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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速发展的背后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年，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初期相比有了巨大的提升，中国这架开动起来的庞大经济机器似乎有着取之不竭的动力，始终维持着远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直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国GDP的增长仍然不遑多让，GDP总量也跃居世界第二，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增长极获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
然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形象的背后，却是不断恶化的就业形势以及民众福利的普遍丧失，与经济增长相对应的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本土企业相对竞争力的不断弱化以及国民工资水平的持续降低，这种race to the bottom竟次的经济增长，其后果已全面显现。
中国人大多将国内与西方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作为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在政府官员的眼中这甚至成为了中国的奇禀异赋，是吸引外资的最大优势，然而事实上中国是完全没有必要非得走上这条发展道路的，起码在改革初期看不到这种必然性。人们大多只能看到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需不振，众多本土企业徘徊在破产的边缘，私有经济面临越来越艰难的处境，似乎一切都是全球经济形势造成的，却没有看到改革历程中中国私有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完全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而非跨国集团激烈竞争的后果，这背后体现的是中国核心体制与文化的历史延续，存在着必然的政治逻辑。
二、改革初期民营经济的崛起
在改革初期，即90年代上下， 由于刚刚解除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打破了财富禁忌，一时间下海者众，敢于吃螃蟹的越来越多，中国的民间力量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并表现出了强烈的生命力。在这期间，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各类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社会充满了活力，人们的创业激情被激发起来，为了追求财富，他们表现出近乎天方夜谭的想象力，在那个年代，中国到处流传着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从财富所有者的分布也可以看出，平民背景与官僚背景的富豪基本上是五五开的局面，这说明平民富翁在创造财富上毫不逊色，事实上由于后者利用了其官僚背景和行政权力，其能力的体现反倒不如前者。
尽管在这期间，出现的很多新兴企业多少带有一些“中国特色”，如盗版的横行催生了超强纠错VCD的生产企业，但这毕竟是后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阶段，就像日本、韩国那样通过对西方工业产品的模仿来逐步缩小与西方在技术上的差距，同时发展自身的经济实力。说到这里，大家就清楚了为什么笔者说中国完全没有必要走上后来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的竟次发展道路。
三、90年代后民营经济的衰弱
90年中后期，随着中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地方经济赖以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中央地方税收双轨制等，宣告着民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然结束。第一、金融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而金融资源被中央全面收紧使得地方经济发展乏力，缺乏有力的后盾;二、税收双轨制的直接后果是中央将所有的优质税源尽数收入囊中，而留下财政拮据的地方政府，不要说维持官员的福利，很多地方政府因此连官员工资都无法足额发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以塑造政绩，也为了改善自身的财政状况，吸引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唯一可行的手段，与此同时吸引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毫无节制的鼓励。
对地方政府来说，不惜一切代价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在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异常惨烈的程度，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地方上常见的引资组合，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人力成本的强行压制和对劳动者福利、权益的任意剥夺，使得中国成为跨国资本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试验田。
与此同时，与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对本土企业根深蒂固的歧视，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若算上企业经营必须支付的政府隐性成本，可见本土企业相对于跨国企业处于极为不利的竞争地位，这种情况的发生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现象，一个国家的政府拼命压制本土经济的发展，将庞大的国内市场拱手相让。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于是中国本土企业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沦为跨国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曾经风光无限的本土企业如今已悉数销声匿迹，民营经济的衰弱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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