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金融市场战略发展中的七大问题

jsabby

2005年，我们有一篇《一着棋走活金融全盘》，现在看来，那篇文章所谈的政府解决金融一揽子问题所要实现的目标，已基本完成。牛市来了，财富效应有了，大型国有银行上市了，券商获救了，可以说阶段性任务已快完成了，那么在大盘自3000点往下的下行过程中，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需要全面思考大国崛起之金融市场发展战略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事关中国资本市场今后十几年的发展，需要我们每个投资者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更需要我们具备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因为这些问题想清楚了，对市场的问题我们就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第一个问题，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必将伴随着大国崛起而崛起，并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

2006年，A股市场已经恢复了融资功能，尽管融资额创了历史新高，高于过去几大牛市顶部年度融资额之和，但目前它还仍只是“恢复”。这个市场还没有健康、强大到“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那种程度。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放到2020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上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看得更为清楚：大国的崛起，必将需要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做支撑，同时，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崛起，特别是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的崛起，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插上一双闪亮的翅膀。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将要延滞许久。

正因为如此，我们去年判断说，这轮牛市，它持续的时间可能是7到10年；如果它将持续到2020年前后的话，那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判断。

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第二个判断：在这轮有史以来的最大牛市中，A股市场必将有一批伟大的公司在中国崛起，也在世界范围内崛起，令世人刮目。这是我们不需要置疑的必将发生的事情。作为投资者，最重要的是找出这样的公司，跟随那些伟大的公司一同成长。事实上我们只要看看香港国企股，看看2000年以来国企指数最高已涨10倍，看看中石油、中国移动、中国人寿等在香港市场的表现，就知道这一过程在香港市场其实早已经开始了。在今后的十几年中，A股市场必将接过香港国企股的接力棒。

这是我们判断全部问题的第一个逻辑基础。

第二个问题，关于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

主要是创业板和风险投资、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指期货、外汇市场，此外还有银行、保险、投行、利率市场、楼市等等。这些实际上已经构成或即将构成中国金融市场的体系。

多层次、立体化的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将是今后十几年中中国金融工作需要完成的战略任务，它们也将是中国政府建立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努力方向。这是一项基础工作。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立，必将在促进中国崛起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国家的崛起，也必将需要强大的金融市场做支撑。

那么对投资人来说，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将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品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老百姓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的问题。对投资人而言，这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也意味着在将来的投资领域，将会有更多元的投资风格出现。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判断。

第四个判断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将会面临较大的转变。我们认为，它将转变为在楼市、股市、银行、汇市、债券市场、利率市场、期货市场上寻找新的平衡点的问题。多层次的市场，多元化的风格，哪一个市场失衡，都有可能带来整个金融系统的巨大风险。因此，这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金融问题的根本，谁抓住了这个根本，谁号准了脉，谁就可以洞察中国金融问题的走向。

中国金融市场问题的核心，从2005年以来，实际上是在寻找楼市、股市、银行问题的平衡点，2005年我们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且成功找到了解决方案。但是，现阶段，正如我们前面所言，银行、股市、楼市失衡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由外汇占款过大引发的流动性过剩，需要我们寻找新的平衡点。政府目前的解决方案是改造汇金公司，通过发行2000亿美元债券，既回收流动性，又作为汇金公司海外投资资本金。

第三个问题，人民币汇率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问题。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变成了中国全部金融问题的核心和焦点，是重点和难点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前阶段中国资本市场的难点问题已基本解决，房价问题也已有所缓和，在此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问题作为一个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涉及到中国经济今后的长期走向，而已经上升为中国金融问题的焦点，难点，牵一发而动全身。

1．人民币汇率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新课题，这是中国入世承诺的一部分，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中国政府在此前从来没有面临过这类问题，涉及到此类问题时，处理经验不足。

2．人民币汇率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涉及利益主体多，关系复杂。从国内来说，涉及到国内企业的进口和出口，涉及到合资企业和外资独资企业的进口和出口。前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是缘于进出口的高速增长，投资的高速增长，消费增长速度相对比较缓慢，一旦进出口方面因为汇率变动引起较大的下滑，特别是出口下滑，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并进而影响到社会就业。

3．人民币升值和可自由兑换问题，对外来说还可引起其他问题，比如跨国资本流动问题，以及放大流动性过剩效应等，并有可能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

在此，我们有几个基本的判断：

第四个判断是：人民币的升值，从长远来看是伴随大国崛起的正常现象，这一进程从中长期来看不可逆转，从长期来看有可能面临较大的波动，甚至引发金融风波。

第五个判断是：人民币的升值和可自由兑换，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制定，我们认为会偏向较为保守。这是因为中国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渐进式改革，人民币的升值和可自由兑换一定也会是渐进式的。政府因为不熟悉这块市场，他们的政策制定，相应来说会偏向保守，以给自己的金融体系赢得更多的时间。

第六个判断是：人民币升值，将产生外汇失衡；尽管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操作可以对前述失衡起一定的缓和作用，但是，人民币的缓慢升值，将使国际资本更大规模地、更长时间地持续流入中国，而这些将引发中国境内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和股市的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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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第四个问题，银行改革问题。

在银行上市这一问题得到突破性的解决以后，银行改革问题的实质，是四个方面：一是企业制度、管理制度和经营机制的转变；二是控制银行扩大贷款的冲动，以从总体上控制投资规模（银行上市后，资本充足率得到较大的提高，加之存贷利差较大和国资委对银行管理层的考核问题，使得银行的贷款冲动较为强烈）；三是如何避免产生新的呆坏账，降低不良贷款率问题；四是如何在混业经营逐步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同容易发生金融动荡的地方，如汇市、楼市、期市和股市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在风险市场方面建立高质量的风险控制体系等。

监于这几点，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

第七个判断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如何降低不良贷款比例问题，将是一个长期而又异常艰巨的任务，很可能难以完成好。在过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没有得到过较好的解决，在目前的制度和机制条件下，这些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艰巨，也很难，其长期风险不可忽视。

第八个判断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一旦出问题，一定会是个大问题。

第五个问题，房地产调控和房价问题。

房地产调控和房价问题，在中国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为它已经涉及到了千千万万个普通老百姓家庭的福利。但是，房地产问题同时还涉及到是否产生大量的银行呆坏账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2004年以来政府一方面下大力气整治房价，一方面房价则还在不停歇地上涨，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在一轮一轮的房地产调控中获取了更多的利益，而老百姓则不得不接受政府在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房价却仍然顽强地上涨的事实。个中的原因，我们不需要讲得太多。

房价问题背后涉及到跨国资本的房地产投资问题。2001年以来中国房价的上涨，某程度上与跨国资本在中国的房地产投资相关。伴随着人民币升值问题，跨国资本在中国加大房地产投资是一个总的趋势。

关于房地产，我们有两个基本判断：

第九个判断是：房价问题在近年不会产生太大的向下的波动，因为这牵涉到国内银行太多的利益。

第十个判断是：跨国资本的房地产投资，最终有可能引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波动，但这个问题得与汇率问题、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和期指联系起来才会发生较大的共振。

第六个问题，中国金融安全问题。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中国金融安全问题已经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也可能我们的高层和学术界还没有怎么意识到，但这个问题是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和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问题。它缘于美国、日本的利益和跨国资本的金融利益，中国如何化解这一国际性的难题，如何避免上世纪英国、日本、东南亚、俄罗斯、拉美金融危机，将是中国政府在今后必将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金融课题。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在金融市场，中国必将遭到美日政府、国际资本的连手攻击。对美国而言，这既是他们保障美国国民福利的需要，也是他们习惯性的做法；对日本而言，这是他们不希望在亚洲大陆东部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的战略利益之所在，也基于日元长期以来的低融资成本的事实。

其实国际资本早已经在“谋划”中国了，或者已经处于在为未来攻击中国金融体系做准备的阶段。我们看厦门远华案，赖昌星偷税漏税数百亿元，在国际油价极低而国内油价高企的时候，大量走私石油，让中国人用了数年便宜石油，结果因破坏规则不得不亡命天涯，可是，国际资本将原油价格从15美元炒到了最高78美元，现在仍然在60美元之上，让中国人多掏了数百亿美元（在有色金属市场，还有在粮食期货市场上，他们让中国人多掏了更多的钱），中国人不仅输得心甘情愿，还认为他们是大师，多次请罗杰斯等来中国讲学。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对手实在太强大了，说明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别人手中，他们利用这一点从中国多挣了上千亿美元计的利益，同时也说明了多数国人在金融市场上的无知。因为从中国人的整体福利的角度来看，赖昌星犯反了规则却给国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但要受到逞处，国际游资按照国际规则大大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福利却被供奉为大师，想想看，对手还不可怕吗？我这里私毫也没有替赖昌星开罪的意思，而且作为一介草民，我们的文字对他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但这很说明问题的。说明了国际游资的势力在市场上无处不在。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本位制、美元利率、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纲，是本；美国的国会则是干。而美国的实业资本（包括掌握全球资源的资本）和在资本市场横冲直撞的对冲基金则是目，是枝叶。它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汇市、股市、楼市、期货市场则是他们的舞台。国际金融市场是跨国资本的垄断市场，而美国政府则主要通过美元政策来保障本国人民的福利。他们怎么操作呢？他们通过大量低价进口外国产品，开放市场，让本国人民享用到全世界最好而且最便宜的商品，这样第一次保障了美国人民的福利，同时制造了大量的贸易逆差，再通过高额的财政赤字，吸纳世界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同时保障本国企业低廉的融资成本，第二次保障了国民福利。各国人民好不容易挣到的大量美元，就这样被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自己国家的企业却得支付高额的融资成本。然后，美国政府利用金融政策，如利率政策、汇率政策，让美元贬值，使得各国央行手中持有的美元和美国国债大幅缩水，第三次从各国政府手中挣取美元，来保障美国的社会福利；与此同时，美国金融资本则掌握了全球大量的资源，如石油、有色金属，或者适时参与到各地的房地产炒作中，美元的贬值，大幅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房地产价格，于是一些主要资源进口国（现在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则大掏腰包，美国第四次从各国手中挣取大量利益，而与此同时控制全球主要商品资源的美国资本、在期货市场上炒作的美国对冲基金，以及放空美元的跨国资本和在房地产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国际游资则获得巨额暴利，美国就这样攫取了其他国家人民的福利，扩大了本国的福利；而一旦美元贬值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他们又一起在汇市、股市、楼市、期市上全线做空，再一次席卷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财富，第五次获益。在金融市场的每一个环节，无处不充满了他们的力量。这样的例子在英国、日本、东南亚、俄罗斯、南美、中国台湾曾经都发生过，现在美国资本所制造的财富故事，正在中国金融市场上一点点地上演。大幕已经拉开，中国人在伦敦铜上的一幕，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因此，我们有另外两个基本的判断：

第十一个判断是：中国金融市场一旦发生大的动荡，将是全方位的，而且一定是受到了来自美国和日本资本的狙击。

第十二个判断是：中国金融安全问题，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而且中国政府现在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我们判断，这一问题将最终演变成全部金融问题的焦点。

基于以上金融战略问题和判断，我们现在需要回到股市上来，来认清我们面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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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基于以上金融战略问题和判断，我们现在需要回到股市上来，来认清我们面临的局面。

第七个问题，股市的问题，将在今后长期体现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同国家金融安全需要的矛盾，并且这一矛盾将服从于人民币汇改的需要。

也就是说，今后股市的主要矛盾，将是股市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支撑大国崛起服务以及这一需要同国家金融安全需要之间的矛盾。大国的崛起，需要强大的金融市场，需要强大的资本市场，可是，一旦出现做大金融市场的需要与金融安全需要矛盾时，金融安全需要将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前者是发展的问题，是更高一个层次的问题，后者是安全问题。从马斯洛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们对安全的需要，其重要性的次序处于发展需要之前。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元旦以后，政府出台了那么密集的政策打压股市。原因正在这里。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下面一个基本判断：

第十三个判断：中国资本市场在大国崛起的历史大牛市中，其矛盾在顶部将表现为市场力量不断疯狂做多与政府政策不断限制的历史进程，而在大底上将表现为政府力量不断鼓励做多而市场力量不断犹豫不决的历史进程。

也就是我们仍将处于一个政策市，每一次的大顶和大底，都是政策顶和政策底。A股市场历史上，至少有六次政策顶，六次政策底。六次政策顶分别是：92年5月，93年2月，96年12月，97年5月，01年6月，07年元月到2月。6次政策底分别是：92年11月，94年7月，95年5月，97年2月，99年5月，02年6月，05年6月。相对而言，今后的股市运行中，政策的痕迹可能相对要淡一些，市场化的趋势会更加明显，但我们还是会说，政策市仍将不可避免。可能有人会说，中国股市搞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是政策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问一句，对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行业或者市场，中国什么东西搞了多少年还不是政策市？这就是中国特色。可能有人还会说，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将会失信于国际投资力量。可他们不知道，中国政权稳定的需要和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都决定了政府对国际资本既欢迎同时又将多方防范。不仅仅是这些，包括对民间游资，也是如此。

从政府利益和股市主力资本利益的冲突来看，政策顶和政策底也都会是常态。为什么呢？政府的利益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加大直接融资力度；二是央企回归；三是将国企卖个好价钱的短期利益；四是股市的长期走好。这几个方面都需要股市走好，但其根本利益在于更需要股市长期走得又稳又好，“稳”字才是第一。这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决定的。如果中国股市能够走稳走好，哪怕是100年的牛市，政府都会欢迎的。而市场的利益是什么？目前市场上的主力，一是神秘资金；二是国际游资和QFII；三是基金；四是私募基金；五是期货主力；六是社保资金、保险基金、银行基金等等。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利益在于短期或中期的暴利。这些进入市场的资金，他们最大的利益是进入某些个股或者是某一个板块，政府不干预，让他们无限炒高股价，直到泡沫破劣。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投资，最后都会演变成投机，演变成无限的泡沫，包括目前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资，流进中国赌人民币升值的外资，以及将来汇集到期货市场、股指期货和外汇市场的中外资金，都是如此。因此我们才看到很多有关泡沫没害处的言论。为什么？利益所在。

这种政府注重长期利益也注重短期利益，而市场注重短期利益和中期利益的矛盾，正是股市上涨速度的矛盾。股市以什么速度前进是政府觉得较为稳妥和健康的，而市场到底以一种什么速度拉升才不会招致干预，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在国际股市上，泡沫经济的出现，有一个泡沫产生、膨胀、暴胀、破灭的过程，这是虚拟经济中经常会见到的现象。泡沫从其产生到膨胀，到暴胀再到破灭的过程，相对而言还比较长，但是同国家战略需要相比，却短得多。泡沫最长是上世纪美国的互联网泡沫，持续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一般泡沫持续时间在三五年。正因为泡沫持续的时间有限，所以管理层的倾向将是不断地在市场泡沫还没有完全膨胀开来的时候挤泡沫，以使牛市运行得更长远一些，以实现他们的长远战略利益。这一时间上的矛盾，正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矛盾的反映。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基本判断：

第十四个判断：中国股市在未来十几年中，仍将呈现政府干预下的大涨与大跌波动现象，但是，相对于以前，波动幅度可能倾向于趋小，波动周期可能倾向于延长，而且以长期的大波动为主；而在这种情况下，趋势投资将充分发挥力量。

因此，这轮牛市最终的时间长度，将取决于三点：一是中国经济能否长期健康发展；二是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发展水平，能否长期给投资者提供超越预期的回报；三是我们对资本的控制力度和管理水平，特别是对国际游资和市场游资的监管水平。也就是说，每当股市上涨到一个高度时，适当地挤挤泡沫，有利于市场的长远发展。

最后一点，为了解决中国股市泡沫发展问题，可以采取哪些办法？一是尽量延长泡沫孕育期，延长牛市运行时间。管理层目前所采取的策略，包括提前挤一挤泡沫，正是如此。第二是提高市场监管水平，打击市场操纵，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如果没有操纵力量，泡沫很难吹得特别大，因此泡沫一旦破灭的话，它的损害也要小得多。第三，通过政策手段，大幅提高跨境资金流动的成本，抑制国外投机力量。中国政府在98年同索罗斯的大战中使用过这一办法，但目前在内地，在这一点上做得还不够。第四，在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其实，只要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行业等实体经济不陷入资本市场的泡沫中，那么泡沫即使破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不会大。如果金融机构或者实体经济陷入太深，那么泡沫一旦破灭，其影响就很大了。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经济没事儿，而日本上世纪泡沫破灭，日本银行倒了一家又一家，企业也是一家家倒闭。第五，也是最重要地，是研究国际游资的运作手法，研究美国政府政策与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之间的关系，不要过分相信他们的好心，而要时刻做好准备，必要的时候，要拿出香港金融保卫战的勇气，同他们开战。同时我们也要提醒管理层的是，中国各地在前些年的招商引资中的种种行为，损害了中国人的福利，也让跨国资本在方方面面进行了不少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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