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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充满哲理的警世名言告诫我们的就是，经历过的切莫就让其轻易地过去了，要时刻反省，以成为今后永远的借鉴。我们共和国的六十年，值得深刻汲取的教训实在太多了，即便是在我们取得成就最为明显的经济领域也同样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新中国经济的真正崛起，是在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之后的这三十年，而在此前几乎一半的时间里，我们更多品尝的则是狂热、失落和苦涩。在建国之初，以毛主席为首的红色政权班底，都是搞武装斗争出身的革命硬汉，最恨的就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他们坚定地信奉那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一无产阶级的至理名言。在这种极端的革命精神指导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当然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市场经济那一套了。既然我们过去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实现那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在政权都是我们的了，当然要加快速度，跑步奔向共产主义了。于是，尽管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非常弱小，我们还是对其采取了口头上扶持、本质上抑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到了文革期间，终于将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工商户等统统划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对其实行了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时的中国经济从所有制上看，应该是很纯粹的社会主义化了，但其经济的发展活力却已经滑落到最为悲惨的状况，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在共产党人的革命情结中，和自己的敌人对着干是本能和必然的选择。即便这种极端的情绪化的幼稚经常使我们屡遭磨难，但坚强的革命意志却能始终支撑着“人定胜天”的信念。那句典型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革命口号，就是当时那种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中，面对刚刚拿到政权之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我们那些凭借“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理论打下江山的领袖们，恰恰忘记了这一根本的制胜法宝，只是按照革命导师们许多年前构思的共产主义场景及苏联老大哥的现成模式，就指挥中国经济建设的战车向着共产主义理想的远大目标，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密集的集团冲锋。他们为了使中国共产主义梦想实现的更加纯粹，不加区分地将发育上十分弱小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幼苗，残忍地扼杀在了襁褓之中。将苏联集体农庄的一大二公原样搬到了中国农村，搞起了后来证明是祸国殃民的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城市中，则全面推行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国务院充当起中国这个巨大工厂的管理班子，各个工厂统统成了只管埋头生产、没有原料采购及产品销售功能的生产车间和班组。在这种体制下，人的个性差别和需求统统被完全忽略掉了，劳动者和各个群体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完全依靠激昂的革命理想和政治教育来保证。这种完全无视人的本质需求、极端推崇精神万能的“政治挂帅”举国体制，曾经长期成为中国的主流管理模式。
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相对于人类历史上的杰出创造——市场经济的自由调节，是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首先，它将国家的积极性和每个企业的积极性完全对立了起来，剥夺了每个企业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细胞所必须具有的独立经营自主权，使企业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独立决定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不能灵活地决定企业的原料采购与产品销售，这一切本来充满个性化特征的企业行为，被国家统统大包大揽了下来，这样的经济体制运行不僵化就怪了。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者，其本质的个性化需求被完全无视了，工资几十年不变，各个岗位之间、不同技能工种之间的薪酬几乎没有多少差别。工人之间工作凭觉悟，呈现的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于是乎 ，在响亮的革命口号的遮掩下，工人们将以前糊弄小鬼子的“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的种种伎俩，用来对付我们共产党了，社会主义俨然成了滋生懒惰、愚昧的温床。其实，他们并非是真的要与共产党为敌啊，无非是在用这种消极的方式来对抗已经穷途末路的计划经济而已吧，或者说，这其实是具有致命缺陷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无法摆脱的弊端。。
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里，官员们关注的是一个被称为工业总产值的经济指标。那时这是衡量当时社会经济增长情况的主要指标，现在想来这个指标其实很荒唐，因为只要工厂将产品生产了出来，不论其质量好坏、是否卖出而被消费者和生产下端所接受，即便是一堆永远也没人要的废品和垃圾，也在它生产出来的时候，被计入了总产值的指标之中，完成了它对于政府、官员、企业的全部使命，至于以后的事情，就听天由命吧。在当时的那种体制之下，显然是不可能有人长远、实际地去进行问题思考的。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洗礼之后，当我亲身体验了市场经济的科学玄妙与无穷活力，结合那段计划经济阶段的实际体验，我觉得，计划经济的另一最大弊端是它从根本上扭曲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正常关系，废弃了价值规律等基本经济杠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调节作用。使全部的社会生产的组织者与生产者，统统成了一群聋子和瞎子，他们年复一年地辛苦劳作，但做的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些无用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那二十几年中，我们没有被自然灾害饿死、冻死，没有被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折腾死，那真是莫大的造化了呀。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了，但中国经济真正进入良性发展，还是自小平同志著名的南巡讲话的1992年之后。这以后也正是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真正确立的时段，如此计算，我们中国经济的黄金岁月至今不过才十七年啊。尽管这十七年在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上尚不足三分之一，但它的巨大能量却足以托起了共和国的全部辉煌成就啊。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中，中国的经济显示了其巨大的活力，有人将中国率先摆脱危机的困扰、很快走出了经济衰退的困局，归结为非市场化的行政干预的力量。显然，这是个十分荒谬的结论，没有在十几年市场经济风雨中历练成长起来的经济体系的强力支撑，行政力量从何而来？更何况这种行政干预如果没有强烈的市场经济导向，如何做到强而有利呢？更不要说如此强大的财政实力正式在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积累才形成的啊。总之，感谢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快车道，终于做出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相信再过四十年，当共和国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之时，那时的辉煌定会更令国人骄傲和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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