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职场小说《毕业三年》

易舟

在开始讲述我们的故事之前，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我，南枫，来自山东某个沿海小城。起这个名字并不是我老爸打麻将的时候忽然来的灵感，而是因为老爸告诉我说我们是唐朝勇将南霁云的后代。他十分敬仰南霁云之为人，想让自己的儿子也有南霁云的风范，故取名“南枫”。用这个“枫”字是为了让我的名字更有诗意一些，当然更主要的作用是可以和麻将牌区分开来。
　　优点：乐善好施，侠肝义胆，见义勇为，古道热肠，爱护环境。
　　缺点：虚伪，别人都说我帅，可我总是不肯承认。
　　
　　 老潘，我的大学同学。来自四川某市，长相酷似说相声的“大兵”，搞笑能力也不逊色于大兵。此人酷爱史书，爱好写作，从上大学的那一天开始就打算写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不过直到毕业还没有开始动笔。
　　优点：博学多才，自比“东方朔”。
　　缺点：食古不化，总是用古人的思维思考现代的问题。
　　
　　 程铭，也是我的大学同学，来自北国哈尔滨，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因此他是个混血儿，皮肤白皙，喉结很突出。程铭精通音乐，经常独自一人坐在阳台上弹着吉他唱着他自己创作的歌曲。
　　优点：帅
　　缺点：比我帅。
　　
　　下面再来介绍我们的学校。我们学校坐落于海淀区学院路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被几所名字很牛X的大学包围着。其实我们学校的名称也比较牛X，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全称中有“中国”两个字，叫做“中国XX大学”，我们简称它为“中国X大”。中国的大学在招生时，除了要靠名气以外还要靠名称的吸引力。名气可以通过广告获得，广告的作用对于民办大学不言而喻，如果他们不通过各种渠道做广告吸引生源就只能倒闭。因此连水泊梁山这样著名的民办大学也得做招生广告——他们的广告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称分金，小称分银”——每当梁山招生办的人下山打出这条广告，就可以招来几个高材生上山。而公办学校不能做这样的广告，只能够通过自身的名称吸引生源。我们刚上大学那年，全国高校改名风潮正盛，“理工”“科技”“综合”等词都是比较热门的词汇。大一的时候我们每天热衷的事情就是给我们学校改名，我们想把学校名称中的那个最能反应学校特色但是又多少有点土气的“XX”两字去掉，换成“科技”，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已经存在着“中国科技大学”，改成“中国综合科技理工大学”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略显冗长，最后我们参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是四个字的校名，将我们学校改名为“中国大学”，总之“中国”两个字不能丢。
　　
　　由于关于学校名称的问题讨论得过多，所以那些天我经常梦见自己进入了一个精神病院，看见一个人晃着硕大的脑袋在我面前对我说：用城市命名的就升级到以省来命名，以省来命名的就想办法升级到 “中国”两个字；“学院”一定要改为“大学”，“理工”啊，“科技”啊，“综合”啊这些词该加的都给他加上；这样的大学你说得多少分录取？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比重点线高个五六十分吧？高五六十分？！那是提档线！200%提档，你还别嫌高，还不降分录取，想考好大学的根本不在乎多复习两年。我们的口号就是：招生不求最好，但求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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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四年里，我们碌碌无为。到了大四那一年，我，老潘，程铭三个人共同决定放弃考研，直接走向社会工作。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每天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都不是考研时要考的东西，而考研要考的东西要我们自己在课余时间去报考研学习班才行，也就是说我们学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而我们却要每年交着学费，将这些无聊的课程一门一门地考过，以蹉跎岁月为代价换来一张毕业证。而且我们都厌烦了学校里的无聊日子，厌烦了每天吃食堂住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我们的想法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要我们从这个校园里走出去，就可以大有作为。所以我们三个同时决定，放弃考研，找份工作走向社会，开始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
　　
　　但是想找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找工作”本身就是一件相当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首先你要把自己从里到外重新包装一遍，要想参加面试就要先准备一套崭新的行头。这衣服不能太嘻皮，也不能太过庄重，因为像我们这种新闻专业，能找到的像样点的工作就是记者了，而记者一般不会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四处采访的。所以服装方面要选休闲一些的，但是在面试时又不能太过随意，所以要选择休闲中透着庄重的那种服饰。因此我们三个每人买了一套“与狼共舞”休闲男装，为了这套“与狼共舞”我们三个人省吃俭用一个月没沾荤——这说明“与狼共舞”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否则就要变成吃素的羊。接下来要选择好发型，我和老潘本来是绵羊似的一头烫发，但是为了把自己表现得简洁精悍以配合那套“与狼共舞”，我们俩都理成了寸头。而程铭始终不肯剪去他那一头飘逸的长发，并且在老潘我俩理成寸头后整天对着我们唱着迟志强的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每次都将我和老潘气得想抓住他揪光他的头发。
　　
　　寸头这种发型在中关村最为常见。以前我们逛街时，在中关村经常能看到理着这种发型的男人戴着金边眼镜，穿着白衬衣黑长裤，一手拎着手提电脑，一手在打手机，弓着瘦得像狼一样的身子行色匆匆地穿梭于中关村高耸林立的大厦之间。老潘看到这种景象后一脸无奈地说：“这就是生活”。而我的目光此时正停留在一个豪华宾馆门前一辆刚刚停下的奔驰S600上，车上下来珠光宝气的一对男女，酒店的门童从昏昏欲睡状态立刻调整成为点头哈腰状态。男的一边挽着美女，一边把车钥匙扔给门童去泊车，然后把手放在美女扭动的腰肢上，两人昂首走进酒店的金边旋转门，因此我充满羡慕地说“这就是的生活”。老潘诧异地望着我，以为我的志向是成为寸头的“挨踢”精英。而程铭的目光则停留在一个弹着吉他的流浪歌手的身上，自言自语地说：“这才是生活”
　　
　　包装完自己的外形后还要给自己设计一份好的简历。玩过“实况足球”这款游戏的人都知道游戏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人造人”，就是通过游戏参数的修改，造出一些世界足坛上本不存在的球员，这类球员的射门，速度，身高，头球等各项技术指标都可以由玩家自行设定成最高级，因此只要这些“人造人”在场上足可以击败世界上任何一支强队——我曾经把这些“人造人”署上中国球员的名字，用这支变态的队伍夺得了一次世界杯，结果惹得人神共愤，下楼的时候扭伤了脚。我们在编写简历的时候就充分发扬了这种“人造人”的娱乐精神，将自己的平时表现，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等各项指标都人为的设定成为最佳状态。等简历写出来以后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简历里的那个人是自己，然后把自认为平生最帅的照片找一张帖上去简历就算做好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通过各个渠道寻觅用人单位，把简历投过去，电子版和打印版的都行，最好是电子版的，这样对方看完后会随手给你回复，不用苦等，而且不用东奔西走，只要坐在宿舍里等对方的电话即可。
　　
　　面试的过程就是我们的身心备受打击的过程，在毕业生中经常“谈面色变”。有一次我们去在吃火锅，老潘用筷子小心翼翼地夹起一个鱼丸，正颤颤巍巍地往嘴里送，程铭忽然对他说：“面试！”老潘立刻浑身哆嗦，口吐白沫，送到嘴边的鱼丸掉在了桌子上。面试之所以这么可怕，是因为在面试中我们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歧视。首先是性别歧视，总得来说，我们新闻专业的男生找工作比女生要容易些。我估计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记者总是要出去采访，整天风吹日晒的，男生在接到紧急任务的时候只需要一瓶“大宝SOD蜜”就可以奔赴祖国各地，而女生则需要整理满满一包化妆品和换洗衣服才能出发。接下来是相貌气质还有身高等歧视，这些尚在我们可容忍的范围之内。最令我们不能容忍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歧视：比如年龄，近视，地域歧视（某省人比较倒霉，由于害群之马太多结果全省人跟着遭殃）等等，再比如去我们班一位去某公司应聘营销员的女生因为姓＂裴＂与＂赔＂谐音，惨遭out！还有一个同学因为属相与公司老板的属相犯忌讳，out ！跟老板死敌是同乡的，out ！喝酒不行的，out！整个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就如同一堆摆在地摊上的商品，任人家翻来捡去，这个时候什么“天之骄子”，什么“未来主人”这些罩在我们头上忽悠了我们十几年的头衔全部被丢在一边，我们的理想从“建设祖国”瞬间变成了“找碗饭吃”。
　　
　　我们宿舍的六个人决定了要一起留在北京。因为每个在北京生活超过一年的人都会对这座城市产生依赖感，而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四年，早就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不想再去重新适应一个陌生的城市。尽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们一再给我们宣传说其他城市生活压力小，空气新鲜，适合生存云云，但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只要能够毕业后还混迹在北京的版图以内就是一种胜利，所以很多外省市的好工作都被我们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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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好简历并不能够一定找到好工作，因为简历里面还有一项硬指标谁都无法更改——那就是大学成绩单。大四上半学期，我们学校开设了一门“就业指导”选修课，目的是教会那些毕业生如何把自己推销出去，并且卖上一个好价钱。我觉得这门课程不错，可以在每周上课的时候认识一些其他系的待价而沽的毕业生，了解一下就业行情，能够知道给自己最低打几折。只是我忽略了这门选修课的结业方式是“考试”而不是“考核”。开设这门课的老师觉得既然是考试，就一定要有人不及格才行，而在学期末这门课考试的时候，我已经去了一家单位实习，被派往天津进行采访。当我接到这门课的考试通知后，询问老师能不能延期考试，指导中心的老师用坚定的口气告诉我，不行！这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考试。然后她又换上一副温柔婉转的语调对我说，参加了这门考试会对你的就业大有帮助。好像我参加考试时发给我的不是考卷而是就业合同一样。于是我从天津一路狂奔回到了北京，而回到北京后正好赶上周末堵车，因此冲进考场时已经开考十五分钟。下面我对这门“对我的就业大有帮助”的考试内容举例如下：
　　 问：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电话号码是？
　　 答：8233XXXX，（我们宿舍的电话号码）
　　 问：你是否已做好就业准备？
　　 答：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学校是否会同意我在宿舍里继续住下去？
　　 问：你认为学校在就业方面还需要给同学们提供哪些帮助
　　 答：需要给每位同学提供一份比就业指导中心老师年薪高的工作。
　　 问：简述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作用。
　　 答：可以给学校的老师们多提供一个打牌吃零食和上网聊天的场所。
　　这样的回答是因为我对学校不能通融我延期考试而产生的满腹怨恨所致。而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我的成绩单上多了一个“不及格”科目，结果因为这个“不及格”而最终没能获得北京户口，也就没能和那家单位正式签约。这很幽默，我因为上了学校的“就业指导”课而最终没能顺利就业。四年来我一直在调侃着学校，毕业时学校用这样的方式调侃了我。
　　
　　临近毕业时，我才找到一份工作，给宣武区的一家小有名气的杂志社当娱乐记者，从此我成了一名“娱记”。这份工作没有户口，没有保险，甚至连合同也没签。程铭由于没有通过英语四级，所以不奢望能够拥有北京户口，反而放手去搏，找了一家待遇不错的房地产公司，负责统计拆迁面积，公司的地址在昌平区。我们三个人中只有老潘考上了国家公务员，如愿地拥有了北京户口，只是单位的位置离我们较远，在大兴区。这样加上我们宿舍另外已经留校读研的三个人：浩子，超人和小兵，我们寝室的六个人全都留在了北京。
　　
　　 准确的说我应该是漂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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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毕业的前一个星期，我们班所有同学一起吃了散伙饭。散伙饭的气氛很伤感，那天下着很大的雨，酒店包厢里的音响不停地放着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听着听着我们全都抱头痛哭，女生们也不再是掩面低泣，而是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哭泣理由，为逝去的岁月，逝去的青春，逝去的爱情。最后所有的人一起用眼泪祭奠自己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一段日子的逝去。每当有人来跟我碰杯时，我都会一饮而尽，并且努力地将眼前的这个人的形象定格在头脑里，因为喝完这一杯酒，再想要见到眼前的这个人就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了，有的人甚至可能一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了。散伙饭过后的第二天，班里的人就开始陆续走掉，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会发现有人已经离开，班级的几个宿舍逐渐变得空荡荡的，我的心也开始变得空荡荡的，因为我的大学生活已经分散在这些同学的身上，被他们带到了天南海北。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背负着别人的一段回忆。
　　
　　六月三十日是我们离校的日子，这一天是我们真正的毕业日。我和老潘，程铭先帮助浩子，超人，小兵把他们的东西搬到学校的研究生宿舍。由于他们读的都是本专业的研究生，所以他们三个又被分在了一个宿舍，这一点让我们三个羡慕不已。帮他们搬完东西，我们六个人又回到寝室，老潘我们三个开始把自己的东西打包，能带走的都带走了，不能带走的像电脑桌之类的东西就都送给了他们三个。收拾完东西后，我们打电话找了搬家公司来帮我们把东西运到我们的新住处。在搬家公司派车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又各自坐在空荡荡的床板上开始聊天，一如四年前我们走进这间宿舍刚刚相识时的情景。
　　
　　大学生活就像一阵带着清香的微风从我们的身上轻轻掠过。微风过后，我们愣愣地站在原地，意犹未尽地回味着风中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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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后，我在宣武区天桥附近的某个胡同的某个四合院内租了一间很小的屋子。那个四合院坐落在一条巷子的深处，四合院里面又盖了很多间房子，形成了很多更小的胡同，这些胡同非常之窄，只能容一个人通行。有一次两个哥们儿吃完午饭尝试在小胡同里进行侧身交汇，结果这俩哥们儿被挤在原地，半天动弹不得，一度造成院子里的交通堵塞。
　　
　　小胡同两侧住着许多租房的人，大部分都是和我一样北漂的年轻人。我的那间屋子坐落在四合院的最深处，面积只有几平米大。因此屋子里只能够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而桌子也很小，只能勉强放下我的电脑和几本书。屋子小得像个帐篷，因此我称它为“小帐篷”，不过还好我不需要把鞋放在“小帐篷”外。其实这院子里的大多数人都住着这样的房子，如果要自己做饭，就必须把煤气灶放在外面的屋檐下，每天在门口做好饭，端到屋子里来吃。下雨的时候有的房子还会漏雨，这时住在这屋里的哥们儿就要在床的中央放上一个盆接水,而人要像蛇一样绕盆而睡。久而久之，这哥们儿的睡姿便逐渐变成了C字型。
　　
　　虽然在这里居住有着诸多的不便之处，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里。看惯了外面的高楼大厦，现在我才觉得这条小胡同里才是最纯粹的北京。这里有狭窄而悠长的胡同，有青砖灰瓦的四合院，下雨的时候，整个巷子就像是一幅水墨画。四合院的门口会有须发斑白的老人倚门而望，有的四合院内还会有参天的古树（那大树会从某一家的房子里长出来），抬头望望房顶上，偶尔还可能看到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兽脊。秋高气爽的时节，参天古树的树叶会一片一片的随风飘落，古树上面的天空中有成群带着哨声的信鸽飞过，消失在远处的楼群间。这时候，我就会想起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北京的秋天的确让人陶醉。这里距离陶然亭公园比较近，我专程去了一趟那里去寻找那篇散文中的陶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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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清晨，我从“小帐篷”里面钻出来，穿过一条被我称为“一线天”的小胡同，来到院内的自来水龙头旁洗漱完毕，然后推着自行车七拐八拐地从四合院内出来，到巷子口买一份煎饼果子，然后边骑车边吃，到报社时刚好将那个煎饼果子消灭完。途中我要经过菜市口，这是清朝的罪犯们被批量问斩的地方，所以每次经过这里我都下意识地缩缩脖子。
　　
　　刚上班的第一天，报社先发给了我半个月的工资。我很是激动，因为从这一天起我就正式告别了十几年的学生生涯，开始了自己生命中一段全新的旅程。而且从这时起，我就可以实现经济独立了。尽管我们这一代人从刚懂事的时候起就整天跟父母嚷嚷着要独立，但其实只有在经济上独立时，我们才能够真正挺直腰板地向老爸老妈宣读自己的独立宣言。所以这一天我会牢牢地记住，因为它在我的生命旅程中，拥有划时代的意义。
　　
　　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去见杂志社的主编。我们的主编四十多岁，头发所剩无多，是典型的“地方支援中央”发型。初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球。他的硕大的头颅，高高隆起的肚腩，以及他丰满的臀部，无不完美地诠释了“球”的概念，连他的手指肚都是圆的。他穿了一件粉色的衬衣，戴了一副窄窄的黑框眼睛，努力使自己看上去显得比较年轻。他先听了我的自我介绍，然后坐在转椅上挺起他那圆圆的肚腩，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给我部署工作任务。我近期的工作就是跟报社里的一位资深娱记学习如何发现新闻线索，并且和他一起四处搜集有关明星的娱乐新闻，然后写成新闻稿报道。“年轻人，腿要勤，眼要细，头脑要敏锐，多跑一跑，肯定能搞到一些独家爆料的东西，或者是拍到一些有价值的照片。”说到这里他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眼镜后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圆圆的肚子几乎要撑破衬衫。我当时产生了幻觉，觉得他的胸部以下腿部以上那浑圆的物体是一个气球，而我从上幼儿园时起见到气球就想用针刺破它，所以好几次我都想拿起桌上的圆珠笔向主编的肚子上扎去，不过还好我控制住了自己的这个冲动,不然报社的人还以为我是他们竞争对手派来的刺客。
　　
　　刚开始的的三个月，我的工作比较轻松，就是参加一些明星的新闻发布会，报道一些有明星出席的社会活动。在这种活动上采访比较轻松，而且如果碰到唱片公司为明星开一些庆功会之类的活动我们还会获得一些礼物和免费的自助餐。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按时出现在发布会现场，稍微需要付出一点体力的地方就是要和别的媒体争抢更有利的摄像位置，但是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遵守先来后到的规则或者是服从组织者的安排。老潘对我的工作羡慕不已，因为我经常能够近距离接触到他只在荧屏上见到的明星，还能和他们合影获得他们的签名，因此老潘总是会跟我索要一些明星的签名和照片。老潘把所有我和明星合影的照片全部拿去，扫描成电子版后把我的脑袋“PS”掉换成他的脑袋然后再将照片冲洗出来放进自己的相册。这样的照片看得多了，老潘便分不清照片里到底谁是明星，有一次“PS”时把明星的脑袋给拿掉换上了自己的脑袋，于是我俩又多了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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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记”这个行当其实很辛苦，因为我们经常要体会东郭先生的无奈：明星们在还是新人的时候对我们的称呼是“媒体朋友”或者“记者老师”，而在被娱记们捧红以后则一脸厌恶地把我们叫做“狗仔队”；此外，明星们还经常放我们的鸽子，新闻发布会上明星迟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稍微有点礼貌的明星会告诉我们是因为“塞车”或者是“档期有问题”，而大部分明星连一点歉意的表现和解释都没有。因此我们常常为了明星们的几句“感谢XXTV，感谢XX唱片公司，感谢支持我的歌迷朋友”之类的废话而苦等几个小时。
　　
　　这样做了三个多月后，主编不再满足于我们的这种新闻报道，因为发布会的新闻是各个媒体人所共知的东西，而最近几个月，我们的杂志销量出现下滑趋势，所以他开始催促我们通过一些特殊渠道搞到一些独家报道的东西以提高我们杂志的竞争力。至于什么是“特殊渠道”他没有说，但是那位资深娱记告诉我说不外乎是“做套”，偷拍等手段。“做套”就是在提问明星问题时设置一些语言陷阱，从明星嘴里套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做套”现在比较困难，因为明星们一般都身经百战了，口风极严，稍微问点活动以外的问题就立刻左顾右盼而言他，装疯卖傻或者干脆“无可奉告”，想要套出些有价值的信息很难；而“偷拍”则需要知道明星的住址和经常活动的场所，而且还要有“线人”——也就是明星身边的工作人员诸如保姆，厨师，御用化妆师等人——提供的一些有偿情报，然后娱记们就要根据这些情报提前去明星可能出现的地方潜伏，期待着能偷拍到明星们的一些隐私。
　　
　　跟我一起的那位资深娱记名叫周伟，我们社里人都称他为“伟哥”，因为叫了这个能给男人女人都带来幸福的名字，所以他在社里的同事中有着极好的人缘。伟哥就有几个这样的线人，他还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满了明星的住址，据说都是他通过“蹲点”确认过的，这个本子他爱如至宝，随身携带，任何人都不给看。而他能够在这个行业混成“资深”与他的这个小本子也有很大关系，每当主编需要一些独家报道的时候，他就联系一些线人，然后通过本子上的地址去蹲点偷拍。不过我认为这种守株待兔的办法似乎有点傻气，因为我们要像狙击手似得埋伏半天，然后抓拍明星的瞬间姿态，常常是蹲点一整天才能拍到一些模糊不清的照片，或者是戴着墨镜和口罩的明星照片，还不如我戴上墨镜和口罩装成明星让他拍呢。总之这样的成果肯定不能令主编满意，因为他看了一眼我们的照片就将它扔在地上说，你俩不如去动物园偷拍大熊猫。于是我建议我们应该主动出击，比如想办法挑起两个明星在博客上打嘴架，或者干脆在新闻发布会上故意激怒明星让他们当众失态甚至动手打人等等，反正大家都需要炒作。伟哥听了我的想法后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这些手段已经过时了。
　　
　　事实证明，我的这些伎俩确实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明星们已经越来越聪明，大牌明星不会轻易上当，而一些急于炒作自己的新人在博客上再怎么变换名字夸自己也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我的多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而且用这种办法搞来的新闻也不是独家报道的，距离主任的要求还有些距离。而主编的耐性越来越差，于是我不得不跟着那位资深娱记干起了偷拍的勾当。因为“偷拍”这个手段在娱记的行业中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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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十月里的某一天，我们接到线人举报，某个天王级的“腕儿”将去密会某个天后级的“腕儿”，届时两个“腕儿”可能会一同回到位于京郊的别墅。接到这个线索后我俩很是振奋，立刻骑一辆越野摩托来到那所别墅附近进行蹲点，之所以骑越野摩托是为了被发现后便于逃跑。到达地点后，我们先把摩托车藏好，然后找到一个适合拍摄的草丛中进行潜伏，我负责放风，他则拿着长焦相机随时准备抓拍。这项工作的确很刺激，我甚至希望对方能够发现我俩，然后几辆汽车同时追了出来，和我俩的摩托展开一场街头追逐，而我俩则依靠高超的车技一路上飞檐走壁，搞得街上鸡飞狗跳大人哭小孩叫，然后我们在十字路口玩了一个漂移，使几个路口处冲出来的汽车因刹不住车而相撞在一起，在我们身后爆炸，升起一团蘑菇云。最终我们甩掉了他们，回到杂志社将那“有价值”的照片很酷地甩到主编的桌上，然后在他的桌子上信手拿起一根烟叼在嘴上，主编赶紧掏出打火机双手给我把烟点上……激动的心情让我忘记了我现在所做的其实是很龌龊的偷窥勾当。
　　
　　我俩边等边聊，伟哥告诉我说，他的偷拍技巧都是跟我们主编学的，他刚来报社的时候也像我一样，跟着主编（当时是娱记）出来偷拍，开始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刺激，做的多了也就没有了感觉。伟哥说我们的主编很有敬业精神，在主编还是我们杂志社里的小角色的时候，为了偷拍王菲，他在一条胡同口假装成小贩摆了好几天的地摊。听了他的描述，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这样的景象：主编獐头鼠目地蹲在一个胡同口，在地上铺着一张床单，上面摆满袜子口罩等小杂物。然后他将照相机从买东西的人的两腿中间瞄准王菲所住的四合院，因此到他的小摊上购物时必须按照他指定的姿势站好才能买到想要的东西。每当那四合院有点风吹草动时，他就对正在买东西的人喊一声“不许动！”，然后迅速趴在地上，从那人裆下向那四合院的门口一通猛拍。而那买东西的人则吓得站在原地，双手举过头顶，浑身颤抖。经常有人被他吓得尿了裤子，所以他后来改用了防水相机。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某一天的黄昏他拍到了王菲和窦唯从那四合院里出来牵手漫步的照片，随即发布了这一新闻，令我们的杂志社名声大振，主编从此一举成名。我这才明白那天主编跟我说“拍到一些有价值的照片”的时候为什么会突然笑出来，大概是沉浸在自己偷拍王菲成功后的幸福回忆中了。主编那么圆，蹲在地上摆了几天小摊也真够难为他的，确实很敬业，不过也许他是在当了主编以后才变成一个球的。
　　
　　我们来到京郊那所别墅的时候是晚上5点，等到5点半的时候看到别墅的大门开了，从里面驶出一辆沃尔沃越野车，这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我们隐约看见车的后排坐着戴棒球帽的人，大概就是那个“腕儿”，然后别墅的大门就紧紧地关闭了，伟哥说看来有门儿，今晚的确要有故事发生。接下来我们聊天到深夜，而那所别墅的铁门像焊死了一样纹丝不动，也不见那辆沃尔沃回来。困意袭来，我俩像两只警觉的兔子一样，微闭着眼睛“假寐”，听到一点动静立刻就向别墅的大门处张望，可惜，那别墅的大门一晚上都没曾打开过。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也没见那对“腕儿”的出现，他们也许在某一家高级宾馆暗自销魂，而我和伟哥却在草丛里趴了一夜。伟哥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失望地说：“走吧，看来这一趟走空了”，而我则很愤怒，质疑他的线人的可靠性，伟哥对此不置可否，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会习惯的。
　　
　　我俩从郊区赶回报社时已经是早上九点。眼看要迟到了，于是我们顾不上换掉被露水打湿的衣服，急匆匆地冲进了办公室。我发现自己刚刚离开校园才一年多，我的熬夜能力就大不如前了。回想在学校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大四的下半学期，我过得是完全黑白颠倒的生活，那半年我们宿舍执行的是西半球的作息时间，每天夜里我们几个都要一起玩魔兽到天亮。天亮时，我们互道早安，然后各自回床睡觉。那时我们宿舍的窗子是朝东的，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日出的壮丽景色——等到太阳升起来以后，我们就拉上窗帘开始睡觉。谁知离开学校执行了一年的正常作息时间后，我的熬夜能力就大大下降了，昨晚才熬了一夜，我就觉得嗓子发干，眼睛发涩，而且脸上冒出了久违了的痘痘。来到办公室，我感觉到脑袋昏昏沉沉，于是趴在桌上睡了起来。
　　
　　刚睡着，便被一阵敲桌子的声音惊醒，我抬头看见主编正一脸怒气地站在我的桌前，用食指的关节使劲地敲着桌子。接着我被主编带到了他的办公室，主编坐在他的真皮转椅上，挺着浑圆的肚子向我嚷嚷，快一个月了也拿不出点有用的东西，上班还他妈的睡觉，猪脑子云云。而我由于昨晚被放鸽子憋了一肚子火正没有地方发泄，所以忍不住申辩几句，主编没想到我还敢还口，立刻激动起来，脖子涨得很粗地骂了起来，将我称作傻X，我也终于忍不住拿起桌上的圆珠笔向他的“气球”扎去，做了自己一直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然后我冲出主编的办公室，留下主编一个人在屋子里杀猪似的嚎叫。从此我离开了那家杂志社，再也没有回去过。
　　
　　就这样，我在工作了四个月后，失去了工作。我也终于摆脱了狗仔队的身份，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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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我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搬进了学校的研究生宿舍。因为我不需要再每天骑着自行车叼着煎饼匆匆忙忙地去杂志上报道，而且我的那间“小帐篷”在冬季没有任何取暖措施，我在里面差点被冻成一块冰雕。但我还不是那院子里最倒霉的，最倒霉的是屋子漏雨的那个哥们，他醒来时发现一根冰凌像匕首一样钉在了床上，而那根冰凌正是从漏雨的那个洞形成的——外面的雪都融化了，他的屋里却还能够结冰。幸亏那哥们的睡姿是C字型的，才幸免于难。此时正好浩子从研究生宿舍搬出去和他女朋友租房住，所以我就住在了他的床上。超人和小兵热烈欢迎我的回归，从此我又过起了学生时代那种黑白颠倒的生活，还好我现在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正需要黑白颠倒地写作创收。
　　
　　白天我总是拿着各种杂志仔细端详以揣摩各个杂志社主编的口味，然后在深夜写出投其所好的文章来投稿。我主要靠写一些男孩女孩的纯情文章来赚取杂志社的稿费和少男少女的眼泪。此外，我还写过一些风花雪月的散文，一些奇幻玄妙的科幻小说，甚至还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都市小资，用“莫小来”“张小闲”这样的笔名发表一些感悟生活的小文章，当然这都是为生计所迫。我偶尔也在学校的报纸上发表点描写校园生活所么美好的现代诗来练练笔，虽然学校里有很多人都在写这种诗，但是他们都没有我写得发自肺腑——校园生活要等到失去它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美好。所以几个月下来，我居然在学校混得小有名气。
　　
　　一天，我正在宿舍里光着膀子在电脑前构思一个穿越时空的爱情小说时，突然进来一个一身朋克打扮，打着鼻钉和唇环的人前来找我。我疑惑地看着他，他说明了来意：原来这家伙叫郑垒，是附近一所私立学校大一的学生，想要成立一个乐队，他认为自己是周杰伦一样的作曲天才，所以想找个方文山似的填词高手为自己添一首好词作为乐队的主打歌。由于我的小有名气，他便找到了我，想让我给他写一首“很有韵味”的歌词，我问他什么是“很有韵味”的歌词，他耐心地告诉我说，就是歌词中要有充满诗意并且上下押韵的句子，而且越长越好，他要做大段的贯口说唱。他说话的时候他下唇上的唇环随着他的下唇上下跳动，唇环的洞居然没有漏风影响到他说话。我问他是否要当这个乐队的主唱，他说是。于是我立刻答应了他，其实我感兴趣的是这家伙的唇环在说唱的时候是否会掉下来或者被自己不小心吞进肚子里去。
　　
　　两天后，我给郑垒写了一首歌词。写这篇歌词时，我正在一部小说里让男主角思考人生，于是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汪国维所说的那三种人生境界，于是我在给郑垒的歌词结尾部分把两首宋词叠了起来。这两首词正是汪国维所说的人生境界中的两种，而这两首宋词刚好押韵：
　　栏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摇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默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篇歌词很符合他“很有韵味”的要求，因为宋词本来就是押韵的；而且也符合他“越长越好”的要求，因为这是两首宋词叠起来的，估计够他背诵半个月，要是他嫌短我还可以再加几首上去。郑垒看后十分满意，请我和他的乐队成员一起吃了顿饭。我看到他的乐队成员共有四个，都是十八九岁的样子，在我看来他们好像都是睡眠不足，眼圈发黑，而且个个自虐现象严重：有一个自称是鼓手的家伙在头上打了一排头钉，光光的头皮上竖起几枚尖朝上的钉子，下唇上还有两枚钉子，像鲶鱼的须一样；另一个自称是键盘的家伙在下唇上镶了一个唇镜，透过那个放大镜你可以看到他的下牙花子上沾着的韭菜叶；还有一个自称是贝司手的家伙把舌头从中间割开变成了两半，因此他说话的时候我总是觉得眼前面对的是一条蛇，而且还是眼镜蛇，因为他不仅舌头分叉，而且还戴着一副眼镜。看了他们几个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的乐队要郑垒当主唱——因为他的嘴部受伤害程度最轻。这四个哥们的酒量都很差，但又想做出海量的姿态，我一个人应付他们四个绰绰有余，几轮下来他们就开始醉眼惺忪了。我怕再喝下去他们都会趴到桌子底下，而服务员会径直走到我的面前要求我付账。所以我先发制人，赶紧装作喝醉的样子趴倒在桌子上。结果他们几个还很够意思，尽管自己已经开始走“猫步”，但还是轮流把我架回了宿舍。分手的时候我睁开双眼认真地告诉郑垒，他可以在身体两侧锁骨上下各穿一个洞，这样他的身上就可以再戴两个环了。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我忘记告诉他那是古代的一种酷刑。
　　
　　那天我喝了很多酒，所以晚上去很多次厕所。撒尿时我习惯性地吹着口哨抬起头来——我不记得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抬着头撒尿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男人在撒尿过程中不再是低着头而是高高扬起自己骄傲的头颅时，就说明这个男人已经成熟了——这时我发现厕所的墙上贴了一张宣传画，画的是一个浓眉大眼一腔怒火的解放军战士手持冲锋枪，而解放军战士的头顶上则一语双关地写着：同志们，冲啊！我觉得这个标语贴得很及时，因为我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工作的这半年，总是能够遇到上完厕所不冲水的人。我曾经试图通过换位思考去理解他们，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踏了一脚那个冲水踏板而累得晕倒，所以上厕所不冲水肯定不是身体方面的原因，那就只能说明这种人的精神方面有问题，如果精神方面也没问题那就只能是道德方面有问题；如果这个人的身体、精神和道德方面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只能是厕所的冲水系统有问题了。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方式也很幽默，顺序完全是颠倒的：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看到的标语是“爱党爱国爱人民”；上中学时每天看到得标语是“团结活泼奋发图强”，上大学后每天看到的标语是“严禁随地吐痰”；而如今我在研究生楼的厕所里看到的标语则是学校有些无奈地教给我们上完厕所以后该做的事情：“同志们，冲啊！”，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博士生宿舍楼里的标语就应该是“睡前请记得撒尿！”。

易舟

10
　　
　　转眼到了工作以后的第一个元旦佳节，我们又齐聚在学校的研究生宿舍。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因为我们三个工作后都没有更合适的聚会场所。我在宣武区时的那间“小帐篷”根本不可能容纳超过三个人。老潘单位的宿舍倒是挺宽敞，两个人一间，设施齐全。但是他们单位最不近人情的地方是单身宿舍不允许非本单位人员入内，所以我们每次去看望老潘都是在楼道内的传达室等待，等待传达室的大妈打电话叫老潘下来和我们见面，像是探监一样。因此我们每次离开的时候对老潘说的都是：好好改造，争取减刑，别给政府添麻烦。而老潘也很苦闷，他生活在那个单位的大院里，吃饭有食堂，住宿有宿舍，跟上大学时一样，生活毫无生气可言，老潘自己的感觉是从一个监狱转移到了另一个监狱。程铭由于单位有租房补助，所以居住条件好一些，和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人租了一套两居室，一人一间卧室，客厅公用。但是他那里离我们又太远，所以我和老潘只去过他那里一次。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的每次的聚会地点就是我现在所居住的研究生宿舍，更何况现在我们队伍中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居住在这里，这里自然而然就是我们的大本营。
　　
　　等到人都聚齐后，我们六人又浩浩荡荡地奔往五道口，去寻找我们以前常去的自助火锅。
　　五道口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充斥着各国留学生，各地民工和来北京观光的旅游者，拥挤的街道两旁排满了成都小吃，吉野家，韩国料理等小吃店。因此走在五道口的马路上你会发现各种各样怪异打扮的人从各种各样的小吃店里进进出出，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五道口特有的味道，这味道是由路边的麻辣烫、羊肉串、臭豆腐、爆米花和各种蔬菜水果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产生的。五道口最著名的地方当属这里的服装市场，那幢两层楼里面有着各种款式假名牌衣服，价钱极其便宜，一百块钱足够你在这里买一件耐克的T恤加一条阿迪运动裤再加一双彪马的跑鞋，而在五道口想买一件不是上述三种品牌的衣服相当困难。我曾经疑惑过为什么这里不生产一些假“特步”之类的国产名牌，后来仔细研究了“耐克”和“特步”的商标图形后我恍然大悟，耐克的商标是一个象征“正确”的钩子，而特步的商标则是一个象征“错误”的叉子，附近大学的学生们为了期末考试能够顺利通过，当然会选择商标形象颇为吉利的耐克。
　　
　　我们要去的那个自助火锅在五道口一带比较有名，门口一个巨大的牌子上写着：20元一位，啤酒免费。我不由得想起了大四那年的元旦我们六个来这里时的情景，由于元旦当天来此就餐的人实在太多，那天这里的老板把就餐时间由九十分钟改改成了六十分钟。因此我们几个一入座后，立刻有服务员为我们端来了火锅，并且就站在那里为我们服务，实际上是督促我们吃饭不要超时。但就餐时间缩短对于分工明确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我们并不算难题，所以我们立刻展开行动：我和浩子去拿肉片；老潘去拿啤酒；小兵负责蔬菜；程铭个子最高，负责扫荡最上层的水果；超人眼睛度数最高且行动比较迟缓，所以留守餐桌，负责把我们的战利品摆放整齐。尽管我们在吃自助之前我们已经饿了一天，但是各自的工作仍然做的有条不紊。等到东西拿齐了以后我们立刻开始埋头大吃，没有一个人说话。许久，老潘才举起酒杯说号召大家共同干一杯，所有人才想起来其实我们是来欢度新年的，这才纷纷抬起头来一起说了一声“新年快乐”，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继续低着头猛吃。快要吃完的时候，浩子故意把筷子掉在了地上，让那个小服务员去拿一双新筷子，那个服务员刚一转身，我们立刻把桌上的水果塞进各自的口袋里，并且把剩余的蔬菜全倒进火锅里以防止剩菜太多而被罚款。等到那个服务员拿着一双新筷子走回来时，我们已经扶墙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