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代售点建立关系得熬,在这个行当待久了,很多人混熟了,到人家相信你时,才会给你票,不然就容易被你们记者抓到现行。代售点囤票也是违法的。”大刘在描述这个行当时显露出几分自信。 谈到自己的成本时,大刘说主要有三块。一是人工,五个“马仔”每人每月包吃住发800块,雇来排队和打电话的人每订到一张票30块。二是一些房租、水电以及电话安装费和电话费。三是“贴近”高级黄牛和代售点所需要的“打点”。现在每张深圳去长沙的座位票在原价上加收200元,硬卧加收300元,最高峰时还要往上加价,总之,“票源越多赚得越多”。 加上“五一”、“十一”两个时段,大刘每年只用忙活两个来月。但他毫不掩饰地对记者说,他这两个月,“比你写一年稿子赚的钱都多”。 票贩子年年抓,黄牛党年年有。为何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专家认为不可忽视制度问题,比如代售点表面上只需要花2万元就可以申请一个,但是为了能被批准需要“打点关系”,这方面少说也得三五十万,代售点只有抓住节假日这些少有的卖方市场机会,把成本赚回来。 最近南方的雨雪天气严重影响了铁路出行,广州站一度停止了售票,这对票贩子的生意影响也挺大。但和记者谈话时,找他买车票的电话还是响个不停。 “不是我们愿意做,也是没办法。自己没学历没文化,就钻点空子,赚点昧良心的快钱吧。”黄牛党的生存之道如此简单,又有这么多人甘于忍受“盘剥”,这种现象究竟该如何消除?“铁老大”的问题,也许还得“铁老大”来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