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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罪与罚
2005年6月，迟志强出席万达3周年庆典晚会，冒雨登台，为观众献唱，在演唱歌曲时下台与观众接触，因地面都是积水而不慎滑倒，昏了过去。早在20多年前，迟志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就滑倒过一次——他只是跳了几场舞。
明星遭遇“艳舞门”
1983年7月，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在全国开展“严打”。
9月，24岁的电影演员迟志强在河北完县遭遇了自己事业的滑铁卢。
现在，在大多数人眼里，迟志强是一个歌星，其实，更早的时候，他是一个电影明星。在被捕前，迟志强通过主演《小字辈》、《夕照街》等影片，在全国已经极负声誉，是中国最红的男演员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电影院每个月都有我的戏，《大众电影》上月月有我”。他还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全国优秀青年演员称号，而和他比肩的是刘晓庆、陈冲、唐国强、潘虹这些日后大名鼎鼎的着名演员。
那天，在工作的间隙，迟志强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同事回到宾馆玩牌，就是他们玩兴正浓时，完县的派出所干警不速而来。这些干警和迟志强很熟，平时和蔼可亲，这时候却是另外一副面孔，迟志强也觉察出些微异样。“果然，干警告诉我，他们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拘捕迟志强。”
迟志强就这样成为阶下囚。
他的遭遇有点像如今的陈冠希，后者因为“艳照门”事件陨落。如果要找一个相对应的词来说明迟志强的销匿，那就是“艳舞门”。
1983年“严打”开始后，有人向公安局举报：南京有个“流氓窝”，整天有一群男女在里面，他们拉上窗帘跳舞，实在有伤风化，而电影明星迟志强的大名就位列其中。这就是迟志强被拘捕的原因。
仅仅是跳跳舞就被拘捕，现在看来真有些滑稽。他们只是在屋子里跳交谊舞，于风化有何干系？也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放在其它年代，跳跳舞不仅于风化无伤，很可能还利于教化和工作，因为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也对此很是热衷。
毛泽东也跳交谊舞
“文革”期间，跳交谊舞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被禁止。经过十年沉寂后，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交谊舞就成功复苏了。1979年除夕，人民大会堂搞了一个联欢会，很多人在联欢会上翩翩起舞。摄影师李晓斌成功捕捉了这一历史瞬间，着名演员盖丽丽优美的舞姿被人们津津乐道。人民大会堂一支舞，让全国成为一个大舞厅成为可能。
但好景不长。随着摇摆舞（即迪斯科）开始在时髦青年中风行，1980年6月，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这次交谊舞不再被视为“封资修”，通知视跳交谊舞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的娱乐项目。而且，在各大城市，青年男女自发聚集，在公共场所跳交谊舞，引起大批群众围观，给社会治安带来了问题。
当时，有男女青年在公园跳舞，夜很深了都不离去，让公园管理员很是头疼。
这其实还是思想上的问题，人们总以为社会主义是和男女勾肩搭背的交谊舞不相融的。
当时，有人在电影里面看到，在革命圣地延安，一次联欢晚会上，周总理竟然在众目睽睽下，和一位女战士跳舞。他就对敬爱的周总理“有些看法”了，他从没想过心中的伟人会有如此“不雅”的行为。
其实毛主席也跳舞。而且早在延安时代，中央的领导人们就在简陋的大礼堂举办舞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经常去跳舞。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了延安后，还开办了一间舞蹈学校，中央领导人很多人都去学习跳舞。建国以后，为使领导们在工作之余能够得到休息和放松，中南海每周末都会开设舞会。据说，毛主席的舞跳得还很出色，而最棒的是刘少奇。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世纪50年代，人们学舞成风。在千人以上的大单位里，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举办舞会，工会还专门组织培训班，教职工跳舞，国家除了扫文盲，还倡导扫舞盲。那时候，没人说跳舞低级庸俗，有伤风化。
经过“文革”一折腾，跳舞成了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人们开始对跳舞排斥起来，早忘了革命领头人和革命主力军工人阶级都是跳舞的先锋队。这个从延安传下来的光荣传统中断了，一个让身体放松的娱乐活动被硬生生地给禁止了。
交谊舞地位一落千丈，成为被严重打压的对象，“文革”时候是这样，“通知”以后也是这样。当年因为跳舞获罪的人实在不是少数，有无期，也有死刑，而迟志强只是无数不幸中招者中的一个。
跳跳舞而已
1982年，迟志强去南京电影制片厂，拍《月到中秋》。期间，他认识了一些干部子弟，经常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舞会。“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跳舞，但他们经常跳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说：‘跳舞吧。’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
毕竟社会上对跳交谊舞还不那么宽容，为掩人耳目，他们拉上了窗帘，但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了。当年举报他们的邻居就借题发挥，说他们借跳舞群居，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等等。“但我可以发誓，我们只是跳跳贴面舞，千真万确。”迟志强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
在参加舞会期间，迟志强和那些年轻女孩们认识了，由于他是个明星，所以受女孩欢迎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熟络以后，迟志强和其中两个女孩上了床。虽然很多人都叫他强奸犯，但在这两件事情中，迟志强没有任何强迫的意思，甚至是那两个女子主动的。而所谓的“聚众淫乱”就是几对男女同时乘车，姑娘坐在了小伙的腿上。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国人有着丰富的联想力，女人从衣袖里露出一段手腕，就可以让人想象到她在床上一丝不挂的性生活。青年男女聚众跳舞，就会让人们想到其他罪恶活动，跳舞不仅是单纯的跳舞，还成为人们很多的联想基础。而因为跳舞获刑，在那个年代并不鲜见，而且迟志强也不是最惨的。
山东京剧院演员张于太也爱跳舞，但由于公共场合禁止跳舞，所以他经常参加家庭舞会。和他经常在一起的还包括当时山东省军区司令员之子耿爱平、山东省副省长之子武卫尘、山东吕剧剧团会计之子傅国营、济南某医院医生徐春生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
在1983年“严打”期间，耿、武、傅、徐等十多人都被列为“流氓集团”重要成员而被枪毙。
张于太没有被枪毙，被判了有期徒刑。当时，山东京剧团正在河北一个县城演出，和迟志强的落难情况也有几分相似。一次，卸妆后他和剧组人员去喝酒。席间闲聊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他忽然摘下手腕上的手表，递给和他一起在戏班长大的一个女演员。他说：“妹呀，哥哥我不定什么时候就出事，这手表送给你了，你留着做个纪念。”对方也觉得突然，坚持不收。但在他一再坚持下，女演员最终接下了手表，笑着说：“好吧，算是我暂时替你保管着好了。”当夜12点左右，两辆从济南开来的警车就把他带走了。
没有迟志强那样的运气，1995年，张于太才刑满出狱。
当时最轰动的是西安的马燕秦，因为跳舞被枪毙，这事想想都瘆人，至于吗？
马燕秦是个活泼爱热闹的主，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还是很前卫，在谈舞色变的年代里，她就经常组织家庭舞会。这自然会让一部分人感觉不爽。派出所也曾找她了解过相关情况，要说也怪马燕秦太过招摇，炫耀似的说起自己舞会的盛况，一共道出了数百个人，她还和几个男人发生了关系。警方本来只是敲山震虎，没想到碰上这么个人，由于没有合适的法律来约束她，派出所只得把她放了回去。
1983年“严打”开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马燕秦立马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很快被收监。同时收审的还有那数百个和她跳过舞的人——有三百多人，轰动了陕西。
由于案子太大，牵涉人数众多，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的最高峰，直到1984年才结案。马燕秦等三人被枪毙，另有三人被判死缓，两人无期徒刑。据说，这也是躲过了严打高峰，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
关键是人民不答应
在完县，着名演员迟志强被逮捕，这样的消息对于媒体来说无疑是条猛料。
炒作是媒体的通病，不管处于什么时代。
迟志强被押回南京后，最终以“流氓罪”被判刑4年，收进了南京花山监狱。迟志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那几年牢狱之灾的，当时公安局已经联系了迟志强所在的单位，他们电话告诉长春电影制片厂，这个案件里没受害者，顶多就是生活作风不好，让长影厂把迟志强接出去进行教育。长影厂的保卫处处长已经赶往南京，准备接迟志强回厂。无巧不成书，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一篇新闻报道出现，这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走向。
《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中国青年报》这样的新闻标题一出，再加上记者的生花妙笔，虚构了一出红旗车中强奸、轮奸，集体淫乱的腐化场面，全社会都炸开了锅。
短短一天的时间，全国各地无数个电话打到南京公安局：像迟志强这样的败类、蜕化分子，这样肮脏的人，还留着干什么？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迫于舆论的压力，公安局只能食言，不敢再提放人的事情了。迟志强因红案（红旗轿车案）最终被按流氓罪判四年***，公安局的人有这样的说辞：“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
报纸为什么就能无中生有，而读者也很买报纸的账？总结起来，人们还是从思想上就抵制跳舞，关于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足够掀起一阵狂澜。跳舞就是邪恶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如果真有强奸之类的犯罪行为，那就正中人们下怀，一定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舆论压死人。在陕西马燕秦案中，报纸每天对整个案件往往用一整个版面，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这些报道虽然没有最终决定当事人生死的权力，但在群众中造成的舆论，是最后判决不得不考虑的压力。
仅仅是跳舞，就能被渲染成淫乱、强奸等诸多犯罪活动。迟志强的身陷囹圄的整个过程中，不是那位举报他们的邻居心胸狭窄，也不是媒体众口铄金，刻意诋毁，也不是“严打”打击面过宽，而是当时整个社会对这些行为都心怀畏惧。1983年“严打”期间，强行搂抱被认定猥亵；男女跳舞就是流氓；有人因偷看女厕所被判了死刑；有人因强行搂抱女青年，被判有期徒刑四年。
迟志强等成了时代的牺牲品。1984年，王蒙当了文化部长后，交谊舞禁才慢慢放开，。
欢娱的极限
现在，跳交谊舞不再是流氓活动，大街上公开谈恋爱公开接吻也不再稀罕，唱歌、跳舞、看电影、听音乐，这些平常的娱乐活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摆脱羁绊，人们可以玩得尽兴，社会不断开放，很多人都乐意去尝试一些新鲜刺激的游戏。然而玩得过火了，虽然不至于被判刑，但总难逃避道德的批判。
2003年6月，沈阳市警方捣毁了一家“交换情人俱乐部”。据报道，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王宏，在国外看到这种换偶游戏后，就回国尝试，开始在网上征集会员。他们定期在宾馆开房，然后互相交换异性伙伴发生性关系。
有报道称，这种流行于欧洲中产阶级家庭聚会中换偶游戏，在中国城市已经广泛存在。很多中国的大城市，在感觉夫妻生活单调乏味的时候，寻找“换友”已经成为了很多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之一。“这只是夫妻婚姻生活的调剂，事实证明我们的夫妻生活在交换后确实得到新鲜刺激，质量得到提高，感情得到巩固。”重庆一位32岁的心理硕士对“互换配偶”这样的行为大表赞同。
学者李银河也认为，换偶活动是少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它没有违反性学三原则（自愿、私秘、成人之间），它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对社会并没伤害。
能够从容接受这种游戏的人在中国还不多，而进行换偶的也多是些有固定职业和高收入的人群。对于李银河的观点，很多人提出异议，稍微不平和的人就会破口大骂。
同样，李银河对一夜情这种成人间的无责游戏也很宽容，“爱情应该既强烈，又不排他，至于一夜情，只要是单身，不仅有这个权利，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这对于一些新潮的年轻人来说，正中他们的下怀，网上征求一夜情伙伴的帖子不时地出现在论坛上，大多是单身的年轻人。而更多的人会从道德立场上抨击这种纵容，“宽容‘换妻一夜情’便是纵容无耻”。
换偶和一夜情已经触及人们的心理极限了，有人就担心，如此下去，国将不国。这样的事情将来会怎么解决？像李银河说的那样，因人而异？还是像严打一样，坚决杜绝？我想，身体是自己的，人都会为自己负责，社会更开放，个性会更加张扬，而道德也会继续它的批判角色，两者最终会找到一个契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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