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地震，中国国内掀起了赈灾的高潮，慈善捐款的数量达到历史高度，被誉为中国公民社会的觉醒和良知的爆发，海内外的捐款达到五百多亿人民币，这显然是值得关注的事情，当然，其中迫于压力，被动捐款的例子也不少。但是，回头来看一下美国，在次按危机四伏，经济滑坡的大背景中，美国2007年全年慈善捐款的数量竟然大幅飙升，达到三千亿美金之巨，折合成人民币，则是两万亿，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四，这是何等强大的社会“软实力”。中美的差距，在此也可见一斑。
盖茨的例子，也非特例，比如一直排名世界第二富的美国“股神”巴菲特，也在去年宣布捐出自己总资产的百分之八十五，约三百七十亿美元分别给五个慈善机构，其中的三百亿元捐给盖兹慈善基金会。美国亿万富翁的大手笔捐献，在历史上也非少数。比如英特尔的创办人，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创办人华尔顿家族等，每年都有数以亿计的捐款投入慈善事业。更远的，包括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慈善基金会至今都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见，慷慨捐献，是美国亿万富翁的一种不成文传统，一种成功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一种有钱人得到社会认同的标准，一种具有终极诱惑力的精神风范。
无疑，与巴菲特的淡泊生活方式和低调谦卑的处世哲学比较，盖兹在行商致富过程中，有许多议论之处。但是，当他决心用自己的财富从事全球慈善事业之后，他的企业家风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让世人期待他专心从事慈善事业的后半生，将比他创造全球首富传奇经历的前半生更为精彩，更有成就。而就在这时，巴菲特的慷慨之举，与盖兹的努力相互辉映，形成一个强烈的轰动效应，对全球化唯利是图的风气或会“振聋发聩”的一击，对正在全面起飞的中国以及两岸三地的企业家同样会带来震撼性的启发。其意义绝不下于奥巴马能否当选美国总统。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强大，不单是因为其拥有全球最多的军事力量，也不单是其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雄厚，教育资源的丰盛，其中也包括美国富豪的伦理精神和优良传统。他们致富后懂得回馈，行善捐款全力以赴，少数遗产留给子孙，大部分财富留给社会。这就在今天的美国出现了如此奇妙的景象：一方面，布什总统把数以千亿计的财富投入消耗庞大的战争，让全世界为之侧目；另一方面，美国的企业家、影星、艺术家、宗教家，甚至平民百姓，将数以千亿计的财富和收入投入慈善捐款事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之所以不会因为某一个领导人的错误政策甚至战争政策而导致全国崩溃，并能在全球继续保持领袖地位，来自美国大小慈善家们的爱心，发挥了相当的正面的作用。
反观两岸三地，虽然也有李嘉诚，王永庆等企业巨头慷慨解囊，回馈社会，但不少企业家是拿钱贿赂官方，或者美其名曰政治捐款，这从今天在大陆倒台的贪官污吏和台湾弊案连连的风波中，都可以看到那些企业家的侏儒形象。不仅如此，中国人亿万富豪不少热衷的是炫耀财富，挥金如土，而绝不是捐款。在中国大陆，有些企业家也有捐款，但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爱国主义者，或者是获取某种政治地位，他们不会像盖兹和巴菲特那样，对非洲，对发展中国家有负担。我们可以这样说。两岸三地在市场经济上已经跃入现代化的行列，但在企业家精神上，还落伍于美国。
要赶超美国，不但要有能够创办微软的盖兹，能够在股市上呼风唤雨的巴菲特，更要有能够创办盖兹基金会的盖兹，能够捐出三百七十亿的巴菲特，只要一个不要另一个，那就是不完美的，是学了表面，没有学精神。同样道理，只有现代化的经济，而没有现代化的制度精神，那整个社会就经不起风吹雨打，经济的财富就会三代而亡，不能永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地震中激发起来的社会良知，企业家良知，必须能够转化为常态的慈善捐款行为，才能成为中国真正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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