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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一个简洁的说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精辟地说明了对外竞争的实力取决于内部力量整合的程度。“团结”是为了更好地在自己的阵营内部，把人力物力资源更好地整合起来用于竞争的目的，胜利的基础就在于此，在有形实力既定的情况下，“团结”是提高无形实力的关键甚至是唯一的路径。“团结”这个通俗的说法，实际上反映了个人努力与集体目标的一致性程度的高低，个人的利益和追求与整体目标偏离越大，个人努力对整体目标的有效贡献就越小，不同个体努力之间的算术总和与形成的实际合力的差距就越大。最理想的状态下，是所有人的努力方向都与整体目标一致，这样竞争实力就等于全体努力的代数和，没有相互之间的抵消和损耗，也就是说：无形实力作为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的衡量取值，最大为1，最小是0。对于无形实力的取值范围，以及与有形实力的关系，毛泽东是这样认识的：“战争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掌握着国家军事机器并占有或者支配大部分资本和社会剩余分配，在有形资源方面，被统治阶级是处于劣势的，这是革命在有形实力方面的不利条件。长征之前的“反围剿”作战失败，以及长征途中湘江之役的挫折，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竞争方略选择错误之外，也是与这个有形实力方面的劣势紧密相关的。从这里也间接说明了无形实力意味着一种不同的组织和运用资源的管理模式。
毛泽东说过失败是成功之母，重大的挫折可以把压力变成为动力，促使人们放弃错误的观念吸取教训。红军长征之后，斯诺到达延安访问了很多红军将士，发现毛泽东和他所遇见过的其它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都“显然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思想意识里面只剩下了“我们”没有了“我”，这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挫折之后在无形实力方面取得的更大突破。正是基于这个方面认识的深刻把握，斯诺在所有西方观察家之前看到共产党人在有形实力劣势之外的制胜优势，预言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也使得他的书成为拉铁摩尔所称许的“西方国家介绍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却使我的报道工作发生困难。”
由于无形实力是劣势一方竞争和生存的关键，共产党人就在这个方面投入了格外多的精力，去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问题和组织观念问题，启发官兵的觉悟和主动性，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在战争期间集中那么多的高级干部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解决思想和作风问题，这本身是提升无形实力的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