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周刊》封面文章：基金业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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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指之间，基金业五年，从上市时的火爆炒作，到去年的全行业告急，从基金黑幕的恩恩怨怨，到催生蓝筹股牛市风风火火......如烟往事，历历在目。梳理旧闻，并无多少意义，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却是分 所当为。即时写不出历史，五年后的回首，也许正是时候

　　内地的新基金业犹如一个年仅5岁的小男孩，他备受呵护，不断成长，但亦调皮任性，有时甚至出格。

　　俗话说，3岁看大，7岁看老。回顾这个孩子5年来走过的每个足印，成长的每个瞬间，以及他选择的方向，或许有助于我们想像他未来的样子。

　　孕 育

　　“当时的主要想法是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化。通过对国外考察，监管层发现对机构投资者的培育极为重要，对于市场的专业化、理性化和提高效率都大有裨益。所以决心发展基金市场”

　　1998年，是中国新基金业诞生的元年。

　　在此之前，基金一词在国内的证券市场并不陌生，由地方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审批的基金已有80来只。但这些基金整体规模不大，每家平均只有7610万基金单位，投资运作不规范，投资的资产既包括房地产等实业，也有期货等高风险品种，资产质量欠佳。

　　由于在发起、设立、发行、交易和管理等方面暴露出十分严重的问题，监管部门决定清理整顿这些基金，同时决心在市场推出更为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由此产生“老基金”、“新基金”的说法。

　　人有十月怀胎，而中国新基金业的出世，却是足足孕育了5年之久。

　　早在1993年，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教授就提出发展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当时的主要想法是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化。通过对国外考察，监管层发现对机构投资者的培育极为重要，对于市场的专业化、理性化和提高效率都大有裨益。所以决心发展基金市场。”一位早年就参与基金市场建设的资深人士说。

　　1997年11月，可称新基金立命之本的一部法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发布，在其中，对基金的设立、募集与交易、基金管理人、托管人、持有人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进行了详尽规范。直至今日，这还是基金业最基本、最重要的规范。

　　据了解，当年法规主要参照了邻近的香港、台湾地区的经验，又结合了美国、日本、德国等成熟市场的情况。草拟从1994年就开始，后面不断地进行修改。

　　“由于早期的基金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而不是证券监管部门负责，后来对新基金由谁监管的问题还产生了一定的争论”。直到1997年国务院希望尽快推出新的证券投资品种，认为由中国证监会负责基金监管工作更符合今后监管框架的设计，基金的“婆家”才终于被最终确定。大家带着不计其数修改的草案来到国务院法制局，草案顺利获得通过。

　　于是，基金管理公司的筹备、未来基金的募集发行等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起来。

　　出 世

　　起初的每一步都相当艰难。虽然有老基金可以作为参照，但毕竟差别很大。当时做的不少事看似具有开创性的，但在今天看来，却有些难以想像，甚至可笑

　　早年的基金管理公司，远非今日的风光无限。“那会儿大家都愿意呆在证券公司里面，很少有肯来基金的。”老资格的业内人士回忆道。

　　不肯过来的原因主要有两条：对于投资交易员来说，基金业受到严格的监管。当年是每月要披露净值，按季度披露投资组合重仓股，开设的账户都是公开的，很容易受到监督，使当年盛行的投资运作手法难以操作。而对于研究员来说，身在证券公司中能够向很多客户提供报告，再常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观点，很容易成名;做基金管理公司的研究员，调研报告直接指导本公司的投资，不仅压力大，名声也难树起来。

　　另外，从收入待遇来看，新生的基金业前途叵测，而证券公司已然有模有样，收入容易预期，风险要小得多。而在牛市中，哪个证券公司不是钵满盆满的呢？

　　“那时候来基金的人中，有些确实是在证券公司混得不如意的。不过，也有相当一批来到基金管理公司的人是有战略眼光的，真的是来尝试和参与一个新兴的行业。”老基金人回忆说。

　　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也不是现在的“香饽饽”。“好多时候为了成立公司，要到外地主动找股东，动员他们尝试一下。哪像现在大家抢着要？”

　　1998年3月，国泰、南方两家基金管理公司终于正式成立，成为新基金史上富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按照当时的规范，只允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组建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而适逢国内证券业清理整顿期间，由于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要求近期不得存在违规行为，不少被查出有挪用客户保证金、私自发债等行为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都失去了涉足基金业的资格。到1998年底，国内只有5家基金管理公司成立。

　　起初的每一步都相当艰难。虽然有老基金可以作为参照，但毕竟差别很大。当时做的不少事看似具有开创性的，但在今天看来，却有些难以想像，甚至可笑。

　　翻看当年的报纸，当时仅仅为了国泰的金泰、南方的开元两只基金发行，中国证监会的负责人就两次通过三大报发表讲话，将申购、中签等细节逐一阐述，机构投资人、散户分别要怎么做，都要掰开揉碎地讲，其小心翼翼之情不禁流露。而在报纸上，从新基金是什么到新基金对市场如何影响的文章连篇累牍，动辄十几谈、几十讲，打造最基础的知识平台。而新基金上市更是莫名其妙地如新股般热炒，接连出现价格翻番的情况，问来问去，市场之中竟然有人把基金当做上市公司，又通过预期分红推算出“这个玩意市盈率很低”，遂当成新股来做！

　　基金管理公司中同样与今天差别甚远。筹建期不足十个人，成立后二十来人，规模不及现在新公司的一半。而国内最早没有基金经理，投资由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肯定参与其中并拥有权重较大的投票权，不少公司就是老总在直接负责投资。

　　“而且大家开始都不知道基金应该有多大规模，最早申报材料，没有超过10个亿的。”一位资深基金经理说，“还是当时的主管领导王益(现在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很有魄力，把初始规模定在了20亿，其他人开始都不敢想！”

　　在这位人士的印象中，王益是个对基金业发展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当年亲自带队到筹备的基金管理公司，一点点进行验收，查场地、查人员、查规章，提出信息披露、人员资格考试、对外交流等，至今，这些措施仍被坚持。更重要的是，他对基金业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准确的预见:“你们要想到今后5年之内，你们每家的资金管理规模可能达到200亿！如果思想落后了，就会被淘汰！”虽然讲这话时台下坐着的基金管理公司老总们也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手中还一无所有，就说今后能左右200亿元，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时至今日，南方基金管理公司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70亿元，几乎实现了当初的预言。

　　在知情人士的形容中，王益发言系统而有逻辑，《劝学》、《师说》中的句子随口而出，上台时总背着一个军用的黄布书包，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历史书，“大概他的远见就是从那里面来的吧。”

　　摸 索

　　市场中提出上市公司要“防火防盗防基金”的口号，有的上市公司听说基金研究员想过来考察，干脆说：“算了吧，你们还是别来了”

　　“20亿的现金一下子拿在手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投。”一位资深的基金经理回忆说，这么大的管理规模大家以前都没有见过。

　　由于当初没有指数投资概念，也没有金融工程的支持，而基金决不允许在一只股票上投入过多的钱，必须设计成投资组合，这可带来一道大难题。最后采用的投资方法颇有意思：大家在收市后天天开会集思广益，把自己熟悉和知道的股票都写出来，组成一个所谓的“股票池”，然后在股票池中再进行筛选投资。大家都看好的多买一些，作为重仓股。

　　和现在的投资组合相比，当初只有现金、股票和债券三种资产配置的概念和个股的选择概念，没有行业类别的配置。或许这正为后来重仓电子通讯类股票埋下伏笔。

　　基金业内人士认为，基金当初的投资很多是以基本面为主的，和当时流行的坐庄手法明显不同。但尽管一下子成为资金量最大的机构，充满凶猛野兽的市场并没有把这几只“食草”的恐龙当回事。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基金购买的股票其他资金都不再碰，以防给基金“抬轿子”。结果基金进哪只股票，哪只股票的走势就开始变弱。

　　最有意思的是，因为当时的上市公司都希望自己的股票表现强劲，因此，对基金格外不友好，市场中已经提出上市公司要“防火防盗防基金”的口号，有的上市公司听说基金研究员想过来考察，干脆说：“算了吧，你们还是别来了。”等真的过来了，提供的情况也常没有给证券公司的充分。和今天把基金研究员奉为上宾的态度相比，真是恍若隔世。

　　投资业绩不好，对新生的基金业造成一定打击，大家开始想办法，当时一个颇有规律的现象就是，一到月底公布基金净值的日子，基金持有的股票就比平时表现好一些。

　　而此时监管层方面也给基金一定的扶持，主要是新股配售权，规定上市的新股中有一定的比例（20%）为基金预留，这在拥有“新股不败”神话的市场中真是块有营养的“奶酪”。靠着这样的补给，基金在诞生元年的投资总算小有斩获，5只20亿规模的基金总资产达到107亿元。

　　“说实话，和证券公司不同，基金管理公司和监管部门更像父子关系而非猫鼠关系。”上海一位基金管理公司副总这样认为。而一位当年基金业监管人士也坦诚表示，为了改善投资者的结构，他们几乎是在“把几只小猫搞成狮子”；毕竟，在当时庄股横行、靠资金能够操纵股价掠夺散户资产的时代，基金是一个能集合散户力量来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抗衡的力量。

　　基于此，中国证监会当时要求基金不许做私募的委托理财，只能管理公募基金，防范利益冲突；基于此，他们不久后更加倡导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均衡持股的模式，防范大股东利用控股权向基金资产“伸手”。

　　成 长

　　真正在市场中树立起地位是在2000年初的网络股行情中。在这次市场上涨中，基金挖掘股票的能力越发显现出来，市场对基金注目，始自1999年的“5·19”行情

　　受《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鼓舞，东方明珠等有线网络股奋起一跃，整个市场的气氛都被带动起来。此前基金选择的深科技、风华高科、东方电子（现ST东方）、清华同方等股票，在5月19日至6月30日短短不足一个半月期间，都有超过170%的涨幅。

　　“不能说基金提前知道了消息”，对于当初“基金早知道了政策率先建仓”的说法，深圳一位业内资深人士予以否认。据他回忆，当时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决策方面的重要人物蔡明，根据自己对市场多年的感悟和判断在市场上涨前两三个月就加了仓，结果加仓后不少股票一路下跌，迟迟等不到行情，急得嘴上都长了泡。

　　当年嘉实基金管理公司的一位人士也表示，他们在“5·19”前仓位较轻，结果在后面市场的普涨中获利有限，在同期发行的基金中业绩落后。

　　而对于基金发动了这轮行情的说法，业内更是难以苟同。当时西南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此前5月发行的新基金加上金泰、开元等基金的现金头寸一共只有几十亿规模，想在市场中兴风作浪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不管怎样，基金的地位在这次行情中得到了一定认可，业绩低迷的态势得到了改变。

　　“真正在市场中树立起地位是在2000年初的网络股行情中。”上海一位资深基金经理说。在这次市场上涨中，基金挖掘股票的能力越发显现出来，博时旗下的海虹控股、乐凯胶片、清华同方，华安旗下的东方电子、环保股份（现ST环保），都是当年声名显赫的领涨股。

　　“应该说是市场认同了基金投资的理念吧。”这位基金经理表示，在价值挖掘完之后，市场就不再满足于分红收益，转而关注扩张很快的成长概念。而高科技概念无疑是符合这种转型后的热点要求的。

　　基金又为何进入成长股呢？

　　当年的基金经理们归纳为几条原因：一是清华同方、乐凯胶片这样的公司业绩确实不错，成长性又好；二是当时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火得“一塌糊涂”，作为机构投资人，基金很容易接受海外的投资理念，并在内地实践；另一个原因是高科技公司的管理层不同于其他国企上市公司，文化素质高，和基金经理容易沟通，企业也相对开放，有些口才出众，动辄就能谈出一腔抱负，很有鼓动性，更是容易得到基金经理的认同。

　　基金业乐于表现自己在调研方面做出的努力，而领军的两家公司的确有几个著名的故事一直流传。一是当年博时发现乐凯胶片，据说是一名研究员回老家探亲，和一名在当地税务局工作的朋友聊天时偶然得知乐凯是当地缴税大户，资质颇佳。后来马上到公司调研，觉得不错，回来就向公司大力推荐。后来博时在这只股票上获利丰厚，这位研究员因此破天荒地得到了30万元奖金。

　　而华安基金管理公司则是在盐湖钾肥上苦下功夫。公司总经理韩方河屡次提到这个故事：盐湖钾肥在北京发布消息时，一大群证券公司与基金分析师都要到企业去考察;结果到西宁时人已少了大半，最后只剩华安的分析师要求到生产现场实地调查。企业感动了，派经理陪分析师做了10个小时没有窗户的地方小火车，才到了荒漠一片的实地现场。当然，故事的结局也是这只股票为基金资产贡献颇丰。

　　挫 折

　　从证监会要求基金业彻底自查之后，很多公司对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实时监控，内定的交易规范变得空前严格，严得令海外都不敢相比

　　不过，就在基金在市场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同时，基金的投资运作却受到了巨大的质疑。

　　先是2000年5月，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公告显露出事态的严峻:“波涛先生鉴于基金泰和既定的投资管理方针已无法继续执行，提请辞去泰和基金经理职务。”波涛先生在海外拥有着养老基金等多种投资机构中的资金运作经验，但他管理的泰和基金却因为投资业绩欠佳而受到巨大的来自嘉实股东层的压力。

　　继而，媒体在10月刊登了《基金黑幕》一文，认为基金存在“自身对倒、双向倒仓”、和其他机构“共同建仓、高位买入股票”等行为，当初寄予让基金稳定市场的作用也并不显著。

　　一直备受呵护的基金业遭遇到一场空前的挑战！虽然诞生之初遭受了不少挫折，但基金业的日子总体是越来越好，基金人也是越发春风得意。对于这种直指鼻尖的诘问，很多业内人士都没想到。基金管理公司们迅速做出行动，10家基金管理公司老总聚首北京，在一份针对这篇文章的声明上签署名字，并于次日发表在报纸上作为回应。

　　2001年3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指出8家基金管理公司存在的问题，并点名了市场中风头强劲的博时。然而，直到今天，不少基金业内人士还表示出委屈之情，不少人还替博时感到冤枉，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说其中有很多规则不明造成的模糊成分。”在《证券法》中，明文规定“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这意味着禁止的是对同一只股票在同一价位上进行的反向交易，但有基金经理指出，“《黑幕》一文中的对倒、倒仓等概念不明，很多时候是指同一只基金在同一天的不同时间对同一只股票不同价位上的买卖操作。一只股票我原本有些仓位，上午价格涨高了卖掉了，下午价格下来了，又接回了一些，这能算是操纵股价吗？这样一来，基金不是完全不能打短线了？”

　　据说在被公告的8家基金管理公司中，绝大多数是同一家公司同一天在不同价位对同一股票的有买有卖操作;只有博时在同一股票同一价位存在反向操作，“但时间是不是相同不得而知，也许一笔在上午，另一笔在下午。”另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的人士努努嘴又耸耸肩。事实上，在证监会的公告中，指明的是博时存在的问题与“在股票买卖中采用的异常操作手法与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交易手段极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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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媒体报道，曾任博时董事长的周道志后来透露，公司所谓的对倒交易笔数，3年来的77万笔交易里面占了1万笔，只比1%稍高。“就是说，这1%里面并不是博时基金寻求收入的主要方式，也没有靠1%去转嫁风险。”

　　但也有深圳的基金经理承认，基金当年的做法是“有影响股价之嫌。”譬如一只股票基金在3.0元买入，在3.1元卖出一部分，在3.2元再买入，“做得好的话能够让大家感觉是有买家向上推的力量，其实投入的资金没有感觉的那么多。”这位早年的基金经理说。但他明确表示：基金最多是影响、但绝对没有操纵股价的能力，“庄家一般要控盘五成以上，基金拿一只股票最多拿到10%的量，怎么操纵？而且基金的交易席位都在大家的监视中，很难动作。”

　　上海一位基金业人士则表示，由于投资比例的限制，基金最多是帮人锁仓，这又和几家机构同时认同一个股票的情形比较类似，难以证实。

　　无论如何，从证监会要求基金业这次彻底的自查之后，很多公司对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实时监控，内定的交易规范变得空前严格，严得令海外都不敢相比——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只要一只基金对某股票进行了买卖操作，旗下其他基金就不能再进行任何反向操作。

　　“这几乎是矫枉过正！”一些基金经理看着心仪的股票急迫表示。但不少人士表示能够理解监管层用意：“想当年基金业诞生之初，监管层就严格要求，殷切之情溢于言表：‘信托业被整顿了，期货业被整顿了，我们决不能让基金业重蹈覆辙！’”

　　转 型

　　当时证监会可以说是顶住极大的压力不发封闭式基金，创造条件推出开放式基金的

　　上海一位基金管理公司副总认为，任何事物在快速发展的阶段都会产生一定的泡沫，当年不断扩张的基金业也是如此。而无论“黑幕事件”本身的是与非，其最终结果是比较好的，给头脑开始发热的基金业及时降了温，保证后来行业更加健康地继续发展。“当然也是付出了沉重代价，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既没有新基金的发行，也没有新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

　　不过，没有表面的量变，但基金业内部却酝酿着一场空前的质变。质变一是老基金的清理整顿接近完成，二是开放式基金的破壳而出。

　　“这对基金管理公司是一次全面的改变”，对于开放式基金的出炉，国泰基金管理公司一位人士慨叹，开放式基金不仅让员工数量扩张一倍有余，更是将公司的业务架构全面改变，由单一的投资为中心变为了投资、市场两个轮子一起转。

　　监管部门也借此机会，推进基金业的制度化建设。发行开放式基金，不仅对公司的技术、设备、人员、产品提出高标准，更要求基金管理公司设立独立董事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要求公司拥有外方合作伙伴来推进打开国门、取经海外的进程。“当时证监会可以说是顶住极大的压力不发封闭式基金，创造条件推出开放式基金的。”监管层的一位官员说。

　　在很多业内人士的回忆中，公司首只开放式基金的诞生史几乎就是员工的一部加班史、痛苦史。“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在筹备开放式基金期间都有人晕倒。”仅以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推出首只开放式基金为例，当初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的修改不计其数，“就是基金赎回费要不要补偿基金资产、补偿多少这样一个问题，大家都争论很久，反复推敲。”

　　在银行就能买到的开放式基金是真正把基金业摆到了普通百姓的面前，把基金经理从头顶华盖的神坛上拉到了大众之中，既增加了基金管理公司的分化进程，也增加了投资人选择的品种。对投资人的宣传和知识普及，成为行业遭遇到的新课题。据统计，仅华安一家公司，在2000年7月至2001年年底，就有超过650篇各种形式的相关报道。而类似行业发展之初三大报的普及文章，也通过各家基金管理公司刊登到众多城市的日报、晚报、都市报上。

　　开放式基金对业内业外其实都是陌生的。当时基金管理公司都不知道推出的产品能够卖出多少，尤其担忧销售过热引发混乱。于是每家都准备了四五套发行方案，如发号预约、先到先得、摇号中签等，而随着后面基金出乎意料的发行遇冷，基金业终于开始明白要迎合市场的需要设计产品，头一次从投资人而不是自身的角度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

　　挨 骂

　　2002年，虽然统计数据说，基金业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下跌的风险，但由于没赚钱，就找到了不断批评基金业的理由

　　从股市的环境来看，开放式基金呱呱坠地的时机相当差。2001年华安创新和南方稳健成长两只基金成立时正值年中见顶后的大跌，当时证券市场1800多点，后来一路杀到1300多点才稳住。年底华夏成长的发行又遇到反弹的高点1600点，虽然多少推动了发行的总规模，却给投资运作带来了大难题。

　　好在新生儿都以谨慎的轻仓勉强应对着无法逆转的大环境，但这种做法无疑难以持续很久。2002年，在市场的变幻莫测中，多数基金没能成为赢家，耳边顿时骂声四起。

　　挨骂最多的，是开放式基金鹏华行业成长。在5月份鹏华以深入细致的营销工作赢得了近40亿的首发规模后，市场一次戏剧性的重大变故成为了这只基金的悲剧之源。

　　事情发生在一个史书上以“6·24行情”命名的时期。悲剧主角李文忠是一位竞聘上岗的基金经理。他长方脸，戴一副斯文的眼镜，脑门上头发稀疏，同事笑称那是当上基金经理后，日夜操劳的标志。

　　从公开资料来看，他可谓国内单人掌管资金量最大的人物（比鹏华行业成长规模更大的华安创新有三位基金经理），也是手中握有散户资金最多的人物。因此，在投资决策方面格外谨慎，制定的策略是先用低风险的债券让整体资产有所收益，然后逐步在绝对低点进入股票市场。

　　在此前，这是面对下跌市时基金用得较多的方法，封闭式基金鸿阳还因此在2001年底逆市为投资人赢得了可贵的分红收益。但李文忠无疑更加小心翼翼，看不准的股票坚决不碰。事后，海外归来的人士就此质疑：几乎空仓就面临着全面踏空的风险，和满仓一样都是认为自己完全不会出错的做法，这本身就是极不理智的投资方式。然而，在当初的国内，谁能真正认识到这些呢？倒是市场中不断在为空仓基金规避下跌的风险而叫好。

　　依靠债券的运作，鹏华行业成长小有斩获，但市场始终没有跌到李文忠心中认可的低位1450点。曾经有瞬间，股指下探到1455点附近，接着便强劲反弹、返身而上了。

　　6月24日是一个周一，本来，这天对鹏华就是个重要的日子——开放式基金将在这天结束封闭期，首次公布净值。本来满心以为基金一定会以1元多一点点的净值让投资人放心和欣慰，却不想变故如天外来客突然闯入:前一个周五结束后突然发布一个重要的政策消息:一直令市场极其担忧的从二级市场抽血减持国有股的做法被叫停！

　　这是压在所有投资人心头一年的大阴影，如今的烟消云散自然是重大利好。几乎所有重要的投资机构，都连夜或在次日紧急召开会议，重新商讨投资策略。鹏华也不例外。然而，面对这种情形，仓位最轻的鹏华行业成长显然最为被动，鹏华公司对基金未来如何操作产生了分歧。

　　据说在临时会议上，李文忠对利好的态度最为谨慎，他并不认为市场会因此反转，还有很多制约市场上行的因素没能解决。然而，虽然他名为基金经理，但按照公司的制度和契约的规定，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对基金的重大决策最有发言权的。李最终不得不执行委员会的决策：开市后加仓，能买到什么买什么。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决策有欠明智。但在其时其景，这算是最正常不过的决定了。事实上，不止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做出了类似的决定，也不止一家机构做出了类似的决定，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基金，而基金中变化幅度最大的是鹏华。继而，在这场戏里，我们看到的先是鹏华行业成长的净值在井喷行情中不涨反跌，然后被一路“下坡”的大盘挟着下行，难以反抗，直到净值跌破0.9元钱。而剧中“压了鹏华的彩”的投资人，先是愣住，后又叫苦，最后将手中的香蕉皮、路边的石头甚至口中的唾沫，一起投向蚀了他们钱的人与机构。

　　“重要的不是亏了多少，而是有没有遵循契约操作。”一位拥有着丰富国内外证券投资经验又经手过此事的人士说。而另一位资深证券人则认为，亏钱固然有投资运作的问题、投资水平的局限，“但一个政策就能导致‘6·24’式井喷上涨，这种事只有在中国这样不成熟的市场才会发生！只有新兴市场中，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掰腕子才会屡次三番败下阵来。”

　　2002年，虽然统计数据说，基金业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下跌的风险，但由于没赚钱，就找到了不断批评基金业的理由：他们净资产做亏了七八十亿，却提去十亿多的管理费！

　　打 拼

　　现在是内地基金业的“战国时代”。分化将在这一两年产生，如同任何一个由垄断走向竞争的行业，未来会呈现强者愈强、弱者难以度日的局面

　　胜者王侯败者寇，这似乎是市场永恒的规律。

　　而市场的另一个规律是，事情走到了一个极端，就会转向。

　　就在指责基金的声音还不绝于耳的时候，风向发生偏转，基金的重仓股异军突起，成为2003年上半年市场最靓的股票，基金则成为最大的赢家。

　　“基金重仓股的确都是经过调研和筛选的股票，总体资质不错”。这犹如对2000年网络行情中基金表现的评价，但这位业内人士又指出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真的是机构为主的市场了，散户在不断地退出。机构都有很强的研发实力，轻易不好骗，所以,一定是有真材实料的东西才能被认可。基金重仓股正符合这个特点，受到追捧，背后反映的正是这种机构化的暗流涌动。而这次，基金成为了机构博弈的胜利者。”

　　而基金管理公司的更多人则无暇品尝胜利的果实。“我们感到的是巨大的压力。新公司不断地出，新基金不断地发。对老一点的公司是竞争的压力，对新一点的公司是生存的压力。”上海一位基金管理公司副总说，公司每个人现在都在为此努力学习，好天天向上。

　　事实上，今年以来，随着基金业门槛的降低和态度的开放，筹建和新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的确接踵而至。不仅有长信、泰信、金鹰、天治等内资公司，更有招商、国联安、华宝兴业、海富通等合资公司。由于实行按照管理资产的1.5%收取固定年管理费制度，以往无论如何挨骂受批，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都是安枕无忧的，但现在有开放式基金空前的壮大，加之竞争者一下子多了起来，令很多公司如坐针毡。

　　“我们要保持自己的优势，不断推出新的投资品种，完善公司产品链。”老公司说。

　　“我们要努力站稳脚跟，力争发行达到20亿，争取明年不亏损。”新公司道。

　　“我们要在中国体现我们外方股东的优质品质，不怕投入，树起品牌！”合资公司虎视眈眈。难怪有人形容，现在是内地基金业情况最复杂纷乱的“战国时代”。“分化将在这一两年产生，如同任何一个由垄断走向竞争的行业。”不少基金管理公司的高管都相信，未来会呈现强者愈强、弱者难以度日的局面。

　　而监管层则从以往的家长变得更加像局外人了：我们要做的是进行制度建设，惟有制度的规范才能让好人不变质，让坏人成为好人。而我们的目标是：创造公平、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环环相扣、相互制衡的市场体制；制定行业标准体系；加大监管处罚、落实到人；加快开放，加快国外人才和机构的引入。也许要到多年以后回首，我们才能知道哪家公司是最后的冠军，才能评述基金业为推动市场起到的作用。但现在所有业内参与者都相信的是，中国的基金业会不断向前，向前。

gika21

谢谢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