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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冬，瞿秋白受某报社委派去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考察，漂泊途中写下了著名的游记体散文集《饿乡记程》。书中说“十月革命”后滞留在俄国的中国人有数万之多。他们大多数人贩卖鸦片，囤积居奇，或是混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党员身份掩护着种种不法勾当，更有甚者投了红军，对百姓烧杀抢掠。他感慨道，在红色恐怖之下，我们的国民竟然能以这种方式在异邦存在，让人大吃一惊。以生存能力论，中国人排在世界各民族前列，应该不成问
题。不过拿生存当理由，肆意突破道德底线，行事不择手段恐怕也是我们民族的特色之一。
时下流行的“狼道”文化，不过是这种特色现代演绎而已。狼是一种为了种群生存，不惜一切代价的动物。我们那些以狼为图腾的企业，屡屡把生存挂在嘴上，无非也是看中了狼性的这一点而已。这样的企业在迅速成长的背后，在致竞争对手于窘境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企业所承担的社会道德风险。
企业在不讲游戏规则的环境里竞争，彼此磨牙吮
血，生存的危险系数无形中提高了好几个级别。“出来混江湖，欠了人家的总是要还的”，正是这种赌徒博弈式竞争环境的写照。以狼为图腾的草原帝国，因狼性中同时蕴藏的恶劣基因，鲜有能支撑很长时间而不崩解的，可见飞速发展未必就能基业常青。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要想基业常青，与企业管理有关的因素，都应该是能够与时俱进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企业文化莫不如此。企业图腾作为企业文化中最直观的表达，却起着相反的作用，就是将企业文化固化。固化的同义词是僵化，这样的结果是图腾文化中，不好的方面会随时间逐渐沉淀，结成磐石般的一团，好的方面却随风而逝。
不少民营企业的管理者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的企业绝对不会沾染国有企业那些坏毛病，但是随着企业发展壮大，那些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不请自到。我们有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我们身上的小农意识阴魂不散。其特征是在竞争的规则面前耍小聪明，在管理制度上却是持保守倾向。这种民族性多多少少会和正在固化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企业文化一拍即合。 “雅虎之虎究竟是病猫还是老虎？”
你一定早就听说过奇虎与雅虎的江湖恩怨了。坊间曾流传说，马云在雅虎的员工大会上如是说：“就要让它骑(奇)虎难下！”
关于雅虎中国还有一个笑话。马云在看了陈凯歌拍的由范冰冰担纲的宣传片《阿虎》(一条狗的名字)感叹道：“我怎么看像是给搜狗做的广告呢？”
看起来有点闹剧的意思，却不可一笑置之。这背后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企业图腾的遴选面临着多重风险，即使图腾的本义乃是凝聚某些优质精神，为企业员工准备精神鞭子或者牛鼻绳。这种风险在何时兑现，可能完全不在企业领袖和员工们的掌控之内。从某种意义上说，图腾的选择与冒险无异。
首先，当然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一旦你千思万虑后笃定具有某些特质的物作为企业个性的象征之物，你的竞争对手就很可能从食物链或者控制链的上游寻找一个相应之物与你进行彻底而全面的竞争。看似无关紧要，但是一旦“厮杀”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方处于势微境地，这种生克关联就会被发酵。发酵之后，这种对图腾本来的正面期待就会“倒行逆驶”，以更为快捷的运动“发飚”，企业的员工就会在反方向形成关于企业的态势、地位的重新想象、认知。笔者以为，现在很难评估那个被联想辞掉的员工发表的“千万不要把企业当家”对联想的影响。
其次，由于企业的图腾具有一定的粘性(sticky)，即图腾一旦选定并深入人心，将很难轻易地被清除。如果其凝聚和附着的优点对员工形成有效的约束和激励，形成期待的组织行为特征，那善莫大焉。但对缺乏商业积淀的中国企业而言，变革、调整甚至“革命”的周期都比较短，因为转型社会导致商业生态的变化过于迅速。一种图腾物往往是优缺点并生，对某些特点的过于强调很可能导致与商业环境变迁的不协调。
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的个性是企业家对企业所处的商业生态认知后做出的一种选择。且不说这种认知存在显而易见的风险——认知错误，不同企业家对同一个环境的认知也可能迥然不同。当一家企业出现企业家的更替时，前辈所选定的企业图腾很有可能与后来者相冲突，成为后来者变革的绊脚石而非助推器。而商业生态中各种力量的重构所产生的对企业的建设性压力会受到削弱，企业的适应力也“在劫难逃”，这样的企业很可能在滞后的变革中落伍。
此外，由于企业的图腾对外部人缺乏应有的驱动和约束，企业图腾的缺点完全可能被外部放大，甚至被员工曲解。以华为为例，尽管任正非强调其狼文化乃是敏捷的反应和团队精神，但是这种形象却为媒体和部分离职的员工所诟病。人们对狼的联想更多的是凶狠、残忍、不择手段等诸多有悖常理和伦理特征。
再次，当新的员工进入企业的时候，企业一般地会进行认知的整合，也即所谓的“洗脑”，譬如联想的“入模子”和华为的军事化改造。但从长远看，这种对各种意识的同一而不是包容，对企业图腾进行灌输，对某些精神的强势整合究竟是对还是错？毕竟，华为尚且不到20年。国内优质企业脱胎于商业生态快速成长的大环境，成长在官本位缓慢剥离的年代，加之我们过于古老文明的包袱，企业的个性和图腾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非现代性，具有相当的中国特色—缺乏平等、充斥权术伎俩等等。
在现实的商业运作中，企业家的诸多言论经过媒体炒作，往往“升华”为看上去挺美的“真理”。以“企业家就是把企业当家的人”为例，听上去光鲜亮丽、生动可人，实则断章取义，把张瑞敏对员工应该具备主人翁姿态的强调异化为对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中国化理解—这种对企业家的定义，粗浅、缺乏逻辑与现实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对某些精神的强调在特殊环境下获得成功，将会使得企业的图腾所蕴含的精神泡沫化、神圣化，这将使得企业家陷入无法自我否定的“围城”之中，拒绝进行二次创业，导致企业家精神萎缩和企业个性僵化。
中国企业在为国际化忙活的时候，企业的图腾选择就更加困难和须谨慎。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正上演得如火如荼、此起彼伏，甚至刀光剑影、硝烟腾腾。一个已经拥有某种图腾的中国企业只知道把这个图腾延伸、覆盖到各个分支和分公司，何其鲁莽！试想一个拥有白人、黑人、黄种人、伊斯兰教徒、天主教徒的公司能轻易分享一个图腾吗？
简单易懂、便于统一员工思想的企业图腾正中了我们企业家们下怀。企业图腾不知不觉中压抑着组织变革的活力，他们却置若罔闻。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的“双向学习”以及罗莎贝丝·莫斯·康特(Rosabeth Moss Kanter)的“巨人学舞”，都明确地告诉我们，用一种自上而下的理念牢笼人心是行不通的，组织的竞争力来自于每个组织成员的个性能够充分得到利用。
只有圣人之是非，而无自我之是非，是我们民族的悲剧，那些英雄、枭雄、奸雄振臂一呼，我们的民众便奋不顾身冲上前去，后果不言自明。商界创业的英雄们在组织里拥有着无上的威权，足以将图腾灌输到员工的神经末梢，但企业以后会不会因此而付出代价，就不得而知了，毕竟我们大多数企业还很年轻。
高于现实利益的长远目标，尊重组织成员个性的组织形式，健康有活力的企业文化，方是企业应该寻觅的，而不是像有些企业家挖空心思寻觅与众不同的图腾。愚夫尚淫祀，所谓淫祀，就是把狐仙柳怪，当做崇拜的对象，希望冥冥之中得到它们的帮助。过去的朝鲜读书人，时常讥笑中国人迷失大义，崇拜鬼怪，现在各个企业图腾多得好似动物展览会了，希望不要成为各国工商界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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