“职能工长制”，将班组长的职能分成8项职能由8人承担，使个人的职责变得十分明确；其二，工作量和工作时问明确化。泰勒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制定工人的工作定额，明确确定出工人用一定量的原材料所应完成的工作量和完成该工作量所需的工作时间。其三，工作程序的明确化。泰勒通过工时研究明确规定出完成一项工作所需的步骤、过程、基本动作，使工作程序更合理、更省时以提高劳动效率。其四：采用差别计件付薪制。即如果—人完成或超额完成定额，则定额内的部分连同超额部分按比正常单价的125％按件计酬，如不能完成定额则按正常单价的80％按件计酬，差别计件付薪制使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从而能提高。人的劳动积极性，大大地提高劳动效率。②变混乱为标准实现标准化生产。泰勒通过实验的方法制定出各种明确的规定、条例、标准、伏工人采用标准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的工具、机器和材料进行标准的工作，从而使生产标准化以提高生产效率。③定量化管理。泰勒明确的规定出——人的日工作量、工作时间以及不同的报酬等级以实现定量化管理，明确管理的内容和目标。

　　四、小结
　　泰勒制产生于19世纪末，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科学管理”理论也并非泰勒一人的发明，而是他将19世纪在英、美等国产生、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加以综合而成的一整套思想。它以资木主义的经济理性力理性基础，把增加个人的财富作为人的天职，把获得更多的利益作为人生的目的，把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受益作为行为的准则，因此泰勒错误地认为劳资双方的目标相同，都是想方设法的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利益，资方想付给工人最少的工资而获得最大的产出，劳方想付出最少的劳动而获得更高的工资，这就是矛盾的根本原因，只要提高生产效率使可分配的利润提高，工厂主和—人就能共同富裕矛盾便可解决、他根本无法认识到劳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制生产方式，在于资本家要无偿占有。人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因此他提出的“工人和雇主必须建立共同富裕的思想”“变斗争为合作”的所谓“完全的思想革命”是十分幼稚的；此外，泰勒提出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各种措施实质就是要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这也是当时企业主追求利润的方法从延长劳动时间向提高劳动强反转变的直接反映。泰勒的科学管理研究的对象是生产车间，研究的重心是解决具体的管理问题，他强调把科学实验的方法应用于生产管理并创造出一套科学管理的方法，他主张管理与生产分离。管理具体化，生产标准化，生产过程科学化，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管理及生产力伪发展。由此列宁在指出它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它的科学性，认为它包含了“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

海边儿的娃娃

飞猫真乃有心之人，把这么多关于泰勒的精品之文搜集到一起。收藏之。

 

从泰勒到福特，再到大野耐一，都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很长的时间，才逐渐把自己的思想及做法推广开来的；被误解、被鄙视、被排斥、被斥责都是家常便饭。想想也不奇怪，这样的思路，的确很难得到一线员工的支持，因为他们很难从中获益嘛。

说实话，现在很多中国制造企业流水一样更换一线工人，其鲜有晋升的机会，大多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心理和当年中国劳工给日本鬼子干活的心理也差不多，不秉着糊弄洋鬼子的心理就不错了，谁还管你什么改善？而得不到一线人员的支持，IE很难深入，以至于为了改善而改善，IE主管只对上负责，说得更难听点，部分人不过是在迫于上面的压力，为了自己的饭碗而制造数据而已。绝对值、△值，合并起来、拆解开来，那么多数据，总会能鼓捣个漂亮的吧。实在不行，咱整个项目，少看不看成本、单看收益。还有一种说法：即使没有切实效果，也能形成一种改善的氛围。好笑，“皇帝的新衣”新篇而已。这样的精益，对企业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娃娃保持怀疑。
尤其是娃娃不喜欢有些人的思路，就是想如何做套系统，随便换甚至每天都换上全新的一批一线员工，都毫不影响咱生产效率。“哎，要是都是最简单的拼装就好了，干嘛非得有个焊工之类的呢？”当真比泰勒还泰勒主义。

所以娃娃觉得，倒是日企的年功序列比较有利于精益改善的推广，一线员工可以在长时间的改善活动中逐渐提升自己，甚至有可能晋升为黑带。

意识问题，其实还是源于体制问题。对中国企业，如何才能在不改变大的框架下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娃娃觉得，还是得想办法把一部分改善收益有差异的推广给一线人员，使其能切实的感受到如果自己做了改善，便能使自己获得切实的收益；尤其是其相对于类似位置消极于改善的人员而言，能有一个看得到的差距。这种收益，包括经济利益、晋升空间、甚至一个名誉等（比如海尔采用的以改善者命名改善工艺或部件的方式）。

 

空谈而已，呵呵。

brainman

随着宝钢的成套设备引进，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工业改革是师从日本的，最典型的的标志是QC小组。

实行日本经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树立集体主义文化，九十年代后中国集体主义崩溃，个人主义开始泛滥，日本的经验便逐渐不灵了，泰勒制燃起了很多企业家的希望。

所以，管理制度的选择要依据社会文化与企业文化，你要是集体主义倾向，最好采用东方的管理思想，反之，主张个人主义倾向的企业，就要采取西方的管理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