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饱受争议的户籍制度，有望再次加快改革的步伐。据最新消息，公安部日前正在加快《户籍法》的立法工作。户籍立法的推进不仅能将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房地产“松绑”，为稳定房价贡献一臂之力。 现行的户籍制度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曾明确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但在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后实际上废止，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这一规定。这种制度的变迁与特殊时期的国内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国家实行与户口挂钩的粮油统购统销政策的需要。因此，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国家消费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与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关的政策制度。随着改革开发和经济发展、财富积累，其存在基础已经消失，这种过时的限制措施正在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现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分割，不仅隔断了城乡间的自由迁徙，形成了特殊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而且也在城市间造成了户口的等级差异，不仅给“买户口”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限制了以劳动力为主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降低了社会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城乡户籍、不同城市户籍之间“含金量”的差异，直接造成了公民在就业、人事安排、社会保险(包括保障房)、教育和住房等问题的不平等待遇，造成了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教育机会不均甚至“在自己的房子里暂住”等社会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在户籍制度本身找不到解决的途径，于是只能在两个方向寻找突破口，第一是滋生社会腐败，第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主要城市的房价。 就业、教育和住房等问题被捆绑在户籍上，但住房本身也反过来影响了户籍。买房往往是进入一个城市，获得该城市“资格认证”的第一步，通过买房取得户籍曾一度在大城市周边郊县盛极一时。许多地方之所以能吸引大量外地的购买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户口牌”。随着对户口要求的减少，这一需求也在减少，可见二者是正相关关系。在一个城市内部，学校周边的房价往往是一个区域房价的风向标。现有的教育制度对教育资源，尤其是小学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是按户口所在区片划分，从而起到了对相关社会资金的吸引作用，在城市中人为增加了众多的价格高地，进而带动房价的整体性上升。同时，对于保障性房的购买条件中，几乎都有户口限制，这一限制使得众多城市新增就业人员无法买到适合他们购买力层次的保障性房，从而形成了“买房难”的一大主力。 同时，由于现有户籍制度立足于人口和地区的捆绑，公民在不同城市之间的自由迁徙、工作流动都会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也强化了国民固有的安土重迁的生活习惯。一个流动性强的社会，人们会更多地倾向于租房，倾向于投资更加方便变现的股票、债券而不是不动产。我们既然鼓励租房，就应该有相应的鼓励公民自由迁徙、流动的户籍制度。一个现代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应当更倾向于备案和服务，而不是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 当然，造成目前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很多，户籍制度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户籍制度的改革也许并不能直接稳定房价，但一个与教育、就业、保险、住房相剥离的相对单纯的户籍管理制度，确实等于给本来就十分沉重的房地产本身松了绑。 迁徙自由和权利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户籍法》改革的目标。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和社会、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原因，户籍制度改革的“冒进”常常导致城市和社会问题。比如人口向超大城市聚集出现的贫民窟现象，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保障难题等等。放在国内的具体环境，还要考虑改革失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过犹不及造成的反复常常引致改革过程的停滞甚至后退。 因此，户籍改革既需要加快步伐又需要稳步推进，只有首先做到户籍制度与社会资源分配之间的彻底剥离，降低户口的“含金量”，然后根据政府的社会保障能力逐步放开，才能防止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尴尬局面。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