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业界人士：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或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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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短缺问题在长三角地区已非新闻。根据本报记者日前在长三角地区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近期发生在长三角地区的“民工荒”，是企业用工制度长期缺失的必然反映。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官员和企业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或将终结。

企业：工人难招

　　“等到下个周末，都该交货了，招工还有什么用啊。”9月8日，记者见到孙小明时，他正在宁波市就业管理服务局三楼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大厅发牢骚。

　　孙是该市鄞州区一家服装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据他介绍，前不久，在公司惨淡经营了大半年后，突然接到了一笔较大的外贸服装订单，由于客 户要求交货的期限比较短，尽管公司员工日夜加班赶工，也无法保证在合同期内按时交货，于是在委托公司附近的多个职业介绍所广泛招工不得后，他来到了这里。

　　“来招工的企业太多了，职介中心称最快也要等10天后才能给安排摊位，这让他非常伤脑筋。”他对记者说。

　　与孙小明一样，宁波吉德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黎辉最近也为工厂招不到工而烦恼。“至少还缺100名工人。”他告诉本报记者，8月份以来， 吉德电器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曾多次到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设摊招工，但效果并不理想，没有招到什么人。他说，与以前相比，现在企业在人力资源市场已经明显处于 弱势。

　　“几天前，招是招来了10多个人，但第二天就走了一大半。”他苦笑着对记者说，那些每天在人力市场转悠的大多是些“油子”，不干活的。

　　据他介绍，在宁波的一些人力资源市场，专门有一批人整天蹲守着，一旦有企业前来招工，这些人就会随着招工的人前去，而到了企业后，他们并不是要求上班工作，而是提出各种让企业无法接受的要求，并赖在企业不走，要求企业给予经济补偿。

　　无独有偶，此前一天，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慈溪市采访时，宁波环球轮胎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忠伟也向记者谈及了这一现象。

　　郑忠伟告诉本报记者，前不久，他公司附近的一家企业因为订单增加而到本地的劳务市场登记找四五个工人，结果当天下午就有20—30个民 工来到该公司要求安排工作。当该公司负责人告诉他们，公司只需要四五个工人时，该批民工提出了要求：每人补偿1000元的来回车费和误工费。在惊动当地警 方后，公司最后给予每人500元的经济补偿，才把这批所谓的民工打发走。

民工：活儿不好找

　　按理说，企业招工困难，民工找工作就应该容易。果真如此吗？记者来到了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进行了采访。

　　“你公司是生产什么的？需要多少工人？需要男工吗？”9月8日，当本报记者在宁波市就业管理服务局门口截住王旭东了解情况时，突然从周 围冒出来10多个民工。记者环顾四周粗略统计，院内院外，或坐或站着不下200名民工，有的已经在这里蹲守了10天甚至半个月，还有的是刚下火车，行李都 没有来得及放下，就直奔到这里。

　　“耽搁不起啊。”一位来自江西余干的40多岁的汉子对本报记者说，像他们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人，要不是为了多挣几个钱，谁也不愿意 抛家弃业、不远千里外出务工。他告诉记者，他是三天前到宁波的，暂时寄住在一位同乡处，虽然不用交房租，甚至吃饭同乡也不收他的钱，“但出来是为了挣钱 的，尽快找到工作是他目前的急需。”

　　然而，三天下来，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连一次试工的机会也没有得到。“来招工的都是些小工厂，要的都是小青年。”他说。

　　但小青年称，工作也不好找。来自河南信阳的王旭东告诉记者，他毕业于家乡的一家技工学校，学的是镗床加工。三年前，经学校推荐到镇海一 家私营企业做机械加工，由于工厂规模不大，根本就没有双休日的概念，经常是有活就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干，无活时就休息，生活没有规律，工资也不高，几年下 来，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不但没有积蓄，还把胃弄坏了。

　　“想换一个工资高一些、环境好一些的工作。”他说，7月份，他与其他几个同事找到老板，要求能够每周日让他们按时休息，并增加一些工资，但老板坚决不同意，还把另一位同老板发生争执的同事开除了，这让他很伤心。

　　“老板太绝情了。”王旭东说，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求把工资提高到2000元，但老板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于是，7月底，他将辞职 报告交到了老板手中，干完8月份，9月1日就没有回公司去上班。“工作并不好找。”他告诉记者，辞职后，他天天都守在劳务市场和职介机构，但至今还没有找 到合适的工作。

缺工源于企业用工制度缺失

　　“这次一定要找一个规模大一点的工厂，至少得保证每周休息一天，并给我们上保险。”王旭东告诉记者，除了工资低和无休息日外，离开原先打工的工厂的原因是，社保医保等什么的都没有给他们上。“在深圳或其他地方打工的同学都有社保，而我没有，总觉得低人一等。”

　　对此，一位小企业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是我们不愿意多给工人工资，而是我们赚取的利润十分有限，给不起。”他告诉记者，在宁波不少与其企业一样的小企业已经陷入两难境地：不加工资则招不到工人；而加工资，生产成本则相应提高，企业就必然陷入亏损。

　　“‘民工荒’仅仅是低工资企业的‘民工荒’，宏一不存在民工短缺的问题。”9月10日，正在德国考察的慈溪宏一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沈国强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因为宏一公司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因此不仅没有出现招工难的情况，还有许多老员工要求介绍 亲戚朋友来公司工作。

　　他说，作为全球最大的欧式插座生产企业，宏一公司的生产、销售情况一直都很稳定，从而能有效保障员工的工资收入，而不会像一些中小企业那样，因经营不稳定而经常克扣、拖欠工人工资，甚至动不动就裁减工人。

　　“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宁波市政府副秘书长、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胜隽在接受中国经济时 报记者采访时说，帮助企业尽快建立新的用工制度，打造新型的企业和劳工之间的和谐劳动关系，是摆在各地政府和企业面前必须突破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