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国学大师们的“保卫战”

翻阅日历 发表于 2009-8-26 11:16:23

国学大师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东西。尽管媒体到处宣扬“国学大师”的丰功伟绩，但当下的每个“大师”都跟着无穷的质疑。 　　 　　上世纪30年代，似乎是中国现代学术界最群星璀璨的年代，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他们研究的，除本国历史外，还有“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如小学（训诂、文字、音韵）、经学。所以，如果真有国学大师的话，他们或许最有资格被称为“国学大师”。 　　 　　70年前，国学大师们的“保卫战”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来到中国，盗走了敦煌的大量典籍，开启了陈寅恪所说的“中国学术之伤心史”。 　　 　　让国人更诧异的是，有段时间，西方人的汉学水平竟然比中国人的国学研究还要领先！ 　　 　　可以说，中国近代学术的源动力，就有那些“盗宝”汉学家的身影。中国学者回应他们的挑战，也让自己更成熟——这，也是我们平时看待敦煌典籍失窃所忽视的一个侧面。 　　 　　其中，伯希和的作用至关重要，他的刺激，让中国学界掀起了国学“保卫战”，形成了一个大师云集的璀璨时代。 　　 　　伯希和，掠夺并挑战 　　 　　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来说，伯希和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中国人痛恨他、鄙视他，因为他盗走了大量敦煌文书。但他对中国的研究，在很多领域遥遥领先于中国同行。 　　 　　伯希非常欣赏和同情中国文化，他曾经在1933年说，“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 　　 　　1907年，在敦煌的藏经洞发现8年之后，英国人斯坦因来到这里，谎称是唐僧的徒弟，用极少的钱盗走了大批文物，轰动欧洲。 　　 　　斯坦因也是一个让中国人尴尬面对的人，他是绝对的“窃贼”，但他还是一个中亚情结非常重的探险家，在中亚来来回回穿梭、挖掘，把那里的瓦砾和沙石，慢慢复原成充实的历史。在发现“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斯坦因功不可没。 　　 　　斯坦因很嚣张，盗走了文物，还经常嘲笑中国人的研究水准，所以，他始终与中国学界有些格格不入。 　　 　　敦煌文书一到欧洲，斯坦因的名声大涨，伯希和当然心痒难耐，紧随斯坦因之后，开始盗运敦煌的典籍。伯希和与斯坦因不同，伯希和是资深汉学家，精通13种语言，其中就有汉语。所以，他对中国典籍的了解，不仅远远高于斯坦因，还丝毫不亚于中国最一流的学者。 　　 　　所以，盗运敦煌典籍的时候，伯希和的鉴别力非常出色，可以选走其中最精华的部分——伯希和在量上比不过斯坦因盗窃的文物多，但从质量上说，他带走的文物都有极高的价值。 　　 　　伯希和运送的文物大多悄悄到了巴黎，他本人经过北京的时候，身上还带有部分典籍。与斯坦因秘不示人不同，伯希和把身上的文物拿出来展示给北京的学界朋友。王国维和罗振玉等学术大家看到后，都隐隐作痛，其中有《周易王弼注》、《尚书顾命》、《摩尼教残经》等珍品。 　　 　　一时间，伯希和在北京成为学术界的热门人物，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大家开始传抄他带来的本子，有的还与他商量，到法国后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材料拍照，送一个副本回中国。 　　 　　伯希和盗宝也不是全无作用，北京学术界的人终于知道了敦煌文书一事，而且还大致了解了文物的缺失和存留情况。之后，中国人开始收集和保存文献，敦煌学由此诞生。 　　 　　据说，中国的学者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机构，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准备拍照或者复印伯希和盗走的材料。 　　 　　历史的吊诡在于，这部分被盗的材料，本来可能引起两国学术界的仇恨，竟然成了此后两国交流的桥梁。 　　 　　“学术之伤心史” 　　 　　陈寅恪曾经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慨，同时代的学者们心情大都如此。但他们没有止于伤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开始了反击。 　　 　　1924年，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担任导师的陈垣，与北京学界的同仁们发起了“敦煌经籍辑存会”，而自己也担任了采访部长的职位。 　　 　　在担任采访部长期间，他对京师图书馆8000余轴的敦煌经卷作了分类考订，在确定名字的时候，陈垣用的是《敦煌劫余录》。他故意采用“劫余”这两个字，包含着对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盗窃与劫掠国宝的愤怒。并且直接点了这两个人的名字：“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 　　 　　尽管有人劝说陈垣，说以后还可能与这些人在各种场合见面，写出“劫余”这样的字眼太刺激，不方便以后交流，但陈垣还是保留了这两个字。 　　 　　1922年，学者胡光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嘉禾奖章的时候，发现伯希和也是获奖人，愤然之下，没有去接受这个奖项。 　　 　　有意思的是，尽管伯希和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大量敦煌文献的副本，让中法学者有一个交流的平台，但他本人的汉学研究中，涉及敦煌的并不多。伯希和生前有很多关于敦煌文书的书稿，但大多没有出版。有人说他难以忍受良心的谴责，所以这方面的文章基本不发表。伯希和的藏书上也有密密麻麻的笺注，这些内容的学术价值极高，可悲的是，伯希和去世后，他的夫人为了让这些书更干净，能卖个好价钱，竟然全部都擦除了。 　　 　　尽管中国学界对伯希和有怨恨，但伯希和在法国已经成为汉学家的权威，有压过自己导师沙畹的趋势，比起瑞典的高本汉和他的法国同乡马伯乐而言，更是出类拔萃。在他的带动下，法国的汉学研究如日中天。 　　 　　“一战”后，欧洲人开始反思西方文化的缺憾，所以，目光转向了中国。由于有伯希和这样的大家坐镇，法国的汉学研究可以和其他学科平起平坐。傅斯年曾经感叹：“说到中国学在中国以外之情形，当然要以巴黎学派为正统。” 　　 　　1932年底，伯希和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书籍的时候，再一次来到中国。在北平的时候受到了学界的热烈欢迎。在欧美同学会的欢迎仪式上，傅斯年致欢迎词，认为：“伯先生在学术上之伟大，以他在东方学中各方面的贡献，以他在汉学上的功绩，以他在中央欧洲文史的发见与考证，他不仅是以中国学着名的，而他正是巴黎学派中国学之领袖。” 　　 　　中国学者再也不能忽视伯希和的成就，必须与之对话。否则就会有坐井观天的嫌疑。 　　 　　伯希和研究汉学有三方面的准备，一是目录学与藏书，二是实物的收集，三是与中国学者的接近。这三方面，他都发挥到了极致。 　　 　　傅斯年呼吁，中国的学者也应该“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范围。”伯希和成了中国学界的模范，成了一个需要超越的目标。傅斯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更是焦急，在给陈垣的信中，他说，“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 　　 　　为了超越这个目标，中国学者就需要在伯希和主攻的民族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等领域耕耘，而方法上，也必须要和法国的同行接轨。 　　 　　胡适受气，钻研国学 　　 　　翻译家梁宗岱回忆过一个故事： 　　 　　“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热闹的宴会上，聚当时旧都名流学者于一堂，济济跄跄，为的欢迎着名汉学家，东方学家法国伯希和教授。 　　 　　“除伯希和外，参加者还有其它欧美人士，因此交谈语言有中法英三种，我躬逢其盛，担任义务口译。 　　 　　“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 　　 　　“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截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 　　 　　也有人说，梁宗岱的故事未必准确，可能是子虚乌有。不过，事实就是，从30年代开始，胡适真的开始将“整理国故”的倡议付诸实践。 　　 　　胡适的强项不在训诂与音韵，却用20年时间专注于《水经注》的研究，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的刺激。胡适是当时学界的领头人，如果自己都不懂汉学，面子往哪里搁？ 　　 　　在《胡适日记》中，记载过胡适和陈垣的一段谈话，“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遗憾的是，胡适尽管花了近20年时间，但成果并不明显，《水经注》专家陈桥驿就曾经直率地说，胡适的《书经注》研究成就不大，“建树实在不足称道”。 　　 　　“汉学中心”的争夺 　　 　　被伯希和称为中国学术界权威的陈垣，同样念念不忘汉学家的威胁，他曾担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还历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学期间，陈垣总是对学生谆谆告诫，“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和陈垣并称“二陈”的陈寅恪，也深受伯希和等人的刺激，他在陈垣与伯希和见面之前，就主动与伯希和联系。陈寅恪也是语言天才，因此，更具有与伯希和一拼高下的能力。 　　 　　陈寅恪哀叹中国学术的差距，在给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言中，他认定“敦煌学”是当时“学术之新潮流”，号召中国学人急起直追。否则，可能就要“不入流”了——国内的国学研究必须追上西方的汉学，否则就会落后于人。 　　 　　文学界的林语堂也在号召。他说“珂先生（高本汉）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 　　 　　高本汉的成就为何这么大呢？因为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 　　 　　林语堂号召年轻人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到时候再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顾炎武）”。 　　 　　中国学者们相当于发起了一场国学“保卫战”，他们的学生们，也相应老师们的号召，开始与西方学者们正面抗衡，希望把汉学中心搬回中国。 　　 　　师生同心的“保卫战” 　　 　　1935年，燕京大学研究院又送走了一批毕业生。这批新毕业生的学生中，有好几位都身手不凡，毕业之际便取得到哈佛大学深造的奖学金。 　　 　　远渡重洋之前，这些青年才俊们聚在一起，憧憬着到美国后的生活。书呆子们聚在一起，看到的未来，也只是学术的未来。 　　 　　在这些学生中，翁独健最为显眼，因为他是一名残疾人——他左脚行动不便。当时，他的另一名同学吴世昌有一只眼睛失明，所以，同学们为他们写了一副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横批是《左传》里的一句话：“盲跛相助”。 　　 　　从“独脚跳龙门”可以看出，翁独健是老师眼里的宠儿。而他本人，也是一个学术狂。中学没毕业的时候，父亲装病，把他从学校叫了回来，想为他完婚，让他延续翁家的香火。 　　 　　面对父亲“威逼利诱”，翁独健坚决不从，皈依基督教的父亲气得破口大骂，说他是“撒旦”。 　　 　　经过这件事之后，翁独健更是醉心学问。其他同学忙着发财、忙着寻花问柳的时候，翁独健愣是考上了燕京大学，一点也不眼红那些弃文从商、腰缠万贯的同学。 　　 　　在哈佛选择专业的时候，翁独健思索再三，选择了蒙元史。同时，他的同学聂崇歧选了宋史，冯家昇选了辽史。 　　 　　从现在的眼光来说，这些专业都是冷门。而到美国学习中国古代史，更是奇特，谁会跑到国外去学习本民族的历史呢？不过，在上世纪初，这并不是什么怪事，而是常有的事情。 　　 　　让翁独健等人做出这样选择的，有前面提到的陈垣，他激励学生把汉学中心从法国夺回来。还有蒙元史大家洪业，常常哀叹，辽金元史是中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国外的不少汉学研究者却在这些领域卓然成家。 　　 　　正是这种要和西方汉学家较劲的心态，让这些孩子们放弃从商、从政的机会，走上了学术“抗战”的道路。 　　 　　1938年，翁独健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马不停蹄赶到当时的汉学中心巴黎。在巴黎大学师从伯希和继续学习蒙元史。 　　 　　我们现在对蒙元史的了解并不多，是因为这个领域太艰难，太复杂。对高手来说，这个领域恰好是最能显示水平的地方——中国当时最顶尖的几位史学大家，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都在这个领域有过重大发现。 　　 　　跟随伯希和的时候，翁独健尽管具备了英、法、德、俄、日等语言的深厚功底，但还是要学习波斯、阿拉伯、土耳其文、拉丁文等语言。 　　 　　多年苦读深造，翁独健也卓然成家，具备了和世界顶尖汉学大师对话的能力。与此同时，他的那些同学们，也都成为每个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 　　 　　以翁独健为代表的这群学者国学功底扎实，熟悉西方的方法和思维方式，成就斐然，他们和老师们一起塑造了30年代的学术辉煌。 　　 　　1945年，陈垣“阅报知伯希和先作古，更为之怅然”。失去了一个老对手后，似乎他的学术巅峰也由此而止，此后，他再也没有《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一类的巅峰之作。 　　 　　中国的学术界，似乎也进入了沉寂期。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那个热闹的年代，终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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