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从翰林到总统（上）

翻阅日历

在民国总统中，徐世昌一个颇堪玩味的人物。他的人生处处矛盾，许多看似不可能的际遇都发生在他身上。
　　
　　徐世昌的文学并不出众，却轻松进入晚清的翰林院；不善军事，却能辅佐袁世凯小站练兵。
　　
　　他没有强烈的当官欲望，却在清朝位列东三省总督、协理大臣，民国时期更是荣任总统。
　　
　　他依靠日本人的钱款当上总统，程序也不太合法，却不背负骂名；他将推他登上总统宝座的人免职，非但没遭到“不义”的骂名，反倒引起了全国民众的赞扬。
　　
　　甚至，他是袁世凯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却很少受到袁世凯的连累，不为他背骂名……
　　
　　所以，史家说他是“比李鸿章更会当官的人”。
　　
　　其实，徐世昌的成功是一个政治家的成功：他不讲江湖义气，只看政治晴雨；不管权位高低，只看蕴藏的潜力；不管他人尊卑，只看对自己的利益……在近代历史上，他也落了个“水晶狐狸”的称号。
　　
　　尽管剔除了清末民初盛行的痞子气，但骨子里文人的“迂腐”还是没有完全清除，他为之骄傲的“偃武修文”让他坐稳了5年的总统宝座，却也让他最终丢了总统，成了“退耕老人”。
　　
　　或许，这又是幸运的，在近代中国的大员中，真正平安终老的，又有多少？
　　
　　民国着名记者陶菊隐评价：“独徐世昌者，侥幸入词苑，学问非所长，终身未绾军符，戎事更非所习，谈笑从容，取功名如拾芥，仕清室忝握机枢，佐民国俨居元首……”
　　
　　“水晶狐狸”讲政治，不讲义气
　　
　　以清朝总督出身而担任民国总统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徐世昌。
　　
　　两人身后的名声差别甚大。袁世凯在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人，而徐世昌，似乎就掩埋在历史的尘土中。
　　
　　徐世昌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可以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来形容。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徐世昌在旁协助；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的时候，徐世昌担任他的国务卿，甚至在袁氏称帝后，他还被尊称为“嵩山四友”……
　　
　　按理说，教科书中“大奸臣”“大反派”的铁哥们，怎么着也会受点牵连。但有意思的是，徐世昌身后的名声，似乎就没受过袁世凯的影响，没有背负过什么恶名。
　　
　　这，和徐世昌的为官之道有紧密的关联。
　　
　　“引咎辞职”的民国总统
　　
　　1919年6月1日，民国总统徐世昌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在辞职的咨文中，徐世昌说了两件事情，一是对德和约，一是南北和谈。
　　
　　此前的1919年１月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的中国，非但没有捞到好处，反倒要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后，５月４日在全国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也就是“五四运动”），坚决反对签订巴黎和约。徐世昌认为自己处于国际压力和国内舆论的焦点中，难以抉择是否签字，所以要引咎辞职。
　　
　　此外，当时的中国政局分裂为北方的民国政府和南方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互相争斗。徐世昌1918年上任以来一直全力推行南北和谈，但也没有什么结局。在徐世昌看来，主要责任在于南方没有沟通的诚意。而这，也是他要辞职的原因。
　　
　　当然，徐世昌的辞职没能如愿。各地军阀都知道，徐世昌和自己的利害关系最轻，因此不希望他隐退，他们担心自己的对头被选为总统。而普通的百姓，也在他罢免了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后，放过了他。
　　
　　最终，参、众两院的议长李盛铎和王揖唐亲自登门，把他的辞职书退回去。并说“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吁请大总统照常任职。”
　　
　　在这次重大的危机前，徐世昌以退为进，把危机公关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他成功化解危机的关键在于他了解到，当时的政局不能少了他。也知道如果不摆出辞职的姿态，就不能获得全国民众的宽容和谅解。
　　
　　从一个寒门子弟，到清朝政府的协理大臣，再到民国总统，他的成功，靠的就是这种对时局的敏锐感觉。
　　
　　“自甘堕落”的翰林公
　　
　　在徐世昌的人生履历中，第一个重要的转折，就是他放下“翰林公”的身份，在别人的鄙夷和不屑中，外放地方官，而且还是和袁世凯练兵。在士大夫身份高贵的年代，和这些“丘八”混在一起，是很掉价的事情。但正是这一步棋，让徐世昌从饮食艰难的“黑翰林”平步青云。
　　
　　徐世昌接受的教育，是最正统的士大夫教育。父亲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去世了，为了让他能光宗耀祖，母亲在德育上的教育可以用苛刻来形容。
　　
　　据徐世昌回忆：在年幼的时候，家里如果有多出的食物，母亲宁肯扔掉，也不会让他多吃，以免增长他的贪念。对于他的朋友，母亲也要一一审视，如果认为是贤良之人，就礼遇有加，否则，当面就能撕破脸皮呵斥。
　　
　　袁世凯第一次遇见徐世昌的时候，徐世昌刚满24，一身的敝履青衫，却难掩满身的书卷气，而意气风发的气概更让袁世凯惊叹。当时，袁世凯还只是一个阔少，比徐世昌还要小四岁。
　　
　　徐世昌中举后，没有足够的盘缠进京考进士，得知他的难处后，袁世凯慷慨解囊，赠银两百两。在京城，徐世昌轻易地中了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的职位。
　　
　　在明清两代，翰林是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当朝大员都出自这里，往上可以亲近皇帝，外派地方也是高人一等。不过，徐世昌不受掌管翰林院的大学士李鸿藻重视，在李鸿藻眼里，徐世昌“虚矫过人”，难以任重。
　　
　　当然，说徐翰林有点“虚矫”，也不是冤枉他，在翰林院，徐世昌处处逢迎，处处留心去营造人际关系。比如，徐世昌生于河南卫辉，他的远祖由浙江迁直隶，后来才移居河南，他遇到以上三个地方的人士，就一定要攀老同乡，拉交情。
　　
　　徐世昌在翰林院没有门路，也没有贵人相扶，眼看就要沦落成“黑翰林”了。所谓黑翰林，就是那些既沾不到皇帝恩典往中央枢纽爬，也不能到外地当学官、主考的翰林，这种人往往衣服都买不起，奴仆也蓄不起，只能到老乡或同科那里打点秋风过日子。
　　
　　幸运的是，尊称徐世昌为“大哥”的袁世凯一路顺风，并给他带来了转机。在几次科考落榜后，袁世凯投奔淮军，当了兵。淮军统领吴长庆是袁世凯养父的铁哥们，这样一来，袁世凯在军营当然是如鱼得水。1895年，袁世凯被派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转眼间就成了北洋军阀的开山鼻祖。
　　
　　在翰林院坐了十年冷板凳的徐世昌等到了机会。袁世凯向清政府上奏，希望徐翰林到新军军营担任秘书长兼参谋长。在保留原有编制和职务的前提下，徐世昌出了翰林院，从事了眼高于顶的翰林们不屑从事的练兵任务。
　　
　　在新军军营，徐世昌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当袁世凯外出的时候，甚至可以全权代理，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智囊。
　　
　　汉人的当官神话
　　
　　徐世昌到天津不久，袁世凯就捅了个非常大的篓子。当时，有人告发袁世凯，罪状是克扣年饷、诛杀无辜。由于新军寄托着清政府富国强兵的期望，清政府对这一事件非常重视，特意派出了军机大臣荣禄和陈奎龙查办。
　　
　　这一次，徐世昌在翰林院经营的人际关系发挥了作用。陈奎龙和徐世昌是同榜进士，两人的私交非常不错。在徐世昌的努力下，陈奎龙从中转寰，得了个让袁世凯“乞恩姑从免议”的结果，袁世凯的弥天大祸因此消于无形。
　　
　　在袁世凯的推崇和荐举下，徐世昌也平步青云。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徐世昌随着慈禧西行，得到慈禧的青睐。此后，徐世昌涉足了清政府的政务、财务、军务和学务等领域，巡警部、邮传部等肥缺一个不落。
　　
　　1904年，徐世昌担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会试的阅卷大臣，圆了主考之梦。第二年，他进入军机处，署理兵部尚书，这对汉人而言，也是不小的成就。之后，徐世昌更是被任为钦差大臣，集东北三省军政大权于一身，甚至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
　　
　　1908年，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后，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希望满人做主，排挤袁世凯，把他踢回到河南老家钓鱼去了。奇怪的是，徐世昌虽然也受到连累，却还是得到了保全，甚至在此后的皇族内阁中担任了协理大臣(副总理)。
　　
　　有人统计，徐世昌是清末掌握实权的总督中升迁最快的四个人之一（另外三人是林则徐、曾国藩和袁世凯）。值得注意的是，他和其他几位总督有区别，由于东北是清政府的发祥地，他担任的东北总督更是位高权重，甚至还超过直隶总督。但是，如果问起这四个人的主要功绩，似乎也就是徐世昌乏善可陈。
　　
　　正如张鸣教授评价的：“可细想起来，此公（徐世昌）虽然一路大官做上去，但好像什么事也没做过。他参与过袁世凯小站练兵，但兵不是他练的；他做过清朝第一任的巡警部尚书，但警务也不是他办的；他做过东三省的总督，好像除了让自家的宦囊鼓了好些之外，没留下什么政绩。”
　　
　　在清政府的汉人当官历史上，没有明显的军功，也没有特别的文采，甚至也没有高人指点和提拔，能达到这一成就的，似乎也就是徐世昌了。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当官的神话。
　　
　　和袁世凯的“断头之交”?
　　
　　在教科书中，袁世凯复辟帝制，签订“二十一条”，是十恶不赦的罪人。而徐世昌，似乎就掩埋在历史的尘土中，基本上没有提到，最起码，他没有背负起什么恶名。其实，袁世凯的一切活动，都有徐世昌的参与，只是参与程度有大小而已。
　　
　　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疲于应付，想到了让赋闲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凯。邀请袁世凯出山的，正是徐世昌。最终，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指挥各路大军。由此，袁世凯开始南下镇压革命。
　　
　　当时，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是清政府用来节制两人的障碍。为了把他剔除，徐世昌也煞费苦心。他发现载涛胆小怕死，因此让袁世凯命令他上前线，这一举动把载涛吓得直接退休回了老家。
　　
　　清朝政府并不知道徐世昌的想法，还把他当成“忠臣”来笼络，给他追加了“太傅太保”的头衔，这可是身为人臣的最大荣耀之一了。
　　
　　徐世昌看到了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大势，知道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是一种趋势。据传说，甚至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文书也是徐世昌拟定的。为了推举袁世凯，其中还有“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的词句。
　　
　　当然，徐世昌并不是完全袁世凯一边，作为袁世凯的“大哥”，他还是藏了私心。
　　
　　1912年，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个时候，“大哥”徐世昌没有马上随着袁世凯就任新职。他辞去清政府太傅太保的职位，隐居到青岛。在他看来，当时的时局还不明朗，需要继续等待。当然，他内心，或许对清朝政府还是有些依恋。
　　
　　1914年，袁世凯根据新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袁世凯再次邀请他出任民国政府的国务卿，说：“菊人（徐世昌字菊人），吾老友也，如不以入仕民国为嫌，当倒屣迎之，位在诸总长上。乞耐心静候也。”
　　
　　据史料记载，面对袁世凯的邀请，徐世昌的表现是“喜而不寐”。一是国务卿的职位不低，二是他也看出来，袁世凯已经站稳了脚跟，自己不会站错队。
　　
　　不讲义气，讲政治
　　
　　在和袁世凯的交往中，徐世昌不仅仅是“藏私”，后来甚至走上了逐渐分裂的境地。
　　
　　在袁世凯和日本就“二十一条”进行磋商的时候，徐世昌极力反对。当袁世凯开始蓄谋恢复帝制的时候，徐世昌也不认可。当然，他没有硬碰硬地劝谏。看着袁世凯“哪怕过一天皇帝瘾，死也无憾”的派头，徐世昌选择了缄口不言，作壁上观，他甚至还辞去了国务卿的职位。
　　
　　有人说，徐世昌之所以不支持袁世凯，是因为一旦袁世凯称帝成功，他作为老大哥还得给皇上下跪，所以内心不平衡。事实上，这是很肤浅的理解。徐世昌对当时的局势洞若观火，尽管自己还留恋清朝的帝制，却知道那只是一个幻想。
　　
　　他不能直接劝谏袁世凯，却拿杨度和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开涮。在袁世凯筹备帝制期间，他常常做的事情就是“言必嘲度（“度”指杨度，袁世凯称帝的智囊之一）”。而袁克定也针锋相对骂徐世昌为“不搽粉的活曹操”，讥诮他两面三刀，一时间，“活曹操”的说法在北洋政府中人人皆知。
　　
　　当然，袁世凯也看出了徐世昌的分歧。在称帝后，他加封徐世昌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袁世凯的行为意味深远，是仿照汉高祖的“嵩山四皓”而设立。对于袁世凯的“加封”，徐世昌并不同意，因为汉高祖所封的“嵩山四皓”都是隐居而不仕的贤者，袁世凯这么做，有“永不叙用”的意思。
　　
　　在日记里，徐世昌发出了如下的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当听到蔡锷在云南起兵反对袁世凯的时候，徐世昌甚至鼓掌欢迎。当时的“名记”陶菊隐先生说，徐世昌一声做事都是阴鸷深沉、喜怒不形于词色的，只有这一次“未及自敛”。
　　
　　可见，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徐世昌对政局的认识是何等的准确和深入。即使是老朋友，他也不偏袒，丝毫没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哥们义气。这或许就是政治家的基本素质，而不是武夫和草莽的行为方式。
　　
　　纵观徐世昌的行事风格，就能发现他没有武夫的草莽习气，也不受江湖义气的束缚，只看重政治的权术和政治气候。所以，他不远离袁世凯，关键时刻也愿意帮助他，却不愿意亦步亦趋，这，或许才是他“苟全性命于乱世”，甚至官运亨通的秘诀吧。
　　
　　最终，袁世凯在教科书中成为大反派的时候，徐世昌却能在他参与的历次大事件中如隐形一般，不知名，也没有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