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人的懦弱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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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来有拿道德说事的传统，正式点说，就是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评价别人的时候，如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就理直气壮了。所以，从骨气、独立人格的角度出发，不少人就可以对郭沫若进行攻击和嘲弄，在他们眼里，郭沫若见风使舵、谄媚，甚至奴性十足……。
    脱离历史的背景，而仅仅从道德或者抽象的人格标准出发，其实是浅薄和肤浅的表现，也缺乏建设性的意义。如果对郭沫若的心路历程进行剖析，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角度。

大诗人的懦弱浪漫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1892年11出生于四川乐山，官方给他的评价是：著名科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思想家、革命活动家、诗人。对郭沫若而言，这一长串的称号并不是溢美之词，事实上，他是1949年后大陆学者中少有的跨学科人材。
    年轻的郭沫若敏感、多情，研究者们都认为郭沫若的性格带有“主观”、“冲动”的青春文化特征，具有“自我”、“破坏”、“创造”的特性。而这些特征，都和一个词相连，那就是“浪漫”。只是这种浪漫，扩展到婚姻和政治的时候，也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兴起可以吻胡适
    郭沫若一次请客，宴请了田汉、徐志摩、胡适等人，席间郭沫若频频劝酒，胡适谈到曾经捧读《女神》五天，郭沫若大喜，竟然一把抱住胡适，和他接吻。而在这之前，他和胡适还在论战，而之后，他们的关系也急转直下。当然，他还差点吻过田汉——研究者常常把把这当成郭沫具有浓郁浪漫气质的一个证据。
    事实上，正是郭沫若的浪漫精神，才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在新诗上的扛鼎之作《女神》就是一场爱情的产物。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刚到日本的时候，郭沫若遭受了明显的民族歧视，加上对国内政局的担忧、对家庭包办自己婚姻的不满、学习的压力，郭沫若患上了“极度神经衰弱症”，消沉、苦闷，忽儿想自杀，忽儿想出家，接近崩溃的边缘。
    1916年6月，郭沫若住在东京的一个朋友患肺病去世，去医院的时候认识了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富子身材高挑，在周围矮小的日本女性中亭亭玉立，使郭沫若一见钟情。在郭沫若的爱情攻势下，富子也被打动了，不久，两人同居。
    当时，日本社会反对与中国人结婚，为掩人耳目，郭沫若和佐藤富子以兄妹相称，郭沫若还根据《安娜?卡列尼娜》为富子起了一个中文名：安娜。
    郭沫若曾经这样描述与富子的相遇，“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回来的，或者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我和她开始恋爱，我的作诗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纳斯》，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
    安娜的爱，激发了郭沫若极大的诗情：“窗外的青青海水，不住声地向我叫号。她向我叫到：沫若，你别用心焦！你快来入我的怀儿,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
    5年后，郭沫若将自己在日本期间创作的诗歌集结成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一时洛阳纸贵，奠定了郭沫若在文坛的地位。《女神》出版的同时，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在上海组织创办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至此，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也达到了顶峰，他的文学作品，后来被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阐释为“革命的浪漫主义”风格。
    《女神》是郭沫若新诗的巅峰之作，有人把它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并称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也被视作是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作。不过，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是一种缺乏责任的浪漫。郭沫若笔下的“女神”，丝毫没有文静、柔美的特征，而是充满着征服和占有的欲望，甚至直接用“天狗”来比喻。这种浪漫主义，和刘邦的《大风歌》类似，带有明显的狂妄和自得，是一种“欲望的浪漫主义”。和湖畔诗人、屈原一类的浪漫主义完全不相同，后者被称为“心灵的浪漫主义”，更闲适，也更内敛。
    郭沫若的浪漫，过于狂妄，过于侵略性，最终，他越过了界，走向了政治，也走向了自己的婚姻生活。郭沫若在以后面临的危机，其实都已经隐藏在这种危险的、难以控制的浪漫中了。
  
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一个罪人
    1912年正月初五，20岁的郭沫若奉父母之命和大自己两岁的张琼华成婚。据郭沫若的回忆，结婚当天，原本认为“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的新娘，“那只下了轿门的尊脚才是三寸金莲！”而揭开盖帕一看，更是“只看见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所以，郭沫若没有进洞房，而是拿着一本《庄子》到厢房熬了一晚，五天后，他直接回到了成都府中学堂。而张琼华，从此开始了一生的孤寂生涯。
    据郭沫若的侄辈们回忆，张琼华并不是朝天鼻，相貌也不错。到郭家后，她侍奉公婆、协调妯娌，获得了郭家上下的尊重。
    1939年初春，郭沫若乘坐“长沙号”水上飞机回重庆探亲，这是他离家后第一次回乡。风度翩翩的少年公子已经成为年近半百的中年人了。据说郭沫若到家中的时候，跪在父亲面前，忏悔自己没有尽到孝道，父亲却指着张琼华对郭沫若说；“你应向她一跪，30年来她一直代你这个不孝儿子侍奉我们两老。”郭沫若于是对刘琼华长揖到地。
    同一年，郭沫若父亲病逝，他带着第三任妻子于立群和他们的长子奔丧。张琼华把自己的卧室，也就是他和郭沫若的洞房让给他和于立群睡，自己却孤衾独宿。丧事结束后，张琼华把郭沫若送到乐山城，目送郭沫若和于立群离开才怅怅而回。
    晚年的张琼华过着尼姑般的生活，不杀生，也很少吃肉，除了早晨吃一个荷包蛋外，其余两餐都不吃荤。1980年，享年90岁的张琼华去世。
    尽管对张琼华身怀同情，但人们对于郭沫若的第一次婚姻都给予了理解，毕竟，那是一场封建的包办婚姻。而对郭沫若的第二次婚姻，也就是郭沫若和日本妻子安娜的结合，人们多有指责。
    安娜出生于日本的地主基督教家庭，在这种家庭里，是不会允许女儿和中国留学生未婚同居的。否则，一般要受到“破门”，也就是永远逐出家门的处分。
    安娜最终就被她的家族“破门”，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她说到：“哥哥，我把父亲丢了，母亲丢了，国家也丢了，虽说都是自己造下的命运，啊，哥哥，但这是怎样悲惨的恋爱！是怎样悲惨的缘分哟！”为了爱情，安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抛妇别雏”回国宣传抗战，实现他用诗歌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使命。而安娜在日本却受尽了牵连，在宪兵的骚扰中，她带着五个孩子辗转挣扎，啼饥号寒。
    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到东京采访安娜时，眼前的惨状还是让他吃了一惊：家里没有任何家具，一家六口（安娜和她与郭沫若的五个孩子）仅靠一点点山芋充饥。1948年，安娜到中国寻找郭沫若，而此时的郭沫若，早已经和于立群结婚。1949年，安娜加入中国国籍，1994年8月，在上海病逝，享年101岁。
    郭沫若和于立群在1938年就生活到了一起，因此，于立群也被称为“抗战夫人” ，他们共同生活了将近40年。相对前两此婚姻的辛酸与苦楚，郭沫若与于立群的生活多了些温馨的爱意和文人的雅趣，他们共研诗文，切磋书法，其乐融融。如湖南汨罗县修屈子祠的时候，郭沫若应要求所做的对联，就由郭沫若立意，于立群手书：“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
    不过，在“文革”中，于立群和郭沫若的二儿子、三儿子相继去世：长子民英自杀，次子世英被殴打致死，对他们打击非常大。1979年2月，在郭沫若去世的次年，于立群在北京住所自缢，自杀原因至今也不甚明了。
    于立群的姐姐于立忱是30年代《大公报》驻东京记者，在东京和郭沫若相识，并过从甚密，1937年回上海堕胎后自杀身亡。对力忱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在谢冰莹看来，立忱是由于被郭沫若抛弃而自杀的。谢冰莹是力忱的好友，按理比较有发言权，但她和郭沫若素同水火，笔仗无数，但“揭露”郭沫若这一“败德”之事竟然是在事情发生的几十年后，由此，不少人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于立群认识郭沫若，就是开始于她给郭沫若送姐姐的手稿和遗物。
    除力忱外，郭沫若还结识了彭漪兰（安琳），1927年左右与她曾结为“革命伴侣”，不久，郭沫若和安琳分手，此后，安琳下落不明；大革命时期，郭沫若还结识了武汉的一位妇女部长，过往从密，不久也分手；此外，郭沫若还结识一位妓女，为此将性病传染给了安娜……
    据说，郭沫若和安娜的二儿子郭博曾公开宣称：“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一个罪人”。
    郭沫若曾经和于立忱诗词唱和，当力忱写了一首《咏风筝》的时候，郭沫若和的是《断线风筝》，让在场的郁达夫感到一丝不祥的预感。“断线风筝”这一映象，正是郭沫若自己在婚姻中的鲜活写照，他的冲动太强烈，破坏力太强，需要冲决罗网，需要破坏。更要命的是，他缺少责任的意识。所以，他很难为家庭所束缚，能为了一个用诗歌挽救社会的浪漫设想而抛家弃子。
    当恣意汪洋的浪漫漫过家庭，扩展到政治的时候，他受到的惩罚，不仅仅是被人指责为“负心汉”，他的学术、他的诗歌、他的生活、甚至他的孩子，都一起成了浪漫的代价。

“四大不要脸”之首？
    在周作人决定留在日伪占领的北京城时，郭沫若写下了高亢激昂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周作人）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众所周知的是，郭沫若这个30年代的“天纵诗才”，对周作人，甚至鲁迅等五四干将们是有些看不起的，和周作人的交往也很少，忽然写出这样一句来，确实让人犯疑。而在后来编辑《郭沫若文集》11卷的时候，郭沫若又把《国难声中怀知堂》悄悄抽去。对郭沫若的行为，一些学者们认为是郭沫若的性格所致，他的诗人气质，让他说起话来无所顾忌，所以，一些外人看来肉麻的话，也能轻易地说出来。
    对甲骨文研究专家——“四堂”之一的董作宾，郭沫若也由盛赞到批判其“假充内行”“无知”，而对自己这种态度上的180度转变，他若可以不作任何说明。
    周作人1964年给鲍耀明写信的时候，提到了这样的闲话：“听中学教员谈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他所谓的“四大不要脸”之首，就是郭沫若，可见，他并没有买郭沫若的帐，也了解他的作风。
    对郭沫若在1949年之后的表现，人们多激烈的批判，间或有些惋惜。
    从性格上而言，郭沫若诗人气质浓，内心的冲动过于强烈，需要在精神上找到归宿，最终，他找到了毛泽东。而从学理背景上，他对学到的“德先生”（民主）只得其价值，而没有注重他的形式。顾准曾经说，整个社会怀着民主的目的，而最终走上独裁的道路，而郭沫若，也同样怀着善良的愿望，最终走上了逢场作戏的道路，更要命的是，对这个转变，他浑然不知。
    作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言人，郭沫若怀着征服、改造和斗争的理想进入政治，不过，他已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身陷政治斗争的漩涡，这个世界，并不属于他。而他，也渐渐地成了被斗争、被改造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保的方式就是“非己”、“自诬”。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做了自我检讨，把自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1965年，在给他的忘年之交、“小朋友”陈明远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该多好啊。不要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 但是，郭沫若的这句话只能和一个比他小几十岁的忘年交的陈明远说说而已。
    在文革中，郭沫若缺乏抗争的勇气，只能随波逐流。他是否在道德上心安，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上，这一选择起到了生荣死哀的效果。
    就这样，郭沫若的悲剧在自己戴面具的欢笑和逢场作戏中达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