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GDP和利润－－中国之痛

阳关三叠

　　把利润都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许多外国跨国公司的一句名言。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20多年来，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们不仅引进了技术和管理经验，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还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加速融合起了推动作用。

　　然而，一些外商到中国投资以后，却是没有税收或没有交足税收，2006年《瞭望》新闻周刊第49期刊载《外企“长亏不倒”的避税疑团》一文，揭示了一些外商避税的手法，并建议尽快实现“两税合一”。文章披露一些跨国公司内流传着这样的名言：“把GDP留给中国，把利润都带走”

　　那么，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把GDP留给中国，把利润都带走）的呢？

　　一是在跨境贸易方面，通过出口高报和进口低报向处于减免税期的企业转移利润，或者是通过出口低报和进口高报使已过减免税期的外商投资企业处于亏损或微利的状态。前者企业规避的是境外的税收，不是中国税务部门关注的重点，但它往往是洗钱或热钱流入境内的重要渠道。后者则以减少销售收入、变相将实际利润转移出境。不仅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还会成为外国指责中国低价倾销的口实之一。

　　二是在服务贸易方面，外商投资企业通过管理费分摊以及咨询费、技术专利费的转移支付，可以达到向境内或境外企业转移利润的目的。如税务机关查帐发现，一些外商的公司，向境外支付的咨询费，竟是其当年利润的3倍。

　　三是在资本项目交易方面，因为按照中国现行税法，企业借入外债的应付利息可从企业税前所得中扣除。因此，外商企业不仅可以通过股权转让或注册空壳公司的方式，将母公司注册地变更为离岸金融中心等税收优惠地区，并通过关联交易将利润转移到母公司；还可以通过增加股东贷款及资本弱化的手段，尽可能多地汇出债务利息、减少税前利润。而实际利润却通过债务利息的方式汇给境外的母公司。

　　四是在新增投资方面，根据“两免三减半“的时间段，在中国一地或多地滚动设立新的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新老外企之间或境内外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让老外企亏损、新外企获利。据媒体报道，外商投资企业的亏损面高达60%，年亏损额逾1300亿元；但大多数外企却能长亏不倒，许多企业甚至越亏越投资。与新办企业利润特别丰厚相对应的，是一批持续亏损或突然由盈转亏的外商投资企业。它们无论是业务还是损益状态却均出现了集体萎缩的状况。由于有境外母公司或境内关联企业的高额利润支撑着，因此，这些亏损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能一直经营下去。而且，为了获取再投资的优惠，许多外企都愿意扩大再投资；为了在减免税期结束后能找到一个可以转嫁利润的载体，部分外商还乐于增设新的外商投资企业。这就使我国出现了外企越亏越投资、累计亏损及投资规模均越滚越大的怪异现象。

　　五是由于内资企业不堪税负和不平等待遇，通过种种手段将中资企业“变性”为外商投资企业，以达到享受税收优惠的目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真假外商的直接投资持续大规模流入的状态；我们不仅面临着中资企业外资化，而且存在着资本外逃、洗钱以及境内居民大量到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等许多问题。两免三减半所引起的乱象之一就是假外资的大量存在。假外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港澳及国外有实体经营的中资企业，出于发展战略的需要，回到国内来创办外商投资企业；第二种是出于海外融资的目的，通过注册海外空壳公司及返程收购，以红筹形式上市的原内资企业；第三种是纯粹出于政策性寻租的目的，到境外尤其是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空壳企业，然后将自己变性为外企的原内资企业。而许多专家学者则估计，到目前为止假外资的比重应该已超逾33%。

　　应当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对外商的所得税优惠（主要是“两免三减半”），换取了外商的直接投资。正如一些专家所说的那样，是我们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即使是按“代价论”，我们也能引进先进技术，学到管理经验和解决了部份就业问题，而且，小平同志也曾经说过，国家还可以拿到税收。但是实际上，各级财政所付出的代价要远比想象中的大得多：除去税收优惠外，一些地方政府在水、电价格及部分社会服务收费上也对外商给予优惠，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外商投资办厂所获得的地价往往要低于中资企业或市场价格，地方政府既面临着土地粗放经营及可持续利用的问题。

　　于是，多少年来，国人一直呼唤企业所得税法，一直痴迷于内资外资适用一样的法律，然而却总是想说爱你不容易：几十年来，内资企业所得税由一个暂行条例管着，而且一“暂行”便“暂行”了二十多年，而外商投资企业却让其“有法可依”。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其一是前面提到的国家税源的长期流失。其二是对外资过分优惠的风气以及对GDP增幅的痴迷追求，使许多地方政府没有在劳工保护、环境保护以及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对外资进行必要的监督，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其三是损害了中资企业的发展潜力，影响了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和打消呆帐的潜能，加速了中资企业外资化的进程。其四是加剧了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在出口贸易中，虽然中资企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据国家相关统计资料，外资占进出口贸易的比重仍然在60%左右。在贸易争端、贸易顺差、反倾销以及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过程中，中国却要“代人受过”。

　　建议采取的对策：一、工商、税务、金融、海关、外汇管理等部门应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监管与反避税协作，同时还要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提高反避税本领。二、在此基础上，要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鼓励更多的知情人举报，对经查实偷税的企业，应该给予公开曝光，使其付出相应的经济和信誉代价。三、要尽快实现中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尽快调整外商投资政策，将经济增长、政局稳定、法制健全、货币稳定、人才资源市场优势和非垄断、全方位开放、优质高效的服务和配套设施完备作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条件。今后，税收优惠应该以产业和技术为导向；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谁具备了规定的条件，谁就应该享受国家给予的优惠。

阳关三叠

姚洋：从账面GDP看中国之谜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所谓“中国之谜”，说的是，中国的制度安排似乎都与标准的经济学建议相左，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如此之快呢？从浙大拆楼创24亿元GDP这件事上，我想出了一个解释，就是残缺的产权、低效的法治以及过多的政府干预让我们变得更忙碌了，而忙碌本身创造GDP——我们用过度的劳累绕开了无效制度环境所设置的障碍！

　　2007年1月6日清晨，随着一声闷响，西湖第一高楼——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三号实验楼被成功定向爆破，倒塌在晨曦之中。这一爆，让浙大入账24.6亿元人民币。我这里所关心的，不是浙大会怎么使用这笔钱，也不是接手大楼下面土地的香港公司将如何使用这块土地，而是这一爆对浙江GDP增长的贡献。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国内各生产环节上新增价值的总和。按常理，爆破的作用是毁掉一座建筑，也就是毁掉过去创造的价值，而不是创造新的价值。但是，按照GDP统计规则，这一爆创造了至少24亿元的GDP！

　　让我们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

　　浙大得到的24.6亿元可以分解成下面四个部分：一部分用于支付爆破公司的服务，一部分给政府交税，一部分用于抵扣大楼的净值，最后一部分用于抵扣土地原来的价格。由于是难度较大的定向爆破，付给爆破公司的费用不会低。但是，这个价格是浙江GDP的一部分。首先，从这个价格中扣除原材料费用，我们就得到爆破公司创造的价值；其次，如果没有爆破的发生，提供原料的厂家的销量就会下降。因此，对全社会来说，爆破的新增价值就等于浙大给爆破公司付的费用。政府税收也是计入GDP的，只有大楼净值和土地原来的价格要从GDP中扣除。但是，由于十三年前的建筑成本不高，且经过折旧，大楼净值不会很高，而土地本来就是国家拨给原浙江医科大学的，没有成本。所以，浙大这一爆，至少创造了24亿元的GDP！

　　这看似天方夜谭的事情，却几乎天天在中国发生着。大拆大建是促进GDP增长的最快手段。但是，这种增长是表面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因为拆的过程中并没有创造实质性的产出品，相反，拆本身是在毁灭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被拆除的建筑的价值很可能被低估。建筑的价值不仅来自建筑本身，而且来自于与建筑紧密相关的衍生物，如商业、公共功能乃至生活方式等等，它们的价值可能远大于建筑本身的价值。

　　这让我想到了学术界讨论过的所谓“中国之谜”。这个谜说的是，中国的制度安排似乎都与标准的经济学建议相左，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如此之快呢？比如，经济学教科书说，定义明晰的私有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中国的私有产权却是残缺不全的；经济学教科书还说，良好的法治也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可是谁都知道中国的法治水平还非常低下；经济学教科书又说，过度的政府干预扼杀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经济的介入。这样的对比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们该如何解释呢？

　　从浙大一爆创24亿元GDP这件事上，我想出了一个解释，就是残缺的产权、低效的法治以及过多的政府干预让我们变得更忙碌了，而忙碌本身创造GDP！

　　由于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商家不得不花力气拉关系、找靠山，为此他们要请客，要送礼，这样就增加了饭店和礼品公司创造的GDP。由于法治不健全，企业为了保证货发出去后能收回货款，就必须格外小心，比如让业务员亲自跟着货车跑一趟，而业务员的额外花费自然成了GDP的一部分。当然，如果最终不得不打官司，企业就要雇律师，付给律师的费用也理所当然被算作GDP的一部分。

　　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审批手续繁杂，一个项目不仅要省里批，而且还要中央批，企业不得不把宝贵的时间和资金用在和政府打交道上了，但是，由此而多支付的人员工资和消耗的资金又直接或间接地变成了GDP。

　　这些年中央财政收入激增，大批资金以项目投资的形式返还给地方，为了多争取中央资金，“跑部进金”成了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产生的花费通过航空公司、公路运输企业、铁路局、旅馆、出租车公司以及餐馆转化为GDP。这些活动没有创造实质性的产品，却因为加大了对交通工具的使用而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环境污染造成对环境的破坏，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花费巨资来恢复生态，但在统计上，这些花费通过对治污服务的购买转化为下一期的GDP。这就好比任由跑在大街上拉着马车的马随地排泄粪便，然后再雇专门的人在后面把马粪铲起来一样。另外，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增加个人的医疗支出，而这些支出又成了医院所创造的GDP。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必须发生的，我们不过是创造了可观的账面GDP，与此同时也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中国平均每年9％的GDP增长中，有多少是账面GDP呢？这不是一个容易确定的数额——除非我们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微观调查，否则是不可能得到确切的数据的。

　　但是，这里的关键可能还不是账面GDP到底有多大，而是无效的制度环境让我们活得太累。记得十年前刚回国时，我和太太为了办驾照，往车管所跑了八趟！驾照是拿到了，但我们感觉很累。即使扣除账面部分，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仍然会很高。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本来是可以比较轻松地达到这个增长速度的。所以，“中国之谜”的谜底是，我们用过度的劳累绕开了无效制度环境所设置的障碍。

阳关三叠

危机,在逼近中国------中国带血的GDP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我们的GDP每年递增二位数，我们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去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

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大幅增加，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 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

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

我们利用各式优惠条件、大规模引进外资。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

我们通过劳动密集型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这些一次性或低技术产品大量出口，仅仅以大约5%的利润率盈得的贸易顺差，巳积累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同时意味着我们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可见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代价的，甚至可以说代价之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

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

我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

四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 16个。

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

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

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我国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我们自己倒要从每年GDP中扣除15%。

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

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 6.7%，死亡率上升了37%。

《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 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

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在二战后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

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ZF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

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 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

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间接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特殊权贵利益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

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外资又通过收购形式，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特殊权贵利益集团、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

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

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 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

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近年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

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

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权贵特殊利益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高干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

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

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

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肢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肢解为许多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