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甘阳（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再过两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用中国的老话说，这个新中国成立
已将一甲子。我以为，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
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再象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的近三十年。把改革
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
（1979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
这就是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
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
，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
，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
定其后三十年。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改革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
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这实际也就提醒我们，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
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新改革共识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
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
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
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25
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
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
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说成好像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
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
实。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导致贫富差异的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
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晚近以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
，实际不应该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新
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
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
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
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
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
基本纲领的提出。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
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
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
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
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我认为，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形成
的某种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
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
，“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更进一步
说，“新改革共识”实际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八年来
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
经深入人心，融入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
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
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
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
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毛泽东时代
的很多重新讨论，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十年以
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
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
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
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这在中国现在的许多电视剧特别是家庭生活剧以及讲结婚离婚的
日常伦理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种传统的并存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非常独特的国情。如果我们以香
港社会作为对照的话就可以看出，香港社会有上面说的第一种传统（市场和自由的传统）
和第三种传统（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但香港社会没有上面说的第二种传统，即没有强
烈追求“平等”的传统。因此尽管香港社会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有很多人在致力
改善这种不平等，但不平等的问题在香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美国作对比的话则可以看出，美国有上面说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传
统，即自由和平等的传统都非常强烈而且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张力可以说就是美国的基本国
情，但美国没有我们上面说的第三种传统，没有什么人情和乡情观念，更没有人情和乡情
背后的一整套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
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
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
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首先，“
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执政党以往强调的西方
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
”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可能通过排斥市场
机制来达成，而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毫无疑问，这三
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充满矛盾甚至冲突，但三种传统形成矛盾，张力和冲突，
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以一种传统排斥压倒其他传统才是坏事。我们需要反对的恰恰是
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游戏”政治格局。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
，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融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
有人或许会批评说，以上这种看法有否定“阶级斗争”的取向，对此我将回答说
，我们今天或许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
”的重要思想。中国改革过程目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张力和冲突，大多数仍然属于“人民内
部矛盾”，而不宜轻易把它们看成是你死我活的 “敌我矛盾”。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人以“
政治正确”自居，任意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同样，对于现在许多人动辄引用西方文化研究
的所谓“性别，族群，和阶级”等理论来讨论问题的倾向，我们也有必要强调，男人与女
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许多族群矛盾也是
可以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和平地解决的，任何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你死我活
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的作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导致政治上的灾难。对西方流行的种
种所谓理论，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我们都必须批判地加以检讨，而不应随便拿来就
套。事实上现在“太阳底下早已没有新东西”，我并不认为当代西方种种所谓理论对我们
有多少价值。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
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
不是要形成一个象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
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
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 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
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
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参见本文附录：“关
于中国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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