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正略一品”系列视频访谈，是由正略钧策创始人赵民在2007年8月发起的，与著名企业家、学者等各界名人的对话专栏，以播客和博客的形式，每周推出一期。“正略一品”以“管理人生”为主题，探究成功人士如何成功管理创业、如何成功管理公司、如何成功管理事业、如何成功管理自己的人生，其中不乏凝结人生智慧的经典语录，以及各界名人对热点事件的精彩点评。“管理人生，成功人生！”，“正略一品”希望能够带给那些正在奋进中的年轻人一些启迪。
观看本次访谈的视频，请点击http://you.video.sina.com.cn/zhaomin
赵民：谢谢您今天下午有时间来跟我聊聊创业和管理。我知道你办了很多媒体和杂志，办杂志是很不赚钱的事情，属于是公益的事情，也很辛苦，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和体会？
王波明：我们办杂志，其实不是我们当初的想法，因为当时回国以后，做体改工作，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怎么建，因为我们机构一直在体改委底下，杂志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当初我们做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非常不全面，因为在91年的时候，每天股民交易完了以后，价格在哪都不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知道，不像今天信息这么多，我说那得办一本杂志，让人知道一些最基本的信息。你想象一下90年代初期的时候，证券市场刚开始的时候，什么信息都没有。公司到底干什么的，也没有人知道，就是闭着眼睛买股票。
赵民：老八股。
王波明：对！老八股。
赵民：上海那几个。
王波明：对！上海那几个。我们就做了这么一本，完全是适应市场，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其实不赚钱，也不见得对，当时我们在想，咱们不想中国的事儿，咱们想想美国，其实资讯也非常发达，资讯非常赚钱。当初干这个事儿的时候，市场有没有争论了半天，我就说也别争论了，因为那个时候市场上也没杂志，你去做一些市场调研，也得不出太有效的结果来。就看看美国，这个行业必须得有资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没想到第一年，人们觉得第一年能发一千本，实际上第一年没几个月，七个月时间到年底已经一万本了。一开始发行就赚钱了，很快就出来了。《证券市场周刊》我们到了97年，有一次证券市场发生了井喷，井喷就是忽然间市场就开了，交易量也非常大，股票也是一年翻一倍往上走。我们的发行量在那个时候已经到了100万册了。100万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全世界在财经类的杂志里面，我们已经排在第四位了，当时我记得《商业周刊》，全球发行才120万，后来又人跟我们说，实际上没有120万，都是号称的。我们是实实在在的100万，而且是周刊，所以当时也变成全中国最大的周刊了，从阅读率来讲，没有说周刊能发100万的，非常厉害。
赵民：天文数字。
王波明：真是天文数字。我们整个媒体杂志集团觉得确实是一个行业，所以慢慢出了《财经》杂志，慢慢又出了《新地产》，其实我们定位到杂志是在03年左右，作为一个很大的产业来做的，所以就扩充，有很大的想法说到底怎么做，到03年我们杂志量翻了一倍。
赵民：有20本杂志。
王波明：现在从本数上来讲，在全中国是最大的。当然还得有REVENU，REVENU我们觉得还不是最大的，再加上发展期，现在还都是在投入期，但是趋势我们看的已经非常清楚。做成中国最大的杂志集团，现在一点悬念也没有了。
赵民：像《财经》杂志，是非常高端的。当初怎么会定位成这样的想法？按照现在的角度来看，很有创新。
王波明：当时为什么出《财经》杂志，其实我们想法非常简单，因为《证券市场周刊》它跟股市连接太多，股价一上去它的发行量就上去，股价一下来，它的发行量就下来。它对于经营来讲，很不好，没法有预见性。我们干脆就搞跟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没关系的，就是跟中国整个经济的GDP走，GDP大家也都看清楚了，在97年的时候，往后走是越走越明朗，发展越来越快。当时市场上面一本也没有，所以我们就作一本这个。当时看确实是早了一点，97年也没广告，但是后来发现，高端人群还很认这个东西，为什么能走到独立、独家、独到“三独”，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现在觉得国内好多杂志都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在于真正的做到独立。也就是说，你不受任何干扰，随便举两个例子。因为我们经营跟编辑部那块打架打的特别厉害，那个时候有一个香港上市公司，叫格林戈尔，格林戈尔把科龙给买掉了，当时我记得下了一百万的单子，就是广告单子，对于我们来讲，那个很大了。但是它自己也存在很多问题，当时我们独立到什么地步呢？这边登着科龙的广告，那边文章里就在骂格林戈尔，说有些地方做的不好。当时科龙就讲，你怎么可以，我这边做广告，那边就做广告骂我。当时它就要撤一百万的广告单子，我们经营部门当时很气愤，怎么你们能这么干呢！当时我记得有很大的争论。这个事儿我心里感觉，你可能损失一点短期的利益，如果一个杂志没有公正性，最终人家是不会看你的，人家觉得你的文章能用钱给买断的话，你失去了公众性的话，长期的利益不会有，可能短期会有一些利益，所以当时最后做的决定，就是完全把经营和编辑分开了，因为很多杂志，广告编辑部和经营是在一块的。《财经》杂志我们选了这么一个模式，真的把它分开了，就是经营就管经营的，编辑部就是编辑部的，两边非常独立，谁也不能干涉谁。所以这样的话，几年下来，其他的不多说了，成天的电话，不仅是企业，甚至是政府部门，我记得乌镇那个时候市长专门带队来，有一篇文章关于乌镇避税天堂那个，就是胡搞，政府也得罪，包括奇瑞车的事儿，也是市长带队来的。所以出现了很多大事，我们还是能够独立独到的，还有很多牵扯到国家政策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但是如果完全是企业间的事儿，我们的主编叫胡立，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过来，我说这个事儿我不管，他就打到其他地方。所以长期以来坚持独到，形成了制度性的安排。这种东西也不是非常刻意的，完全就是摸索来的一个情况。到最后谁说也都不管用。一旦企业有了什么事情，跟我们探讨，我说那你去找编辑部去，编辑部那边胡立又是非常的厉害，你马上说好话，你要有什么问题了，让他抓住就非常麻烦。
赵民：你杂志里面还有一个《新地产》，《新地产》这个杂志在很多城市的茶馆和酒店非常的普遍，非常的受欢迎，这个也是很少见的。
王波明：《新地产》的创立这是我们第三本杂志，第一个是《证券市场周刊》、第二个是《财经》，然后是《新地产》。它就是采取了快速品牌化的过程，这个我们也是试一下。正常的杂志生命周期，如果你的内容好，再慢慢的品牌化，发行量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广告就上来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时间来讲，一般都得三四年的时间，就是让人们认可你这种模式。《新地产》采取了先品牌化后去搞内容，所以一开始就是广告，没出杂志的时候，广告已经出来了，很多样刊也出来了，当时的广告主要是地产商，就是先跟他们去谈，我们当时担保一期就是十万份，当时十万份在北京来讲，摆放在各个重点区域那都是非常到位的。这样的话，你也用不着等了，我担保你的发行量，你广告的价值马上就能体现出来。我们是倒着走的，就是先品牌化后去做杂志这样一个概念。这是我们一个奇迹，第一期就赚钱，一般来讲都得亏个三四年时间，然后慢慢广告上来，发行好了，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新地产》搞了一个倒着来的过程，第一期就盈利，现在已经都五六年了，每期都盈利。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最新一本杂志也是这么搞的，叫《体育画报》，就是跟美国时代华纳合作的，我们也是先品牌化，也做的不错。街上的广告很多，推销力度和费用也都非常大。这样的话回的广告收入也是很快的，马上就收回来了。反正做法就是叫“守正出奇”，就是慢慢来，正着走你知道了之后，就可以试一下倒着走。
赵民：换句话说，就是一定先要有正着走的根基，才能试一下倒着走。
王波明：也并不是每一本杂志都敢倒着走，但是现在我看国外有一些杂志，也都是倒着走，你像有的杂志中文版第一期上来，它跟广告商担保30万的发行量，一开始的推销力度也非常大，一本杂志前期投入就花了四五千万人民币，这也不是每本杂志能付的起的。但是它有一些东西和要素在那，因为它在国际上的品牌非常大，广告商都知道它，再加上先期的调研，它的调研费我听说就花了200万美金。它就是说我要赢的，我就是赢了，但是我输了，我得知道我输在哪了。所以它这种大杂志的运作，可以这样走，但是有些东西，也并不是说每本杂志都可以这么来，它得有一些基础，你像《体育画报》今年是奥运会，一年让它迅速品牌化以后，等于是在迎接奥运会，因为奥运会的时候，各大机构、各大公司，都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奥运，它有专门的预算和投入，投入量都非常大，所以它有契机在那，一旦站住脚了，利用奥运会一下子上一个台阶，奥运会以后就能变成家喻户晓的杂志。
赵民：我跟您聊了这么长时间，我理解你成了一个媒体的出版人，或者是杂志的出版人。我知道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是读经济学的。你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在读中学或者是读大学的时候，你想过要做出版人吗？
王波明：那是没有的。我也有时候跟他们说，其实我有一段经历，因为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在《华侨日报》当过记者和编辑，所以在那当过两年，对于媒体，尤其是我们最早的像公正性的这方面，我比较有感觉的，有理念的。
赵民：你当时是兼职的还是全职的？
王波明：我是全职的，我当时在《华侨日报》当记者，采访了很多人，当时咱们还有一个内参，其实他们转了很多我的东西，他不知道我是中国人，就是当时领馆里头管内参的人。
赵民：那你在学的时候，你当时的想法是做什么样的身份呢？是做官员？
王波明：其实在学校，因为家庭影响，我都是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当时可能更大的想法是做外交官这方面的事儿。
赵民：实际上走到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王波明：这个很偶然，因为我毕业找实习的地方，发了一百多封信，最后忽然间发现纽约股交易所，他把我弄进去当经济师，所以我在纽约交易股里面工作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一下子把我转到做金融这方面了。这也是一开始没想到的。
赵民：假定说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这样的选择，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对自己人生理想，或者自己年轻时候的想法和现实的冲突和矛盾，或者说不吻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
王波明：其实大家都有点儿理想主义。当时留学回来，从来一天也没想着来美国呆着，当然回来也是因为成天在做报纸，当时80年代，87、88年，中国改革走的如火如荼，发现每天都在变，想的比较激动。那这样的话，我回来以后，差不多四五年时间，都是在体改委底下做资本市场的设计，因为当时在纽约交易股做。后来变成做媒体、做新闻，那都是因为，当时证券市场都做完了，都设计了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证监会都设计出来了。你说让我们非得进入一个我们自己设计的行业，那也不见得，所以我们当时也就选择了走民营化，就是把一个事业单位转变成一个企业。我们这个历程可能有很多地方没有可比性，我们不是做企业的，我们是做事业单位。
赵民：社会公益事业。
王波明：而且我们转成一个企业，我们差不多转了七八年的时间。从我们脑子里想到是企业，比如说我们“大锅饭”行为，很长时间，我们开一个人，我们觉得于心不忍，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成本非常高。不能干我也得想办法给你找一个事儿做，很多时间我们这帮人都是“大锅饭”。所以我们这个历程真是有点儿阴差阳错，就是慢慢慢慢的转过来的，所以我们这些东西，不像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那些公司都很快的。我们人甚至有时候骂我，说你们这些人太慢，又“大锅饭”你们怎么能干成事儿呢？但是我们后来想，这么多年我们转弯都非常慢，但是这也给我们一个好处，对一个业务，就是一个非常长的眼光来看一个事情，就是我不见得非得急功近利，比如说有的时候该调头的时候，我们确实也没调。但是山水轮流转，有时候一个行业过了几年又回来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网叫和讯网，和讯网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网络，里面的模式也改了很多，我们95年就有和讯网了，你看现在多少上市了，又快速发展，我们一直就在慢慢腾腾的在做这个事情。人家说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做互联网的。后来我们也想互联网还是生意，不是说互联网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你看现在做到今天，正好财经资讯，现在慢慢忽然间又回来了，这样的话就做的非常好。今年创历史记录，从收入和利润都是创记录的。
赵民：创到什么程度？你们下一步准备和讯网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王波明：我们和讯网，我们做一个财经的门户，但是资讯这种东西，在90年代中国是不需要的，那个时候炒股，人家看你什么资讯，要小道消息等等。同时也不是一个机构很成熟的市场，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5年以后，机构的投资人就开始了，他开始以后，市场理性化程度就提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分析，不分析自己乱炒，那非得亏钱不可。所以这个时候对资讯的要求就越来越多了。而且人们也开始愿意付钱给资讯。所以现在资讯市场涨的非常快，特别是财经方面的。
赵民：可以透露一下和讯网的业绩吗？
王波明：我只能跟你说都是百分之百，今年是百分之一百多，都上亿了。这是第一次。
赵民：应该是排在同一类门户中的老大。
王波明：他们讲是这么讲法。至少在广告收入，从资讯角度来讲，财经类的网站，我们应该是最大的。
赵民：你看我们每个人读自己的书，要做自己的事业，或者说做自己的公司，到最后做成功的时间点都有很多的不一样，就您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或者您这一代人来说，起码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您自己炒股票吗？
王波明：我自己真不炒股票。因为我们联办最早的时候，从90年代初，因为我们当时等于是企业的角色，又没有市场，又没有监管机构，联办曾经有一度又是市场本身，又是监管机构。所以我们当时有一条，就是你进入联办可以，你甭管怎么样，你不能炒股票。
赵民：转成公司了呢？
王波明：转成公司了，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个习惯就养成了。别人说这说那的，我们机构有一块是做股票的，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做。
赵民：你看您的杂志，无论是《财经》，还是《证券市场周刊》，是聚焦在中国最热的股市。还有《新地产》是最热的房市，又办了《体育画报》，是奥运会的，都是赶着热点话题。你是不是在做生意，或者做创意，或者做事业的时候，对社会环境的敏感程度是你的长处？对社会的变化，观察的角度是不是你的长处？
王波明：这个东西我不想太理想化去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在做杂志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尤其是做《财经》，我个人来讲，我对改革这个事儿，我是因为改革回来的，同时又参与改革这么多年，特别是今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周年，所以我对这个情节非常重。你说其他社会上的责任，我不说，但是对改革这个事情，一直推动着我向前进，而且我很敏感对这个事情。当然做生意是做生意，我们机构团体也在说我，因为现在机构越来越大了，也小一千人了，而且这一千人，都不是工厂打工妹那种，都是高智商，媒体高学历这些人。你自己理想化，你理想化去，但是不能跟业务，业务还得按市场规律去办事，该做什么得做什么。但是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化跟业务混在一块。这一千人工资要一年比一年高，房子要一年比一年大，所以还得要创造价值。
赵民：换句话说，您对改革的情节和公司经营市场化要分开的。
王波明：要开的。
赵民：如果要让您回顾从读书到创业到现在走过的路，您觉得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抓住市场机遇，还是说用理想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王波明：我最大的想法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一直跟底下人在讲，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你不能说为了做这个事情而做这个事情。
赵民：就是得富有激情。
王波明：对！富有激情。我感觉你赢，你不能说，有时候我在想，哈佛的MBA等等，它不能说把这个事儿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因为市场规律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简单按照市场规律赢的话，可能你往往赢不了，你一定是什么事儿，你比别人更加厉害，我觉得就是激情，这是第一个大东西。然后第二大感觉就是，其实很多规律我不想讲了，但是就是取舍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定得想清楚。这是最早我回国的时候，王岐山，你看他十年前说这个话，他十年以后他还跟你说这句话，他不变，他有底气在那块，他讲的最多的一个东西就是人生，或者你做事情，我觉得还不光跟业务有关系，就是取舍问题没有想清楚，你永远也别想两边都得到，你取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丢了一些东西。你丢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又取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真难。一般人还是想能够都取了，还是都取了。
赵民：好！谢谢你，我非常有收获。
嘉宾简介：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副理事长。同时兼任中国国债协会理事、《财经》杂志总编、《证券市场》周刊社长、中国证券业培训中心副理事长、亚洲证券业培训学院理事。曾参与中国初期资本市场的建立，包括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建。1992年又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个投资基金，从而开创了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先河。参与管理的国泰财富基金在国内进行10亿多美金的投资，基中包括深圳三九药业有限公司、春都集团、小天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等。最近参与的重组、收购和投资项目包括四通集团公司、深圳桑达电信有限公司和侨兴电讯工业有限公司等。八十年代初到美国留学，先后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获学士学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在美期间曾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任经济师。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