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香港突然换帅
21世纪经济报道中银香港换帅了。
5月29日，中银香港召开上市后首个股东会。主席台正中是中国银行总行行长肖钢，其左手边坐的是和广北，而在往日，这个位置上应是刘金宝。前一天，5月28日，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自2003年5月28日起，由肖钢先生代替刘明康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及非执行董事，并由和广北先生代替刘金宝先生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总裁。自同日起，刘明康先生辞去本公司董事长及非执行董事职务，刘金宝先生辞去本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总裁职务。”
5月26日市场传言刘金宝被免去中银香港的职务，同日，中国银行一位高层向本报证实这一消息。5月28日，肖钢与和广北抵达香港举行临时新闻发布会，宣布刘金宝已辞去中银香港的一切职务，调回中国银行总部。
5月29日的股东大会下午3点开始，约5点会议结束。随后肖钢走向记者席回答久待的记者们提问，记者提问的唯一话题还是刘金宝现在怎样了？
肖钢的回答是：“刘金宝在北京担任副董事长，我是董事长他是副董事长，是我的副手。”
执行者
2个月前，中银香港发布年报的会议还是由刘金宝亲自主持。市场当时猜测他是不是会出任交通银行总行行长。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让人眼睛一亮，中银香港2002年纯利66.73亿港元，较2001年猛升141.1％，超出2002年7月招股书的盈利预测62.81亿港元。不良贷款也从上一年末的10.99％下降至7.99％。
刘金宝当时说：“年内，我们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实现了对股东的承诺，巩固了我们在香港银行业中的柱石地位。”
1999年2月8日下午5时，中银大厦十七楼举行迎春暨港澳管理处主任交接仪式酒会。刘金宝接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另于1999年1月起出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并继续兼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代表中国银行出任今年香港银行公会主席。
2000年2月，刘明康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刘明康决定对中国银行这个庞然大物做一次脱胎换骨的手术，中银香港重组上市是第一步。
决策由刘金宝执行。2001年，刘金宝领导了中银香港复杂的重组。中国银行原在香港地区有12家银行和机构和若干专业公司，10月3日，重组后的中银香港正式对外营业，成为香港第二大银行———规模仅次于汇丰银行。
中银香港不是原有12家银行基础上简单的整合，组织结构也大动手术。刘金宝曾公开说，重组并非简单的机构合并，而是按照现代银行经营理念和“最佳做法”，重新设计的组织架构和经营策略。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中国银行人士评价刘金宝的中银香港重组和上市中的工作还是肯定的。毕竟是在他的任内做，中银香港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体现的是刘明康的思路。
2002年初，中银香港重组基本完成，刘金宝的任务转为领导其年内上市。这时一连串突发不利事件令其年内上市蒙上阴影。4月，刘明康再次表达了海外上市的决心，而刘金宝也出来强调，中银香港业务和上市计划不会受此影响。不过，中银香港的筹资额从最初设计的40亿－50亿美元下滑至20亿美元，并且放弃香港、美国同时上市计划，改在香港单独上市。
2002年6月17日，中银香港在深圳开董事会，决定7月末上市。这一天正是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起诉中骗贷者周强等人的日子，同时全球股市凄风惨雨。6月20日，中银香港通过香港联交所的上市聆讯。7月7日，刘明康宣布即将公开招股。次日，刘明康和刘金宝兵分两路各带一队开始亚洲、欧洲和北美全球路演。11天的路演经过了11个国家，拜访了552家机构投资者，在伦敦和纽约举行了两次大型推介会。其间也有好消息传出，美国法院最终裁定周强通过二十多个关联公司欺诈贷款罪名成立，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胜诉。胜诉增强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中银香港上市取得了巨大成功。7月25日，“中银香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此次全球招股约23亿股，集资总额达195亿港元，是香港2002年最大宗招股集资活动。其中零售部分超额认购达27倍，整体认购达到7.5倍。
上市当天，中银香港就被英国《金融时报》350指数和美国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指数确定为成份指数，刘金宝与刘明康举杯相庆。7月28日，刘金宝和刘明康又来到长城为中银香港上市庆祝。此时的刘金宝可谓前途一马平川，喜上加喜的是，上市前夕，刘明康宣布为刘金宝加薪。中银香港作为香港第二大银行，总裁刘金宝的100万年薪显然偏低，市场传言，刘的年薪提至550万港元。
2003年3月21日，刘明康升职出任新成立的银监会主席。
5月28日，中银香港宣布免去刘金宝在中银香港的所有职务。刘原先便是中国银行的副董事长，这一职务得到保留。
工农兵大学生
刘金宝今年50岁，1999年出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时只有46岁。
1976年中国银行招收了几十名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包括从北京外经贸大学毕业的刘金宝。
1977年12月，刘金宝被派往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从事了近四年的外汇、黄金交易业务。
业内一直流传广泛的事迹是在担任交易员期间，刘金宝为国家挣了很大一笔钱，被认为是杰出的交易员。
1981年10月回国，刘金宝调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一开始在经济研究所担任科员，信托业为刘金宝提供了机遇，当时信托业刚刚兴起先为“三来一补”开保函，逐渐发展出为引资提供担保等业务。刘金宝从一开始就介入了信托，1984年7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单独成立信托部门kk上海信托咨询公司，刘金宝担任了副经理，后升任经理。
1988年12月，刘金宝出任上海分行副行长，当年还获得1988年“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1993年，刘金宝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记者接触的两位银行业内人士对其任期内的业绩评价一般，认为相较其它行，当时中国银行商业化改造、市场占有率、业界的评价、积极进取精神、员工的待遇等都非常一般，但当时刘金宝的外界关系非常好。
1997年8月来港工作，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主持全面管理工作）兼香港分行总经理。
5月28日，中银香港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免去刘金宝的中银香港的职务，并称“刘金宝同志在中银香港任职近6年，有着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他在香港工作期间，相继担任过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为中银香港的发展及其重组上市做了大量的工作，董事会对刘金宝同志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但是刘金宝的新工作是什么呢？
中银香港股东大会肖钢答记者问
记者：行长，想请问两个问题。一是上海地产的上海富豪周正毅，他应有一个贷款是中银香港贷给他的银团贷款，他们的股票是抵押的，但昨天（5月28日）它的股价下跌了很多。我想知道这批贷款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贷款，现在有没有在调查？现在刘金宝先生在北京怎么样？
肖钢：为了保护我们客户的隐私和商业秘密和我们自己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们不能也没必要披露每一笔贷款情况。对你刚才提到的贷款我不加以评论。我可以再说一下，我们作为上市公司，贷款的程序是非常严格的，也就是没有一个人有权力可以自己批出一笔贷款，我们的程序是完全经得起检查的。
记者：你说你不能披露客户的资料，我想补充问，拨备方面有没有因此增加？
肖钢：我再说一句，刘金宝担任总裁期间不可能也不允许他一个人批出贷款。我们的每一笔贷款都是经过严格的信贷审查程序发放出去的，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建立了一整套信贷审查程序和机制，因此，出去的每一笔贷款都是严格按照程序的，这个不是我说的，而是上市公司受到了严格的金融监管。那么最后的拨备，我们也要根据上市公司的情况和我们的全部贷款受到损失的情况（来作），我们当然要进行适当的拨备。
记者：请问行长两个问题。你说中银香港做贷款时非常小心，但是我想问，好象是上海中银的贷款出现了一些问题，你们现在是不是在调查上海分行的情况？
肖钢：对上海和其它银行，总行可以随时进行稽核。我们对任何一个分行都可以进行稽核。
记者：现在有没有在调查上海分行？
肖钢：我们随时可以对所有的分行进行稽核？不是调查，专业词语叫稽核。
记者：他的活动有没有受到影响？
肖钢：什么活动？（众人笑）他在北京。昨天我已经讲了，在北京担任副董事长的职务。总行的副董事长，作为我的助手。我是董事长，他是副董事长。我再重复，他因公在北京总行出差开会和工作，职务是总行的副董事长。
记者：刘金宝为什么今天没有出席股东大会？
肖钢：因为他已经辞去所有中银香港的职务了，所以今天不能出席股东大会。我们注意到媒体关于周正毅的报道，如果想了解贷款情况，如果是中银香港的股东请到董事会投资关系处。作为媒体和社会公众可从总裁办企业传讯处了解。 中国经济时报：中银香港高层异动迷雾
面对甚嚣尘上的“中银香港”高层人事变局事件，自5月28日以后，传闻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问题的分野在于“正常的人事变动”的声明与“非正常的舆论一边倒”现象。
“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变动”
5月28日下午，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中国银行行长肖钢兼任中银香港董事长，中国银行副行长和广北担任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中银香港原董事长刘明康已调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原副董事长兼总裁刘金宝调回北京，继续担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
也就是在同一天下午的北京，中国银行总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向媒体宣布了中银香港的高层人事变动情况。
针对早些时候有“刘金宝‘因问题贷款被传回北京调查’”的传言，记者从中国银行总行得到的回答是“刘金宝继续担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至于其他问题则一概不予作答。
5月29日，中银香港召开上市后首个股东大会，众多香港媒体向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提问，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刘金宝为何离职”。肖钢的回答是，原副董事长兼总裁刘金宝调回北京，刘金宝先生在港工作已六年，他这次调京是“工作需要”，“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对于董事会作出的决定，肖钢的解释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中银香港这次人事变动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经过了内地、香港金融监管当局的批准”，“董事会上午开会作出决议，在下午港股收市后便予以公布”，“是及时的，不存在没有提前公布的问题”。
新任中银香港总裁和广北在股东大会上也表示，中银香港的发展策略不会改变，上市时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将不会改变，中国银行原计划2006年整体上市一事也不会受到影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5月30日，著名投资机构瑞银华宝发表报告称，中银香港29日股东大会对有关传闻“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澄清”，故将其评级由“买入”下降至“中性”。
传言是否可靠
5月26日左右，有传闻称“刘金宝调离香港，是因其在中行上海分行(1993-1997)、中银香港(1997-2003)任职期间批出巨额贷款予上海首富周正毅”。
作为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1名的上海地产大亨周正毅，其资产3.2亿美元，旗下有上海商贸、上海地产香港、英雄股份和海鸟发展(上海)4家上市公司。而此间的媒体报道是周正毅已经确定被警方扣查，扣查原因与其部分贷款项目及所涉部分上海地产项目有关。“中银香港向周正毅借出的资金有违规之嫌”，因为“以周正毅的身份和他个人控制的资产规模，一般情况下没有能力获取多达20亿元的贷款”。
直到6月2日，香港媒体仍有“‘上海首富’周正毅女友毛玉萍被香港廉政公署扣查”的报道。
“是否对刘金宝进行调查，取决于他在贷款中有没有违规，这在目前外界还很难搞清楚。”北京的多位金融机构人士均对记者这样表示。
但在5月29日中银香港首次股东大会上，新任董事长肖钢则称，中银香港作为上市公司，每宗贷款均经过严格审核，要符合香港及内地监管规则。他强调，“每宗信贷均经过正常程序批核，不可能单凭一个人就可以批出贷款”。他还强调，他们不时会对内地及海外分行进行稽核，海外分行及其它内地分行也可互相稽核，目前银行已有合适制度严格稽核任何贷款。
会否影响经营目标？
记者注意到，在5月29日召开的中银香港股东大会上，现年49岁新任总裁和广北在答记者问时说，完成今年的经营任务及长远发展目标，是他本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不过，他针对的是非典型肺炎对银行的经营业绩上。但是，有金融界研究人员称，“这不可避免地包括人事变动带来的影响”。
不过，新任董事长肖钢则显得直率。也就是在此次股东大会上，肖钢称，“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或改变中银香港既定的发展战略和业务策略”，“中国银行在2006年整体上市的计划也没有改变”。
“现年45岁的肖钢在到中国银行担任行长之前，在中国人民银行当副行长，一直分管信托业。以前一直在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工作。在广国投事件发生后，他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大区行行长。作风一贯稳重、谨慎。”一位信托界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而肖钢于今年3月21日到中国银行履新时，原中银香港董事长刘明康的评价是：“肖钢同志年富力强，政治上坚定，思想解放，勤奋敬业，思维敏捷，勇于开拓创新，作风朴实，为人正派。他长期从事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工作，既有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经验，又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他来中国银行工作，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当时，中国银行集团的业绩是，按五级分类口径，截至2002年末，中国银行集团不良资产率下降到22.37%，比2001年末下降5.14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的新发放贷款不良比率控制在0.5%以内。按“一逾两呆”口径，2002年中国银行集团国内行不良贷款率下降到18.79%，比2001年下降5.34个百分点。
而肖钢的前任，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此前曾在一个非公开场合称，将力争在2006内将中国银行上市，使其成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首家上市银行，“否则将无法生存”。 中银香港高层惊变迷宫 问题贷款考验银监会
《周末》/吕菽菲
不知道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心里是何种滋味，刚刚履新一个月的他面对的上任后第一桩棘手的监管事件，就是拿中国银行“开刀”。而在担任银监会主席之前，他的职务是中国银行行长，同时担任着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5月29日上午，北京。刘明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银监会首次新闻发布会上露面，对银监会的目标及职责侃侃而谈。“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动。”刘明康表示 将“尽心竭力，不辱使命”，视“保护存款人利益”为天职。虽然“并无明显的挥刀迹象”，但他强调“将通过监管来促进银行内控机制的形成和内控效率的提高”。
刘金宝离职事件
与此同时，地点切换至香港，另一个更为受人关注的会议即将举行。这就是中银香港上市后的首个股东大会。备受关注的原因当然不仅仅因为是“首个”，而是前一日宣布的中银香港新的领导层公开亮相。
刘明康辞去中银香港董事长及非执行董事职务，由现任中国银行行长肖钢接任，这早在媒体和公众的预料之中。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刘金宝在公司担任的一切职务(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总裁)都将由和广北接替。刘金宝是中银香港重组及上市的直接执行者。
下午3点，股东大会开始，中银香港的新领导层如期而至。由于坊间传言“上海首富周正毅被调查”一事，刘金宝脱不了干系，因此刘的去向成为关注的焦点。值得寻味的是，股东大会召开的前一天，肖钢和和广北抵达香港后立即举行了临时新闻发布会，宣布辞去中银香港一切职务的刘金宝被调回了中国银行总部。仍然是这一天，在中银香港发布的公告中称：“刘金宝同志在中银香港任职近6年，有着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他在香港工作期间，相继担任过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为中银香港的发展及其重组上市做了大量的工作，董事会对刘金宝同志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但关于他的种种猜测还是被一一地提了出来。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刘金宝的活动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个问题时，肖钢予以了坚决否认，声称刘的调动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他说：“什么活动？(众人笑)他在北京。昨天我已经讲了，在北京担任副董事长的职务，总行的副董事长，作为我的助手。我是董事长，他是副董事长。我再重复一下，他因公在北京总行出差开会和工作，职务是总行的副董事长。”
然而，5月下旬以来，中银香港风声鹤唳，关于刘金宝的离职，种种猜测早已不胫而走。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刘与周是旧识，在周领导的农凯系的壮大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刘的经历来看，1989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后任行长，直到1997年，他转任中国银行港澳办事处常务副主任兼香港分行总经理。这段时间跨度，和周正毅创业的时期非常吻合。而最引起大家遐想的是，周确实从中国银行得到过多项贷款。
还有一种说法是，刘与中国银行前行长王雪冰一事可能有所牵连。1999年，刘金宝的职务是中银香港办公室主任。同年7月上任的中银香港总裁梁小庭在任时间非常短，原因是涉嫌收受贿赂与洗钱。此后刘被任命为总裁，刘与王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比较微妙。
事实上，此前今年50岁的刘金宝前途被认为是一片光明，由于中银香港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获得了市场普遍的认可，当时市场的猜测是，他是否会出任交通银行总行长。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更多的猜测是，他是否会步王雪冰的后尘。当然，这种猜测还仅流于传言，与王雪冰相似的是，刘金宝也是1976年中国银行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大**中的一个，毕业于北京外经贸大学；1977年12月被派往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不过，四年后——1981年10月，刘金宝就回到国内，调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
浮现“王雪冰事件”阴影
“王雪冰事件”对中国银行乃至中银香港的影响非常巨大，即便事隔1年多，其仍然像幽灵似的困扰着中银香港。
在担任中国银行总行长期间，刘明康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能实现中银香港美国、香港同时上市的计划。2000年2月，刚接任行长的刘明康毅然决定对中国银行进行“清房行动”——清理历史、加强内控，中银香港重组上市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2002年初，中银香港复杂的重组基本完成，而重组的直接执行者就是眼下传言四起的刘金宝。此时，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案曝光：1月15日，当时的央行行长戴相龙说，将对已被免职的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继续审查，因其在中国银行任职期间对该行有关信贷案件负有责任。1月18日，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联合消息，对其违规行为做出处罚：中行纽约分行将向美国OCC交纳1000万美元罚款，其母公司中国银行则向中国人民银行交纳相当于1000万美元的人民币罚款，两项罚款总计2000万美元。原因是包括纽约分行在内的中行在美国的三家分行，于1991年至1999年间，被发现有不当行为。事情都发生在王雪冰1988年到1993年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行长期间。
“王雪冰事件”以及其后中国银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中银香港的上市计划受到影响。虽然中银香港在香港的上市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筹资额从最初计划的40亿-50亿美元变更为20亿美元，并且放弃了在香港、美国同时上市的计划。中银香港在上市招股书中的“法律及监管事务”一栏提及王雪冰涉嫌在1994年在未经适当的授权或抵押而批出贷款，该笔贷款又在1996年透过一些有问题的信贷偿还。除王雪冰外，招股书还提到中银香港分行前第一副总经理梁小庭亦牵连1994年的贷款。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显示，王雪冰的妻子和中国台湾的刘××在美国成立公司，向中银香港取得了一笔贷款，批出这笔贷款的正是梁小庭，他还与中银香港透过香港宝生银行洗500亿港元的黑钱有关。
其实，中银香港最终的成功上市仍然与“王雪冰事件”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2002年7月8日，刘明康和刘金宝兵分两路开始在亚洲、欧洲和北美进行为期11天的全球路演。7月11日，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始于2001年2月的对其客户周强等的诉讼案有了初步结果。根据纽约南区法院陪审团的裁决，原告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获胜，有望获赔1.05亿美元；骗贷者周强通过20多个关联公司欺诈贷款罪名成立。胜诉在路演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7月25日，“中银香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但“王雪冰事件”所形成的震荡并没有因中银香港的上市而终结，此次刘金宝离职据称也和此案件的牵连有关。不仅如此，即便是“周正毅被查事件”也和其有一定关系。根据香港媒体消息，去年年初王雪冰因为经济犯罪而接受调查时，前中央金融工委已开始就中行上海分行的多宗未能收回的贷款事宜进行全面调查。
刘明康放弃认股权
在中银香港两大巨头被换事件中，刘金宝的去向目前还不明确，而被一些媒体大事炒作的“刘明康拥有的1735200股认股权究竟该如何解决”一事则已经有了明确的说法。
5月22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在北京发表谈话特别强调，有些媒体猜测刘明康先生认股权如何解决会影响到有关工作的进度，这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刘明康先生早在4月初赴银监会任职之际，就提出了辞去中银香港相关任职、放弃所持认股权的申请，有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刘明康拥有的173.52万股认股权，是2002年7月中银香港上市时针对高管设计的一项激励措施。王兆文在谈话中指出，实际情况是，中银香港上市时，经国务院职能部门批准，中银香港董事会研究决定，授予董事长刘明康先生1735200股认股权，行权价为每股8.5港元，上市满一年后，可每年行使25%，行权有效期为10年。按中银香港上市前认股权的规定，“该等认股权于股份开始在联交所买卖之日起及一年内均不得行使”，因此，刘明康先生不能行使认股权，同时，鉴于刘明康先生已调银行监管部门任职，按照规定，也不能拥有被监管机构的认股权。
引发媒体关注的是，并不是刘明康拥有的这173.52万股认股权本身，而是其特殊的身份——银监会主席，负责对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国内大小银行的监管。“当其角色在银行家和银行监管之间变换的时候，类似中银香港这样符合国际惯例给予高管人员认股权的激励制度便会遭遇合法性的问题。”一位知名的经济学者如是说。长期以来，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都具有副部级官员的身份，他们的角色经常在银行监管部门——央行以及新成立不久的银监会的高级官员与被监管金融机构的领导之间转换，如现任中国银行行长此前是央行副行长。也因此，他们在担任国有银行行长时，身份是政府官员还是银行家？是以官员的身份获得认股权，还是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获得？如果其身份是政府官员的话，获取认股权是否合适？这一连串的问题让公众感到迷茫。
惊变之后
中银香港高层变阵的谜局目前很难有一个很清晰的轮廓。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变阵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好，而恰恰是金融监管显效的成果。对于中银香港而言，刘金宝的离职、问题贷款的处置，或许有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短期之内会降低市场对中银香港企业管理水平的信心，但从长远来看，正如刘明康在任中国银行总行长时常说的“打扫清房子再请客”，其规范的运作势必使中国银行2006年上市的目标得以实现。这对肖钢来说是个考验，对刘明康亦是。 刘金宝事件不应成谜
财经/胡舒立
时值5月底，中银香港（2388）总裁刘金宝突然去职一事，在香港市场上闹得沸沸扬扬。
以新任中国银行行长身份接替刘明康担任中银香港董事长的肖钢告诉香港记者，是次人事变动是“平常事情，CEO调来调去很正常”，刘已在港工作六年，调回去是工作需要。
然而，市场对肖的解释并不认可。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正常的人事调动，应当给刘金宝留出在港公开进行新旧交接的时间，操作上更接近于六年前刘金宝接替其前任羊子林；而此次刘金宝离职仓卒已极，甚至来不及参加行将召开的首次股东大会，显然事出蹊跷，让人觉得更像四年前的朱小华去职光大集团（参见1999年8月5日本栏目文章《光大启示》）。
事实上，在刘去职的同时，市场已经有了“上海首富”周正毅因为从中银获巨额贷款一事被要求协助调查的传言，而刘金宝现任中银香港总裁及前任中银上海分行行长的身份必引致诸多猜测，香港报纸对此之议论沸沸扬扬。刘在此时突然离职，相关问题实应给予更多解释。否则，就为市场留下一个谜团。
决策者们可能主要把刘金宝的离任看成高级金融干部调动（正常与否再另讲），不必马上说出真正原因。甚至以为在给出含糊说法之后，让市场具有某种负面想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中银香港毕竟是去年7月刚上市的蓝筹股公司，其上市本身曾在冷清的香港资本市场成为一桩盛事，公司也一直被寄予较高期望。而此番刘金宝突然去职，大股东中国银行对于其中的原因定是清楚的，却并不肯按市场的通行准则，公开透明地告知持股21.74％的众多小股东，其实是无视小股东的应有权利。这对于小股东是极大的不公平，表明这一国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惟一的上市公司虽然在上市之前曾信誓旦旦，但尚未真正学会将小股东同样视为公司主人的市场规则。国际投资者会将此事看得很重，视为投资风险，进而举一反三地对国企股进行再评估。
刘金宝的个人命运如何，是另一个舆论关注点。但在当前，“刘金宝之谜”出现，则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究竟应该依据何种原则方式，来选用国企上市金融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市场的方式，还是传统的方式？
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整体滞后的情况下，中银香港去年7月的成功上市，曾被看成一项重大的改革突破，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无不欣羡之至。今年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在不同场合提出近期或中期的上市构想，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犹为积极，已经拿出分拆上市的方案（参见《财经》2003年4月20日号文章《建行、中行上市加速》）。但中银香港的此番人事震动足以表明，在高级管理层选用沿用旧制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纵使债务剥离、重组成功，进入资本市场，仍难以按现代公司的原则独立运行。应当将重组与改制结合起来，坚决地改变上级组织部门选派管理层的方式，由公司董事会按市场原则选用管理者，按市场通行的方式对其进行激励约束。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真正收改革之效，赢得资本市场的长期信任。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海外上市，在人事任用办法上其实与中银香港无二。但有几个原因，使中银香港这样的金融类上市公司按市场原则选用最高管理层更为迫切：其一，是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因为金融人才相对稀缺，以传统方式选人用人往昔已多有失败，因而更需要以市场原则来进行资源配置；其二，是金融改革的整体滞后性，因为直到今天，国有金融机构还未完成公司化改造，其资产管理体制也未进入“党政分开”与“政资分开”的组织框架。当前既然有关当局有意以上市重组作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之一，理应在此过程中同步进行用人制度改革，在CEO等高管任用上采用市场机制。这种做法看似激进，其实完全具备可操作性。资本市场的现实和投资者的压力，可以帮助决策者更好地下决心。
刘金宝走后，接任者为原中银香港副总裁和广北。中银香港不久前公布管理层最高年薪550万港元，此数目此次可能会移至和氏名下。不过对中资企业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所谓550万港元，至多只是名义工资。因为和广北与刘金宝一样仍属于体制内的“派出干部”，其激励约束自另有一套体制性办法，但绝不是高薪，也不是市场定的。
如果期待中银香港不再出现“刘金宝之谜”，应当从现在起改变用人办法。面向市场选用人才，550万港元不能再是名义。 中银香港前任总裁刘金宝：王雪冰后遗症
银河证券网 贺可 岳刚
从５月２８日起，中银香港前任总裁刘金宝的去向成为香港和内地财经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各方纷纷猜测刘金宝的去向和命运时，经过多方询问，记者了解到的说法是：５月２７日，中国银监会负责人和中纪委的官员来到香港，宣布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被免职；之后，刘金宝被中联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人员带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刘金宝就一直住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座宾馆内。
在中国银行和中银香港不对大量媒体报道刘金宝问题作出应有回应的情况下，刘金宝事件平添了或许是不该有的神秘色彩。
刘金宝出事？
在中国银行前行长兼中银香港董事长刘明康３月２８日离开中国银行就任中国银监会主席之后，对于中银香港而言，新任中国银行行长的肖钢接替刘明康成为中银香港的董事长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可言。可是，５月２８日，中银香港宣布由肖钢接替刘明康担任中银香港董事长的同时，宣布了由和广北接替刘金宝担任中银香港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总裁这个消息。
此前，刘金宝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１９９９年２月接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并在过去两年领导了中银香港的重组和上市。不久前刚刚公布，中银香港上市第一年盈利６６亿元港币，这一结果应该是令市场满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刘的突然去职为市场和公众留下了想象空间。
当时有关刘金宝去向的传说有两个版本：其一，中国银行准备在２００６年上市，刘金宝调回中国银行总行工作，就是充分利用他在中银香港上市过程中获取的丰富经验，推动中国银行成功上市；其二，刘金宝回到北京后将出任交通银行总行的行长。而随后，关于上海第一富豪周正毅去年年初为收购建联通（上海地产的前身）从中银香港获得的２０亿港币贷款存在问题这一消息被披露时，人们才意识到：刘金宝可能出事了。这时，关于刘金宝的传言四起。伴随着传言，中银香港的股价一路走低，在６月４日已经跌破８港币每股的心理大关，跌至７．９港币。?
但是，中国银行仍未回应市场传言。５月２９日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肖钢说刘的调动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中国银行新闻处的有关人士也告诉记者：第一，刘金宝现在北京工作；第二，刘金宝现在还是中国银行的副董事长，还在履行副董事长的职责；第三，中国银行对外界传言无任何评论。当记者问到他这些天在中国银行的大楼里是否见到了刘金宝上班，他说没法回答。
王雪冰后遗症
香港一家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认为，中国银行的问题不是第一次，刘金宝事件给人的印象是“又出来了一个”。刘金宝的前任梁小庭在１９９９年就是被免职的。而刘金宝出事无疑是去年的王雪冰事件的某种延续。
去年１月１５日，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王雪冰落马导致了中国银行的震荡——王落马的原因是其在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３年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行长期间以及在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０年担任中国银行行长期间涉嫌金融违法犯罪行为。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ＯＣＣ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联合消息，对包括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在内的中行在美国的三家分行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９年间的不当行为做出双方各１０００万美元的处罚。这一震荡直接导致了中银香港在纽约和香港两地同时上市计划的搁浅。７月１１日，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对其客户周强等的诉讼案有了初步结果，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获胜，有望获赔１．０５亿美元；骗贷者周强通过２０多个关联公司欺诈贷款罪名成立。７月２５日中银香港成功上市。此后，很多人认为王雪冰事件对于中国银行的负面影响已经终结。而刘金宝事件则让人们看到王雪冰后遗症在中国银行再次显现。据报道，王雪冰因为经济犯罪而接受调查时，前中央金融工委就已开始对中行上海分行的多宗未能收回的贷款事宜进行调查。据消息人士透露，刘金宝出事和他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间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期间的这些“问题贷款”有关，而这些“问题贷款”中的部分又与周正毅有关。
中行上海分行也是中行下面问题颇多的一个分行。据权威监管部门透露，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存在下列金融违规和违法犯罪问题：超权限、逆程序、违纪违规放贷５９００万美元和人民币３亿元，其中美元部分的全部和人民币部分中的２亿元都没有收回。后经查证，这部分资金违规流入香港股市；放贷控制不利，造成９亿元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对关联企业相互担保审查不严造成不良贷款１．５亿元；为一民营公司贷款１５亿元，其中有２．６亿元流入香港股市；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９９９年５月，为上海嘉士德华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违规开进口信用证，共计７６００多万美元，其中５亿元人民币无法追回；未经总行批准，擅自向个人发放不指定用途的住房抵押贷款３０００多万元。这其中就包括部分刘金宝在任上海分行行长期间发生的违规违法行为。而刘金宝的出事表明，中央政府决心对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一查到底。
近年来中国银行发生的银行家落马事件有，原中国银行海南分行行长王某携款逃往国外；中国银行安徽分行副行长赵安歌贪污受贿案；再有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骗贷案；中国银行港澳办事处前主任梁小庭受贿和洗钱案；还有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巨额资金抽逃案以及目前中纪委介入调查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问题贷款。这些违法违规甚至金融犯罪大多发生在王雪冰就任中国银行行长的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０年。业内人士指出，中国银行需要花更大的努力才能够彻底消除王雪冰后遗症。
信息披露缺陷
“肖钢宣布中银香港总裁的变动时，对外的说法是正常的人事变动，对于国内的媒体来说，这是大家通常理解的官方说法。但是对于中银香港这样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众公司来说，以这种方式回应市场就显得既不充分也不透明。”香港一家当地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这样对记者说。
曾经在香港中银集团工作过的一位分析师告诉记者，在中银香港上市之前，无论是中国银行还是香港中银集团，一把手的调来调去，或者被免职与否，只是它们作为国有企业的行为，公众对这种事情的看法往往是从银行体系风险的角度出发。但是中银香港作为上市公司，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有企业，而是一家公众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和作为国有企业，公众和投资者对于两者信息披露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别。中银香港作为公众公司，它的董事会需要向所有的股东负责，而不是仅仅向控股股东负责。涉及公司的重大事件应该向所有的股东及时披露信息。因此，从信息披露的角度来看，中银香港对刘金宝事件的信息披露与香港上市公司通常的要求还有差距。如果刘金宝被证实已经被“双规”的话，中国银行和中银香港此前的说法就有隐瞒事实真相的嫌疑。
这位分析师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不仅仅是中银香港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是国有企业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时面临的信息如何披露问题。作为国内媒体，对于官方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问题官员的一些处理方式和程序可以理解，但是海外媒体显然不能理解这一点。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之后，尽管国有股仍占绝大部分，尽管其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仍然由政府任命，但只要以公众公司的形象出现，如何披露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的变动的信息就值得特别注意。中银香港对刘金宝事件在信息披露方面就与国际观念有差异，也与绝大多数香港上市公司的做法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一位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四大银行本身的体制不变，官本位不变，尽管银行通过很大努力搞贷款责任制，由于体制的漏洞非常大，新的不良贷款还会由于体制而产生。周正毅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信贷资产作为抵押，从中银香港获得贷款，这本身就违反了外汇管理规定。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大笔的贷款，这显然有问题。从这笔贷款可以看出中国银行内地的机构与中银香港的关联关系非常复杂，关联交易引发了特殊的商业往来，增加了中银香港的信贷风险。对于香港本地的上市公司来说，显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对于Ｈ股、红筹股企业来说，海外上市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产生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国内企业的贷款担保链十分复杂，这种担保链是否同样也延伸到中国银行的内地机构和中银香港之间？
汇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目前四大银行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上市计划，准备在未来３－５年内上市，并且大多选择在海外上市。之所以它们对上市那么热心，是看到了上市的好处——可以募集资金，提高公众形象。但是通过中银香港这件事情它们也应该意识到上市本身也是有代价的——必须比以前更公开地披露信息，尤其是在海外上市。如果国有银行出现问题不是一些小职员、几个处长骗点钱，而是经常把银行的高层，甚至一把手也牵扯进去的话，人们就会对国有银行在基本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能否有效地改变它们的公司治理产生怀疑。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指出的，四大银行在三五年内上市的提法是好的，问题是上市，尤其是海外上市的可行性有多大：如何让投资者相信它们的不良资产指标，相信它们能够按照公众公司的要求来披露信息。从这一点来说，国有银行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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