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话题 深度评论]打倒晋商！！！

当爱在靠近

打倒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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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序言一：这样搞晋商会噎死人的（详见2楼）

　　序言二：晋商在“刨祖坟”中寻求快感？（详见3楼）

　　第一部分：扒开晋商光鲜的外衣

　　一、晋商兴起并非山西人有多少才能和勇气（详见4楼、5楼）

　　1.落伍了的山西人，唯一可以在经济上与人叫板的，也只有几百年前的老祖宗了。

　　2.晋商兴起，是因为山西地不养人、山西人媚事威权，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

　　3.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正是这种注重人事的特定行为，使明清晋商能顺利跨过朝代更迭的大门坎。

　　4.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衰亡

　　5.明清晋商愚呆之态由此可见一斑。如此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屡踣屡起呢

　　6.山西人有做买卖的本领，但山西部分商人的那种愚昧无知、效率低微、保守懒散及眼光短浅的毛病，使山西也吃了不少苦头

　　7.当代晋商的行为轨迹，其中充斥着浓郁的明清晋商气息。

　　8.“山西海内最富”，已经不复存在近百年，重现之日也不知何时才能出现。

　　二、晋商就是“官商勾结”的代名词？（详见6楼）

　　1.票号的经理和掌柜们，与满清的达官显贵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2.朝中达官显贵做靠山，票号的钱很好赚。对朝廷大生意的依赖，就像吸毒一样日益上瘾。

　　三、晋商：以官致财走上了穷途末路（详见7楼）

　　四、晋商的成功缘于“黑社会化”管理？（详见8楼）

　　1.帮闲文人总结的“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2.票号有很多美丽动听的号规，这些规定的落实真相，令人怀疑。

　　3.“黑社会化”往往有效果，却没有效率；有速度，却常常弄错方向。

　　五、晋商票号：冒牌的“中国华尔街” （详见9楼）

　　1.“海内最富”的晋商，却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

　　2.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商圈在20世纪的卓越表现，实为山西票号所不及。

　　3.在悬崖边走钢丝的“聪明”手法，为几年之后的票号大溃败埋下伏笔

　　4.山西票号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并不稳健。

　　六、山西票号的洁癖与病态痴迷（详见10楼）

　　1.“关起门来做大王，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

　　2.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让他们扼杀了维新变法。

　　3.今天仍有众多的所谓学者、文人、专家，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回避事实、掩饰真相、篡改历史，误导大众。

　　七、晋商就是一帮农民衣锦还乡（详见11楼）

　　八、你看晋商那被现实与理想扭曲的脸（详见12楼）

　　1.晋商和“官”你看是如何暗送秋波藕断丝连的。

　　2.倡导“诚信”，利益面前却是如何地“背信弃义”。

　　3.渴求人才，却从任人唯亲开始进行近亲繁殖。

　　4.晋商趋利避害，是如何地背叛自己的理想，屈从于现实。

　　九、扒掉晋商“讲究信义”的那张假皮（详见13楼）

　　1.雷履泰和毛鸿翙之间的争斗让我们看看什么是晋商的信义。

　　2.晋商的兴起并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

　　3.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

　　4.再加细究，财东也是实出无奈，当时仰仗的就是个人的“信用”。

　　5.晋商的“信义”到底有多么牢固，兴盛与衰败中可窥见一斑了。

　　6.把票号衰落的责任推脱给频仍的战乱，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肤浅。

　　7.晋商传奇，本来就是从当时社会腐败的躯体上滋长出来的产物，脱离了寄生于斯的腐朽。

　　8.我们实在应该“抱愧”： 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

　　十、晋商：背信弃义掐断了自己经久人脉（详见14楼）

　　十一、晋商不死那是不可能的（详见15楼）

　　十二、晋商：自己把自己打倒了（详见16楼）

　　1.墨守陈规坐失称雄良机。

　　2.小农意识羁绊创业天赋。

　　3.散兵游勇终难成就大器。

　　十三、看看晋商那张失败的脸（详见17楼）

　　1.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

　　2.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

　　3.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

　　4.问山西人：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

　　第二部分：再问新晋商

　　一、一个模糊的概念：谁是新晋商？煤老板算不算“新晋商”？（详见18楼）

　　二、谁是老晋商？谁是新晋商？新晋商从何新起？（详见19楼）

　　三、你看“新晋商”那空空荡荡的名（详见20楼）

　　1.“新晋商”形象在山西本土都没有建立起来。

　　2.山西哪有民营企业家？

　　3.山西商人干啥啥落后？

　　4.“土气”未除，俗气和无聊却有加无减。

　　五、晋商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哪里来的“新晋商”？（详见21楼）

　　六、谈“新晋商”，实际上只是“扯谈”！（详见22楼）

　　七、连富人都不会做，哪里来的“新晋商”？（详见23楼）

　　八、山西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详见24楼）

　　九、“土气”“老实”的山西人能出什么样的“新晋商”？（详见25楼）

　　1.山西人的行为举止成为“土气”的代表。

　　2.山西人老实，但是这个词语现在不再是褒义词。

　　3.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假的水平。

　　4.山西人在性格气质上更接近洋人的“大儿童”性格。

　　十、新晋商“八媚” （详见26楼）

　　十一、天下晋商，群龙无首？ （详见2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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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这样搞晋商会噎死人的

　　晋商在高潮中嘎然而死，留给世人许多的浩叹！

　　晋商又在高调中“复兴”。我们看到的是文化搭台：《乔家大院》、《立秋》等剧目热播、热议；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唱戏：新晋商联合会高规格成立、山西省政府设立专项经费；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的运作：北京一个地方就成立了四家晋商商会；我们看到了群众的热情：许多与晋商有关的活动四处开花……放眼山西乃至全国，满目满耳皆是“晋商”、“新晋商”。

　　我们山西好风光，我们晋商好荣耀，我们的晋商说不完，我们的晋商“太有才了”……

　　我们热血澎湃，我们热泪盈眶。因为晋商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宝贵财富，晋商五百年的实践中获取了积淀了太多的商业思想与精髓。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汲取其中的精华并发扬光大。

　　但是，当一种东西让全民痴迷的时候，也许就脱离了这个东西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当全民狂热地沉浸在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背后，也许恰恰有难言的痛楚与心酸，狂热的背后是无法面对现实；当一种思想让他的追随者不加思辨地反过来倒过去挖掘深度与意义的时候，也许就恰恰缺失了传承与发扬过程中应有的反思。

　　我们知道，那样容易噎死人的。而历史已经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的曾经的狂热与追捧是怎样地噎死人。

　　都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不该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与蠢事。

　　在晋商热中，我们，选择了泼凉水。我们来对晋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晋商在五百年辉煌中的不辉煌，辉煌中的劣根性；我们反思“新晋商”热中的不正常，不正常的背后的东西……

　　这也许是一个国家级媒体应该有的一种精神。

　　你可以愤怒，你可以冒火，你可以咒骂，你可以抱怨，但是请你记住：

　　说你、骂你，是因为我爱你。

　　我与你无关，便不会再牵挂你。

　　你的辉煌与黯淡，重生与崛起，都将牵动我们关切的目光。

　　我们推出此专题的主旨，正是如此。

　　你可以愤怒，你可以冒火，你可以咒骂，你可以抱怨，但是请你记住：

　　自言自语是没有价值的，你把你的愤怒、感叹、思考留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思辨，一起在思辨中成长，成就辉煌。
　　让反思与学习的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3:38:4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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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晋商在“刨祖坟”中寻求快感？

　　晋商的本质是文化，这是晋商曾经辉煌的真谛，也是晋商曾经璀灿的底蕴。晋商经商之所以形成晋商文化，其基因是有文化的晋商。晋商的文化之道来自于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深刻认识。晋商理解自然、人生和社会的运行之道，他们知道永恒、知道平衡、知道索取与回报，所以晋商做买卖讲究持久、讲究远利、讲究微利、讲究回报社会、回报乡亲。尽管晋商经营讲究实际利益，但晋商从来就不把利益当作唯一的考量因素，这是因为晋商明白所谓利益不过是自然和社会一分子，他们懂得取与予之道。当然，也不能否认晋商文化自身存在的封闭保守、小富即安的缺陷。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一个区域经济模式迅速转型的华人社会中，成功的商帮都保持了“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进一步提升。所以，才出现了今天的新浙商、新粤商、新潮州商、新鲁商、新徽商以其特有的商帮气质席卷全国，在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上，洋洋洒洒，尽显身手，各领风骚。可惜的是，相比之下，新晋商们除了在文化资本——老晋商遗存的历史辉煌和商业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基本没什么自信感可言。

　　历史意义上的晋商曾经给山西人带来无尽的光荣与自豪，而近代晋商的持续低迷彷徨却让山西人充满无限的空茫与困顿：他们曾经执中国商帮之牛耳，被誉为“海内最富”，如今却为人均GDP在国内的倒数发愁；山西商人也曾被教导“要装着天下”，并把票号做到“中西汇兑，一纸风行”，如今却在沟壑中被本本意识、山沟意识消磨得锐气全无；曾经，山西的女孩子以嫁给在票号经商的人为荣，而如今她们的目光则自觉不自觉地洒向官场，甚至在一种被扭曲的商业环境中，衍生出一种十分不正常的地下“性产业”。以太原为例，虽然居民收入不高，可市区的餐饮娱乐场所，桑拿、按摩、歌城异常火爆，前几年，北京富豪周末到太原消费就成为一种潮流。

　　薪火失传，前路彷徨，在中国新一轮经济扩张中，山西将走向何方？

　　其实，晋商在历史上的从商经历远远不止500年，山西解州的盐池，远在春秋时期，就造化了大量的富豪。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对晋商发出了急切的拮问：2000多年历史过去了，你为什么还不成大器？为什么还在刨祖坟中寻求昔日的快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3:39:5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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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兴起并非山西人有多少才能和勇气（1）

　　落伍了的山西人，唯一可以在经济上与人叫板的，也只有几百年前的老祖宗了。

　　明清晋商似乎成了山西人唯一的骄傲。每当有人问及山西人在当代为什么手中的孔方兄会越来越瘦小时，山西人总会自豪地回答，我们的祖先可是了不得哟，生意曾做遍天下，太谷还被称为是中国的华尔街呢。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山西电视台选送的节目也是山西的几位经济学家赞美明清晋商的丰功伟业，慨叹当代晋商的今不如昔。确实，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落伍了的山西人，唯一可以在经济上与人叫板的，也只有几百年前的老祖宗了。

　　因此，写下这个题目时，笔者心里曾慌慌了一阵子，害怕山西同乡说笔者是不肖子孙，竟然敢挑老祖宗的毛病，为当代没有取得成功的晋商辩护。笔者以为，在对世纪开始之际，反思明清晋商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探讨当代晋商落伍于时代的缘由，对实现富民强省的目标的山西人而言，有着警示和猛醒的作用。

　　为什么在明清之际，山西人会在商业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当今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山西人却会日渐落伍呢？每逢提及这个问题，山西人都会扼腕长叹，为自己没有能够接续祖先的辉煌而悲叹，也有人愤而出走他乡，也有人怒而崛于故里。然而，悲叹与行动都没有能改变山西人的命运，山西还在继续落后，山西人还是越来越穷。贫穷如同一团乌云，压在山西人的头上。

　　其实，当代山西人既没有必要为自己没有能接续组先的辉煌而沮丧、懊恼；也没有必要再盲目地为祖先取得的成就而骄傲。理由很简单，明清晋商所以能创造出惊山震海的经济奇迹，是因为有明清晋商创造奇迹的特殊条件；当代晋商所以没有能接续祖先的辉煌，也有当代晋商不能接续祖光辉煌的特殊原因。关于明清晋商兴起的原因，理论界普遍认同的是兴起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开中法。笔者对此也持赞同意见。但是，在对明清晋商为什么会因开中法而兴起，理论界却意见不一。笔者以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总体评价明清晋商兴盛衰亡的缘由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晋商兴起，是因为山西地不养人、山西人媚事威权，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

　　根据辩证法则，内因须通过外因而起变化，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对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这一事件而言，开中法是外因，那么，与外因有同样重要作用的内因是什么呢？笔者的分析是，虽然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要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两点，一是长期进行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地不养人的生存环境，二是长期毗邻皇权中心造成的媚事威权的公共心态。

　　先来看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中的地不养人的生存环境。古代的山西曾经是一个自然环境十分美好的地方，商周时期，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森林密布，湖网纵横，雨水充沛，汾河的漕运延续至隋唐。“《周礼·职方》称并州薮，为《尔雅·释地》的十薮之一。位于山西祁县、介休一带，方圆达数百里，为古代晋中盆地的最大泽薮。”(王尚义诸君《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一页)然而，随着垦湖为田、毁林为田行为的日趋严重，至元末明初时，山西已经成为一个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干燥寒冷，自然灾害频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阳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牛年之谷，不足供两月。”(乾隆《太谷县志》卷三)“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嘉庆《介休县志》卷四)“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晋乘搜略》是当时山西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逢至“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小如拳，毙人畜甚众”(光绪《山西通志》卷86)之类的天灾，母食子、子食父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文载：崇祯七、八、九年“荒草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尽食，但见百姓草籽食尽，榆皮食尽，游尘糟糠食尽，竟至母吃子，为子吃父，未能救命之生也。壮者走散于四方，老幼饿死于道路。田间之饿殍，演化可悲矣。人苦极矣，天否极矣。”文中所言之凄恐之状，读来令人心惊胆寒。

　　再来看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中的媚事威权的公共心态。山西历史发展到元末明初，已经由一个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演变成一个政治上懦弱战兢的地区。其主要原因是长时期与皇权中心毗邻，经常遭受威权压榨所致。虽然山西在华夏文明早期产生过炎帝在长治巡游、于临汾教人耕织、女娲在阳泉炼石补天，大禹于灵石决口引水。但是，随着华夏民族由方圆走向统一，皇权中心不断转移，山西长期处于皇权中心身边之地的位置，特别是唐宋元三朝的建立，立都之地都紧邻山西，使山西人不得不时时感受皇权的威严呼吸，不得不时时提防着皇家军队的马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经济上山西受到远甚于其他地区的压榨，政治上在皇权的高压政策下形成山西人特有的对威权的懦弱与媚事。唐建都西安后，李家王朝由于自己是兴起于晋阳，因此认为晋阳是“龙城”，在加大对晋阳开发建设的同时，为了防止晋阳再生异龙，采取了明扬暗抑的政策。宋朝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伐汉攻占晋阳后，为绝异龙之患，火烧水灌了晋阳城，使千年古城变成废墟。五年后，宋朝大臣潘美依托唐明镇重建晋阳城时，将城建成了丁字型，意为斩断龙首。此两朝的威严统治使山西人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留下固执之外，豪勇与强悍渐渐转换成媚事和懦弱。以至到了元朝，面对元朝统治者实行的贵族享有“初夜权”的特权，百姓则受“十户连坐”管制的暴政统治，山西成为绝少出现反抗的地区之一。

　　一方面由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山西人渴望去贫致富；一方面因为公共心态的压力，山西人不敢擅自行事。这就是明清晋商所以能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说明在元末明初的山西人脑海中，此一种思维定势已经形成。也正是在此一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才使元末明初的山西，在中原诸州“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29)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明清晋商的兴起奠定了政治基础。还正是在此一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才使元末明初前的山西人因“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因不足耕也”(《五台新志》卷二，生计)的原因，广泛从事干贩运业、工商业，为明清晋商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更是因为在此一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已经从商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陈其田《山西票号考略》五页)的山西人，才能敏捷地、义无反顾地抓住明政府实施开中法的机会，利用山西北部为明北方重镇的有利地理位置渐趋发展起来，竟至创造出明清晋商雄峙天下的辉煌局面。

　　所谓开中法，是明政府仿效宋朝的折中法，于洪武年间制定的“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解决北边驻军军饷的政策。其具体方法是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政府在收到粮食后，向商人发放贩运食盐的盐引，商人可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去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去销售食盐，获取利润。

　　明王朝之所以要实行开中法，主要是为了解决边军粮响，而当时边军驻扎的重镇均在山西以北，其缘由是退居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不断骚扰边境，明王朝不得不在大同一带设置重兵防御。为了解决数万大军的粮响，明太祖在北部地区实行屯田垦殖制度，借此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当时采用的屯田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军屯，一种是民屯，再就是商屯。所谓商屯就是招募商人到边境地区从事屯垦，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军队。因此，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就蜂拥而至，从而奏响了明清晋商兴起的序曲。由此也可以说明，明清晋商的兴起是由于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与当时明政府的政策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相结合的产物，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如果用等式来表示，明清晋商的兴起可以用如下等式来表示：

　　地理位置＋思维定势＋开中法＝明清晋商的兴起

　　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正是这种注重人事的特定行为，使明清晋商能顺利跨过朝代更迭的大门坎。

　　明清晋商兴起于明初，迅速发展于明中叶时，直至清中叶才达到鼎盛时期，其缘由同样与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和当时特有的外部环境有关。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明清晋商不在明中叶就发展到鼎盛时期，而要拖延至200年后另一朝代的中叶了。因为渴求获取最大化利润是所有商人的同一目标，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识。其实又何止是商人，根据泊普金的观点，所有的人都会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来做理性的决策。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农民与商人也没有不同。

　　明清晋商所以会在明中叶时才得到迅速发展，理论界的看法是明中叶时，鉴于开中法已无法维持，明弘治五年实行了叶洪变法，把开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付给商人的盐引改为直接付银子)，明清晋商得此条件后，开始由屯边向内地转移，得以迅速发展。笔者对此也是赞同的。不过，笔者要指出的是，明清晋商之所以能因折色法而得到迅速发展，除了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与折色法的结合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明清晋商在山西北部从事的屯田贩粮、换取盐引、售盐获利活动，为其在明中叶时的迅速发展积蓄了必要的资本。这一点，非常重要。资本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没有资本，明清晋商就不可能抓住明政府改开中法为折色法的机会，迅速发展于内地、境外。遗憾的是，迄今仍很少有人对这一点给予应有的重视。就是明清晋商自己，在当时也没有过分重视这个问题，使其成为明清晋商的致命弱点之一，为明清晋商日后的衰亡埋下了伏笔。至于明清晋商迅速发展于明中叶时的具体原因，如果也用等式来表示，可以得到如下等式：

　　必要的资本＋思维定势＋折色法＝明清晋商的迅速发展

　　与上一个等式相比，必要的资本取代了地理位置，由此可见资本在明清晋商的迅速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关于明清晋商为什么会在清中叶后才发展到鼎盛时期，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按照常理分析，与威权有着密切关系的明清晋商，在明王朝垮台之后，也应该随着垮台才对，但为什么反而会在清中叶又发展到鼎盛时期呢？笔者以为，此种现象的出现仍然与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有着密切关系。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派伸至明清晋商行为中的特定行为是：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正是这种注重人事的特定行为，使明清晋商能顺利跨过朝代更迭的大门坎。早在清兵入关之前，明清晋商便以包头、张家口为基地，穿行于关内外，与满人建立了经济上与人事上的关系。“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十六人，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四月)“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徐宏亮《龙江过略》)当时的明清晋商在与满人的交往中，其实是充当着满人的物资供应商和事实上的情报提供者，从物资供应的角度看，明清晋商在清兵入关的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吴三桂也不能起到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清政府人关后，蒙召边境明清晋商入京，设宴招待并赐上方服撰的事情。据方志载，“明末在张家口贸易的八家商人均为晋商，他们是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他们一直与满人频繁贸易往来，清政府进关后，八家商人均蒙召入都。”明清晋商与满人的这种特殊关系，还使得明清晋商能够由明朝的商帮摇身一变成为清朝巩固政权、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不仅元气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反而得以倚仗清廷，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明清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其资本实力已远非明朝时期所能比拟。嘉靖年间，严嵩之子严世蕃在谈论天下富豪时，将资产达百万以上者列为第一等，全国凡17家，山西有三家。然而到了清中叶，山西资产逾百万、千万银两的豪商大贾已比比皆是，仅据《清裨类钞》中的统计就有数十家。另有史料载，“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十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合族家资约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军机处录副》、《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奏折》，咸丰三年十月十三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明清晋商中的富商聚集地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由山西南部转移到了位于山西中部的汾州、太原两府。有学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由明至清，由于南部地区灾荒不断和明朝对工商业的苛政、清初的战争等因素，农工业生产遭到破坏，富商受挫，致南部客商日益衰败，中部商人逐渐兴起。清康熙时期，富商集中在平阳府和汾州府，至嘉庆道光时期及其以后，富商几乎完全集中在汾州和太原两府。”(黄鉴晖《山西票号史》88页)笔者则想补充一点，清时山西富商会由山西南部转移至中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山西中部商人与满人有更多更密切的关系。明时，由于山西中部贫瘠甚于南部，促使中部商人有更大的冒险和吃苦精神，在屯边的地域选择上去的更远，以在塞外经商者居多，他们其中有不少是随军贸易之人，“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塞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际，末肯裹足，轻生重利其情乎。”(《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五章，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清政府建立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仍然与满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拥有一定特权的商人，倚仗威权致富。如介休县的范永斗一族，其后代不仅买断过清廷的办铜业务，祖辈还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至毓字辈与清字辈任现职的达数十人，是当时灸手可热的一门豪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3:44:37编辑过]

当爱在靠近

晋商兴起并非山西人有多少才能和勇气（2）

　　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衰亡

　　关于明清晋商的衰亡，理论界将主要原因归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明清晋商自身的责任则轻描淡写。笔者则以为，明清晋商所以会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衰亡，明清晋商自身的弱质也是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明清晋商媚事威权的行为特质，使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与威权勾结是明清晋商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明朝，明清晋商赚的利润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贿赂边将，虚出实收；买通主管官吏，在粮价便宜时上交粮食，到粮价涨价时，再向政府领取粮款，不仅可以获得可观利润，连贮藏的费用也不必支付；另外还有先领粮款后买粮、净赚差价等手段。至清时，明清晋商则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享受到一定的经济特权，如独专铜业采购等。不过，明清晋商在与威权勾结获取巨大利润的同时，也承受着威权对自己的残酷压榨。在明朝，由于从朱元璋开始，一直提倡节约资财，要百官生活务俭。制定的文武官员的俸禄数额极低，根本不够各官的生活用度。明代一石米为120斤，人均基本口粮就需要三四石，而一般的县官每家连仆人在内均有一二十口人以上，而一年的俸禄却仅有90石，仅靠俸米，连糊口也不容易，更不要说支付其他生活费用开支了。这就造成“官俸不足于养廉”的局面出现。“明朝廷制定这种俸禄制度是为了纵容百官向民间自由摄取财务，使百官与百姓处于严重对立的位置，朝廷超然在上，相机揉和，既节省了政府开支，又可将朝廷与人民的矛盾简化为黎民与官吏的矛盾，害了人民，便利了朝廷。”(李三谋《明清财经史新探》249页)清朝廷在制定官俸时因袭明朝，并更甚于明朝，以至造成京官坐不起轿，只好徒步上朝的现象出现。“前清官俸之薄，亘古未有。”(何刚德《客商谒谈》)“康熙帝镇压三藩时，国家财政困难，数年不给官吏发俸薪。”(陈三谋《明清财经史新探》265页)另外，清廷还公开允许地方官收取火耗。在这种情况下，明清晋商自然就成为官吏敲诈的主要目标，认捐、劝捐、派捐活动不断。“山西盐商经营河东盐池及其它盐的运销业务，按理说是有利可图的，但事实上却连年亏损，而不得不设法摆脱运商。这与清政府苛捐杂摊。地方官府的敲诈勒索有直接关系。据记载：潞盐行销三省的正课银每年仅为139421两，而附加科目竟达31项，实征课银达655794两，超过正课银数倍。”(王尚义诸君《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90页)“晋商疲累，一在盐本之钜，一在浮费之多，一在运脚之重……更有商厅每年摊派五六万至十万余两之多。”(《续增河东盐法备览》卷上)可见明清晋商当时承担的捐摊有多么严重。此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对明清晋商的商业资本繁荣有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旦出现被威权抛弃的情况后，明清晋商目是难以应对。其次，明清晋商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的封建商业观念，使明清晋商的经营方法不能适应在清末明初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黄鉴晖《山西票号史》486页)的中国市场，无法应对当时出现的经济投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诸如明清晋商发展到清末，凡大商家均有票号，而这些票号大都是无限责任制的，信贷方法也是信用担保祛。面对国内外新兴起的有限责任银行的竞争、抵押发款的冲击，明清晋商没有顺应时势，改变自身，而是拼命死对，顽固抗争，其结果是一败而永败，再难谈振兴之事。

　　明清晋商愚呆之态由此可见一斑。如此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屡踣屡起呢

　　从理论界到各界人士，到几乎所有的山西人，在评论明清晋商的成就时，普遍对明清晋商以“信”求财的行商方式大加赞赏，也不乏此一类典故问世。据截：“崔崇(山千)，汾阳人，以卖丝为业。往来于上谷、云中有年矣。一岁，折阅十余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山千)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前与其妻至，问：‘有冤耶？’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自愧，故不欲生，与人无预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为人累。’”(纪昀《阅微草堂笔记》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2日版)文中的这个山西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有信有义的人；为数拾金就剖腹，其行为未免有些太率真了吧。如此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屡踣屡起呢。明清晋商愚呆之态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明清晋商轻视资本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供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余秋雨《文明的碎片》“抱槐山西”)对商家如同命根子一般的资本竟采用如此轻松的处理方法，如果说在没有扯下“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封建时代还不失是一种经营手段的话，那么在由封建信用制向资本信用制过渡的时期，此一种经营方法是绝对行不通的。

　　山西人有做买卖的本领，但山西部分商人的那种愚昧无知、效率低微、保守懒散及眼光短浅的毛病，使山西也吃了不少苦头

　　至于现代、当代晋商之所以表现平庸的缘由，同样是个受到所有山西人关注的问题。一位研究阎锡山的美国人唐纳德·Ｇ季林在其写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书中，对30年代的山西人有过一段入骨三分的描述：“人们经常描述山西人有做买卖的本领，但山西部分商人的那种愚昧无知、效率低微、保守懒散及眼光短浅的毛病，使山西也吃了不少苦头。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大量洋货源源不断流入市场，极大地压抑和减少了山西自己制造的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这一打击使得许多私营企业包括省里最大的面粉厂及一个主要的棉织厂破产关门。地方商人毫不顾及人们的需求，为了赚钱，热衷于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不顾失去人们对他们产品的信赖，还利用国际市场的价格、外币比值的跌落等行情，在市场上随意抛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常常受到非常了解经济形势的那些投机商的欺骗而照常大量生产社会不需要的商品。”(《文史研究》1990年 2期70页)读了以上文字，笔者由不得想到当代晋商在煤炭、焦炭、钢铁等山西的主导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采取的诸种自残自戮的手法，简直与季林笔下的30年代晋商的行为一摸一样。既然如此，当代晋商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代晋商的行为轨迹，其中充斥着浓郁的明清晋商气息。

　　纵观当代晋商的行为轨迹，其中充斥着浓郁的明清晋商气息，然而，当代晋商所面对的环境已经不是明清晋商所面对的环境，因此，当代晋商在当代经济活动的种种行为，就如同用大刀砍坦克，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不幸的是这种事情却实实在在发生在山西，发生在当代晋商身上。特别是明清晋商那种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的封建商业观念仍残存在当代晋商的观念之中，就不难理解当代晋商为什么在经济活动中，不找市场找市长，为什么会热衷于包政府工程，做国家的生意。再看由此带来的“锦绣太原城”中歌厅林立、澡池纵横的奇景，大酒店门前车水马龙的怪象，就会知道此一种商业运行规则带来的必然是拉美式的畸形繁荣，一种比剥夺贫困人口利益、漠视贫困人口利益为代价的畸形繁荣。

　　由此可以说，当代晋商之所以会表现平庸，山西经济之所以没有得到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当代晋商的观念还没有转移到与当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轨道上来。在对明清晋商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中，理论界也过多地强调了明清晋商勤劳朴实、管理严格等等优点，并使其成为一个压在当代晋商心头的一座大山，使当代晋商望高山而仰止，油然生出一种自卑感，直接影响了当代晋商创造力的发挥。同时，对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更谈不上把其挖掘出来，取其精华掷其糟粕，而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如果说明清晋商当时将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做为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是因为习惯的作用和现实环境的压力。那么，在市场决定国之贫富、省之贫富、人之贫富的今天，当代晋商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再走明清晋商的老路，当代晋商为什么还会把这种已经成为死胡同的旧方法当成康庄大道呢。这其中既有文化积习的作用，更有理论界的误导作用。清末明初，山西票号的革新派人物渠本翘，在发现办银行之利和办票号之弊后，曾力劝同仁顺应潮流，改票号为银行，挽颓局于复兴。然而，由于“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黄鉴晖《山西票号史》429页)的原因，渠本翘的泣血之呼换来的是同行们的笑骂。等到同行们认识到渠本翘的话是正确的时候，明清晋商已无力回天，终于有了山西票号的大溃退，明清晋商最后一道防线的大崩溃。当代晋商中很少有人能知道这位本应该让山西人牢记住的革新人物，当代晋商中也很少有人潜心研究过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当代晋商表现平庸的深层次原因。这其中有当代晋商们的责任，更有山西理论界的责任。山西理论界自身同样存在的严重的媚事威权的思维定势，再加之因时势变化带来的心躁情急、急功近利的公共心态对山西理论界的影响，山西理论界没有挑起引导当代晋商正确认识自己，认知祖先，了解经济发展趋势的重任。当代晋商没有取得应有的业绩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山西海内最富”，已经不复存在近百年，重现之日也不知何时才能出现。

　　明清晋商所以能创造出辉煌，源于明清时特有的经济政治环境及特有的地理位置；当代晋商所以会表现平庸，则是因为继承了明清山西人的思维定势的当代晋商，面对的已经不是明清时特有的经济政治环境及特有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因为当代晋商的素质低于老祖宗。明白了这个道理，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也就有了。就当代晋商而言，要想接续祖先的辉煌，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出媚事威权的怪圈，走出注重人事的死胡同，走出轻视资本的沼泽，把眼光伸向深邃奇妙、紧张激烈的山西市场、全国市场、国际市场，把精力集中到研究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上去。当代晋商如此做了，再现先祖辉煌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1822年，清末的文化思想家写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著名诗句的龚自珍，在其构意冽辣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曾经建议将城市中的无业人员西迁，使之成为有屋有业的人。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珍提出，有两个地方的人不用考虑西迁问题，一是江浙一带的人，理由是江浙人筋骨柔软，耐不住长途跋涉之苦；再就是山西人，理由是“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涉，毋庸议。”现在，这位伟大的文化思想家所言及的“山西海内最富”，已经不复存在近百年，重现之日也不知何时才能出现。不过，笔者仍然满怀信心期望着，也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目前，山西省委。省政府实施的以潜力产品带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山西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已经启动，给笔者和所有的山西人带来了一线希望。这一战略决策如果实施成功，山西省力将会大大增强，距山西重归“海内最富”的距离自然会缩短很多。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决策，山西要想再成为“海内最富”，仍然要靠当代晋商的奋力拼争。在此文末，笔者要向当代晋商大声疾呼：

　　站起来，向市场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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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在靠近

晋商就是官商勾结的代名词吗

　　晚清末年，票号之盛，一时无两。然而，有一个被山西票号研究者们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号称有着种种优秀基因的票号，其生命力居然如此脆弱，竟然在满清灭亡之后，全面分崩离析？为何当时实力不如票号的钱庄，后来能够一步步地壮大，直至成为银行业的主力军？这不得不从票号与满清政府的关系说起。

　　票号的经理和掌柜们，与满清的达官显贵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是个有傲骨的读书人，可是，在历史上，乔家的大德通，恰恰是最善于走上层路线的，和朝廷的关系，不是好，而是很好，好到连最长袖善舞的胡雪岩，都难以望其项背。大德通的掌柜高钰，在大德通干了50年，其中有20多年是当老大，以善于与高官交际出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大德通对于朝廷和战局的一举一动，掌握得十分清楚，甚至很多官吏要通过大德通，来了解朝廷和战局的动向。

　　在慈禧西逃期间，高钰和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月亭联系紧密。有一天，桂月亭告诉高钰一个绝密的信息：“銮驾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如此绝密的军情信息，高钰预先知闻，可见他与朝廷大员的关系有多铁。而大德通与朝廷关系的登峰造极，就是慈禧下榻在大德通票号，随驾的董福祥等大臣，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到了1949年土地改革的时候，大德通票号的东家、祁县乔家堡的乔家女主人，还保存着慈禧在大德通住的时候，随手所赐的金钗。假如乔家与朝廷的关系，真的象《乔家大院》中所写的那样，闹得要生死相见，慈禧还会、还敢住在乔家吗？

　　在乔家堡住过的大人物，不止是慈禧。湖广总督端方，也曾经在乔家堡的中堂住过。大德通的高钰，与赵尔巽的关系非同寻常。赵尔巽去什么地方当巡抚、总督，高钰常常跟上，人称“二督抚”。合盛元票号的汉口经理史锦刚，是湖广总督的干儿子，总督府的办事人员，都不敢直呼其名，叫他“三少”。袁世凯当年还是政坛新星的时候，想巴结当时的朝廷柱石李鸿章，多次求见未成，最后还是请三晋源票号的老板，引他在票号的账号见到了李鸿章。

　　朝中达官显贵做靠山，票号的钱很好赚。对朝廷大生意的依赖，就像吸毒一样日益上瘾。

　　因此，它离现代投资(16.30,0.36,2.26%)银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对朝廷大生意的依赖，就像吸毒一样日益上瘾。普通商人、老百姓的小额存款，它是不办的。他们看中的是朝廷官府、官僚、大商人的存款。然而，时代变了。

　　以“小银行的大掌门”的美誉，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作风就大不相同。与自闭的山西票号相比，两者的出手判若云泥。陈光甫的起点低，1915年，在上海宁波路开了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当时门面小，本钱少，名义上说是10万银元，其实只有东拼西凑的7万银元，只有7个人。

　　陈光甫自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放贷款，晚上还得回到行里培训员工。然而，在美国的经历和见识让他知道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当时，小额存款，银行是看不上的，陈光甫偏偏独树一帜，把眼光投向了这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决策，他还一度遭到同行业的耻笑。当然，他选择小额存款，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大企业和官僚根本看不上这间新出生的小银行，另一方面，他也是看准了其中潜藏的商机，小额储蓄存款，稳定性比企业存款强，趁着同业不屑一顾，正好人弃我取。陈光甫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口号，那些没人理睬的老百姓，见到居然有银行肯给自己的小钱开户头，纷至沓来。有人刁难嘲弄陈光甫，拿了100银元，要求上海银行给他开100个存折，上海银行照开不误，赢得了民心。

　　不光赢了民心，陈光甫还赢了商机。1915年，银行的储蓄存款仅有1.8万元,简直是微不足道,而到1921年,已经有116万元,到了1932年,更是达到2300万元。而此时，曾经不可一世、不屑于这种小额储蓄，只将眼光高高盯着官僚的山西票号，早已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破败不堪。

　　上海银行，这家陈光甫创办的新生草根银行，不光吸收存款的方式不同，发放贷款的战略，也和山西票号大不一样。同样是在中国，处在相近的时代，作出的选择大不相同。这里面，比的是眼界、是信息、是胸怀、是胆魄。山西票号紧挨着朝廷融资，上海银行却是草根阶层，出生之初，和这些达官贵人根本搭不上边。

　　在美国见识过现代银行业的陈光甫，主动地向民族工商业伸出了手。“敬远官僚，亲交商人”，是陈光甫的经营路线，这句口号可能会让如日中天时的山西票号笑掉大牙。山西票号称雄海内外数十年，却几乎没有扶植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企业。陈光甫则不同。他的上海银行虽然小，却和两个近代史上最了不起的企业家——荣氏家族的荣宗敬、状元企业家张謇并肩成长。同时受到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两面夹击，让他对荣宗敬的“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悲愤之叹深有同感，1934年，当汇丰银行想要拍卖陷入困境的申新纱厂(荣家的产业)时，陈光甫竭力奔走，促使南京国民党财政部出面设法挽救。

　　陈光甫的上海银行，与民族工商业同气连枝，可是，他并不像山西票号一样，盲目地搞“万两银子一句话”的信用贷款，而是以抵押贷款为主。一位当年陈光甫的手下，在解放后回忆，上海银行当时既不像票号一样，可以做全国各地的汇兑，又不像钱庄，可以做银元银两兑换的生意，更不敢像《子夜》里的老赵一样，做公债库券的投机。上海银行当时的贷款，主要是堆栈押款、货物押汇、厂家押款、往来透支，这些属于“对物信用”，基本都有抵押，虽然麻烦，但是，却比“万两银子一句话”的做法可靠安全。上海银行虽然是新生的小银行，却在对民族工商业贷款方面，异军突起。在江苏、上海、浙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史上，确实应该给陈光甫的上海银行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山西票号也有不少为人称道的善举，然而，上海银行的善举，更具有现代意义。陈光甫首创了农业贷款，他提出，“此种贷款不特时短，具有流动性，数量零星，甚为稳妥，而且对繁荣农村、辅助农业经济之发展有很重要意义。”章士钊曾送给陈光甫一副对联，上书“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正是陈光甫及其上海银行的写照。

　　不少研究山西票号的专家，在谈到票号在清亡后的悲惨命运时都说，为何票号一蹶不振，而南方的钱庄却能够在演变为银行之后生生不息，令人遗憾。陈光甫喝了洋墨水回来，独辟蹊径，尚有“特殊原因”，可是，浙江兴业银行的成功，却与山西票号的发展，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凸现出山西票号灭亡的根本原因

　　浙江兴业银行，是浙江反抗外资入侵，发起保路运动的产物。1907年10月5日，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的浙江兴业银行成立。这正是山西票号的李宏龄等人，酝酿发起成立晋省汇业银行的前不久。尽管浙江兴业也与官僚资本过往甚密，其股东中，更有当时赫赫有名的南浔“四象八牛”家族子孙，可是，它诞生之后，就把和民族工商业携手发展，作为自身之基，发家之本。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山西票号紧靠清政府，上海银行、兴业银行联袂民间企业，“利”都是其根本的出发点。然而，眼光和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两者的取向不同，命运不同，更造成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不同。

　　号称“中国第一实业家”的张謇，1899年所办的大生纱厂开工，所有的本钱，都用来投资固定资产，手头没有周转资金，先前别人答应的投资又无法兑现，他“仰天俯地，一筹莫展”。这时，刚刚成立并不宽裕的浙江兴业银行，给张謇解了燃眉之急。从此之后，浙江兴业银行与张謇的大生企业结成秦晋之好，张謇终生感激不尽。

　　“火柴大王”刘鸿生，也颇得浙江兴业银行之助。由于日本火柴业的侵入，刘鸿生的工厂一度资金紧张，外界风传他即将倒闭。刘鸿生只得去找当时号称“中国摩根”的宋子文，希望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主要是股票)抵押给宋子文掌控的中国银行(5.67,-0.02,-0.35%)。宋子文哈哈大笑，“O.S.(刘鸿生名字的英文缩写)的股票，现在连草纸都不如了！”这时，还是浙江兴业银行毅然出手，向刘鸿生贷款250万元。

　　与浙江兴业银行相助成长的企业，有名的还有聂璐生的上海恒丰纱厂、陈万运和沈九成办的三友实业社、商务印书馆以及杭州的胡庆余堂国药号等。浙江兴业银行还主动出资100万元，承担了钱江大桥一半的贷款，它对钱江大桥的贡献至今为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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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在靠近

晋商：以官致财走上了穷途末路

　　“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这是明清时期山西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也是山西民间“以商致财，用财守本”这一重商观念的真实写照。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虽然代代不绝科举之人，却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弃儒经商、弃官经商不乏其人，变“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将商业作为一项终身追求的崇高事业。这也许正是晋商创造出其他地区商贾所无与伦比的辉煌的重要根源。根据史料记载，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就是山西，相当于全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在清代的全国商业领域中，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也是来自山西的商人。然而，这些在商界已经叱咤风云的晋商还是没有抵挡住来自官场的诱惑，长期在商海打拼，体内无法根除的“官本位”基因让晋商们深切地悟出，通过“以官致财”这一捷径，远比“以商致财”快得多，更感受到权力在庇护既得利益上的威力，于是，他们来了一个180度的反叛，票庄与官僚私下交结，蔚盛长交好庆亲王、三晋源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府的司库”(《山西票庄考略》)。

　　“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这一说法实不为过。与官宦的深度接触，对官场的过于依附，使晋商渐渐失去了独立特行的本色，沦为“不敢对威权说不、又与威权交结、再受威权敲诈”的“弱势群体”。尽管那些身居平遥、祁县、太谷等偏远小城的总号大掌柜们曾经从容地借助官府的力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甚至一度风风光光地遥控过朝廷的显贵、左右过国家的大政方针，可当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商人，而成了所谓的“龙代表官”、“龙代表商”，这种如胶似漆般的深层次官商勾结，便注定了当清朝政府灭亡之时，昔日风光无限的晋商也难逃随之土崩瓦解这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厄运。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朝都被推翻了，依附于清庭的晋商还有立足之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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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在靠近

晋商的成功缘于黑社会化管理吗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晋商一样幸运，凭着天时、地利，迅速爬上了财富的神话巅峰；孰不知，也很少有人像山西票号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天赐良机，以狂热的执著去抱残守缺，以天才的精明来糊涂犯傻。

　　100年后，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留下了一座座销金窟，供后人参观凭吊。可是，山西票号的神话，留下的不应只是这一堆堆华丽的废墟。我们许多人还在继续编造、装饰这个泡沫般的商业神话，在电视和小说的幻象中，圆一个“祖上曾经阔过”的大梦；或许，去寻找历史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因何而败？那些神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故事，为何有这样悲惨的结局。今天的人们，如何才能不让票号的悲剧重演？

　　帮闲文人总结的“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晋商不等于票号，但晋商最辉煌、最突出的，却是票号。其他行业的商人，与徽商、浙商相比，并无明显的过人之处，因此，谈晋商，往往就是谈票号。在关于票号起源的争论中，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顾炎武创立票号。

　　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说，票号乃是顾炎武所创。顾炎武与傅青主，为了反清复明，在山西一带开设票号。为什么在山西开票号？反清复明需要大量金钱，用票号来汇集、操纵资金最好不过；山西离北京近，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直捣黄龙；票号运银子要找大批人马护镖，这正是他们秘密练兵的最佳掩饰。

　　传说不同于历史，可是，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很多时候，传说比官方编修、白纸黑字的“史实”更史实。

　　票号管理的高度自闭、严密控制，已经产生了某种“黑社会化”倾向。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更像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很多人不相信是商人构建了这个复杂严密组织，宁愿将之归功于顾炎武——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声望、学问和抱负的头脑。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的短暂大繁荣，更注定了它的毁灭之路。这几年的帮闲文人总结的“儒商”、“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黑社会化”的过程。翻开历史，历次政变、谋反的枭雄，帮派、团队、教派的组织，都有极强的“黑社会化”特征。

　　现在的公司、工厂，只对员工拥有八小时的支配权，八小时之外，员工去跳舞、读书、打架、恋爱，那是私生活，公司无权干涉。黑社会不同。它要拥有你的全部时间，甚至生命。“只要进入社团一天，就永远是社团的人”。它不但要控制你的工作，还要控制你的娱乐、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兴趣爱好和思想。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大德通票号规定，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三年期满，从外地回到总部时，不能直接回家，必须先回票号；凡是在外地买的东西，即使是家里用的，也要先寄到总部，总部验过货之后，才能给家里，“以免生疑”。这是防止职工和家里商量“小算盘”，损公肥私。

　　所有的职工，一律不准给总公司写信，如果是公事，必须由指定的老大写给指定的人。如果是私事，也只能写开口信，不能写封口信。这是防止地方诸侯和“朝中大员”拉帮结派，干出让老大不高兴的事。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不光有高压的手段，也有温暖的关怀。员工去外地上班的差旅费由票号出，这比朝廷强。朝廷官员上任，差旅费得自己掏，票号就经常借路费给这些官员。外地的票号职工，如果生病，除了人参鹿茸等补品，医药费全部报销。

　　黑社会有黑话、学术圈有术语、理论界有模型公式，票号里也有他们的暗号和密码。票号“认票不认人”，防伪的手法层出不穷，极为保密，外界难以得知。后来盛宣怀办中国通商银行，拼命挖山西票号的熟手；袁世凯开办银行学堂，也从山西招了六十个票号学徒。这些黑话式的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是不让其他商人沾手这门生意的“护城河”。

　　例如，日升昌的票号，有一个“昌”字的水印；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暗号，某个字的拐弯可能内藏玄机，横与竖、撇和捺都有暗记；在银票的某个角落，扎一个针眼；老百姓是看不懂银票的，因为上面全是密码：“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12个月的代号，“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号。“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其实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汇票只要一兑付，立即销毁。至今为止，只有一张日升昌票号1860年的汇票存世。这些作法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摩根、巴林银行，有人因此说，山西票号比摩根、巴林银行“聪明”。可是，说这话的人忘了，聪明绝不等于智慧。

　　要想实施有力的控制，必须等级森严，赏罚分明。票号里70%的职工是小喽罗，他们在学徒期间，只管饭，不给钱；学徒期满后，一年工资是几两、一二十两。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睡得比狗晚，赚的只是零头中的零头。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还有30%属于白领、金领，有的甚至是钻石领。协成乾的工资有36个等级，一个聪明勤奋的小伙子，从学徒开始熬，一步步爬过这36级台阶，即使每年升一级，等他爬到顶上时，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了。一旦爬到拥有“顶身股”的级别，相当于在华尔街成为“合伙人”，那就不光是赚工资了。

　　顶身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称道的创举。票号的股本有两种，银股和身股。银股是东家拿出的钱，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资本入股。票号里的顶身股由少到多，在光绪32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33%的职工有顶身股。一开始，银股比身股多，身股只相当于银股的一半左右，到后来，身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这一年，郝荃、高钰、吕永和三人的身股，达到了每人一股。

　　当时票号的一股，在财富上不同于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总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红是2万两。2万两是什么概念？清朝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由于工资低开销大，清朝公务员屡次以养廉银的形式加薪，一个总督的养廉银，达到了13000-20000两之多，巡抚的有10000—15000两，知府的是几千两，都还赶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红。

　　不光活着的时候能够分红，死了也能赚钱。大德通的职工死后，可以享受几年的分红待遇：身股一到三厘的，三年；四五厘的，四年，如果是郝荃、高钰这种高管，可以在死后享受七年的“活人”待遇。这个制度的设计者，的确是个天才：他的目的就是让人承认：为票号卖命，值！

　　然而，人的贪欲是无穷的。票号的激励机制，并不能杜绝内部的贪污腐败，作奸犯科。在辛亥革命后的票号的兵败如山倒中，那些享有票号优越待遇、拥有身股的经理、掌柜们，照样卷款潜逃、弃职回家。

　　光绪初年，山西发生严重旱灾，巡抚曾国荃设立晋捐局，筹集各省的赈灾款，往来款项，均由山西票号经手汇兑。四年之后，爆出大案，巨兴源票号的贾世源、车跃龙二人，勾结官府的书吏，隐匿侵吞赈灾款，被查出万两银子的窟窿。

　　不但挖国家的墙脚，还挖票号自己墙脚。在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中，有一个叫“余庆昌”的秘密账号长期存在，进行放贷营利。余庆昌是有身股的白领、金领的秘密小金库，相当于今天的“老鼠仓”，它的存在，捅破了票号“科学管理”的泡沫。

　　票号有很多美丽动听的号规，这些规定的落实真相，令人怀疑。

　　票号有很多美丽动听的号规，被学者、文人们热情讴歌、津津乐道。禁止亲友浮借、上不准偏袒、下不准放肆、不准奢侈浪费、不准私分厚道、禁食鸦片、不准赌博游娼……然而，这些规定的落实真相，令人怀疑。1907年11月，营口的大榨油商东盛和五联号倒闭，这个大商号共欠山西票号200多万两银子，清算时连一半都没能收回来。就在这个事件里，发现了票号的职员与东盛和勾结的丑闻。而东家和掌柜带头沉溺于吞云吐雾的鸦片烟，更是票号后来暮气沉沉的原因之一。

　　日升昌的雷履泰晚年，大权独揽，不可一世。一些趋炎附势的手下，提议给他在总号建一座纪念楼，楼中间得挂一块匾，有人建议写“经营有方”，有人建议写“日增月盛”，这些都不中雷履泰的意。有个年轻的伙友，提议写“拔乎其萃”四字，雷履泰正中下怀，哈哈大笑。不久，雷履泰给了这个提出“拔乎其萃”的伙友身股两厘。曾经号称山西票号“独门武器”的身股制度，照样沦落为领导者个人喜好的玩物了。

　　一个严密控制的组织，必然导致自闭，而这种自闭将给它带来灾难。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准回家的规定，是受交通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可是，后来火车、轮船方便了，票号总部不顾各地员工的苦苦请求，仍然固守这一陈规，导致人才的大量流失。

　　号规中写着要“勤俭朴素”，可是早已如同虚设。日升昌开封分号的经理邱泰基，能说会道，善于应酬，与开封的巡抚、藩司结为拜把兄弟，出入衙门如同自己家里。有一年，他从开封回平遥总号，从河南起身，坐的是绿围四抬大轿，前面派一人骑马，一路耀武扬威，如同大官。到了平遥的洪善驿站时，驿站的人以为是大官来了，连忙报告平遥知县，知县带着三班衙役出城门迎接，一看才知道是日升昌的一个分号经理而已。这位邱经理，并没有受到所谓号规的任何处罚，还从开封调到了上海当经理。

　　“黑社会化”往往有效果，却没有效率；有速度，却常常弄错方向。

　　“黑社会化”的管理，往往立竿见影，马到功成。领导人的魄力充分体现，一呼百应，哪怕刀山火海、枪林弹雨也要上；下属们也充分沐浴在领导的英明和恩泽中，“把信送给加西亚”。然而，“黑社会化”往往有效果，却没有效率；有速度，却常常弄错方向。晋商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高效”、集权、统一领导，使得凭着大掌柜的一句话，就可以否决无数部属的正确提议。例如，在1908年蔚泰厚各地分号的少壮派，纷纷上书谏言顺应时机开办银行，大掌柜毛鸿翰认为这是有人想借机夺权，断然拒绝，断送了票号的活路。

　　山西票号的“东掌关系”，更是广为传颂的优点。东家全权委托给掌柜，掌柜不能过问业务。这种“东掌关系”居然是公认“优点”，这实在是巨大的黑色幽默。一个不尊重股东、一个惟经理是重的企业，也许会有短期的辉煌，但绝对不会长远的生命，这是整个西方管理学的根基和“天条”，谁违反这个“天条”，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3:52:55编辑过]

当爱在靠近

晋商票号：冒牌的中国华尔街

　　有一位以写游记闻名的作家，曾经在他关于晋商的名作中，写过一段动情的话： 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这段话被诸多研究晋商的人反复引用，“中国的华尔街”也成了山西票号总部的深宅大院的代名词。可是，对华尔街稍有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错误实在太离谱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华尔街”，是个不折不扣的冒牌货。

　　“海内最富”的晋商，却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

　　是不是有钱人多、银行多的地方，就是华尔街？不是。当年波士顿聚集着美国早期移民中的富人，那些大家族手上的钱，要比纽约的银行家多，但波士顿没有产生华尔街。华尔街的秘密和自豪就在于，它给美国一百多年的工商业腾飞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被龚自珍称为“海内最富”的晋商，却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历史给了他们机遇，也给了他们责任，他们“聪明地”放弃了。他们一直是资金市场的活跃者，但却在资本市场里畏首畏尾。

　　票号的钱，往往并不是直接借给企业的，大多数都借给钱庄，由钱庄再借出去。当时清朝的商人从票号借到的钱，大多数只是周转资金，不能用作长期投资；而华尔街给美国企业家的，往往是股权投资，那才是真正的“本钱”。两者之间，存在云泥之别。也有人认为，票号的选择，乃是时势所迫，当时兵荒马乱，不敢做长期投资，无可奈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商圈在20世纪的卓越表现，实为山西票号所不及。

　　老实说，相对于当时中国的其他企业来讲，票号的运气并不太坏。票号总部都地处山西，易守难攻，直到1937年之前，几乎没有遇到过战乱。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当时的中部经济中心汉口、东部的苏州、杭州的工商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八国联军进北京，对于北京的银号、当铺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票号尽管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票号业商人当时自己也称，八国联军对票号的损失不大，“庚子之乱，受伤者不过直鲁两省”，只是“肢体之伤”，而非“心腹之害”。

　　而票号在几次大的战乱后得到的商业利益，更是远大于战乱造成的损失。而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商圈在20世纪的卓越表现，在当时就已经注定。苏南、杭嘉湖平原的民间企业，在几经战火摧毁之后屡仆屡起，这种创业精神，实为山西票号所不及。

　　必须指出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朝的政治经济一度出现“中兴”的局面，大批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洋务运动也带来大量商机，然而，在对这些企业的股权投资中，山西票号的参与很少，与其当时掌握的庞大资金极不相称。经济史专家张国辉就曾遗憾地称，“回顾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近代企业处在发动时期，人们始终不曾发现票号与近代企业之间有什么金融联系的事例。”

　　而后来对近代民族企业支持较大的，也是当时势力较弱的“南帮”票号。而当时的南帮票号，比如严信厚的源丰润、胡雪岩的阜康、王炽的天顺祥等，都对实业有大量的投资。比如，云南的天顺祥票号经理王炽，就受巡抚唐炯的委托，为云南铜矿承担招股业务，“分赴川、广、汉口、宁波、上海等地招股”。这已经初具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雏形了。上海的源丰润的实业投资也比较广，如对汉冶萍公司投资近13000两、对宁波通久源纱厂投资84000两、对宁波海口商轮投资7400两，对通州大生纱厂投资9000两，对宁波通利原油厂投资2200两，对海州海丰面粉公司投资19000两。在源丰润投资的这些企业中，有不少发展极为成功。

　　关于票号与工商企业的关系，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票号一蹶不振、全面没落的时代，正是民族工商业在辛亥革命后的大发展时代。如果播种得当，票号本来应该在这一时期收获丰硕的果实。

　　在美国的投资银行中，绝大多数银行家如摩根、高盛、雷曼兄弟、科恩·洛布，都凭着为工商业融资而发家。翻开每家投资银行的历史，都可以看到他们扶持起来的赫赫有名的大公司、企业家。然而，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很难找到他们对民族资本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为了博取利差，进行“北存南放”，但他们对工商业的作用太小了，著名票号史专家黄鉴晖也承认，“南帮(山西以外的南方票号)票号资本家，对于近代工业发展胜于西帮(山西)票号资本家。”

　　在悬崖边走钢丝的“聪明”手法，为几年之后的票号大溃败埋下伏笔

　　票号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以汇兑为其主业。第一家票号的前身是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它之所以在1824年左右转型为票号，也是因为大掌柜雷履泰从大量的异地汇款需求中，发现了这个商机。雷履泰是伟大的，配得上他70寿辰时平遥绅商送的“拔乎其萃”金匾。然而，票号的后人们，始终停留在雷履泰开创日升昌时的境界，他们应该说一句“抱愧雷履泰”。

　　尽管票号也做存贷款，然而，存贷款绝不是票号的特色，更不值得拿出来炫耀。在日升昌票号开业之前，早就已经有账局，账局正是以存款和工商业放款为主。1852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北京，账局收账跑回山西，原先靠账局提供流动资金的北京市面，顿时一片萧条。这种只提供流动资金，在有动乱时一跑了之的作风，被后来的山西票号经理们很好地“继承”了。

　　相比之下，当年华尔街的摩根银行，在美国还没有中央银行时，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时，为市场提供了最珍贵的流动资金，客观上承担了“中央银行”的义务和责任。一个溜之大吉，一个独撑危局。两种风格、两种境界、两种魄力、已经预示了以后的两种命运。

　　战乱与票号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负面影响。山西票号的几次大发展，可以说都是间接来自于战乱。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出现，就和白莲教起义阻断运银道路有关。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北京运银子的道路也断了，票号因此取得了汇兑官款的大生意，原来的现银装鞘(鞘是运银的容器)，改成了票号汇兑。各地的汇费不同，每100两银子，票号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油水很大。尽管后来清政府曾经下旨禁止票号汇兑官款，然而，这道命令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为了支付《辛丑条约》的赔款，清政府更是离不开票号汇兑。正是汇这些赔款，把票号的生意带上了巅峰。

　　对于票号来说，汇兑官款的手续费，只是好处之一；更大的好处在于，汇兑官款的时候，可以将汇兑的官款，借出去赚利息，这项收入带来的利润更大。那几年，滚滚而来的银子，叫东家和掌柜们数得手软，然而，他们忘了自己一直在悬崖边走钢丝，这种“聪明”的手法，正在为几年之后的票号大溃败埋下伏笔。

　　山西票号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并不稳健。

　　山西票号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并不稳健。票号对外贷款的数量，一直超过存款数量的20%以上，而今天的银行，存贷比很少超过75%。票号它们不但将所有的存款都拿来放贷，而且还把汇兑的“在途款项”用来放贷，这也是它们对于汇兑官款看得如此之重的原因。

　　而且，当时的在华外资银行，纷纷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但山西票号凭着对自己经验、眼光的自信、出于对利润的贪婪渴求，坚持做信用贷款。这种运营模式的繁荣，无异于在军火库中举办篝火晚会，注定在狂欢中粉身碎骨。一旦遇到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票号根本无法应对如潮的挤兑，从脆弱的钢丝绳上坠入深渊。辛亥革命之后，票号在一片挤兑潮中纷纷倒闭，为以往的辉煌和聪明，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

　　有人为山西票号辩解称，山西票号的失败，是因为其时运不济，遇上了内战引起的金融恐慌。乍一听此论有理，其实大谬不然。金融企业的运作，要害就在管理风险。任何一个金融企业的成长史上，都会遇上金融危机、战乱、不幸，那些寄希望于好运气、总想“有风驶尽帆”的企业，总是捱不过混沌的市场风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3:54:19编辑过]

当爱在靠近

山西票号的洁癖与病态痴迷

　　山西票号和同样疲惫不堪的清王朝一样，似乎只需要一次维新变法，就可以重振雄风。历史的确曾经把“维新变法”的机会，摆在了山西票号面前。然而，在稍纵即逝的天赐良机面前，他们以和满清政府相似的思维、雷同的理由、同样的武断和固执，将“维新变法”扼杀在摇篮之中。这种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山西票号对于资本的致命洁癖，对于独占权力的病态痴迷。

　　“关起门来做大王，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

　　终结票号辉煌的，是银行。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设想的，是太平天国的干王、写《资政新篇》的洪仁玕，那是1859年。山西票号在当时，不知道或者不认同开银行的主张，没能够“先知先觉”，确实情有可原。可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一浪一浪风起云涌，山西票号的东家和大掌柜们，仍然浑然不觉，就相当地说不过去了。容闳、郑观应、汪康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唐廷枢、李鸿章、马建忠这些当时著名的洋务派人物，都曾经建议、甚至着手做过开办银行的努力。真正推动了第一家银行创立的，是盛宣怀。1896年，盛宣怀向朝廷上了“请设银行片”，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5.66,-0.03,-0.53%)，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11年，已经有30家银行，而在此期间，票号毫无动作，坐以待毙。

　　尤其是户部银行成立以后，作为清政府的官办银行，它当仁不让地垄断了几乎全部的官款汇兑业务，这对于一靠官款汇兑赚手续费、二靠官款汇兑的现金流放贷的山西票号来讲，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山西票号这块招牌，当年还是挺亮的。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就曾说“平遥有一巨手”，极力聘请他来。如果这人实在请不来，也再三托人找山西票号中的高手。“如此人不能来，弟亦决定要用西帮(山西票号)，但访求殊不易得。公于都中各西号多熟识，望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想成立天津官银号(也就是后来的直隶银行)，请山西票号入股，票号没理睬；户部银行(即后来票号最大的对手大清银行)，主动挨家挨户敦促票号入股，票号也不干。

　　为什么不干？晋商的这些东家和大掌柜们，希望永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惟我独尊，一旦引入外资，而且是强大的官方或者外商资本，必将受到牵制。原本丰厚的盈利可以自己独享，现在也被迫与人分享。关起门来做大王，这正是票号总部那些深宅大院的建筑文化，也是日后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战略。正是这种“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山西人办事虽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清了票号的这一不治之症。

　　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让他们扼杀了维新变法。

　　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山西总部的东家和大掌柜，还沉醉在繁华梦中之时，在前线的将士们，已经在战火中看清了局势的危急，1908年，他们发起了一次筹组银行的维新变法运动。山西票号这次维新变法的主张，是为了应对当时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朝廷的户部银行(即大清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等的竞争，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一家大银行，拟定了晋省汇业银行的名号。按计划，各票号集股五百万两，每个月收千分之四的股息。以当时票号极盛时期的实力，各家集股五百万两，并不困难。

　　这次票号维新的主要倡导者，是蔚丰厚票号的北京经理李宏龄，他们推举渠本翘为成立后的晋省汇业银行领袖。渠是晋商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真正考出来的进士，有身份、有学识；当过驻外国领事，有眼界；领导山西赎矿运动，有威望；又创办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双福火柴公司”，有资历。

　　这一维新变法曾经徘徊在成功的边缘。1903年，清政府就颁布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20条，规定官商绅民投资兴办公司，凡能集股50万以上者，按集股数额的多少，给予不同的奖赏；1904年，颁布《试办银行章程》，对银行设立经营的方方面面作了规定，大多是仿照西方银行的榜样；1906年，又颁布《奖给商勋章程》。这就是说，成立股份制银行，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创新之举，而是当时“响应国家号召”、“贯彻中央精神”的时髦举动。媒体也纷纷为这一举动造势，认为可以使“他族(外国)银行顿失其利。此不独晋人之愿，又岂非我全国人之所愿哉。”

　　当时，各地分号的经理全部向山西总部请命，认为“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早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也。”这些在前线打拼的票号中坚力量，最深切地感受到时局的变化，对于变法一事，群情振奋。

　　如果李宏龄等人的设想得以实现，还将使票号的东家们免于几年之后的破产。山西票号一直实行无限责任制。票号出现亏损、倒闭，东家要用自己的全副身家来赔偿。某报纸就以此动员票号，“一旦有事，祸出不测，各码头同时败坏，大局莫支，各省官绅富商均向号东索取存款，此数年后必有之事。是票号与东家关系甚大，办银行与东家绝无后患也。”

　　然而，票号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东家不可以过问票号的事务，这种“东掌关系”直到今天仍然被一些糊涂人津津乐道。当时蔚泰厚的总经理，是在票号界举足轻重的毛鸿瀚。他的心态，与慈禧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心态，如出一辙。他既认识到竞争变化的威胁，又不能下定决心改弦更张，更对推动改革的李宏龄心怀猜忌。最终，毛鸿瀚做出了断送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他认定，李宏龄的上下奔走，正是为了夺他的权，企图成为山西票号业的首领，必须粉碎李宏龄的“夺权阴谋”。

　　在这场票号业的维新变法中，其他票号的东家、大掌柜的态度，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从一些蛛丝马迹判断，他们的心态和毛鸿瀚类似：一旦票号的资本上联手合作，成立银行，尽管有诸多好处，但有一项无法忍受的“缺点”——他们将从此失去往日对票号的绝对控制权。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让他们扼杀了这场维新变法。

　　万般无奈之中，李宏龄曾苦劝在山西深宅大院里的东家掌柜们出来“走一走”，他的急信中写道：“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然而，曾经让山西票号迅速崛起的中央集权、自闭高压的“黑社会化”管理，使得下属的“串联”被迅速镇压。辛亥革命后回到乡下开杂货铺为生的李宏龄，将筹组银行流产前后的信件反复研究后，哀叹晋商之败并非“天数”，其实乃是“人事”之祸。100年后，仍然有人将山西票号的败落，归咎于时代的不幸，李宏龄九泉有知，必定再次心寒不已。

　　1913年，已经风光不再、奄奄一息的山西票号，为了求得活命，终于被迫决定筹办汇通实业银行。然而，此时他们已经拿不出筹办银行的资本金。向政府伸手求援无人理睬，只得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元银洋。可是，哪怕到了这时，山西票号仍然不愿意让出股份，又不能提供美国银行所要求的抵押，美国银行认为，“不能于借款所办之实业内，得有相等之利益”，又缺乏抵押的保障，所以不同意借款，居间牵线的财政部也已经厌倦，表示“本部不与问此事”。

　　山西票号的东家们的心态，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其实也曾经历过。继续维持无限责任的合伙人制，还是转成有限公司制，甚至公开上市？这个问题曾经困挠华尔街的几代投资银行人。

　　雷履泰1824年左右成立日升昌票号的时候，美国的华尔街，还远远没有实现今天的规模。请看一个美国投资银行业的大佬们的发展时间表，可以发现，在国际金融史上被大书特书，甚至现在仍然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银行大腕们，起步并不比山西票号早。1818年，约翰·布朗商号成立；1838年，德雷克塞尔商号成立；1848年，雷达飞瑞商号成立；1858年，雷曼兄弟商号成立；1864年，乔治·皮伯第商号改名为J·S·摩根商号；

　　1869年，高盛成立；1894年，J·S·摩根商号更名为J·P·摩根商号；1910年，所罗门兄弟商号成立；而直到辛亥革命之后票号分崩离析之时，美林才在1914年成立。

　　从更广泛的视野中看，当山西票号沉醉在自己的安乐梦中时，世界的银行业正天翻地覆。1824年，荷兰商业银行成立；1826年，英国允许创办股份银行；1841年，希腊国家银行成立；1856年，瑞士信贷银行成立；1863年，法国里昂信贷银行成立；1865年，汇丰银行成立；1872年，日本第一银行成立；1913年，美国建立联邦储备体系。

　　20世纪经济的大发展，在使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大爆发的同时，对银行的资本金要求不断提高提高了，而且破产清算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他们做股票承销、债券承销、企业并购顾问，以前凭的只是人脉、头脑和手腕，可是，在后来的股票、债券承销中，随时可能要包销卖不出去的部分，并且给企业垫资；做并购顾问时，还要帮别人进行融资服务。进入80年代以后，这些投资银行越来越多地扮演“当事人”角色，不再只是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还要亲自披挂上阵。这些新生意需要的资本金越来越大，合伙人已经无力支撑，亲自参与交易的风险，远远大于作为顾问的风险，万一失手，这些人将从华尔街的天堂掉入贫民窟。

　　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与几十年前山西票号东家们极其相似，然而，他们作出了明智的选择。继美林于1971年率先上市之后，华尔街昔日的国王——摩根士丹利也与时俱进。1986年，摩根士丹利拿出20%的股份对公众出售。最后坚守着合伙制的高盛，也在1999年宣布上市融资。他们从高高在上的王座中走下凡尘，放弃了隐私、权力、独享，赢得了世界和未来。

　　今天仍有众多的所谓学者、文人、专家，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回避事实、掩饰真相、篡改历史，误导大众。

　　山西票号走下神坛、跌入地狱已将近100年。然而，今天仍有众多的所谓学者、文人、专家，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回避事实、掩饰真相、篡改历史，误导大众。他们将山西票号常年累月走钢丝的冒险经营、在汇兑和透支拆借中乐不思蜀的真相掩盖；将导致其僵化迟钝、自闭固执的“黑社会化”管理，美化成所谓儒商的“科学管理”；他们虚构出“中国华尔街”的幻象；将导致票号最终覆亡的资本洁癖，描绘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当谎言以影视、文学的方式一再重复，已经无限接近“真理”。这些伪真理如果大行其道，比山西票号惨痛一百倍的故事，将在中国企业重演。

　　这才将是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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