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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最近的世界大学排名，心里感觉很不爽。想想看，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世界大学百强之中却无中国一席之地？“记者了解到，我国没有一所大学进入排行榜前１００名。在前４００名中，我国大陆地区占８所，分别是：北京大学（１９２位）、清华大学（１９６位）、浙江大学（２４８位）、上海交通大学（２５２位）、复旦大学（２５７位）、南京大学（２７１位）、中国科技大学（２７３位）和吉林大学（３８２位）。中国台湾进榜的前三名为：台湾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分别排在第１３５、２９５和３８７位。香港大学（１４９位）、香港中文大学（１９８位）和香港科技大学（２８６位）则排在中国香港地区的前三位。”看看吧，曾令我们心驰神往的北大、清华竟不如台大、港中大（当然，我从内心里对台大、港中大是充满敬意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是坚定不移地要尽力实现的宏伟目标，还是愚弄国人的“政治”口号？也许下面这则评论能告诉你一点东西。 
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做什么？ 来源：齐鲁晚报 日期：2007-4-10 作者：□邓海建 提到“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怕是没有几个大学不趋之若鹜的。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的爱情高调地谈了很久，弄得国人都误以为快和“世界一流”领结婚证了。国内大大小小的大学排行榜几乎成了“口水榜”，往往为了争个“国内一流”而喋喋不休。奇怪的是，当各种“国际大学排名”把我们挤在“一流”的身后（甚至连港台大学都骄傲地自称“跻身前列”）的时候，我们那些众声喧哗的“一流大学”不约而同地集体沉默了。那么，“世界一流大学”的绣球为什么不抛给我们？它们究竟都在做些什么呢？ 它们肯定不在忙着盖大楼。哈佛、麻省理工等大学的校舍校门看起来一定比不上我们的气派豪华。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博士有一段十分尖锐但并非离谱的话：“中国大学是食堂比图书馆和实验室好。中国大学里的那些好食堂跟国外大学的食堂相比，办得还是挺不错的。” 他们肯定也不在抄袭论文或者创收。当年“王铭铭剽窃事件”震惊全国，后来又有法学院长朱苏力招生舞弊事件、“美联储首席经济学家”周春生事件等等。世界上怕是没有哪一所“一流大学”会有如此之多的剽窃舞弊，世界上更是没有哪一所“一流大学”在被揭出了这么多的学术失范后依然话语暧昧。 他们肯定也不在锻炼哭穷的本领。国内很多重点大学在招生谈硬件的时候似乎永远国际领先，但一到向财政伸手的时候又似乎穷得不得了。他们忘了，在中国引进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一百多年来，高等教育界人才辈出的时期有两个：一是“五四”前后，一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偏偏那都是些国难当头、最为穷苦的时期。 有人戏谑地称“北京飞到东京约４小时，所以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的最短距离约４小时机程”。看看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干什么，再看看我们的一流大学都在忙什么，这中间才是我们真实的距离吧？ 我想，邓海建老师的评论中还应该加上这么一点，就是他们不是在时刻想着、利用自己的权威或者别的身份搞剽窃。他们的教授和研究生不会为了所谓的证书、头衔去剽窃别人的成果（甚至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明目张胆的强行占有别人的成果）。他们也不会整天忙于抓权而无心忙“事业”；我们给于这些人的权利只能是基于学术成就的领导权利，而不是渗透着“官本位”意识的权利。那些人们看看下面的文章也许会有所收获（尤其是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记述）。 
张三夕 桑大鹏 发布时间： 2007-04-05 04:52 光明日报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学贯中西而最终仍然回归并认同本国文化精神的国学大师。他们先是求学于中国，大量阅读传统文化典籍，后又远渡重洋，广泛深入地研读西学。他们对科举制取消之后纯粹标举知识修养的西方学位制，态度各不相同，产生了以下几种情形。 一种是遍游欧美，深研各门学科，获得许多博士学位，身上挂满了博士头衔。这种情况以胡适为代表。胡适1910年通过艰苦的准备，一路过关斩将，通过考试获得了美国用庚子赔款余额设立的庚子赔款奖学金，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他先是学农，后又辗转于哥伦比亚大学等美洲各高校之间，如饥似渴地钻研西方近现代哲学、文学与科学，到1917年学成归国。胡适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到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胡适哲学博士学位，前后相隔十年，其间外界有很多的议论或猜测。如果从胡适1910年开始准备留学算起，到他获得第一个博士学位，前后花了长达十七年时间，可谓在西方求学位道路漫长。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西方某些名牌大学要想获得博士学位实属不易。 不过，胡适一旦具有博士头衔，加上他自己的聪明勤学以及特殊的政治身份，此后却一路鸿运高照，种种博士头街纷至沓来。在1935至1959年间，胡适共获得了35个博士学位，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国家和地区遍及美、英、加拿大和香港。其中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若按学科分，则法学27个，文学7个，人文学1个。当然，其中不少是“荣誉博士”头街。 更有甚者，胡适还放弃了许多次获荣誉博士学位的机会，大约身上的学位太多，已没有心情搭理，或者说多一个博士学位少一个博士学位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种事主要发生在他任驻美大使期间。1940年3月21日，他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说：“去年得了2个荣誉博士学位，因病辞了3个”。1941年1月21日，美国就任总统举行就职典礼，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参加授勋，胡适未去，又舍掉了一个博士头衔。此外，胡适留美的第一个学校康奈尔大学，曾打算授予胡适荣誉博士学位，因该校校史上未有先例，胡适不愿“破例”，又抛掉了一顶博士桂冠。 第二种是在中西学术领域尽情涉猎，学术兴趣广，但同时于其中深钻一、二门，并取得相应学位，博而专精，知识结构合理。不少国学大师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对于哲学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独到领悟。1915年考上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后，经过勤奋学习，又于1919年12月，考取了河南省官费出国留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深造。在美国，冯友兰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大哲学家的原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柏格森、叔本华、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等，一大串西方哲学家的名字，一大堆西方哲学的概念，不同的流派、范畴接踵而至，给冯友兰以强烈的冲击。东西方的众多哲学流派，冯友兰几乎无所不窥，营建起一种广博而渊深的知识结构。 1923年夏，冯友兰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在杜威教授等人的主持下获得通过，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而冯先生的学术思想却不仅仅限于哲学本身，他在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会议上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问题，后来被转换成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首席作者李约瑟提出，无论是在以前的千余年，还是在近五百年，中国的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也没有退步，一直在缓慢而稳步地前进，而西方在经历了几乎没有任何科技上的建树的黑暗中世纪之后，却因文艺复兴引发了科技大革命。由此李约瑟问道：何以这种科学革命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而是在西方发生？冯氏命题触动了李约瑟并因此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沉思，其余波一直影响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于中国国内的文化反思热潮。其四十年代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沿着“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逻辑理路一路前行，对国民灵魂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建立了独具个性的新理学体系，其哲学劳作的身影已化入了民族的精神世界，因此，冯先生这一博士学位上凝聚的是一种理性的深邃与文化的良知。 第三种情况是广采博纳，博大精深，学究天人，但却无意于学位的获取，成为没有学位的大师，这种情况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 陈寅恪，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大诗人陈散原老人之哲嗣，曾留学美、日、德、法、瑞等国，精通梵文、西藏文、巴利文、英、法、德文，主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佛经之比较研究。 陈寅恪先生的正规学历是凇吴复旦公学毕业，那时的复旦公学还不能算作正规大学，也不授予学位。陈先生自己认为，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1909年他从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德国柏林大学，1911年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后又入法国巴黎大学，不久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回国。1918年再度出国，先赴美国哈佛大学，1921年又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1925年归国后就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之一，被誉为“教授的教授”。 据记载：陈先生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向自己的姑父俞大维提起此事，俞大维说：“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陈先生在自己扎实的旧学根底上遍游欧美深研西学，其学渊深海阔，深不可测，他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以及关于梵、藏、巴利文之研究成果等论著炳彪于学术史，成为没有学位的大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3-4 1:05:37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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