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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几个闲余看完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是三联书店重印第22次的版本,这次重印了近30万册,加上黄先生海外版本的发行量,《万历十五年》应该被世界过千万人阅读过,再加上美国若干大学采用此书为教科书,《万历十五年》在世界明史研究界的影响可想而知。 《万历十五年》分七章写成。搭眼一看便可知作者受《史记》影响比较大,所用成书方式是传记式,继承了《史记》世家、列传的写作方式。分别还原了“万历”“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的生活面貌。 正如书之题目所言,作者所要描述的是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事情。万历十五年即是公元的1587年,论干支为丁亥,属猪。望文生意,可猜度作者是采用了类似于生物实验当中的切片实验方式,即在明朝时间段这一“生物体”上从1587年这一点切入,用显微镜与实验刀钳剖析这一横断面,由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件件,所牵扯到的人物个个,而分析联系到中国整个16世纪,至整个明朝,乃至整个中国旧史。经过通读《万历十五年》笔者发现,揣度不谬。 通观整个作品,作者通过一个早朝的小事来剖析万历在执政时期的心理演变,或通过一个官员沉浮进而剖析明朝官场价值观、明朝道德与法律的地位,或通过一位思想家而揭示明清乃至整个中国旧史各朝轮替的规律。作者无非要论证中国几千年各个朝代的社会之所以都是农村单元的集合,是因为中国历史上道德当法律而“真法律”却无实效。中国整个旧史,社会上一直没有形成规范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向来缺少了可以缓冲的法律体系。等到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远远领先体制的发展,孔孟之道的体制不思变,却畏变,则社会终究要改朝换代,旧统治者终究会被重“质”轻“文”的新生力量所取代,清代明是如此,明代元又何尝不是如此。但长久发展的社会不是元模式,不是明模式,也不是清模式,而是“质”与“文”协调发展,总能共同进步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了社会商业运作代替农业运作,法治代替人治,法制代替德制。 作者并没有否定孔孟所宣扬的道德,但是作者已经清醒地总结出了,孔子之“仁”是多么的变化不定,而孟子的“性善”与孔子的学说又有很多不同,至于朱熹之解释圣学,则完全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等到朱子解释的圣学已经成了明朝事实上的“法律”的时候,社会商业或刑事或农业相关矛盾纠纷问题就全凭官府一言而判,标准就是合乎道德或违反道德,既然道德的定义就已经散漫凌乱,社会治理当然也就是达到混沌平稳即可。明朝的发展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中国德治与人治模式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最高峰。终明一朝再也没有任何改观。其他朝代的历史固然有其个性,但终究也无非是明朝类似情况。 至于很多史家都试图证明明朝末期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黄仁宇以其详尽的史料以及符合逻辑的见解证明那些应该是错误的研究成果。读者顺着《万历十五年》全书的逻辑去思维会很容易认同黄先生的见解,因为商业模式既为社会所不容,法治无从产生,以法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然不会产生。 由于明朝整个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混沌、散乱而终究走进死胡同的时期,所以期间生活的人,无论名宦巨商,文豪隐士,他们的命运终究都是悲剧的,因为历史趋势如此,他们只是历史大潮当中的一些小船舶。 黄先生把他的这种观察历史的方法称作“大历史观”,他认为自己从历史当中的小处看到了历史的大处。就《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来说,虽然还有很多值得更加详细论述的地方,但是就作者的意愿来说,他做到了。 现在看这本1981年被耶鲁大学首刊的书籍,虽然它论述的是16世纪的一些史实,但是它对于当今的启迪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没错,中国道德治国的历史太长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人治的影子。而这种人治与德制却是中国现代化的大敌。不清醒地对此认识就有被再次卷入历史旋涡的危险。那么就此说来法治对中国是多么的必需。 在作者《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当中作者又补充完善了一些思想,或者说把写《万历十五年》时的心理感受加以阐释延伸。他认为明代之所以衰亡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中国传统治理者有维护一统的思维,而这种一统与现在的一统考虑方法是不一样的,古代的一统是各地模式要统一,普天之下必须一种生产模式,否则就是风化未淳,所以沿海虽然便于经商,但是明朝沿海的商业并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国家要一统,其他地方是农业,沿海也要农业。而现在世界之所以现代化是因为统治者允许了“双层政治”的存在。举例来说,我们国家允许部分地区先富,有条件地区先富,这就造成了与其他地方体制的事实上的不同,这就是一种双层政治。这是一种更灵活,更智慧,更实际,更有利于社会向商业化、法制化发展的社会模式。正是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在采用这种模式,所以世界的现代化才得以到来。 另外黄先生认为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都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这和中国孔子所说的“观过,斯知仁矣。”孟子所说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共通的。而这可以作为世界道德的标准,也可以作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黄先生在出版本书的时候标出自己是美籍,他表示这是在向国人暗示要以世界的先进思维去审视中国历史,要用世界的眼光,而不是一国惯性的、狭隘的眼光。我想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归义应该是在寻求东西方文明的共融之处,冀以此来推动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其寓大焉。 黄先生特别强调,他的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的。他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那么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还是为了能对改造现实社会发生效用。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才是研究历史的真正目的所在。那么,我们当今要解决的难题是什么呢?我想应该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体制相对落后的矛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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