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读《尉缭子》记

纵横驰骋

读《尉缭子》起于一个签名档，谓“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当时读到这个句子，推开“兵书”的语境，至少能读出儒家的两种处世心态，一方面如孔老夫子要以礼为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又有《大学》中“修齐治平”的儒者之气。

 

奈何尉缭并非儒家，而是在兵家和杂家间游离。纵观《尉缭子》，言为将治兵、攻城略地，也谈为官建制、文武治本，兵法和为政融于一体，通篇基本都有穿插，很难辨清其到底为兵家还是为杂家。难怪，后世如唐代魏征把它编入了以“偃武修文、治国安邦”为旨而编撰的《群书治要》中，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并列，而北宋则把它列入了《武经七书》，与《孙子》《六韬》《三略》并为当世武举和武学的官方制定教材。

 

《汉书·艺文志》在“杂家”和“兵形势家”中同时归录了《尉缭》。班固称，杂家“兼儒、墨，合名、法”，长于议论王治国事，但又理论漫衍而不成体系。司马迁也认为，杂家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按此，《尉缭子》杂家行迹确实很浓。

 

《尉缭子》成书于战国后期，通篇来看，杂糅儒法等各家观点之处颇多，开篇即言“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在讨论战争和仁义时，既有“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兵不血刃而天下亲”之说，继承儒家的行王道、施仁政，也有“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的法家思想。整军治兵上，则更多偏向法家，而农耕、行商等方面，则都有间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