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资本运作 [转帖]微观
何谓人力资源资本运作？通过实施经营者持股计划，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的资本化、股份化的过程，称之为人力资源资本运作。它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有何不同？我们把传统的人力资源看成是产业经营，没有把人作为一种要素，传统的人力资源把人看成是企业的雇员，首先是雇佣制，采用的是费用化和成本化，不管年薪制还是其它制度、基本年薪还是年底的花红，基本上都记入企业财务费用――人员工资的开支。非常大的缺陷就是公司来买单。公司要从管理费用中提取大量的现金来支付人力资源成本，作为一个公司来讲现金流量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如果动用大量资金来支付人力资源的成本是非常不利于操作的。用企业的股份资源来支付对劳动者的报酬，这是我们对全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解。人力资源的资本运作包括但不仅限于股权激励，不仅仅是激励问题，如果是激励问题，还是传统的人力资源资本运作，而是更深层次的产权的问题。通过激励，公司的产权治理结构发生变化。人力资源资本运作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它涉及到企业外部产权的改造，是一个金融运作的问题。人力资源资本运作不是简单和孤立的人力资源问题，应该将人力资源看作一类生产要素，而且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是比物质资源更重要的一类生产要素，可以进行产业运作，通过支付管理费用的方式获取资源。如果仅仅从HR的角度来理解人力资源的话，仅仅解决了人力资源运作的问题。我们讲的人力资源资本运作涵盖的面很广，涉及到资产、财务、投资银行，涉及到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评估问题，另外也是一个法律性非常强的问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人力资源的激励与约束是企业内部管理的机制创新，产权多元化和建立有效均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外部产权的创新。
怎样进行人力资源资本运作？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公司治理结构要清晰和完善，或者说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个条件是建立一套制度，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还要求独立董事，独立薪酬制度委员会，还要有一套绩效评价体系。这两个条件称之为内部条件，通过企业自己的改革和完善努力来实现这两个条件。另外两个是外部条件：第一个是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问题；第二个是经理人市场的问题。同时我们提出一个四要素的方法，用这四个要素撑起人力资源资本运作：定人、定量、定价、定时，这些要素都是我们设计员工持股计划当中的要素。
人力资本运作的主要形式有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层持股、股票认股权、管理层收购。演变轨迹基本是从福利性向激励性以至向控制权转移。实施人力资源资本运作的原则：第一，度身定制，；第二，多层次、多工具；第三，公正、中立原则；第四，战略性和全面性。
从政策方面来讲，99年9月份，《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特别提出可在少数企业试行经理厂长年薪制、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党的报告和政府的报告都有所涉及，意识形态方面不成问题了。有些具体操作的问题还是要细化到一些细则法规。2000年7月，信息产业部出台《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在收入分配政策部分，鼓励软件企业建立科技人员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允许技术专利和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并将该股份给予发明鼓励。创业板咨询文件中正式列入认股权概念。上交所《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指引》将股权激励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海市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其列入上海市的重要工作。
规范的人力资源资本运作首先必须有外部政策法律的规范保证，其次是内部管理制度的保证，形成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薪酬委员会，独立财务顾问，信息披露。
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经营者的市场价值发现机制是通过人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双重作用来体现的。人力资源资本运作也叫企业家上市，人力资源资本运作的利益特征，本质上是原始出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一种利益协调，由任何一方来做方案都有可能引起另一方的戒备和怀疑。一个完善和有效的股权激励方案涉及到企业战略、人力资源、资产财务及法律政策等四大方面的问题，需要找一个中介机构来服务。中介机构或者说独立财务顾问的作用，第一是公正中立；第二是科学、高效。我们有一个结论，券商伴随企业的成长，服务于企业客户的资本运作需求；而知识经济时代，需要一类专业服务于企业和企业家的人力资源资本运作的特殊中介机构。
（摘自：青鸟网 作者：郑培敏） 郑培敏人称资本策士，作为中国首先提倡MBO并身体力行的人，目前风头正劲。我跟贴一篇介绍他的文章，供家人一并参考。 资本策士郑培敏
记者于宁
特写：我是成长股
和金融界名声显赫的人士相比，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郑培敏的知名度实在太小了，他笑着说：“他们是蓝筹股，我是成长股。”不过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能够组建一个近20人的专业投资银行团队，在国内认股权市场做到第一，一定有他独特的地方。
资本策士
郑培敏在1998年下半年创立了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那时他才二十六七岁，MBA毕业不到两年，但他在投资银行方面的实践早在大学时期就开始了。1989年到1994年，郑培敏在清华大学读本科，专业是管理。他说：“我在学本科时就非常注重实践，大学一、二年级社会实践得奖。1992年有证券市场后，在一位老师的影响下，我开始在证券市场学习操作的东西。作为券商参与过北京城乡、北旅的发行。”
1994至1997年读研究生期间，郑培敏参与了清华同方和清华紫光上市的策划，撰写了清华同方、特别是清华紫光上市的第一稿。他说：“我主动闯到清华紫光，找到张本正，建议紫光上市。当时他也萌生了上市的想法，所以我帮他做校办企业上市的调研报告，给整个紫光集团的高层做培训。在上市的过程中我和学校打交道，所以就和同方、校产办的主要负责人认识了，也给他们提供了上市方案，后来学校选择了同方。”
另外两件让郑培敏收获很大的事情是，1996年夏天他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个课题组，到大连给市长薄熙来写了大连市资本市场发展的规划，后来又给内蒙古自治区做了资本市场规划。“此后，就产生了伊利这样的绩优股。”郑培敏说。
在读MBA的后两年，1995年底至1997年郑培敏实际上已经在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工作，当时人保能开展投行业务，而且是全国信托公司中承销业务开展得最好的，1998年上半年就承销了7家配股。在人保信托工作期间，他自认为最满意的事就是策划中国房地产集团公开举牌收购兴业房产，虽然没有成功，但现在提起来他还有点兴奋：“在操作过程中，有一些合作伙伴泄密中途退出了，没有做成，但是收购行为还是在1998年5月份对兴业房产的股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认为我们的收购策划本身比较成功，只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因为有人背叛才失败了。”
那段时间他在张罗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替三九企业集团买壳。“三九在买第一个壳宜春工程之前谈了很多，应该说三九最早的买壳是我策划的，因此我对自己很有信心。”郑培敏说。
行业整合的理念
这些经历今天在郑培敏自己看来，只不过是跳进更大的资本游泳池之前的试水。他认为，自己迄今最大的收获，是在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北京代表处实习的半年时间里获得的。“老外的那些思路我只学了半年，就一直用到现在。”他感慨地说。
当时，东方汇理在中国有投资银行业务，也有行业研究和行业整合的意识，一心想要收购豪门啤酒，并且帮助法国拉法基公司进入中国的水泥行业。让郑培敏印象最深的是：“国外的企业集团进入外国市场都是请投资银行帮忙，不像中国都是企业自己来做。国外的大企业都是把产业经营和资本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简单地做产业经营。”
类似的通过资本来进行行业整合的努力，其实在1994年初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中就已经较大规模地展开了。中策的黄鸿年作为一个投资银行家和一个策略投资者，把中国各地的啤酒厂和橡胶厂都买了，然后加以重组和包装，再拿到美国去上市，其实就是在整合资源。“因为买的时候是一块钱，整合到一起再卖时就是1.5元，这就是整合的水平。”郑培敏说，“这样的案例，以及东方汇理的思维模式，国内的很多从业券商到现在都还没有这种思维。”
认股权在中国非常有前途
1997年郑培敏正式毕业分配到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先作研究，后来到上海投资银行部做证券的承销和发行。1998年离开人保信托之后，就开始自己创业。创业艰难，最大的难题其实还是给自己进行清晰的市场定位：“我学的是MBA，知道一个企业要有定位，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自己出来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和券商是没法比的，大的事情肯定做不了，只能从小处着手。但究竟该从哪里起步呢？”
“这时我就回想起来1996年我在学校自己作过一个研究，当时不是老师给我的题目，是我自己做的研究，就是员工持股计划（ESOP）。”郑培敏说，“我感觉到ESOP将来在中国非常有前途。第一，中国企业家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比如出现59岁现象，这肯定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所以中国一定会和国际接轨，国际上这么多金融工具也是将来中国所需要的。第二，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产权制度的改革中，ESOP、MBO（管理层收购）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基于这两点，公司成立不久我就确定了这个方向。企业首先得有拳头产品才能有品牌，而且我们搞认股权，不把它当人力资源的事情来做，而是当作金融工程，当作投资银行业务来做的。”
把理论商品化
虽然确定了发展方向，但光凭几篇文章显然是不能把咨询产品产业化、商业化的，因此在1998和1999这两年间，荣正的业务发展并不快。郑培敏说：“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自己在蓄积能量，二是社会需求直到2000年才比较旺。因此1999年基本都是在研究，把理论产业化、产品化。我们看了很多成功、失败的例子，学习国外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特色进行改造，总结出一套商业模式，这套创业模式在2000年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我跟随梁定邦作了两次考察，在清华同方、清华紫光项目上与老师同学合作。而且上海是全国作期股试点最早的城市，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和政府官员。”
按照他的说法，公司开始进入大发展是在1999年底，当时荣正负责举办了第一届中国企业经营者持股高峰论坛，有很多企业对他们的定位比较认同，再加上通过一年多的积累，也有点东西可以给客户了，公司这才走上正轨。“团队的建立都是在整个运作过程中一步步进来的，也是大浪淘沙，很多人对公司失去信心也走了。最近两年的发展还不错，现在将近20人的团队已经非常稳定了。”郑培敏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定位，并且在研究过程中总结出了一些成果，得到了有关监管部门的认可。他们愿意和我们交流，包括请我们参加认股权管理办法的制定。归根到底还是我们自己认定了方向，所以我们才会捕捉这个机会。如果我们是一个什么都做的公司，就不会有什么特色，也不会得到这个机会了。”
目前，荣正运作过的项目包括中关村、上海张江、方正科技、山西三维、金丰投资、新世界、光线传播等十余家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并且策划和实施了恒源祥的管理层收购。郑培敏说；“1999年荣正的业务还一般，2000年就做得不错了，外部的两个朋友看中我们公司，也开始来投资了。”
对话
股权市场：过渡时期的交易
股权激励如何规范
记者：现在股权收购的市场是比较混乱的，因为没有政策出台，大家往往用变通的方式来操作，有很多上市公司实施了认股权计划也没有披露。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郑培敏：最近我正在写一篇《股权激励亟待规范》的文章，因为现在市场很乱，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矩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国家的法规政策比较滞后，二是中介机构对市场的引导力量不够。很多标准其实不是政府制定的，而是通过市场最后选择出一种标准来，这是很重要的。
记者：很多上市公司的认股权和管理层收购，现在都是内部人操作的。
郑培敏：所以我们现在要推荐中介机构，并且中介机构要有信用。我们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提出愿意接受监管，所谓的“好人举手”。我觉得随着市场慢慢规范，下一步肯定会好一些。
记者：认股权绝对不是人力资源的问题，包括股权结构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关系到公司的长远发展。其中肯定有很多利益纷争，其实不规范的事完全是可以操作的，也不需要公开。有些中介公司就可以帮上市公司做不规范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怎么办？
郑培敏：我们认为还是国家监管体系要进一步严格。根据现在的监管，对上市公司间接股东的披露就没有强制性要求。据我所知，将来兼并收购条例出来后，有可能要求披露到终极股东，高管间接持股数量的多少尤其是披露的重点。
最典型的例子是新中基上市，它的一个主要股东是老总控制的50％，但对此没有披露，后来被证监会抓住受到了处罚。今年亚泰集团披露了认股权计划，马上被财政部叫停了，因为不太规范，很多法律程序都没有完成。这需要有规定才能抓住，否则很多东西就打擦边球了。另外不可回避的是，中国现在处于过渡时期，确实有些人利用企业转轨后赚取一些不该赚的利益，我认为这是改革的成本。从整个社会来讲，这个成本是必须付出的；从个体来讲，当然如果发现确实有违背现行法律的，肯定要处理它。
记者：除了像宇通这样通过购买集团的股份间接控股上市公司之外，管理层在子公司持有股份，通过配股注入到上市公司也能套现，比如中兴通讯、东大阿尔派的集团公司也可能上市。在这几种选择中，你们会给客户提出什么建议？
郑培敏：第一是比较操作成本的高低，第二看操作的程序简便性。持有集团股份涉及到国有股转让的问题，可能要财政部批，如果持有子公司的股权就比较简单。从理论上讲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作为公众媒体或证券监管部门重视的不应当是这种行为，而是看里面是否有不正当的获利。比如说，高管把自己控股的公司卖给上市公司，尽管是关联交易，只要卖得公平就可以，关联交易全世界都没有禁止。
记者：但他可以任找一家评估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保证公平性呢？
郑培敏：所以中介机构的市场需要规范，比如说荣正就非常重视自己的信誉。我们非常强调自己工作的公正性，虽然我们给你作策划，但违法的事我们不做。我们可以帮你钻法律空子，钻法律空子你没办法说我，你没有规定没办法，但不会做违规、违法、违反道德的事情。中介机构不仅对客户负责，还要对市场负责，我们希望我们作的案例都是典范。比如恒源祥的MBO，4600多万卖了9400多万，几方都赢是最好的。
记者：或许管理层套现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现阶段只要对股权流通有利就是好的，虽然一些做法人股的投资机构通过股权转让获得上市公司两三千万的股票，拿到手后又卖了；还有一些投资公司炒作一把就走，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但是他们毕竟把国有股东这层障碍扫清了，为后来者提供了收购的可能性。
郑培敏：判断事情要从大的方向着眼，那就是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证券市场的成熟、有利于把老百姓的创造性潜能发掘出来。比如说宇通，我相信他们买了股票，干劲一定会大好几倍，国家没有损失嘛。从目前的法规来看，国家该收的也收走了，公司做好了还可以增加税收，可以稳定就业，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这实际上是在为后一轮的收购铺路，其实MBO起到的也是这个作用。
郑培敏：是这样的。现在大家担心新的一股独大，你放心好了，他最后会选择一个对他利益最大的方式，以一定的资金收购下来。如果每一天企业经营不好，他自然会卖，或者哪一天他觉得谁进来合作对自身价值增长更快，他也会有这种内在的冲动，这种冲动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就像你说的，法人股投资等等都是为将来资本市场完全开放的一种过渡，这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民间资本推动的MBO
记者：今年MBO进展非常快，从宇通汽车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民间资本参与融资收购促进了市场发展。融资现在是否已经不成问题了？
郑培敏：绝对不成问题。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民间资本已经非常发达，比如我们给恒源祥作的MBO，9400万元全部来自民间的融资，宇通的收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民间融资。更何况，除了商业银行受监管，其他的金融机构，比如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在这方面已经非常灵活和开放了。
记者：国有股被个人购买后，从收购到分红，成本回收至少要有三年的时间，如果公司亏损或破产就会出现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民间资本还愿意支持MBO吗？
郑培敏：非常愿意。从西方的理论来讲，MBO之后有一个管理效率空间，原来这个企业在国资手上，每年可以创造2000万利润，MBO后因为机制更活了，他可以创造出更多。第二，中国现阶段还有另外一个假设，就是大家预期国有股、法人股是可以流通的，无论五年还是十年之后是肯定可以流通的。因为中国要进入WTO，要与国际市场接轨，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股权全流通。所以大家认为MBO的股份将来的增值空间是非常大的。它本身在经营上有一个管理效率空间，在资本方面又有一个资本市场双轨制，这样，大家觉得MBO即使有风险，但也是可以控制住的。
记者：借贷双方一般会有些什么考虑？
郑培敏：借款方的利益可能来源于这么几块：第一，他可能是公司的联合战略投资者，所以他愿意扶持管理层收购。贷款利率可能不高，但战略投资可以得到回报。第二，可能就是高息贷款。管理层为什么高息负债呢？因为企业的未来盈利空间非常大，他在不能得到低成本资金的情况下只能这么做，10％借进来，每年可能得到15％的回报。此外，可能还有一些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理由，这是根据每个企业不同的特点来定的。
员工持股信托即将迈入正轨
记者：一般上市公司都用一家管理层控股的投资公司来收购上市公司，丽珠的MBO是将股权转让给信托公司，但一直没有获准。
郑培敏：丽珠是第一个提出员工持股信托这个国际规范概念的企业。我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我相信丽珠继续作下去一定会成功。之所以停下来是因为国有股转让冻结，现在国有股减持政策出来了，他可以按照原来的思路继续运作下去，只不过成本要多一些（可能要交社保基金）。我们做的很多项目现在也冻结着，就是等政策明朗了，财政部才可以按照法规一个一个来审批。
记者：信托基金管理方式是比较正规的，10月1日《信托法》出台后对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郑培敏：这给大家开辟了一条规范的道路，原来大家都是绕道走，因为没有正道，也不知道正道在哪。美的的MBO是成立投资公司，宇通客车是选20个代表，几千个职工的股票让他们托管，这些都不是非常规范的。《信托法》出来后，就给大家找到了一个规范的途径。
记者：信托公司可以进行股权管理之后，所有的股权都可以落到个人吗？
郑培敏：可以，因为个人可以和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契约，这是合法的，包括合法的融资。
记者：合法融资如何解释？
郑培敏：信托公司可以提供融资，直接安排给个人，然后以他的股权为质押。可以说信托是最灵活也是最规范的一种。
记者：如果信托公司参与融资，是否可以大大提高收购的成功率？我听说信托公司对此态度比较积极。
郑培敏：对，信托公司现在也要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定位信托的品种，比如究竟是国有资产信托、遗产信托、员工信托，还是其他信托，不同的公司会有不同的分工。
方正科技与恒源祥
记者：做了这么多项目，你认为现在荣正有哪几个案例是比较好的？
郑培敏：像方正科技的持股、恒源祥的MBO都是比较好的。方正科技去年年初委托我们做员工持股计划，我们通过调研后给它做了5套方案，分别在不同的公司实施。我们建议母公司做认股权，4个子公司方正软件、方正电脑、方正电脑商务、延中各做了一个持股方案。我们在国内提出了多层次持股的概念，即集团不是在一个层面上持股，各公司的持股方案一定是量身定制的。
记者：这种多层次持股是否和美的有点类似，就是上市公司自己作了MBO，下属的公司也搞经营层持股？
郑培敏：对，美的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例子。而恒源祥的MBO则是我们自己认为做得比较经典的。我们以投资银行的眼光发现了刘瑞旗的价值，我们认为他绝对是一个被埋没的资产。荣正公司一成立，就向他提出想法和思路，建议他做管理层收购。他认为很好，我们就继续把这件事推进下去，但是1998年的环境不成熟，操作不下去。去年万象被世茂股份收购之后，不是国有控股的了，我们感觉到时机来了，于是再次找他，一谈就成了。应该说，我们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和眼光。
恒源祥的帐面资产价值4000多万，他当时说恒源祥品牌想自杀，是在国有体制下发牢骚。他对自己有信心，否则不会背9000多万的债，全部个人出资，占51％的股份。他觉得他现在贷款将来可以获利，9400万借进来后，他现在每年的利润是2000万左右，回报率高，而且还有管理效益空间，可以提高四、五千万。他觉得自己的事业舞台不再受制于人，原来在国有企业，他想奖励一个部门经理都办不到，现在他自己说了算，整个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解放。刚开始这么高的价格他也不接受，这是个谈判过程，今年二三月份，世茂股份收购万象后，MBO很快就完成了。所以现在我们一直要把恒源祥的案例拿来宣传一下，但恒源祥自己比较低调，他自己说两年内不说。
产业重组：摆平就是规范
记者：你认为国内能做MBO的公司多吗？虽然融资的限制能够突破，但是如果没有好的管理团队，MBO还是会失败，就像四通的MBO，目前仍然只是停留在明晰产权这个层次上。
郑培敏：MBO有几个前提，其中一个前提是要有管理效率空间。如果真是一个市场化的交易，比如恒源祥的老板刘瑞旗为什么敢花9000多万去买？就是因为相信有管理效率空间。另外还有两个前提：第一就是管理团队要非常强，能保持管理效率空间，管理层收购后大家愿意跟你干，就像美的一样；第二，这个产业也要好，为什么四通MBO失败？就是因为产业非常混乱，到现在找不到一个主营业务，这是很忌讳的。像恒源祥收购，主业就很鲜明，而且成长性也非常好。在春兰的改革过程中，春兰不仅作家电，还进军液晶显示屏领域，这也说明产权调整必须配合产业重组。又比如万科将万科精品制造有限公司卖给员工，将主业定位为房地产，其他公司虽然有钱赚，但会牵扯精力，因此要卖掉。
我认为中国的MBO市场非常大，第一，中国无论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国有资本要退出竞争性领域，某些地区性领域是有管理效率空间的。第二，中国很多多元化企业今天存在着大量公司紧缩的机会，很多大型企业在紧缩的时候，就可以把一些非核心的业务卖给管理层。
记者：但这些企业都有很多的层次，不同层次的MBO如果协调不好，会不会加大混乱呢？
郑培敏：这是必然的。实达去年11月份请我们做员工持股计划，当时有两派观点，一派观点是在各地的持股计划相同。实达的合并报表虽然亏损，但每块业务无论软件、硬件都很好，所以每个子公司的管理层都愤愤不平，觉得我们辛辛苦苦干出一个亏损的企业来，还不如将我们一个个分出去，都想先持股再分拆。我跟他们董事长讲了一个观念，不能这样，要有一个整体的考虑，你是一家上市的公司，不能最后变成一个互补相关的马铃薯的组合；应当有一个核心的企业规划，然后看哪些可以分拆掉，哪些该作为整体来运作。我们做方正成功的一点，就是在做产业重组的同时，对整个公司业务流程作了一个整合，将产、供、销一体化了。原来他们是各自为政的，我们现在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将他们统一在一个整体里面，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战略意识。从这点来讲，包括清华同方我认为其思路也是不错的，它在母公司实施认股权计划，专业子公司又有各自的持股计划，既有分又有合，不能都是分的。这也是未来的趋势，因为每块业务的发展空间、成长性是不一样的，要有不同的方案，既要多层次持股，又要有一个整体规划。
记者：思路可能是这样，但落实到具体的公司，可能就会因为利益的问题，使一个好的方案推广不下去。
郑培敏：实达的方案最后就没有实施。
记者：除了方案之外，你们的操作是否还要平衡很多问题？
郑培敏：这是肯定的，一个方案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特别是员工持股计划，它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人的心态一定要调整到位，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关于苏南模式有一句评论就非常精辟：“摆平就是规范。”在国家没有法规的情况下，某些地方是真空的，如何做到成功，一定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否则是推动不了的。
记者：公司产业重组和整个利益的分配，对这两方面统一进行考虑的多吗？
郑培敏：我觉得现在比较成功的都是这样考虑的，包括美的、春兰，方正将来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因为去了新的管理层，除了上市公司，子公司都实施了，应该说效果是不错的。包括宇通客车，也提出了下一步的产业发展，他们要和外资合作，这就是管理效率空间合作出来了。原来都是国有的，大家没有动力合资，现在都是自己的了，就会考虑如何合资以便使自己的股份增值最快。
记者：实际上咱们说的MBO，真正敢做的是比较小、包袱比较轻、容易操作的企业。但是涉及到像海尔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公司，人员比较多，做起来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郑培敏：确实，一个小球接触的面积小，一个大球的接触面积就要大一些，方方面面要处理很多关系，但这肯定是将来的一个方向。
记者：你们从认股权和MBO作为切入点，除了可以帮助这些客户整合资源外，还能够做些什么？
郑培敏：我们已经在做后续服务了，叫策略投资、策略整合。比如刘瑞旗背着9400万元的债务，如何还？我们要帮他做后续服务，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我们不仅要帮他获得股权，还要帮他实现股权增值最大化，这种增值除了企业经营外还有一些资本运作的行为。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建立了这样一个客户群，有一定的客户基础，然后为它们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
有了开路者，整个行业也就起来了
记者：你认为在国内整个高科技板块或者成长性比较好的公司，大概会有多少公司实施认股权？
郑培敏：未来的三年内起码有60％－80％。我们比较乐观，可能因为我们专门做认股权。现在还有很多公司没有想到，或者由于担心政策还没有动手，一旦政策明朗，就会蠢蠢欲动。
记者：迄今为止，荣正已经做过认股权的上市公司行业比较分散，将来是否会主打几个行业？
郑培敏：现在已经延伸了。比如说，我们给一个百货业公司做了认股权计划，我们就会找同行业中另一家公司去做，你不做就可能处于竞争劣势，这个现象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他们愿意攀比。宇通客车实施MBO后，国内同行业我们已经联系了一遍，他们都非常想做，但也有一些政策和观念上的顾虑，以及财务上的压力。不过随着市场的发展，国有股减持方案明朗了，金融发达了，信托制度出台了，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
记者：你们给第二家百货公司做认股权，他是出于什么考虑？
郑培敏：原来是一潭死水，一旦打破，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做的企业在机制上就会落后。这样只要有一个开始实施，整个行业就会开始推进。比如说华为做完员工持股，中兴通讯就要做认股权，大唐电信也要做认股权，因为不做不行呀。清华同方做完之后，清华紫光就要做，如果不做就会处于竞争劣势。
背景
2000年经营者持股十大现象
1、 个人持股现象突现：
从1998年上市的“浙大海纳”中首次出现个人作为发起人的上市公司，到2000年的“科苑集团”、“民丰特纸”、“隆平高科”等新的案例，更有出现个人可以作为上市公司控股性股东的现象（帝贤B、天通股份），反映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成熟及日益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也反映了国内经济观念日趋解放的现象。
2、 抓住“资本市场双轨制”的历史性机遇，受让或增持法人股来实现对经营者和员工的股权激励。
随着转配股的上市流通，实际上给市场一个信号――中国的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未来一定要与国际接轨且日趋规范，表现之一就是上市公司股份的全流通是必然趋势，所以，部分企业实施经营者持股计划时就利用当前存在的“国家股、法人股因不能流通而只能参照净资产进行协议转让”这一“资本市场双轨制”的历史机遇来实现低成本、高收益、安全的对经营者和员工实现股权激励的计划。如美的的MBO，“大众”的职工持股会控股的“企管公司”增持法人股，“辽宁成大”通过受让社会法人股实现员工持股，最典型的利用“资本市场双轨制”的股权激励案例就是“东方通信”通过受让国有法人股实现员工持股，且立即通过增发流通股来实现了股权的增值，极大地激励了员工。
3、 随着国内对职工持股会、工会等传统的员工持股组织的法律地位的执一，使的人们进一步依据国际规范来探索员工持股，“珠海丽珠”首次按照国际规范提出“员工持股信托”的方式实现员工持股，解决了持股主体的法律地位极其与员工的关系。
4、 由于国家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政策尚未明朗，故相当一部分认识到对于经营管理者、技术骨干等有必要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选择在子公司中实现经营者、技术骨干、员工等的持股，如“方正科技”、“浙江凤凰”等。
5、 “员工持股”成为公司紧缩和上市公司退出非主业、非优势产业，塑造自身核心竞争能力的有效手段，如“万象股份”（现“世茂股份”利用MBO将“恒源祥”剥离，“银广夏”、“深万科”等亦有此类举措。
6、 随者“联想”、“美的”、“春兰”等国内大型企业纷纷引进员工持股或经营者持股制度，使得国内其它大型企业出于产权改革和人才竞争与激励的双重目的，纷纷提出类似的改制计划或设想，如海信、长虹、东风汽车等。
7、 由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导向和众多大型企业案例的影响，国内的期股期权热急剧升温，表现之一各类培训班、研讨会、以及各种标题的此类书籍层出不穷，其中不乏推广国际规范概念、引导企业正确实践的活动，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使本来就不明了的诸多企业在概念和思想上更加混乱。
8、国家对于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经营者（包括技术、业务骨干）激励约束机制的问题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各部委或独立、或联合，均组织人员研究民间实践，制定相关法规，其中，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吴敬琏为总顾问、陈清泰为组长的的十五部委联合课题组所动用的人力为最多，足见该问题在中央的重视程度。
9、伴随新经济在中国的登陆和市场内在的需求，权威性中介机构脱颖而出，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机构以专业致力于人力资源资本运作的专业性、创新型、精品店式投资银行的姿态出现中国的企业面前，给予方方面面一个清晰的概念和形象。
10、在已经实施或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具备了按照国际规范操作的观念，在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薪酬委员会制度（如中兴通讯、上海贝岭）等方面已经有了可喜的探索，但尚有不规范之处有待改进。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小火柴是那个公司的啊 我的经历在自我介绍中有，我在一家投资公司工作。 人才风险投资
北京大学 杨 勇
理论提出背景
一、风险投资给我们的启发
风险投资，是由专业投资机构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评估和严格筛选，向有潜在发展前景的新创或市值被低估的公司、项目、产品注入资本，并运用科学管理方式增加风险资本的附加值。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风险投资发展迅速，风靡全球。它不仅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等，还培养了青年人的冒险精神、进取意志，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收益是无法衡量的。更直接地，它对企业具有重大的融资功能。这些小企业在发展初期，由于投资风险高，而且也没有有效的投资评估手段，从传统的融资渠道难以获得发展所需资金，资金成为了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但是它们潜在的高增长性却吸引了风险投资家的介入，统计表明，70％的风险资本投在了高科技企业。由于其回报极其惊人，使得近年来风险投资基金的规模急剧增长，从1970年的1亿美元发展到今天的超过1千亿美元的规模。
不可否认，高收益性是风险投资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风险投资的迅速发展与世界各国对风险投资提供的良好的软环境也是密不可分的。包括政府补助、税收优惠、政府担保以及为风险企业建立的第二股票市场。显然，政府在促进风险投资这一新生事物上大有作为。
二、教育经费拮据的现实
我国教育经费短缺是不争的事实。国际上，把公共教育支出(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衡量一国政府对教育经费投入水平的主要指标的惯例。90年代初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接近国民生产总值3%，而世界发展中国家在八十年代中期平均已达4%。199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49％，即使到本世纪末这一比例达到5％，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已经稀缺的教育经费资源中再抽提一定的比例用作助学金，努力使所有成绩达到要求的学生不因经费问题而被大学拒之门外，这已经是捉襟见肘。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助学金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学生，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说是让更多的青年人完成学业，拿到文凭而已。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更需要一大批顶尖的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这就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投资在优秀学生身上，为他们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充分开发他们的潜力，而不仅仅是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
三、青年人的“流动性约束”
来关注一下经济学中的跨时期（两期）预算约束模型。
C1+C2/(1+r) = Y1+Y2/(1+r)
C1：个人的当期消费
C2：个人的未来消费
Y1：个人的现在收入
Y2：个人的未来收入(预期收入)
r ：市场利率
这个等式的基本含义是：消费的现值等于产出（对个人来说，就是其收入）。假定金融市场的存在使个人可以方便地贷款。只要个人在其预算约束范围内，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随意调整各期消费—储蓄组合。如图：
消费者的效用无差异曲线与收入预算约束线相切于点A时，其效用达到最大化。A点异于初始Q点，可见消费者偏好的当期消费水平要高于受收入约束条件下的消费水平。但由于可以以r的市场利率方便借贷，消费者依然可以达到A点的消费水平。否则，通过Q的效用曲线U2低于切A点的U1——说明金融市场的存在提高了个人福利。
但是实际生活中由于经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使得消费者的效用远远低于理论上的最优点。
经济学中的“流动性约束”是指缺乏金融财富存量而又不能获得贷款的主体，无法把将来的收入提前消费，所以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大效用主要还是取决于当前的收入，这就极大的限制了一个人的消费效用最大化。这种现象实际上是金融市场缺失的情况：个人没有能力用未来收入作担保而获得贷款或者贷款人认为他们不能够偿还他们的贷款。
作为我们讨论的对象：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无论其预期收入有多么好，“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可能获得足以使他的消费标准(我们要强调的是消费中的脑智力投资消费)达到其预期持久收入水平的贷款。”由于金融市场通常的贷款都是有担保的，或贷款人有很高的信誉度。作为一名学生，这两方面都是非常缺乏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在美国这个金融服务相当发达的国家里，也有高达20%的人口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制约。而根据笔者在北京大学校内的调查问卷显示，有36.7%的被调查者感到“手头有点紧”，4%的人感到“长期缺钱花”，分析其原因，目前大学生的消费主要来源是家庭的供给，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助学金或勤工俭学，这实际上可以认为是提前消费，但是远远小于理论上最优值，也就是说，北大的学生中大约有40%的人受到了资金上流动性约束的制约，这必然直接和间接影响着这些青年学生的人力资源全面开发。
如果能够解除“流动性约束”的限制，大学生的当前消费将会提高，相应个人智力投资费用增加，那么个人期望收益也会增加，从而效用会得到更一步的提高，突破静态的体系，（甚至可以不用相对节约未来的消费，在固定收入框架下“卯吃寅粮”）形成一个动态、良性的循环.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增加国家消费需求，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而且能产生更多的优秀人才。如图：预算约束线向右移动，与不变的无差异曲线切于更高点C， U3>U1。
四、人才市场和人才的增值潜力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的发展像知识经济时代这样体现出人才的魔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新经济就是人才经济。人才资本有别于知识资产的地方，在于自身创新、超越的原动力。尽管知识资产可以带来预期的超额收益，但知识资产的更新非靠人才不可。
人才的最基本、最主要的价值观念是不断向上，不断超越自我，在争取“更好”的一生中追求与体现自己的价值。它不仅有难以估计的经济效益，更为难得的是它有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巨大社会效益。不妨转换一个角度来认识：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才自身的价值，犹如水涨船高一般，也在不断升值。人才如股票一样，既有其内在的价值，也存在票面价值。根据巴菲特的股票投资理论，如果我们找到那些票面价值与其内在价值存在巨大差额的人投资，其收益可想而知。如果Billgates成名之前，某投资能慧眼识得并投资在这支有巨大潜力的“人才股票”上，回报率将是高得惊人。
当笔者试图收集足够的资料来证明“人才”也是风险投资商应该考虑的重要对象时，我们发现著名的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已经把人才市场看作了“今天经济最热门、最重要的市场”。早在1998年，经过长达一年的研究（范围涉及77家公司和6000位经理人），麦肯锡公司得出一个结论，在今后20年里，最关键的企业资源不是资本，不是战略，不是研发，而是人才。对他们的需求到处都在不断上升，但这种人才的供应却呈下降趋势。《三联周刊》中介绍了一种被称作“人才套利公司”的新型人才中介机构：“它以卖主认可的价格“购买”人才，再将其“卖给”愿意付出更高价格的买主……人才的股票性质从一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新型的人才中介机构仿佛交易所，人才需要申请才能进入，而交易所本身会对他们实施严格审查……雇佣的条件和环境发生变化，合同期越来越短，反馈不是来自于年绩效总结，而是来自循环的询价和竞标，所以人才的价格会广泛波动，依具体的市场形式和自我表现而定。”
以下将是对我们这种构想的较为详细的阐述。
“人才风险投资”理论框架
一个人的成长类似于一个企业的发展。为了给处于成长期的青年人提供更充分的开发投入，也为了通过突破“流动性约束”来提高人民福利，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金融工具——“人才风险投资”。
所谓“人才风险投资”，就是把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青年人视为一家规模更小、风险性和成长性更高的“企业”，在其成长阶段，为其提供开发人力资源的各要素的最优投入组合（既有资金投入，也可能有咨询、信息、培训、实物等多种形式的投入）以达到快速充分地开发潜力的目的。青年人必须和投资者签定详细的协议，规定双方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协议，人才风险投资可以选择回报方式：资金回报、劳务回报。前者“以投资对象未来某一规定时期内的每年经济收入的某个百分比（根据情况而定）作为回报；后者以让青年人按照双方约定的条件到企业工作作为回报（类似于现在的“委托培养”）。
一、资金投资
资金是开发人力资源的最主要的要素之一。尽管资金投入在个人发展中的紧迫性不如在企业发展中显得那样突出，但是“一分钱憋倒英雄汉”的资金瓶颈问题的的确确会严重制约一个人的发展速度和成就大小。投资对象对资金使用有足够的自主权，但必须对资金的使用有个总体性的规划和汇报。投资者对投资对象有一定管理权和监控权。投资者可以一次或者分批投入资金，具体的数额或方式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出国留学主要需要资金上的投入，特别是一些热门专业的奖学金非常不易争取。根据我们对法律专业同学的面访发现，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相当有信心，如果现在能够得到资金支持用于出国留学，将来毕业之后自信会有还款的能力，而且能够给投资者很高的回报率。
如果投资对象使用获得的人才风险投资资金创业办公司，这就和目前的风险投资非常类似，但是还是有本质区别——风险投资的着眼点由创业项目转向了人才本身。对于展现出优秀的创业素质的人才，人才风险投资方可以帮助他们实施创业计划，实现从人本位到项目本位的转化。总之，在引进了风险投资的机制之后，投资方会主动跟踪青年学生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动态状况，甚至有意培养、强化学生在某些方面的资金需求；而且，投资方和投资对象将积极地确保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多种投资/服务形式
当政府每年为教育投入大量公共经费，家庭也逐渐加大了“智力投资”力度的时候，我们发现目前投资教育的方式还仅限于以资金投入的单一形式为主。投入的效率也相当低下。而对于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发展阶段的青年人而言，咨询、信息、培训、实物等要素具有更直接的意义。例如，由于风险投资机构具有丰富的各种社会资源以及实际经验，他们可以为青年人提供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指导。当然，为学生提供各种专业或技术的培训，可以使学生提前进入社会，同时让学生把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结合，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而且随着信息不对称状况的加剧，这些非资金要素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资金的投入大部分会转化为这些非资金要素的形式。但是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政府从事这种微观操作显然不具有比较优势，而绝大多数家庭又不具备投入这些要素的能力。那么，由“人才风险投资”机构这种中观层次的主体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为青年人提供开发人力资源的各种要素的最优投入组合将是一种非常合适的选择。这些服务可以根据市场价格或相对优惠价格折算成资金投入。当人才风险投资机构的业务达到一定规模时，可以通过发挥规模效益来降低这些服务的边际成本。投资机构和投资对象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金钱借贷关系，仿佛还有几分休戚相关的师徒情意，——而这一点则可能恰恰会成为许多人才风险投资机构树立公益形象、加强与投资对象的联系、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之处。这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结合点在功利化日趋严重的经济社会里也是不无精神文明意义的。 接上贴：
三、投资对象的界定
这种风险投资的对象是自然人，不得不充分考虑到违约率、失业率以及青年犯罪率、意外死亡率等诸多风险因素。人才风险投资机构对投资对象进行严格的资格审定，可以提高成功率。例如我们倾向于在“人才风险投资”这项新生事物的运作初期，把投资对象的考虑范围保守地界定为重点大学的优秀学生。具体的资格审定程序和方式都可以借鉴已经比较成熟的企业风险投资。
首先，现有的学生贷款拖欠率状况可以作为人才风险投资回收风险的参照。
其次，从还款方式上看，被投资者所要偿还的不是具体数目的金额，而是与其收入多少相挂钩的某个百分比，而且所定的百分比有限，基本没有还款压力，可认为只是履行“知恩图报”的道德义务，再加上在资格审核中，个人品德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衡量指标，所以拖欠率可以控制的相当低。
再次，企业可以破产，而人只要不发生严重的意外事件，必然会有一定的收入。另外和保险结合，风险能完全控制。而且重点大学的优秀学生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其未来收入会有一个公认的比较好的预期。
最后。重点大学的优秀学生未来收入的个体差异很大，少数收入极高的个体会对提高收入平均值起到决定性的拉动作用，他们的收入会在全部投资对象群体的总收入中占有大部分的比重。收入较高的毕业生相对而言会具有更稳定的工作、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强的道德约束、更详实的个人信息（这些人将是中国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首批对象）——也就是说，高收入者还款的风险性应该远远小于平均风险程度；而且风险投资的一大特点就是并不求全责备，而寄希望于“一枝独秀”。
四、回报方式
回报方式的选择对双方都是特别重要的，关键问题在于以合适的手段将投资回报率与投资对象的成长性挂钩。
我们提出的主要方式是资金回报，即投资对象以未来某一时期内每年经济收入的某个百分比作为对“人才风险投资”回报。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在达成投资意向的时候，在双方认可的前提下，界定清楚以个人未来全部经济收益（包括了灰色收入等难以核实的部分、福利待遇等不易量化的部分，股票暴涨等个人理财的投资收益部分以及继承遗产、彩票中奖等诸多成分）中的哪些部分作为有效范围。由此，“个人所得税”的监管与缴纳体制，将是人才风险投资可以利用的有效手段。
劳务回报（即以让青年人按照双方约定的条件到某个公司工作作为回报）是一种有待进一步发展的回报形式。笔者初步设想，人才风险投资公司可以通过对人才市场的走势预测，凭借其对投资对象的充分了解，进行人才的“期货交易”。如通过对热门行业的分析与预测，事先构建起相关的人才储备，通过猎头公司把人才增殖的市场价值变现。
人才风险投资公司在正常的业务范围内必然会享有可观的翔实有效的个人信息和人才市场信息，而且这些人才应当属于人才市场上的佼佼者，是一笔很重要的资源。这些信息将通过与“猎头”公司和教育培训咨询机构、数据库公司、调查公司、广告公司、网络公司等不同业务的结合而实现其蕴涵的巨大价值，而几乎不需要追加投资，可以看作是人才风险投资的副产品。
五、风险分析以及退出机制
任何一个项目，投资者最关心的事情除了收益之外就是风险的控制。
首先，人才风险投资的投资周期比较长。一名学生从大学本科开始，一直到参加工作开始履行义务，平均时间为五至十年左右，这种客观性无法回避，但可以通过提高回报率来补偿其所带来的高风险。
其次，投资对象可能违约。一是拖欠，在前面已经比较细致的分析过。另外投资对象可能谎报或者隐瞒收入。随着收入透明化，此类现象可以避免。
再次，投资对象中途出现意外比如死亡、伤残或重大疾病，无法履行协议所规定的义务，风险投资机构面临直接的投资损失。防范此风险可以通过严格审批投资对象的身体状况；另外也可以和保险公司合作对投资对象投保，比如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学生的同时，为他们购买相应类型的保险，即使发生意外，投资机构可以得到一定的赔偿。
最后，投资对象可能通过作弊获得投资。为了防止该类事件的发生，可以在投资审批上把关，保证质量；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分期投入的方式，首期可以先小笔资金投入，作为试用期，如果合格，再继续投资，否则停止，以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分散投资是控制所有风险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当投资多个人组成一个投资组合时，其组合回报率就是个别投资的加权平均值，风险因单一投资之间涨跌的相互作用而被部分抵消掉，因而能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不确定风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数学上，分散风险固然可以减少糟糕局面的出现，但是出现最好局面的可能性也被一同抹煞了。这与风险投资的高收益目标是违背的。所以风险投资的分散程度要有一定的控制。
由于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阶段性投资，退出便成为结束阶段性投资的重要手段。风险投资与其它经济行为一样，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周期性的风险投资增值，并不追求与风险投资企业“白头到老”。目前提出的退出机制主要是由企业风险投资演变过来的。首先，股份转让是风险资本退出的一条途径，也可以用于人才风险投资。人才风险投资在退出时，选择以投资对象本人为出售对象，这就相当于“股份回购” ；也可以以新的投资者为出售对象，即由另一个人才风险投资主体收购。公司清算是风险投资退出创业企业的又一种方法。人才风险投资对此应当认真考虑。对于风险投资主体来说，一旦确认创业企业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或者成长太慢，不能给予预期的高回报，就要果断地撤出，将能收回的资金用于下一个投资循环。根据研究，以清算方式退出的投资大概占风险投资基金总投资的32％。这种方法一般仅能收回原投资额的64％，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是必须断然采取的方案。
六、人才风险投资的社会效益
人才风险投资较之传统助学形式具有诸多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助学金不如贷款更公平、更有效率。客观情况是，来自上等收入家庭的学生最可能受益于对高等教育的补贴。这些补贴包含了中、低收入的纳税人向那些因接受教育而在未来将享受高收入的人的利益转移。而贷款能确保那些直接受益于高等教育的人最终要偿还其贷款，所以贷款比助学金更公平。同时学生贷款比公开的助学金系统更加公平、也更加灵活，对公共经费的压力更小。学生自主承担、偿付债务，相对接受无偿捐助，也更有助于自立、自强精神的培养。而人才风险投资含有了学生贷款的以上优点。
其二，助学贷款的审核条件中担保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是这也是学生贷款最大障碍。助学贷款要求有担保，包括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三种形式。担保对于真正最贫困，也是最需要救助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这里的贷款都强调安全回收的问题，在申请条件，申请金额上受到诸多客观限制。现在也有一种信用助学贷款形式：在校大学生通过所在学校提供贷款介绍人和见证人，以信用方式向银行申请发放贷款。这实际将监督还款的责任大部分放在了见证人身上，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受益学生的范围。另一方面，助学贷款的还款期限对学生不利。在贷款减轻教育财政压力方面，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其三，人才风险投资的最初投资对象定位层次比较高，这也是一个非常的无形的吸引。目前国内的各种助学金(奖学金例外)，贷款基本上的定位是在生活困难的一个层次上，而与个人的素质没有实质上的关系，获得此类资助的同学有相当大的心理压力，可能会使个人产生自卑心理，甚至会影响个人的成长。而慈善机构的资助基本上是无义务的收益，这样可能会培养年轻人思想上的不劳而获，对于将来的成才是一个相当大的负面作用，真正对于培养杰出人才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人才风险投资正是跳出传统框架，直接定位在未来的”知本家”这个非常高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获得人才风险投资也是一种荣誉，可以增加学生的自信心，当人才风险投资成为大公认的高素质的投资后，首先能够吸引更好的人才申请此投资，甚至成为一种潮流。当然，这必须要求在人才风险运做的初期，在投资对象的选择上严格把关。
综上，相对于贷款、助学金而言，“人才风险投资”具有增加学生“融资”机会、减轻学生还款压力、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培养青年人自立自强精神等比较优势。
七、人才风险投资的市场拓展
以上出于保守考虑，把人才风险投资的目标市场拟订在高校学生范围内。事实上，随着人才风险投资机构之间竞争的展开，各个机构会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把目标市场细化，利用不同的社会资源服务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能力倾向的人才。例如，针对成年人可以设立再创业人才投资；对于少年儿童可以设立人才早期开发投资；对于不同能力倾向者可以推出诸如职业经理人、IT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医生、创业者等不同的风险投资产品。在错位经营中，实现人才风险投资的专业化，不仅扩大了人才风险投资的服务对象，而且有利于提高投资质量。
问题与思考
由于人才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诸如市场培育问题。包括风险投资职业管理人的塑造和青年学生人力资本开发观念的树立等。
专业分工问题。人才风险投资在运作中会表现出对冷门专业、基础学科的不投资或少投资。这是否是一种引起争议的“歧视”。
制度环境问题。与政府、学校、用人单位、银行等各层面的体制融合，涉及到政府如何引导及介入的程度，纳税方面的调节、政府补贴、工商财税法各部门的合作监督等等。
人才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这与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大气候有关。如何圆满解决风险投资基金全身而退的问题，需要借鉴期权、期货以及股票市场建立的思路。
[注：此文曾获北京大学“挑战杯”学术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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