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回信力建，中国需要适度的民族主义
前按：本不想提这个话题，但是，看了凤凰网的红人信力建的一篇文章《中国不应成为接收民族主义的垃圾桶》之后，感觉不能不谈一下民族主义的问题，信某人通篇不离欧洲文献、讲话、故事、历史等看似有文化的选录，然而，这又骗得了谁呢？我只问他以下几个问题：近500年来，欧洲人干了什么？现在正在干什么？将来想要干什么？他们有资格压抑他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吗？我必须用另一个结论回击信力建：世界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仍然是利益的冲突，你守不住民族的利益，你就随时可能被霸道的民族扔进垃圾桶！民族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到底与国家主义又是什么关系？
简单讲民族主义就是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最高位置的某种思想运动。这种运动是一种纯粹的、自发的、历史性的、建立在文化和种族不同基础上的情绪反应。当今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民族主义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估计短期内也不会消亡。
中国曾经是有过大汉族主义情结，但是，从整个历史的进程来讲，越往现代文明发展，大汉族主义越来越弱，非汉族朝代占据近千年来几乎一半的时间，56个民族已经统称为“中华民族”，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均出现出华族整体的概念，如果说中国现在有什么民族主义情结的话，那这种情结就是中华民族的自尊、自立、自强的情结。
如果进一步把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联系起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体上已经接近国家主义的范畴，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的民族融合体，国家就是这个融合体的表征，所谓以国家为至上主体的观念也就是以中华民族至上的观念。大可不必再去细致地区分什么文化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隔阂问题。
世界主义的说法曾经一度在中国的精英行列流行过，这些人多半仇视民族主义者，并通常会把民族主义者看成是低级国人，然而，竞争观念和列强侵略的实事结束了某些人的虚荣心，世界主义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西方标榜的世界主义存在的话，那无休止的战争和掠夺就不会在世界各地长期存在，细嚼慢咽完帝国主义的不同新词汇之后，不得不理性的承认：适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民族主义本身是中性的，是全人类普遍存在的，但在中国却无端的贬化，没有民族主义的存在，莫非人类大同、世界大同？我国人爱国之心久不发达，实为世界主义为之梗也。
有很多人认为美国就没有民族主义情绪，果然如此吗？大概未必。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民族之广堪称世界第一，说要用某个统一的什么“美国民族”来概括恐怕难以获得认同。然而，并非就能据此认为美国不存在民族主义，美国的主流是白人，这是一个种族主义概念，这是一个基于某种共同信仰的概念，其它所有的外来民族实际上并不站在美国的主流平台之上，哪怕有黑人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美国是一个成功用国家主义取代民族主义的典型事例，美国渲泻情绪的方式是国家主义。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的派系独立构成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既有鹰派，也有颌派。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采取什么策略主要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来进行取舍，决不是永远的鹰派主流，也不可能永远颌派说了算，国家利益是平衡的法码。
中国部分民众有那么一点民族主义不是坏事，不必动则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美国一任总统可以开两个战场，美国是不是就极端国家主义了？如果是，中国精英怎就闭口不谈？一个国家在某个时候为了达到某个目标适当温和一些理当如此，换取一个和平的空间十分必要。但是，国与国的交往，利益决定一切，岂能永远坚守同一策略等对手把利益送上门来？那不是光棍等女人——空劳神。缺少适度的民族主义，遭受围剿是必然之事。
有些人偏执地认为，中国一旦出现民族主义情绪，理性声音就会得不到表达。持此种观点的人我看都是庸人自扰，现在中国的理性声音还不够吗？颌派还不够主流吗？为什么鹰派的声音还能从夹缝中发出来呢？为什么被资产阶级控制得如此广泛的媒体还能听到鹰派的发声呢？说明还是压不死的嘛。哪能容不得一点情绪反应呢？不管谁是主流，都不会完全压制住另一方的声音，中国自古至今都是理性多于冲动，根本不要怕什么极端民族主义，最怕的是民族虚无主义，最怕的是面对羞辱还装君子，最可怜的是挨到嘴巴却到处找同情。
理性的声音不是用来换取西方人的理解。中国人要理性，但理性不是用来换取西方人的理解和同情，理性是用来保护中华民族顺利前行的，同样，鹰派声音也是用来为复兴保驾护航的，当两者实现了目标上的统一，中国就没有必要仰人鼻息了。
有关“民族主义”的各种解释，多数都把民族主义倾向于极端化民族利益和极端化爱国的立场，也有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大民族对小民族的压迫和小民族的自我抗争，不管用什么样的解释，归根结底都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只不过程度过激与否。现阶段不害怕中国会出现极端民族主义，反倒更害怕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的泛滥。某些主流动不动就抛出个“？？无国界”，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几乎用最短的时间“被无国界”了，但是，并没有看到西方国家在诱骗它国无国界后，他们自己也对它国无国界。
很明显，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一定阶段，所有的概念渗透都是幌子，背后全是各自民族的利益。中国在历史上的确有过极端民族主义的时期，但是，从整体历史来看，文化和信仰决定了中华民族理性的成分更强，甚至于是过度理性，稍有一点民族主义都会被打压下去，稍有一点过头之举，就会被讥讽为“不成熟、不理性、没城腑”，有些精英还把那些爱国人士讥讽为“小混混”和“穷鬼头”。时下最流行的说法是把激进爱国的年轻人叫作“愤青”（是贬义词）和“毛左”。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如果没有“愤青”群体，哪个国家都会被动。西方国家看似平静，若是谁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立即就走上街头，打、砸、、抢、烧是常事。中国商人在西班牙多卖了几双鞋，占了点市场，一个商业城就被西班牙人给烧了，不是民族主义又是什么？只允许他们民族主义，就不准中国人表达情绪？大家不要忘记：民族主义正是欧洲繁荣的源泉。
民族主义往往是国家安全和民族自尊的保护膜，脱掉这层膜，国家会更脆弱，国民会更脆弱。这并非没有实例可以论证，只要不怀着躲藏的心态，近几十年来可以找出无数痛彻心菲的事件。一次次民族感情被刺痛以后，无不是以获取国际同情而了结。如果不是自然的灾难，被同情者和被侮辱者要么是弱势群体，要么就是奴才，国际上屡遭侮辱和反复被同情的国家，同样意味着自身的低贱和民族的懦弱，GDP没有换来中华民族的被尊重，相反，正在无情地消蚀着往日的那么一点点不屈的尊严！消蚀着极度微弱的一点点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已经整体生活在变态的弱者文化中，把“获得同情当荣耀”成了主流精英歌功颂德的政治生态，这样的民族希望何在？
中国现在应当要主动地多一点民族主义，而不是相反，这既是现实的需要，恐怕也是未来的需要。战争年代，中国的汉奸多，和平年代中国的洋奴多，不管是汉奸还是洋奴，都是得不到别人尊重的群体，都是没有民族自尊的群体，都是受辱的对象，改变奴才民族特性的最好途径就是增强民族自信和民族自尊，让适度的民族主义深入人心，让能代表民族形象的群体成为“中国”的代表。
如果西方洋鬼子侮辱了中国人，中国人敢于以同样甚至是更狠的方式侮辱洋鬼子，民族主义的“度”可视为恰到好处，不足则补，过之则收。信力建之流把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为圣经，唯一能说明的是部分精英的媚性思维，要么就是大脑缺了一根神经，如果没有利益的冲突，所有的文明都是共享的产品，即便你排斥不想共享，也不至于引起国家冲突，若是你真的讨厌它，远离它不就相安无事了，何必拿炮火去“招待”他人呢？
——孙锡良（转载须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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