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辜鸿铭传——真正的愤青、愤老！
作者：夏双刃辜鸿铭者，名汤生，字立诚，自号慵人，南洋世家子也。先祖本姓陈，世居厦门捕鱼，偶因醉酒伤人，避祸于南洋之槟榔屿，取罪疚之意，改姓辜。曾祖礼欢，为英人之华族甲必丹。祖龙池，为吉打州拿督勋爵。父紫云，为英商布朗总管橡胶园。鸿铭其次子也，母葡萄牙人。咸丰七年（1857）生，幼聪慧可人，布朗甚喜之，收为义子，携回苏格兰。时方十岁，父母诫之曰：“慎勿忘汝中国人也。”
稍长，谙英、德、法、拉丁、希腊语言，考入爱丁堡大学，获文学硕士。转赴莱比锡大学读工科，得学位。曾读西哲莱布尼茨、伏尔泰、卡莱尔、歌德、狄德罗著作，知西方文明之道德沦落，而中华文明之适足救之也。学成回南洋，任职于新加坡辅政司。光绪七年（1881），马建忠为朝廷宣威南侨，鸿铭与阔谈三日，益知中国之博大闳深，乃去洋装，蓄发辫，辞职赴香港，闭门学古。稍成，赴沪访建忠不遇，乃随处旁听私塾。偶闻《大学》有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忽有所悟，乃取字鸿铭。未几，折回香港，船中有洋人诋毁中国，鸿铭乃以多国语舌战之，颇挫其锐。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见而奇之，荐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为参邦交之事。订各国报刊，藉资浏览，每有要闻，辄逐句详解，之洞辄危坐安乐椅中倾听不倦。一时湖北新政策画，一切事宜，胥由鸿铭建议，梁鼎芬襄助，之洞立予施行。故气象灿然，为各省冠。且既署洋务，凡辱华者，概以四夷视之。尝云：“何谓夷人。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惟武力是视，恃强凌弱，不知何谓真正文明而妄以文明自尊之欧洲人，皆夷人无疑也。”盖能傲视西洋者，当时甚阙如也。之洞爱之，二十余年，礼遇不少衰焉。
之洞幕中多翰林，鸿铭欲拜诸师，皆不可致。乃以《康熙字典》为入，六经子史为出，谓道固在是，无待旁求。沈曾植固辱之曰：“尔所言吾尽知，然尔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鸿铭大羞，乃自号汉滨读易者，益沉酣寝馈，积年而大成。越十数年，谒曾植曰：“敢问可有先生通而吾不通者耶。”
伊藤博文难辜鸿铭曰：“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竟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今世哉。”鸿铭笑曰：“孔子之道，譬若数学之加减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虽数千年不易也，宁可致三三得八欤。夫日本苟无孔子之教，焉得有今日。然今日之数学固已改良矣，譬若吾国借款于贵国，本三三得九，孰料止得三三得七。至还款时，不虞已是三三得十一。君以为然否。”伊藤大窘而去。
时西学大行于世，鸿铭以为若以欧美之学变中国之制，则乱中国有余，而救中国不足。盖鸿铭自西洋来，明其所以，见中华道德之美，恰西洋所尤缺者也，遂以中华为世界文明之冠，以为未来之世必儒教之世。故其国粹之心，殊不同于诸儒而更甚。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进而缠足、纳妾、游狎、吐痰，凡国故者无不爱之。偶于武昌*寮，见仳离之日本女子，名吉田贞子，因通日语，知其家事而怜之，遂赎为妾，宠爱非常。时有洋女子诘之，鸿铭曰：“纳妾之事，譬若茶壶与茶杯，壶一而杯众焉。”又比喻曰：“譬若汽车四轮胎，夫人府上竟备四打气筒乎？” 鸿铭哀国民之卑己，时国人欲剪辫，乃作《在德不在辫》一文驳之，文曰：“果截发辫可得洋人青眼乎？果着洋服可得洋人青眼乎？谬矣，如此洋人必益轻我。惟我截然与洋人大异，持我国毫无逊色之传统，昂藏与之抗礼，了无逊人之意，洋人始能敬我。”又上书之洞，备陈西学西政之失，以论时事，开报馆，立议院者，皆西洋乱政之所由来，若民气一动，不可复静，驯至辨言乱政，将不可收拾云耳。
庚子年，义和团兴，中外振动。鸿铭乃以英文作《尊王篇》，明列国之非。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又驳康有为曰：“惟皇太后不偏不倚，允执厥中。”然其亦非谄谀，尝于太后万寿节编《爱民歌》，辞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时西人衔恶义和团，愈持黄祸之论，辜鸿以英文作《文明与混乱》一文驳之。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黄浦江浚治局督办。时有西人舞弊工程，鸿铭缉之。其领事委蛇曰：“我等俱非专家，兹事恐不能查。”鸿铭乃以莱比锡大学工科文凭示之，彼相顾失色。然两江总督循不追究，鸿铭乃将证据登诸报端。如是而止。旋擢外交部左丞，以修邦交之重于武备，曰：“庚子之变，多因中外隔阂过深，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今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为国雪耻，遂致朝廷近日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此犹非计之得者。盖彼卧薪尝胆之论，乃战国列邦之陋习也。”罗振玉闻之叹曰：“贾长沙复生亦不过如是矣。”宣统二年（1910），朝廷赏文科进士，严复、詹天佑与同榜焉。
张之洞殁，鸿铭悲怀故人，遂摭拾旧闻，成《张文襄幕府纪闻》二卷。以张之洞为儒臣，曾国藩为大臣。三公论道，则儒臣之事。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则大臣之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而李鸿章则为功臣，弊在纯为利己，无所变更。至于梁启超辈，直作艺者耳。又论袁世凯云：“宫保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则兵将知有宫保而不知有国家。一遇疆场有事，将士各为其领兵统帅，临阵必然彼此不相顾救，如此，则中国未经外人瓜分而固亦瓜分矣。”又以英文撰《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以英国红衣主教纽曼攻击自由主义之事，与张之洞之攻击维新互见，以自由与维新为邪恶势力，痛惜纽曼与之洞之败。德人卫礼贤见而异之，译为德文，遂为新康德学派所顶礼，列为哲学系之必读书。
民国始肇，鸿铭时为南洋公学校长，不肯易其辫服，自诩老大中国之最后代表。尝笑解云：“常人笑我愚忠于清室，吾岂止如是。吾非仅效忠于世受皇恩之清室，亦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也。”唐绍仪欲为袁世凯罗致鸿铭，因设宴款曲，劝曰：“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鸿铭坚拒曰：“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言毕掷杯不辞而去。绍仪等敬之尤甚。
尝为五国银行团翻译，忽闻彼团欲借款与袁总统，以进军南方，乃愤而辞职。且詈之曰：“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袁总统殁，鸿铭更大宴宾客，以为庆典。张勋复辟，鸿铭踊跃参其事，名列外务部。时论羞之。蔡元培主北大，兼容并包，聘鸿铭为教授，开英国诗歌、希腊文诸科。初登杏坛，学生睹其辫子，一发哄笑。鸿铭正色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一座霎时静默。遂诲众曰：“所以学英文者，冀将我国温柔敦厚之诗教，化谕此夷也。”时胡适自美返，教哲学课，意气风发，谓不可一世。鸿铭以其所持乃美国中下层英语，且不通希腊文与德文，则必不能窥西方古今哲学之堂奥也。时京城新人云集，多留学深素之士，然皆服膺鸿铭，以其外文为超迈同侪，纵外人亦难出其右也。鸿铭更与林琴南驳白话文，云语言者通俗未必佳，诚如莎士比亚之英文较之当代英文更胜，而中国文言亦较时下之白话为佳也。乃以经典英文译《论语》、《中庸》、《大学》，引歌德等西哲为注释，以教化西人。
鸿铭撰《春秋大义》，以西方之富强，源自不义之战。其所谓文明，流弊无穷，今欧战是也。科学愈进，则战争愈烈，欲弭兵止戈，惟中国礼教可也。盖文明之价值，不在于其物质积累，亦不在于科学发明，而在乎人性类型之造就，是为文明之灵魂所在，所谓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也。方今之世，美人博大纯朴而不深沈，英人深沈纯朴而不博大，德人深沉博大而不纯朴，惟中国集深沈博大淳朴灵敏于一体，为确然之道德文明。时留学生多崇尚西术，直欲一夜之内摧毁国故，鸿铭愤云：“吾早在英伦之际，已知何谓祖国。为祖国故，富贵复何加焉。今学人竟不省此，自摇根本，附人骥尾。宁不殆哉。”泰戈尔访华，学人雀跃趋迎。惟鸿铭闭门谢之，以其不通易经，故宁知东方惟精惟一之论，不若回印度整理诗集耳。先此，鸿铭与泰戈尔同获诺贝尔提名，泰戈尔终膺之，然鸿铭亦终轻之。
妾吉田贞子病殁，遗一双子女，鸿铭葬之于上海万国公墓，亲书“日本之孝女”。久不能忘，置其遗髪于枕下。民国十三年（1924），赴日本讲学。鸿铭以中日为兄弟之争，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实中国传统之功也。西人言性恶，互为猜忌攻伐，衍为欧战。若听任之，必人类之浩劫也。日本若持续西化，亦必当扰乱东方，与彼概同。故当喝止西化，荷担复兴东方文明之使命，进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喝止中国之西化。而日本须将纯正之中华文明反馈中国，此则天予日本之使命也。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之论，日人因之而成大东亚之论。讲学三年乃返，入张作霖幕。旋为山东大学校长，未赴。
鸿铭论民主云：“古今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有变，水涨船高，后来居上，焉能将汤武革命模拟于列宁革命哉。然民主精神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论帝王总统主席，凡具民主精神者皆佳，尧、舜、华盛顿、林肯是也，凡无民主精神者俱僭，桀、纣、袁世凯、曹锟是也。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领导者尤重于制度也。领导者妄，则如恶魔乎。英文民主一字，拆而作恶魔加疯狂而已。今列宁已耳，孰知其后来者如何。”
民国十七年四月三十日，以寒热症卒于北京，年七十有二。平生通汉、英、德、法、葡、拉丁、希腊、日、马来语，获十三博士学位，遗着有《张文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传世。
苏曼殊有云：“国家养士，舍辜先生外，皆土阿福也。”盖其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余者皆远不及也。忆昔陋居颜巷之日，洋人络绎来访，皆曰至北京可不看三大殿，然不可不看辜鸿铭。或悯其油灯昏暗，鸿铭答曰：“吾中国人讲求明心见性，其灯自亮，不似尔等西洋人专务外表也。”其睥睨欣荣富贵，自重精神，一概如是。方今媚外之人，宁无愧哉？
赞曰：彼美一人，西方之人。予岂好辩，予惟好辫。南北西东，五洋缺中。将身立命，孰得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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