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下的“雄鸡”

翻阅日历

对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关系，有学者做过这样的比喻：毛泽东是“太阳”，而郭沫若则是一只高昂着头的“雄鸡”，在条件反射的作用下，只要“太阳”一出来，雄鸡就会马上引吭高歌，一遍一遍唱着赞歌。

  太阳下的“雄鸡”

    在郭沫若的笔下，毛泽东是自己的太阳：“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机外有着两个太阳。”“毛主席啊，你是我们心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祝愿你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万寿无疆。”所以，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时刻用毛泽东的是非作为自己的是非。只是
    在经历政治的风风雨雨的时候，郭沫若的心中又有着怎样的波澜？

跪着的斗争？
    “文革”来临之前，郭沫若已经成了惊弓之鸟。1965年年底开始，郭沫若就经常接到向他挑战的信件，比如，在《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中，郭沫若写道：“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提出这样的反驳：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对此，郭沫若感到无比的紧张和恐惧。
    1966年中国科学院春节团拜和政协常委春节团拜，郭沫若不敢到主席台就座。1月29日，他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辞职信：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最后，他还加上了一句：“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最末一句最值得玩味，在1964年５月，他的好友茅盾从文化部部长职位上解职，而茅盾，与郭沫若是党内并列的两大文学巨匠，人们合称“郭老茅公”。他的解职让郭沫若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触。
    郭沫若的辞职没有被允准。在以往思想领域的斗争中，毛泽东总会把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当作不能批判的“标兵”。“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还是重申：“郭老、范老两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不过，这次加上了一个条件：“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
    毛泽东要求“自我批评”的表态一出，郭沫若就闻弦歌而知雅意，“文革”期间，他处处积极站在毛泽东的角度，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臧否人物，评价时局。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把别人的、更高级的良心拿来当作自己的，反对自己的良心。”
    有人评价这个时候的郭沫若，“没有野心而只有忠心，要说私心就是力求自保，不要蒙上‘晚节不终’的恶名”。
　　1953年4月，郭沫若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评价非常高。但毛泽东素来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对杜甫却颇有微词。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并在其它场合明确表示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
　　郭沫若了解到毛泽东的偏向后，一反原来对杜甫的支持，把“扬杜抑李”发展到极端。例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卷我屋上三重茅”的句子，郭沫若就大加发挥：杜甫一定是大地主，一般老百姓只有一重茅草，杜甫家里有三重，可见他家属于地主。从而，邻居小孩们检走吹落的茅草是革命行为，和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行为类似。
    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平被打成“走资派”。郭沫若还是站在了主流的立场：“走资派，愤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对这一句，郭沫若研究专家冯锡刚做了这样的解释：“要从个人崇拜着眼。”，郭沫若对其他人的评价“一般来说较少个人的体察，多以毛泽东的臧否为准绳。”，所以，在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时候，他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同样对邓小平做了不恰当的评价。
    当“四人帮”覆灭的时候，郭沫若依旧保留着积极表态的风格。他迅速在诗歌中对华国锋给与了充分的信赖，写出了名传一时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有人说，郭沫若的自保其实是一种“跪着的造反”，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造反，而事实上，表达对“四人帮”痛恨的时候，郭沫若依旧沿袭了“文革”的暴力话语，他已经将“文革”暴力与早年浪漫的革命暴力结合了起来，而自己并不知道，这就是郭沫若的悲剧。他已经丧失暴力造反的资格，而跪着造反的大师甘地，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

郭沫若忏悔情结
    早熟、略带自卑的年轻男性，往往在外边看起来傲慢，而内心常常伴随着终生的忏悔情节。卢梭如此，郁达夫如此，郭沫若也如此。
    郭沫若年轻的时候有过嫖娼挟妓的经历，对这一点，许多和他亲近的人都是知道的。此外，郭沫若年轻时还是同性恋者，据陈明远向田汉的求证，郭沫若在四川老家的时候，有过一位过往从密的“相公”。而在1920年写给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曾经做过这样的自剖：“我自己的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高德斯密还堕落、比海涅还懊恼、比波德莱尔还颓废……”而在给田汉的信中，就更加直接了当了：“我的罪恶如果只是破坏了恋爱的神圣——直截了当地说，如仅只是苟合，那我也不至于过于自遣……”
    1920年，郭沫若试图加入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时，竟然没有通过资格审查。据郭沫若好友，美学家宗白华的回忆，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中，有曾琪、魏时珍等四川人，在成都高等中学堂与郭沫若同学，对于郭沫若嫖娼、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的行为有耳闻，而拒绝他入会。
    从２８岁开始，郭沫若对自己过去的颓废和堕落悔悟、表示要翻然自信。而《女神》的压卷之作《凤凰涅磐》，直接就产生于忏悔的心态之下。在1920写给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作了这样的自剖：“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一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
    从郭沫若的文字看来，他的忏悔是非常深切的，甚至以凤凰涅槃来作为自己自己忏悔的决心。不过，郭沫若的忏悔，正如他在《国难声中怀知堂》的溢美之词一样，未必出自内心，而可能只是一种故作姿态。
    到晚年的时候，郭沫若的忏悔就是典型的故作姿态，甚至号称要焚烧以前的所有作品。对此，宗白话说：“无论郭沫若还是巴金还是别的人，恐怕大半都是为了保全自己，屈膝求饶。这不是什么真忏悔，而是假忏悔和愚忏悔两结合”。
　　不过，私下里，他对自己的小朋友陈明远却做了沉痛而真实的忏悔：
    1963年5月5日的信中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在1965年，他更是在信中说到：“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
    这样看来，这只太阳下的雄鸡，也并不是完全条件反射地歌颂，他也有自己的感触，不过他不敢表露。他看到政局的混乱时，内心是不安的，但他还是继续奉行着逢场作戏的原则。即使儿子危在旦夕，他还是完全被动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
    郭沫若和于力群的第二个儿子是郭世英，1964年在北京大学读哲学，好学深思，非常有父亲的风范。据同班同学周国平的回忆，萨特、弗洛伊德、尼采，这些现在听起来都时髦的词，就是从郭世英的口中得到的。郭世英对父亲的境况也是洞若观火，有一次，他指着父亲的背影对自己的同学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郭世英组织了“X诗社”，其中，“‘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父辈们藉以成名的方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郭世英竟不得不以身殉之。
    据说，造反派最初抓郭世英是因为他用英语打电话，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而后来又列出了“X诗社”怀疑共产主义理想的罪名。凶信传到家中时候，郭沫若正要出席一个有周恩来参加的宴会，于立群一再恳求丈夫，转告周恩来，请他救救儿子。但这一晚，郭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却没有向周恩来开口。
    在郭世英被非法绑架、关押期间，多次遭到群殴，最后从三楼坠下。世英离开人世的时候，身上的绳索还没有解开。事后，郭沫若喃喃地向哭泣的于力群解释着：“我是为了国家好啊”。他认为周恩来也不容易，不希望为他制造更多的麻烦。
    此前，郭沫若与于力群的长子郭民英也在军中自杀。由此，郭世英的去世带给郭沫若的震动是难以想象的。此后的几年间，郭沫若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默默地将郭世英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
    “1965年2月7日：爹爹，他曾对我抱有希望，他又对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孔，心里难受。经受了多少风霜，斗争，斗争，而我——当吸血虫——简直不敢想象！……投入战斗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
    有人对郭沫若做过这样的评价：“面对政治，他糊涂过，谄媚过；面对爱情，他背叛过；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人性颠倒的年代，他善良过！”事实上，在“文革”这样集体疯狂的时代里，郭沫若并没有利用自己拥有的行政或文化资源去主动侵害别人，他只是在“非己”、在“自诬”。
    对自己“文革”中的表现，郭沫若没能做出最后的忏悔，他以86岁高龄在1978年6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