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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丹，对所谓“于丹现象”，须在其冷却后才能看清。也就是说，得等到于丹老师把钞票赚得差不多的时候，俺们才能取得一点话语权，亦即马后炮、说白话的空间。 不过，话得说回来。在于丹热的时候，我还是说了话的。只是没有大喊大叫，所以也就无人注意。在一篇关于《论语》的书评中，我曾讲过这样的意思： 于丹一书的对象应该是小孩子。它是一己之“心得”，可以有“得”便说，无“得”便了；既无须斤斤于典则，亦无须介介于纤微；放纵文体，任心漫与，只说一面之词亦无不可。至于这些“得”的程度，借于丹本人的话说，都是“简单真理”，自然也是最适合于教育儿童的。有时，于丹的“心得”甚至让我想起《西厢记》中红娘之引《论语》（参看《管锥编》第933页）。她可以大讲“天何言哉”，而不大理会“有德者必有言”；可以讲孔子如何和蔼可亲，而不大理会“君子不重则不威”；可以讲安贫乐道的高妙境界，而不大理会“禄在其中”（参看《管锥编》第1541页）。所以，就算我们想给于丹挑毛病，都难——人家本来就说过，“万万不敢”“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没有能力拿出一份数据精确的化验报告”嘛！（《中华读书报》3月14日） 因为没有人注意或在意，更有许多人不知我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从逻辑上讲，等于我什么都没有说过。 依我看，捧于丹的人，大体包含了这样几类。一类是真糊涂蛋，一类是假糊涂蛋，一类是精明鬼。这三类人，都给了于丹老师两个基本定性： 第一，于丹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弘扬了传统文化，应该予以支持。 第二，于丹做的是通俗普及工作，面向的是普通大众，不应从学术角度去衡量。 当然，两个基本定性之外，还有许多枝枝节节的小结论，不妨忽略不计。 这两个定性，假如不是故意混淆是非（精明鬼之惯技），大概也属于是非不辨（糊涂虫之本性）。有了这两个结论，糊涂蛋、大冤桶们掏腰包买书，才会觉得值。 说于丹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我以为这是句废话。因为，我不晓得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工作没有意义。正面的，农民种田，工人做工；负面的，坏人拐卖孩子，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无不有其“意义”。重要的，得看那是什么意义。 “弘扬了传统文化”吗？只怕是“为者败之”。“心灵鸡汤”吗？那得看你是否是会烧鸡汤的好厨师，得看你使用的“鸡”是否患有“禽流感”，得看你的“鸡汤”火候烧得够不够、有没有把“鸡”烧老！ 说什么想给大家提供“心灵鸡汤”，目的固然可嘉，但是，好目的未必有好结果。嘴上说请客，行动上还得切实掏钱。如果嘴上说请人喝鸡汤，行动上却打开水龙头，接来一盆白开水，还硬要人说鸡肥汤美，那就不免让旁观者齿冷。 据CCTV报道，有些传销者，就搞过把白开水当鸡汤的鬼把戏。镜头上，一群参加传销的男女，围着一盆凉水，其乐也融融，一致拍手笑说：“鸡汤真香！”“好香”！ 确实，对传销者来说，把凉水当鸡汤，本来就有俘获“心灵”的功效。喝凉水又没有什么害！俺就认为凉水是鸡汤，俺就认为传销能发财，俺愿意！ 于丹给我留下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总是挥之不去：她是置换——我们不说是“偷换”——概念的高手。 你说她不该牵强附会，她会说自己不过是想给大家提供“心灵鸡汤”。你说她对《论语》的解读有硬伤，她会说理解本来人人不同。你说她水平太低，她会说自己面对的本来只是普通民众。如是等等，全是似是而非、偏离主题的回答。稍微有些逻辑常识的人都晓得，批评与指责之间，并不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在回答之间，“概念”实现了转换。 如果于丹老师并非故意不讲逻辑，那我们只能说她是置换概念的高手。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别看于丹的书印了几百万册，但真正阅读过的，只怕没有多少；阅读之后感觉传统文化在心目中被“弘扬”了的，只怕是一个都没有。这不，这才多长时间呀，几乎与电脑更新换代的时间同步，“于丹热”便开始冷了。我不知道，如此神速的“热”，到底对传统文化“弘扬”了什么！靠这样的作为去弘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未免太“肯德基”、“麦当劳”了吧！ 所以，于丹是不是“弘扬”了传统文化，得靠实践、靠时间去检验，不要匆忙下结论。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应该养成一种自觉，即不要用虚拟的永恒真理去衡量具体事务，不要把不地道的事情理论化。对具体事务，还是要具体分析。戴永恒真理的帽子，用理论来包装，骗得了糊涂蛋，骗不了像我这样的明白人。学者们随意讲话，事后证明讲错了，却没有一个出来向公众道歉的。公众成为了被赵本山“忽悠”的范伟。 于丹的书不是“心灵鸡汤”，而是白开水。给大家提供白开水也不错，只是别说那是“鸡汤”。也许，在于丹心目中，白开水就是鸡汤；她本人都分不清什么是白开水、什么是鸡汤。但是，对读者来说，要想知道什么是白水，什么是鸡汤，就得亲口用嘴去尝一尝，不能任人忽悠！ 于丹一书算不算“通俗”读物呢？不算。她的书可以说是“俗读物”，但绝不是“通俗读物”。不把那个“通”字去掉，就是真假不辩、是非不明。 什么叫“通俗”？请看史学大师白寿彝先生是怎么说的： 通俗的工作并不是多么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深度是搞不好的，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浅薄，而是既有充实、正确的内容，又要能看得懂。 白寿老这段简简单单的话，是我从北师大研究生方宏同学的毕业论文上抄来的。话说得很简单，很清楚，但谁又能说它不深刻、不精辟？事实证明，许多大人物，未必懂这段话的意思，更不懂得把这段话当作镜子、尺子，去照一照、量一量于丹。 在于丹的书中，我也总结出一个关于“通俗”的定义。这个定义，与白寿老的定义不一样。套用白老的句式，这个定义应该这样表述。 通俗的工作是多么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深度照样搞得好，通俗就是粗俗，就是浅薄，不必有充实、正确的内容，但要能看得懂。 很显然，在白寿彝先生看来，通俗乃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而于丹的书，乃是浅入浅出，俗赏，雅不必赏。在白寿彝先生看来，通俗的前提是有一定的深度，也就是“通”而后“俗”。而于丹的书呢，没什么深度，是不“通”而先“俗”。借史学家章学诚的术语来界定，白寿彝先生主张精通，而人家于丹老师是“横通”。在白寿彝先生看来，通俗是“两手都要硬”：一手是充实、正确的内容，一手是“看得懂”；而于丹呢，人家是只有一手——“看得懂”，不大在意什么“充实、正确的内容”。 把白寿老的论述当作一把尺子、一面镜子，与于丹老师的书对照一下，所以我才认为于老师的书确实“俗”，但不是“通俗”，而是不“通”而“俗”、“俗”而不“通”。 “通”与“俗”，在于丹那里是分裂的。而在白寿彝看来，“通”与“俗”应该统一。不然的话，就不应该被叫做“通俗”。 当然，“看得懂”、“俗”也是优点。白居易的诗，不就力求使“老妪都解”吗？只是，不论老太婆解不解，白居易写的都是诗，而不是“顺口溜”。既然是“诗”，前提就得是遵守“诗”的规则。不然的话，说大白话“老妪”更能“解”。如果你不同意白寿彝先生关于“通俗”的见解，那就请你也说说什么是“通俗”，然后再为于丹老师辩解。 于丹的书，不符合白寿彝先生心目中“通俗”的特质。这一点，大概于丹本人也不会否认。在《后记》中，她就变相承认，自己根本就读不懂《论语》——尽管，据说她4岁的时候，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她爹就在家里教她读《论语》了。而且，那么多人给于丹老师挑了那么多“硬伤”，也多可作为证据。 可见，并不是我在这里苛求于丹老师，更不是看于丹老师上电视台而“妒忌”，看人家发财而“眼红”，看人家出名也想“靠骂骂名人跟着出名”。不是的。我祝愿于丹老师写出更多让人“看得懂”的书，发更大的财。只是，写书还是要加上“充实、正确的内容”才好！ 最后，我得奉劝捧于丹的学者们几句： 第一，你读过于丹的书吗？如果没有读过，就请你自重，免开尊口！ 第二，你对于丹的“赞美”，是来自对于丹著作的归纳，还是来自一般真理的推衍？如果是后者，那也请你自重，不要以“论”代“史”。 第三，当你为于丹辩护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符合逻辑的思考？你的话是否能经受逻辑的检验？如果没有，那更得请你自重，请有点为社会负责的精神。 告诉你们吧，把“小人”解释成“小孩”，这绝不是什么“理解不同”的问题，而是胡说八道。你可以把苹果理解为甜的、也可以理解为酸的，但你绝不可以把苹果理解为西瓜——尽管它们都属于水果。“置换概念”并不是什么时候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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