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于丹的软肋和博士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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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的软肋和博士的尴尬

3月24日，在中国因讲《论语》而声名如日中天的于丹教授也给新加坡带来了一股文化热。据说，1200名市民前往聆听于教授的讲座，两百人无法入内，在外看大屏幕。这样的盛况，在新加坡极其罕见！
　　
　　我没有去凑热闹，后来逛书店，显赫的位置都是 《于丹〈论语〉心得》，配以讲解DVD。我开始读“霸王书”，在人家角落里翻看起来。但越看下去，越觉得不是滋味，才觉得天涯上不少人批评得不错。一部国学经典愣是成了“心灵鸡汤”，那何不直接去喝鸡汤呢？起码更贴近这个时代。也许，鸡汤也要自己的千年老土鸡熬来才好喝？
　　
　　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孔子的博大竟是教我们一种过快乐生活的方法，与今天的那些快乐处世学相像？我这种不学无术的人也知道儒家的精髓是“仁义”，孔子教我们的是追求道德境界，而不是心灵所需要的快乐生活。孔子的“乐”是一种态度，是在追求道德过程中应有的旷达，也是求得“仁”之后而自然达到的境界。所以，快乐不是目的。更何况，孔子的快乐是一种胸怀天下、求大道求智慧的大乐，不是搞障眼法、精神胜利法，强求一点儿戚戚之乐。
　　
　　不能说于丹没有知识，更不能说她没有口才。我相信如果让于丹讲历史故事或是文坛逸闻，或是卡耐基的个人励志，都会讲得很好。可她偏偏讲经典的儒家思想，对论语挑挑拣拣了一小部分内容，往自己的快乐哲学上一靠，儒家思想的境界就沦为心灵鸡汤的小滥调了。她把论语讲得太“小”，太“偏”，太浅薄了。而思想讲浅薄了就没有意思了，因为它是启蒙性的，是要让人深入思考的，否则它就不配称“思想”了。
　　
　　至于讲述中的多处常识错误，塞外李悦等人早就指出来了。但大学者李泽厚就对这种不严谨的过错不以为然，开口就说“我支持于丹”，又加了一番解释，意思是十几处错误也不算什么，于丹不是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是针对大众的“布道者”，她普及了经典。但往深处想一想，于丹普及的是经典，还是她个人的断章取义？对大部分没有读过论语也注定没有时间读论语的人，这种误读的普及会不会反而导致谬种流传？
　　
　　李教授的言外之意似乎还说对大众讲学就可以不需要专家，不怎么严谨也可以，所以虽然于丹不是研究孔子的学者，还是可以上百“家”讲坛讲孔子。不知这是否因为大众比较容易被愚弄，而学问界不好蒙混过关呢？可我却认为，正因为大众较为缺乏鉴别能力，知识界才更应该真诚地对待他们，给他们上等的精神食粮，而不是拿次品来充正品。这是知识界的基本良知和责任吧？
　　
　　通俗化并不是庸俗化，而是深入浅出，用平易的语言讲出正确的东西，讲出经典的精义所在。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也很通俗，却不乱讲，更不漏洞百出。
　　
　　对于这轰轰烈烈、如运动一般的“普及经典”，我始终不信任。经典是不太可能靠文化明星和媒体炒作、大众跟风来普及的。这样的歪道，一定会结出个歪理。说到底，经典只能靠教育来普及，必须保证其“经典性”不丧失。况且，为何强求普及呢？书籍本来就有大众读物和典籍之分，读者试自己的能力而自行选择，到了一定的理解和兴趣阶段，你不普及他还非读《论语》不可呢！如果把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分解出来一部分，分编成几首《老鼠爱大米》之类的歌谣，以达到普及古典音乐的目的，这究竟是愚民还是启智呢？这真成了徐晋如引用孔子的话所批评的“郑声之乱雅乐”啦！
　　
　　但庸俗文化咱们中国读者也见识多了，注解出错也可以暂时不计较，于丹的人更是没有可挑剔之处。教授站在那里津津地讲快乐哲学，语调四平八稳、眼睛斜来斜去，不能不说标致，不能不说讲得动听，但总让人心里有些莫名的怀疑。到底哪一点让人不舒服、不信任呢？想来想去，倒是她的偏颇态度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论语》里讲到不少做人的道理，也对“为政者”提了不少要求。儒家的人，是入世的人，所以对社会现实的考量、对政治道德的诉求都是这个“人”极重要的部分。但对于这些，于教授没有摘取。为什么不摘取呢？如果我们了解了孔子对为政者的要求，我们不是也会引用某些要求衡量今日之政治吗？
　　
　　于丹苦恼于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信仰，硬把孔子说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里的“信”说成是个人信仰。可为什么中国人失去信仰？难道这都是个人的错，和教育、主流宣传无关？于丹没有说。
　　
　　为什么物质生活提高了，人民不快乐？对此于教授显然苦恼万分，不知道想了多久，终于看透了，原来这是因为人们忘记了怎样过“心灵所需要的快乐生活”啊！多么美好又轻易的原因。由此，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淡化为个人觉悟、处世方法上出现了问题。
　　
　　我举一个实例，地方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名强征农民土地，一亩田地以两万元征收，转手卖给房地产商是100万元。农民不愿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找警察做他的“思想工作”。于是，他注定“牺牲”小我，失去田地和自主谋生能力。他沦为城市人的“奴”，去当民工。这样一个农民，他会快乐吗？于教授倒是说说怎样让他不愤怒、不生气！另一个实例，我的一个农村亲戚的邻居，种菜菜价贱，种瓜果瓜果贱，总之农产品就是贱。没有办法，做父亲的去山西当矿工，小矿里挖煤，砸死了，人家赔四万块私了。儿子才十七，又去子承父业，挖了两年半煤，矿井塌陷，死了，不到二十岁。于教授告诉那死去儿子和丈夫的女人，怎样得到安宁和快乐？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有产阶级，走在街上怕人抢包，坐在家里怕人偷盗，想赚一点儿钱要先想法子给官僚们塞钱（比下跪还耻辱），有了竞争对手就怕人家买凶杀人，他能快乐吗？最后一个例子，我，一个普通的网民，一日去网上看到高莺莺事件，看到官府派武警抢尸体，看到原来的验尸报告竟是如此那般敷衍了事，猜想一个少女可能就这样冤死了，其父母含冤奔走达四年之久。在中国，草菅人命的事层出不穷，我作为“人”的一员，是否会心灵十分快乐呢？有一点儿儒家精神的人看了这些都会非常不快乐，会非常心忧。
　　
　　于丹教授对于现实的描述停留在“物质生活进步了”，“我们生活更富了”这类非常一般性、模糊的东西上。她绝口不提某些阶层是怎么富贵的，是否“取之有道”？她大概认为很多穷人看到当代权贵感到不平衡，只是因为他们不能“安贫乐道”吧？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我再加一句“不患不均而患不公”。贫富差距是不可能消失的，但不均未必会导致民怨。可如果社会竞争规则非常不公正，这个不公导致的不均就会成为混乱的原因，成为“民不服”的原因。物质生活的提高是极不平均的，财产的分配是不公正的。贪官奸商暴富荒淫，田产被剥夺的农民沦为商奴，受尽层层盘剥欺辱，依然连医药费、孩子的教育费都付不起。所以，这社会的乱，能把责任完全推给老百姓的个人信仰吗？我看老百姓的忧乐倒不是他们自己做得了主的。连人家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贾谊都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使其无为奸诈，不可得也！”就是说，如果老百姓饥寒交迫，你还想让他不做奸诈的坏事，可能吗？
　　
　　中国人不快乐的理由实在很多：社会太多不公正，贪官太多，民怨太重、治安太混乱，好政策出炉不少但推行不力，生活缺乏基本的安全感……这么多不快乐的因素，教授们不“哀民生之多艰”也倒罢了，何以避重就轻地归因于什么个人的快乐哲学？你可以声明我就是不讲社会问题，你可以声明我就是只讲个人处世技能的，但不要找什么当今社会人们不快乐的原因，因为你找的根本不对，而且一讲这个就触碰到你的软肋！
　　
　　于丹不应该讲孔子，因为孔子的立场和她是刚好相左的。孔子要求社会公正，天下有道，要求为政者先正其身，为政以德，爱民利民。而于丹对为政者没有要求，连一点儿讽喻也没有，一味回避社会问题，只叫老百姓来尽力配合“和谐社会”的建设，建设一颗容易满足、无所求、无所怨的心。在原则问题上，孔子从来不替上层遮羞，他声明一个国家的道德是由上而下去贯彻的。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今天中国社会的种种败德，种种“虽令不从”，种种不快乐，用《论语》里的见解，该从哪里找根源呢？
　　
　　李泽厚称美国社会安定是因为基督教的安抚作用，所以中国社会也需要于丹注解的《论语》来安抚？宗教一统西方的年代，也曾经有非常动荡、野蛮冲突的时期，为何那时候就安抚不了呢？李教授也说毛泽东时代大家信仰毛泽东思想，所以社会安定。但我想，那年代的安定似乎也不可取。缺乏自由思想，一切钳制得厉害，总让人怀疑那是因为民智未启，以所谓“虔诚的愚昧”而换来的。李教授在美国十几年，应该了解西方今天的安定虽然信仰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核心的决定因素是民主体制。民主使公正的原则得到监督，人的权益和尊严得到保障。只有民主政治、思想自由和道德信仰三相结合，才能真正安抚人心，才能使人“快乐”。
　　
　　这民主的“安抚”意义、为政者的职责，李教授和于教授是忽略了还是故意不提？也许他们忘了，民主建设也是当今政府的主旋律之一。连总理都明确点出了快乐和民主的关系，说“要让人民快乐，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有人还一味粉饰太平，不提中肯意见，不害怕变成孔子所说的“危而不扶、颠而不持”的失职吗？
　　
　　于丹这类知识分子可能会赢得不少人的喜爱，但永远不会像鲁迅那样受人尊敬。这倒不完全因为她的学识，而是因为她绝对无法像鲁迅那样直面现实，直指问题的核心。鲁迅是要惊醒世人的，而不管于丹承不承认，她的东西是有些麻醉性的。我们不能预设任何人的立场，但我们很清楚，她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讲话，她像是在代表某种声音对着我们讲话。而这种声音被中央电视台、中华书局这样的主流媒介扩音之后，更让人觉得怀疑。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怀疑是否正确，因为我们实在也找不到物证人证，但我们明白，使我们不舒服的就是这个怀疑，是于教授对于问题实质的回避和态度上的偏颇，这才是于丹的软肋。
　　
　　于丹缺乏一个真正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胸襟和气度，她的思想太狭小了，她的人格和儒家的理想人格相差太远了。这就是她讲论语让人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最近，十博士联名抗议于丹践踏经典。而从十博士联名抗议引起的反应和塞外李悦批评于丹引起的反应的截然不同，我们可以看出一般人对于有知识头衔（如“博士”）的人是怀有一种莫名的抵触情绪的。你一旦亮出这个头衔来说话，下面的人就急了，说“想压我呀”，恨不得再加一句“臭知识分子”。李悦得到那么多支持，因为他没有亮头衔，大家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博士一开口，大家竟然开骂了，骂声之多、语言攻击性之强，令博士们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其实这种尴尬正是知识界的尴尬。
　　
　　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抗议的原因说清楚，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所在，因为早有人撰文把于丹出错的地方挑出来，李悦不就这样做过了，何必重复这种劳动呢？况且，抗议书是要简短有力的，不能变成罗列批评的单子。还有人说“于丹使僵死的经典重生”之类的话，质问“蒙牛酸酸乳”博士们有什么贡献。这也不公道。《论语》几曾僵死过？国外的华人社会多是敬重孔子的，西方思想界也一直在做关于孔子各经典的研究和推广。中国过去一直批孔，正说明孔子的思想打不死。况且，儒家经典是我们对于人类文化的独特贡献，降到心灵鸡汤的层次，即使真是“重生”，那也像是从人投胎变成狗啦。还有人质问，人家写得不好，怎么老百姓那么爱读，怎么销售了两百多万册？这种质问也没有力量，因为博士们讲的是“水平”，质问者问的是“销量”。西方人常常说起“Best Selling”和“Best Writing”，一种是畅销书，一种是代表高水准的专业写作。没有人会因为一个作家的东西销售不好而质疑他的水平，也没有人会因为一本书畅销就认为作者有水准。二者是完全不同类的东西，没有可比性。
　　
　　博士们想捍卫国学经典的地位，反对把经典浅薄化，有什么错呢。总比十博士联名不让过圣诞节好，那些人都管到大家的私事儿上来了。但这一次，大家还是不喜欢，就是觉得他们“酸”，潜在的敌视或至少是疏远感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作用。其实，就是“博士”头衔所代表的知识等级出了岔子。
　　
　　在国外，即使一个人做了官、或是企业管理者，他如果是博士学历，一定也会在名片上印上博士头衔。至于学界更是重视这个，会把博士、硕士等等取得过的学位都印上，有时候连毕业院校也印上。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人看到这些会觉得这个人在炫耀，更不会因此反感。但中国人好像普遍有这种反感，最大的表现就是不服气、蔑视。我不敢评论国内选拔博士、教授的程序是否有问题，他们是否真的像国外较好的大学那样严格选拔、训练，但仅仅因为他们是博士就反感，这里头也有问题。是否知识界自己没有做好，引得大家侧目？或是“臭老九”的历史臭味儿影响民众心态直到如今？
　　
　　王朔前不久刚在访谈中说起他认识的娼妓、盗匪都比小知识分子心里干净得多。我不知道他的“干净”是否指空无一物的干净。我知道某些知识分子是有吝啬、猜忌、好贪小便宜、不求上进的毛病，但实在也没有犯下什么肮脏的罪行，何以贬低到比娼妓、劫匪还不如的地步？很简单，知识分子被糟践、批判惯了。王朔是在文革中长大的人，他对这一套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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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知识界近来风气确实不好，还出了一些哗众取宠的败类。我们回顾五四前后的知识界，不禁有些“心向往之”。从最基本的来说，学问者治学态度都比较严谨，文人的风神气度比现在好，眼界比现在广，也敢讲话。今天的学问界气氛有些浮躁，空气有些污浊，不少人不能安心地做学问了（谁叫学问如此不值钱呢），铜臭气盖过了书卷气。经过了几十年的被批斗，话是不敢说了，但不说真话也罢，却巧言令色得搞起庸俗知识大甩卖了。去年我在天涯上发了一篇《一个读者看中国当代小说》，在里面提到了某些作家的随俗和堕落。不少人说这是社会制度和风气使然，我还是认为，社会可以逼迫你沉默，却不能逼你随它堕落。知识者有什么责任呢？他的责任是在一个社会中守卫真理、守卫良知。如果连出污泥而不染也做不到，和大家一块儿昏昏谔谔，那就没有资格写书立说，告诉别人该怎么思想，怎么生活。
　　
　　知识界形象不佳，某些文化名人品格不佳，但这还是不能构成我们嘲笑、攻击知识分子的理由。敌视、嘲弄整个知识阶层会有什么后果呢？无非是使我们更抵制知识、缺乏判断力、安于无知。
　　
　　知识界是一个社会引领精神风潮的力量，我们可以怀疑他们，却不能存有不加判断的敌意和偏见。最起码，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些人是博士就群起而攻之。更不能因为他们不喜欢经典被“如此这般”地普及而认定这些人就是要迂腐地霸占经典。但我们仍不会因此放弃对知识者的“苛求”，在我们的心里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准，一个知识者的理想形象。我们希望他们像屈原、陶渊明、杜甫，像王国维、梁启超、鲁迅、沈从文、巴金，我们希望他们专业精进、治学严谨，我们更希望他们能不畏权势、铮铮铁骨，一片仁心。
　　
　　对于一个不拿知识、思想当回事的社会，这种想法也许过于天真，但我始终认为，只有知识、思想才能启民智，只有启民智才能发展民主、科学、艺术，成为一个精神上和物资上都进步的民族。
　　
　　在对十博士的讨伐声中，不少是以“酸葡萄心理”作为揶揄攻击的武器。在这种没有理性的批评里，我看到一种危险的预设立场和公众舆论的势利。酸不酸是一个人的心理，你怎么能确定它，从而把批评者定位于一个预设的立场上、定他的罪呢？就像文革时批判某个人，说“怀有反党反革命的野心”，这样就足以治罪。被斗的人没有行动，他的野心就被透视得一清二楚，似乎比X光照见癌细胞还准确：确定无疑是野心，不是别的什么心。
　　
　　再说舆论的势利。什么情况下去批评一个人，会被嘲笑“酸葡萄”呢？就是当你批评的这个人地位比你高，势力比你强，钱比你多，名气比你大，也就是那种处于强势的人。所以，如果你是弱者，你就不能批评强者；如果你是个无名的学者，你就不能批评文化名星。别人会说：明显的嘛，酸葡萄！预设立场和舆论势利粗暴地对待不同意见，就像一根盲目的棍子，使想发言的“弱者”们望而生畏，这是一种舆论的强权。网络是言论最自由的地方，我们应该珍惜这种自由，不能用“酸葡萄心理”这类的攻击去堵住别人的言论。否则，言论永远只倾向于文化明星们和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强势群体。
　　
　　毛岸青去世了。上网一看，发现有些人开始怀念毛主席他老人家了，恨不得他再活过来把富人都杀光。我想起了父亲给我讲起过的解放前后的事，说那时候抓到地主财主，连审也不审，拉出去就毙了，这就是“不罪而诛”，不通过任何审讯、取证、定罪就杀了。我父亲当时是穷人的小孩儿，但连他也不服，因为他说有些地主并不坏，为什么都要杀。为什么？杀他就是因为他“富”，富者就当杀。好像后来斗某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
　　
　　每到“为富不仁，为官不正”者太多时，不少中国人就开始怀念“号令天下”的“英雄”时代，心里涌起的是一股狂暴而没有目标的仇恨。这就是中国民智没有进步的证明。大家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去另一个极端，跳来跳去总是“执其一端”。我们没有脚踏实地、一步步地去争取某种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不习惯和政府部门协商哪怕是关于附近工厂过度排放废气、污染小区居住环境的问题；我们不相信能对为政者产生一丁点儿的影响，能给社会带来一点儿好的改变；我们总觉得“一个人”太渺小太卑微……毕竟，中国民众接受的民主思想太有限了，而没有强大的思想支持，怎么能有耐力和信念去监督政府、促成改变呢？
　　
　　所以，还是不能不依靠知识。我们需要知识界从传统思想中拿来一些真正精髓的信仰、价值，深入浅出地介绍，使我们认识古老的本土智慧，找回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我们更需要知识界继续畅谈“德先生，赛先生”，让我们多了解民主思想和追求真理的自由精神。简单说，我们对于知识界的期望可能仅仅就是：给我们真知、让我们认识到做人的尊严！至少，不再拿什么快乐哲学来糊弄、忽悠我们一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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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能看到这样的好文章，愉悦！！顶一下

咏恩

呵呵,解读经典的一个角度.要想大众受用,总不能是原汁原味的.一旦大众喜欢了,知识精英就有看法了,正常吧

御风而上

客观的说，于丹起到的积极作用是远大于消极作用的，LZ说的很好，于丹是一个布道者，并不是一个研究者，看了一些学者对于丹的批评，个人认为是局部正确整体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其指出的错误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的，但是，问题是于丹根本就没有讲论语，而是讲心得，是读了论语之后结合自身的经验总结出的所得。重心并不在论语上，而在其心得上，而那些大博士大学者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开始批判啊抵制啊，是嫉妒？还是压根就没读明白于丹到底在讲什么呢？或许，两者都有吧~

非洲番茄

就是在栖息谷上看了一级多点她的讲座，口才不错，其他不敢妄加评判

185w

时代是发展变化的，如果理确过去的精要，可能时代不同会有不同的结果。

学术研究与普及推广是不同的。

同样一个学述理论，不同的层次是不同的，小学生不知有1－2＝？，

任何事物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抓主放次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

理论与实践又是不一致的，

在不违法的基础上，我支持行动者。

zijianyue

感觉这股快餐热还没有过时，不过问题是这样的快餐究竟营养怎样，还看各人的笑话能力

zhangymm

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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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认真读过，不过很多地方讲得不对。说明于丹还没有真正读懂论语，还没有把论语作为一个整体学透，她受朱熙先生的影响太大了。要学好论语，必须要学好诗经、尚书等古典书籍。建议读一读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