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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正道私有化?——批判曹思源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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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9-12 01:42:0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7、现代英、美经济不是纯粹私有制的资本主义

记者:那么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情况如何呢?

何新:经济学家让·拉费指出:

"由历史的趋势来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经济自1930年代以来,早已非纯粹的资本主义或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资本主义导向的混合型经济,因此私人与政府均在市场中发挥经济影响力。其他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体系亦极类似。

根据1982年的'世界发展年报',19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型经济。因此若以经济实绩,而不是以空洞的承诺,来讨论那一种制度最能解决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地,以市场为中心的混合型经济是一个较优良的制度。"
关于现代美国的经济制度,瑞典经济学家罗艾登姆和斯·威奥第曾作了以下的描述:

"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还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在后半个世纪,经济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到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这些惊人的成就,是在没有政府重大干预的条件下取得的。

许多美国人现在仍然认为这种高度分散的分配体制是最好的。这些"分散主义者"喜欢强调生产过程的竞争对经济进步的重要意义。

然而,如果一个上世纪中期的典型的美国人面对今天美国的经济体制,他会发现许多令他惊奇的事情。他很快就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是通过市场交换的,那种称为'公共部门'的实体出于如国防、教育等目的掌握了大量资源。所有这一切都与那种在分配中没有政府干预的、传统体制下的平稳运行的市场大相径庭。"

研究者还指出:

"美国大多数工业部门的特征是,为数相对很少的大企业支配着整个部门,而不是存在大量的小型竞争性企业。市场的这种形式称为"寡头垄断"。比如在汽车制造行业,六十年代末期三家最大的企业拥有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在烟草行业,相应的数字估计为百分之七十。在大垄断企业的边缘,所存在的才是一些规模很小、寿命很短的小私有企业。

因此,美国经济成功的奥妙并不在私有性的、分散的小企业中,而只能从技术性的规模经济的存在中去寻找。

七十年代中期,美国五百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占了采矿业和制造业整个销售量和雇员人数的一半以上。它们中五十家最大的企业拥有这五百家企业销售量的近一半和雇员人数的百分之四十!

这些巨型企业在采矿业和制造业中最常见。家族企业和其他小模型经营单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今天它们大多仅存在于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其他领域。然而,在零售业中也已出现了向更大经营单位发展的趋势,譬如连锁商店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的分散的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通过协调以价格为基础的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来实现始终如一的充分就业和稳定的价格水平。它再一次为国家行政当局提供了改善设备利用率和稳定价格的机会。所谓'稳定政策'在美国可能是最惹人注目和最有争议的CMA(即中央调控)政策。它利用货币和财政手段,以某种程度的稳定为目标,影响经济的综合指标,如总的就业水平、设备利用率和通货膨胀率。

从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积极的稳定政策始终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它自然影响了美国的资源分配。

我们所以研究美国,是因为它长期以来被视为市场分配的'开拓者'。但是美国现在的经济体制在某些重要方面已不同于传统的、以CD(自由市场)模式为代表的体制。

特别是集合性产品(比如国防产品)使通过CMA(国家计划)进行集中成为必要。其原因是,这一种产品不能为排他的和私人的消费而生产,因而根本不能通过价格体制进行资源分配。"

所以,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的主体根本都已不是单一私有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记者:80年代以来,在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欧出现了私有化浪潮。英国率先,撒切尔政府将某些原来国有的部门和企业出售给私人。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西班牙等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私有化。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何新:除英国以外,80年代西欧国家的私有化多半只局限于局部范围,基本上没有触及关键部门。实际上,这一私有化运动并没有搞得下去,很快就中止了。

以英国的例子来说,由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加重了失业,导致了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紧张。这在英国比较突出。英国197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1983年到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都激化了社会矛盾。煤矿工人大罢工使英国政府公共开支增加了25亿英镑,国际收支损失40亿英镑,国民总产值下降1%。迫使英国政府放缓和中止了私有化的进程。

有趣的是,正当英国撒切尔夫人发动私有化运动时,80年代初法国密特朗社会党政府却掀起第二次国有化浪潮。这次国有化的重点是私人垄断资本的大银行和大公司。国有化的大银行共39家,每家银行的存款额均在10亿法郎以上,包括巴黎荷兰银行,东方汇理与苏伊士银行,工商信贷银行和法国商业信贷银行等全球性大型跨国银行。

密特朗政府还将12家大公司国有化,如通用电气公司,圣戈班公司(玻璃业),佩西奈·尤吉纳·库尔曼公司(有色金属业),汤姆逊公司(电器、电子业)等。这些公司都是法国最大跨国公司成员。经过密特朗政府的国有化运动,法国更加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营经济成分最高的国家。1983年法国国营银行存款比重上升到87.6%,贷款比重上升到77.6%,法国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17%,投资额比重为35%,国营企业职工占劳动力人口的11%,出口额占法国出口额的1/3,进口额占1/4。

因此尽管情况有所变化,国有经济仍然是欧洲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形式,国有企业发展成为稳定的经济部门,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不可逆转的。
在西欧国家,国有经济不仅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且一些重要的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作用显要。

联邦德国国有化是在希特勒时代的国有企业基础上,以渐进方式通过赎买和参股而形成的。著名的国家参股公司有大众汽车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等。
意大利战后的国有经济发展类似联邦德国。意大利政府将铁路、航空、邮政、电讯和煤气全部国有化,在其余部门主要通过参与制扩大国有成分。意大利政府完全占有的大公司主要是工业复兴公司(又称伊利公司,战后从前政府接管而来),碳化氢公司(又称埃尼公司,1953年由5家国营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合并而成),国营电力公司(1962年政府建立)。这些公司都是大型康采恩,向各类型公司参股,有庞大的附属公司体系。

即使在私有化最激烈的英国,国营企业依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记者:在理论界流行一种观点,似乎国有制或公有制就意味着吃"大锅饭",就意味着低效率和亏损。

何新:这是近十年来一些来自国外的经济术士制造出来的一种积非成是的谬论。在欧洲,官方统计资料证明,国营企业既不全是亏损企业,而且更非必然亏损。1980年西欧国营企业中,年销售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共42家,它们中除了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英国莱兰汽车公司,英国钢铁公司等少数几家外,全部盈利。意大利的碳化氢公司(100%国有)经常盈利。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在80年代以前一直盈利,只是在80年代出现亏损。90年代也已转为盈利。

世界银行专家们在广泛考察了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后写道:"决定一个企业有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它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而在于怎样进行管理,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类型的所有制都有可能创造最大限度提高效率的刺激手段。"

记者:那么你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自由放任"的信念至今是否仍被奉行?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否如亚当斯密斯所说的仍那样奇妙;而使经济运作能达到最佳的状况?

何新:让我再作一点引证。高希均教授正是针对你的这两个问题曾指出:
"对这两个问题,答案既非完全肯定,亦非完全否定。这些年来,自由世界的经济活动日益复杂,政府的角色也显得更为重要。

各国政府常常透过立法,扮演保护者与管制者的角色。如抑制进口的保护关税、激励生产的补贴等。透过这种角色,政府希望能够提升(本国的)农业、劳工。与消费者的利益。政府有时也对国内受管制的运输、通讯、电力等产业加以保护,并对未受管制的大部分企业,尽力维持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政府也担负了平衡经济总生产与总支出之责,以达成经济成长与充分就业的长期目标。同时政府又提供了许多公共财货与劳务,如教育、公路、国防等。

这一演变,就产生了自由世界中的"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在这种体制中,私人企业仍然扮演重要角色,但政府部门也参与很多的经济决定。"
记者:这种情况在今后是否会有所变化?80年代后期,西方发生了反干预主义的政策导向。撒切尔在英国、里根在美国,发起了一次"新保守主义革命",即主张"国家最小化"的革命。1989-1991年,柏林墙倒塌,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其计划经济制度也随之解体。

何新: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口号和意识形态,从来不能成为一项积极有效的经济政策。因为只要实施它,就总是会引发社会动荡。因为它是违背社会中多数人利益,而只利于少数私有垄断者的反动经济政策。法国经济学家告诉我们:

"按照80年代的主流论点,企业私有化能够通过进一步鼓励降低成本,来提高企业的内部效率。但事实却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竞争,没有为引导追逐利润的行动和确定社会最佳价格而规定的约束条件,企业私有化反而有可能导致外部效率下降。

同时,私有化行动的速度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吸收能力。但是,80年代初的这种政策趋势由于1987年9月纽约股市暴跌而减缓。

1988年4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发表《告法国人书》,提出了既不私有化也不国有化的方针,冻结了这一(向私有化回转的)形势。

在资本非常分散的情况下,私营企业的领导人一般都没有受到充分的监督,因而不会严格按照企业主的利益办事。

货币学派的思想观点必然加强政府当局要对经济所需货币量经常实行严格控制的意愿。极端的做法就是像法国那样,通过银行和金融公司国有化来实行控制:法国于1982年2月11日通过一项法律,其明确目标就是'使国家拥有货币创制权'。"

记者: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误认?

何新:意识形态的原因。旧的一套左的意识形态,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态和本质不会改变,因此根本意识不到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

近十年从西方又传入了有意误导中国人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掩盖20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吸取社会主义政策而发生的自我改良,仍用19世纪的幼稚原始资本主义模型诱导中国人,试图将我们引向自由主义方向的经济改革而使中国陷入社会混乱和动乱。

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耐人寻味的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学理论上却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定义。而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之上冠上"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这不应单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干预,意味着宏观计划,意味着国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并存作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

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就是混合经济。邓小平说: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这也是指混合经济。

前几年在中国报刊上流行一个"砸三铁"的口号,主张砸掉"铁饭碗"等。

但是这些鼓吹者似乎却并不知道,现代欧美的资本主义常常被称作所谓"福利资本主义"或"福利国家",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铁饭碗制度比中国"铁"得多,"终身制"得多!例如高额的失业保障金、终身医疗保险和免费教育体系等等。

在日本,没有欧美式的社会保障系统,但却存在大企业内部的员工终身福利制度,非常接近于中国国有企业过去的员工福利制度(即"三铁")。实际上,正是这种"铁饭碗"的存在,才保证了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数十年"超级稳定"的"黄金时代"。英国经济学家P·阿姆斯特朗等指出:

"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黄金时期"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经济成就,使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那种经济衰落和阶级对抗的坏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看法中最为重要的"混合经济"思想,是一种容许国营企业存在、同时政府负有管理经济责任的资本主义结合。工人获得了一些权利和物质利益。最重要的权利是可以自由组织工会和以某种方式表达意见。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则是提供适当的就业和工资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的福利服务。

反过来,工人阶级也不再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及其控制提出异义。资本家也默认这些权利和有关的规定,以此作为对一种可以获利的经济环境的回报。
左翼对这种"混合经济"基本参数的接受,可从1956年出版的安东尼·克罗斯兰德所著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得到证明。他认为,"传统上,或至少是自马克思以来,支配社会主义思想的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问题,即贫困、大规模失业、肮脏、不稳定,甚至是整个制度可能崩溃等等。……资本主义已变得几乎超出了人们的一切认识。尽管有时出现轻微的衰退和国际收支危机,看来它还是保持了充分就业及至少是可以容忍的稳定程度。"

"任何政府如果削弱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构,那末它在选举中的得票数就会急剧下降。

形成这种意见一致所必需的支持基础是相信国家能够治理经济使之实现前进的目标,其中最重要之点是国家能够始终调控支出以保证充分就业。"引自P·阿姆斯特朗、A·格林等著《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关于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本书中还指出:

"第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失业保险计划是1911年在英国由工党政府实施的,它有统一的失业补助率并由雇主、雇员和国家分摊支出。英国在1908年还实行过小的非捐助性的养老金制度,在1911年实行过健康保险。一次大战后,失业保险的面扩大了,并且实施了一项捐助性的养老金计划。法国在1930年实行了包括养老金、疾病和一套家庭津贴办法的社会保险计划。

福利国家虽不是新鲜事,但在二次大战以后却有巨大的发展。政府的民用支出(是比福利支出更大的范畴,虽已省略债息和补助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15%上升到1973年24%。

这种巨大的发展并不仅是左翼政府实施福利政策的结果。在7个主要国家中,1950-1973年期间左翼作为多数党执政的时期仅有英国的威尔逊政府(1964-1970年)和西德的勃兰特政府(1970-1973年)时期,然而在麦克米伦、阿登纳、戴高乐、尼克松和肯尼迪执政时期以及意大利的各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日本的右翼首相执政时期,福利支出都增加了。"

由此可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建立在所谓"明晰产权"基础上的私有化自由资本主义。

记者:美国的老布什见到中国的领导人曾关切地提过一个问题,问中国什么时候会彻底实现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并不是单一私有化的经济,为什么他们却全力促进我国的私有化呢?

何新:这是别有用心的。

记者:如果是别有用心,你认为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何新:看一下前苏联地区及多数东欧国家的现状就知道了。苏联瓦解后,前苏联的大型国有制(包括跨国)垄断企业被彻底摧毁和全面瓦解。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整体地在世界市场中和国内市场中丧失了竞争力。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瓦解造成大规模社会失业,不断引发社会不安和动乱。(正是由于前苏联时代构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所以尚未发生大型的社会革命和动乱。)东欧地区和俄罗斯经济已成为西方跨国垄断组织拓展新的生存空间的经济"新边疆"。

由于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体系的崩解瘫痪,前苏联军事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也陷入了瘫痪的状态。短期内俄罗斯已失去与美国及西方争霸的能力。这就为美国当前强力推行"国际导弹防御体系"(NMD)准备以强大核军力为后盾直接称霸全球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NMD的报刊译名是"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这可能是出于误解的误译。NMD本质上是一个跨洲的国际体系,而不仅是美国一国的防御体系。应称作"国际导弹防御体系。"

可以说,美国近20年来通过向苏联灌输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诱导他们走向自毁式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对西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空前胜利。他们在中国也一直试图这样作。

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诱导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被引向以下的三大经济政策目标:

(1)砸掉国有企业职工的"铁饭碗"即社会保障体系,

(2)摧毁国有制企业造成大规模社会失业,

(3)以消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全面自由放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一些根本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真正运行机制的幼稚经济学人,认为只有达到这三大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

我国那些幼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似乎全然无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运行的上述重大的新特点。他们在中国居然仍然鼓吹过时的斯密--萨伊的幼稚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鼓吹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解散大型国企,而回到以小企业、小私有制为主体的原始积累状态的幼稚资本主义。

我个人认为,问题的根子,不仅在于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知,而且在于引导经济改革的某些理论存在根本错误。当前特别要警惕西方一些政客和术士向中国输入的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那正是旨在将中国导入动乱深渊的"谍中谍"。

记者:但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容否认的。

何新:的确,由于中国在国有制经济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是,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荒谬(列宁)。

改革前,中国旧时代经济的问题主要不是由于计划经济或经济的计划性,而是统制性。很多经济学人至今不清楚统制经济(即全面管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计划经济不是统制经济。邓小平说市场可以有计划,计划可以有市场,二者不矛盾,这是深刻之论。

在20年来的经济改革中,中国没有全盘听信那些邪恶经济术士的诱导,对国民经济进行彻底的自我摧毁。而是慎重地、试探性地在国有制基础上引进市场机制,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实质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混合经济,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秘密所在。中国的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还缺乏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但在雏型上有所近似于第二次大战后德国所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法国、还有西欧、北欧一些国家那种混合经济。法国经济学家米·阿尔贝尔说:"大欧洲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者之间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二者之间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它们能融合于一,必会成为21世纪的法宝之一。"《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

法国经济学家米·阿尔贝尔称混合经济为"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而区别于"美国模式"(American way of life)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所有形制形式上,实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国家控制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经济命脉。而在民生经济上,鼓励在多元所有制基础上实现"来自竞争的繁荣"。我认为这种"混合经济"体制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制度原因。

但是我们的经济改革,在任何时候不能被置于一种社会不稳定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稳定确实压倒一切。

记者:中央领导人一直说维护社会稳定是实施改革的保障。

何新:令人感到庆幸的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高领导始终对此保持了睿智和清醒。并没有接受那种以"私有化"为终极目标(所谓"人间正道私有化")的"深化改革"方向的误导。种种空想主义的"制度创新"始终是被抑制和受节制的。此外,毕竟与过去的时代不同,中国现在已存在某种民主的决策机制。在高层和社会中都可以听到强大的不同的声音。

特别是中央最高决策者在1998-1999年锐意发动"西部大开发",动员国家储备和过剩资金与资源,开辟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因素,缓解了由于大量国企破产引发的高失业的局面。国家没有听任这种局面自然发展,否则,后果会是不堪设想的。

以政府动员资源展开的西部开发运动,对我国经济给予了强力推动作用这一现实,对于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恰恰构成一种讽刺。它表明了在现代经济中,由国家调控社会总需求对于抑制失业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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