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从翰林到总统（下）

翻阅日历

官场上游刃有余的徐世昌，终究理顺不了民国初年那纷乱的政局
　　
　　“文治”总统，悲凉退场
　　
　　在徐世昌的当官历程中，有几个转折点，首先，以翰林身份外任武夫，甘心受到嘲笑和羞辱，积累了政治资本；其次，相中了袁世凯，把自己的一生都压在袁世凯身上，但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又果断抽身；最后，当南方的孙中山和北方的民国政府对峙的时候，他审时度势提出了“偃武修文”的口号，一举坐稳了民国总统的位子。
　　
　　捡来的总统
　　
　　年9月，安福国会开始民国总统的选举，安福国会是以皖系军阀段祺瑞为首组成的国会，他们的目的，是扶植徐世昌为总统。
　　
　　选举会议在太平湖国会大厅举行，到会议员共四百三十六人。选举结果如下：段祺瑞得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得1票、废票3张。其余的425票都被徐世昌一人所得。
　　
　　选举中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在三张废票之中，竟然有一张是提名选举“渔翁”为大总统的。由于在候选人中根本没有“渔翁”这个人，最后就以“查无此人”的理由作废。
　　
　　选举后，人们恍然大悟：所谓的“渔翁”，正是徐世昌：当时，段祺瑞为代表皖系与冯国璋为代表的直系两派鹬蚌相争，才让徐世昌这个“渔翁”捞到了大总统这条大鱼。
　　
　　就这样，徐世昌当选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而且，他的票应该是426张，似乎还是民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外的票最高的总统。可以说，徐世昌的总统位置，确实是他这个“渔翁”捡来的。
　　
　　在袁世凯之后，民国政府的权力出现真空，“北洋三杰”的“龙”是王士珍，他的态度不明朗，似乎没有角逐总统的意思，神龙见首不见尾；“虎”是段祺瑞，对总统宝座当然虎视耽耽，更想靠着国务总理的职位，志在必得。三杰中的“狗”则是冯国璋，也对总统职位丝毫不松，当无兵无将的大总统黎元洪被“辫帅”张勋赶下台后，他担任了代总统，一下占了优势，还把段祺瑞踢了出去。
　　
　　为了抗衡冯国璋，下台的段祺瑞组建了安福会俱乐部，借口代总统到期，抬出徐世昌来参加选举。对于各派军阀而言，徐世昌没有明显的倾向性，他的当选，无疑是可以接受的。最终，冯国璋知道大势已去，也只能接受败局。
　　
　　所以，当徐世昌假意推托，不到北京就任总统的时候，连冯国璋也害怕他不来——他担心最终段祺瑞当选，于是也开始劝他移驾北京。
　　
　　徐世昌当总统的过程中，还有更蹊跷的事情。据史书记载：“选徐者，各赠徐照一帧，有其亲笔署名，与时下名优伶赠照题名，如出一辙。办理选举以前，段命曹汝霖以铁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数千万。选举揭晓，徐以大多数当选，借款为之一空。”也就是说，段祺瑞为了让徐世昌当选，实际上是以对日借款数千万元换来的，当时，借款事宜由曹汝霖操办，所以，此后徐世昌并没有因为对日借款而承担任何骂名。
　　
　　可笑的是，曹汝霖等“功臣”没有因为徐大总统的上台而沾到光。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徐世昌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的职务，并得到了民众的赞扬。
　　
　　偃武修文的失败
　　
　　当上总统后，徐世昌多少显露出了文人的特色，希望达成“文治”，而不是武夫当国的局面。所以，他提出了“偃武修文”的执政思路。他的主张一出，各处军阀都必须在表面上接受。当时，各派军阀混战已经激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所以，和平是最普遍的追求。
　　
　　对于南北分裂的问题，徐世昌授意熊希龄、蔡元培等组织了和平期成会，梁士诒也组织了和平促进会，在全国营造了一个和平的氛围。加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的附和，徐世昌在就任总统15天后签署和平令。
　　
　　不久，徐世昌还在北京召集各省督军会商和议，桀骜不驯的军阀们也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当南北双方遵命停火后，徐世昌十分高兴地说：“和平统一的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中国的安危在此一举了。”
　　
　　当然，这只是表象，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虎视眈眈地盯着南方。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摧枯拉朽般杀入北京，段祺瑞被迫下台。
　　
　　得胜的直系并没有感谢徐世昌对他们“一边倒”的支持，1922年6月，徐世昌在直系军阀的逼宫下，结束了5年的民国总统，也结束了４０余年的从政历程。
　　
　　在当时强人当国的情况下，偃武修文只能是一个梦想，而不可能实现。
　　
　　晚清遗老徐世昌
　　
　　徐世昌在混乱的晚清政局中，缔造了一个汉人当官的神话，尽管他看出君主专制已经不是世界形势的主流，但他还是有些不能忘情于旧朝的经历和曾有的辉煌。
　　
　　年徐世昌当选总统，就任之前，他居然找到了早已退位的溥仪请示，“得其恩准”之后才正式就任。
　　
　　就任大总统后，徐世昌还公开宣称他不能进占中南海，在正式总统府建成之前，他要在自己家里办公。他就任后立即赦免了刚刚制造了复辟闹剧的张勋，提倡读经、尊孔，举行郊天典礼。根据徐世昌的安排，皇室王公有的（毓朗）当上了议员，有的（载涛）被授为“将军”。而且，徐世昌还在人前人后把前清称为“本朝”，把溥仪称做“上边”
　　
　　有位六十多岁的满族老北京人曾对溥仪回忆：“民国七年（1918年），徐世昌一当上了大总统，北京街上的旗人的大马车、两把头又多起来了。贵族家里又大张旗鼓地做寺、唱戏、摆宴，热闹起来了。并办起了什么‘贵族票友团’、什么‘俱乐部’……”
　　
　　徐世昌的行为有些书呆子气，还是有些遗老遗少的风范，此举得到了前清遗老的好感，但还是受到了不少人的讥讽：“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
　　
　　其实，徐世昌的遗老情结也不是这时才出现的。当1911年清帝退位之后，徐世昌没有随着袁世凯直接就任民国官员，而是隐居在青岛，和一班清朝的遗老遗少混在一起，吟诗作对，怀念故国。据说，当他最终熬不住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时，还和真心做遗老的弟弟徐世光抱头痛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天亮才登上火车。
　　
　　关于徐世昌不忘旧朝的传闻还有很多，最离谱的是，有人传说徐世昌曾经产生过担任“国丈”的念头。据说，在1916年，徐世昌和鼎鼎有名的复辟头子张勋密谈过一次，在密谈中，徐世昌向张勋提出了三个条件：给徐以摄政或类似摄政的名义，畀以全部政权；把徐的女儿许给溥仪为“皇后”；实行君主立宪。
　　
　　张勋回去后把会谈的情形告诉其他的复辟派，其中，刘廷琛说了句让人叫绝的话：“此人真不愧为活曹操!”他援引袁克定骂徐世昌为“活曹操”的口头禅，而且，曹操也曾把女儿许配汉献帝，和徐世昌想做溥仪“国丈”的想法更是不谋而合。
　　
　　当然，这段传闻的真假有待考证，却多少反映了当时人对徐世昌“君主”思想的认识。徐世昌尽管已经认识到共和和立宪是世界潮流，但在骨子里，却还是难以排遣心中的君主情结。
　　
　　退耕老人的隐逸生活
　　
　　年6月，徐世昌被“逼宫”下野后，到天津做了寓公，书斋名为“退耕堂”，开始过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
　　
　　徐世昌的诗歌往往独行其事，天马行空；书法多为行、草体，名重一时，在津门各殿堂里多有其墨迹。如天津老字号“正兴德茶庄”、“成兴茶庄”、“直隶书局”等匾额均出自他的手笔。
　　
　　晚年的徐世昌，尽管已经退隐，还是关心军国大事。但西安事变发生活，他对身边的人说：“如果不能和平解决事变，国民党政府必然会与东北军、西北军大动干戈，从而内战扩大，为日本提供可乘之机，后果不堪设想。”及至事变和平解决后，徐世昌才松了一口气。
　　
　　全面抗战开始后，徐世昌更是表现了坚贞的民族气节。当老部下曹汝霖找到他，希望他可以投靠日本傀儡政府的时候，徐世昌不禁怒火中烧，断然拒绝了曹汝霖的要求。
　　
　　日本人不甘心被他拒绝，于是瞄准了徐世昌的侄儿徐一达。日本人对徐一达许诺，如果他能说服徐世昌出山，就把北京市长一职安排给他。对于这一要求，徐一达婉言拒绝，并报告了徐世昌。得知这一消息后，徐世昌对徐一达大加赞扬，并嘱咐他立即避开京津地区，徐世昌担心日本人用侄儿的人身安全来要挟自己。
　　
　　年初，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贤二大佐分别约请徐世昌，徐世昌也一一托病不出。无奈之中，日本人又派徐世昌的门生金梁前往游说。万般无奈之下，甚至抬出了末代皇帝溥仪。这个时候，徐世昌不再念及清朝政府对自己的皇恩，痛骂他“贪于个人一时利益，出卖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
　　
　　年春，徐世昌患膀胱炎，医生建议他到北京治疗。由于担心被日本人劫持，他坚持不去。6月，徐世昌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
　　
　　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
　　
　　综合徐世昌一生的形式原则，徐世昌之所以拒绝日本人的合作，与其说是“民族气节”所致，倒不如说是他“政治经验”的作用。
　　
　　政治上全身而退的徐世昌，积下了不少财产，也留下不少诗书画，甚至还以《清儒学案》208卷名世，却没有儿子，甚至两个女儿也早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