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亚当·斯密主义者错在哪里？

会飞的猫 发表于 2009-3-31 21:54:25

当代亚当·斯密主义者错在哪里？蔡历/文　　全球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并开始被冠以百年不遇的名号。作为此前资本主义在全球迅猛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遭遇质疑和批判是理所当然。全球的人们的确应该静下心来，做一个深刻的理论反思，过去的几十年，甚至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近两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究竟做错了些什么？唯有如此，才能找到这场大危机的真正根源和正确的应对之策。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拒绝这样的反思，他们坚称新自由主义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偏离了它。这一论调的国内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国际代表人物则更有来头，不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还是目前唯一的亚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就是旅美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不久前张维迎发表题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文章称，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所以解决之道就是打破一切干扰因素，回归纯粹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奥地利学派；阿玛蒂亚·森则在名为《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资本主义》文章中写道，造成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失信和欺诈问题，《国富论》早已明确指出，我们只是没有读透亚当·斯密，没有按他说的做而已。　　学习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在于弄清楚其基本假设　　在西方经济理论史中，无论自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还是自1770年代以来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其内核都是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所以，无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古典自由主义，又都是亚当·斯密主义。张维迎和阿玛蒂亚·森是堪称当代亚当·斯密主义者的中美典型代表。　　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任何一种伟大的经济理论都是为解释和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提出，其基本假设是以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基础的。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化，不再支持以前的一些基本假设，这套理论便会失效。要维持这一理论，必须对那些不成立的假设做出合乎现在环境的修改。但是如果环境的变化是根本性的，致使核心假设无法成立，那么这一理论大厦也就完全坍塌了。　　为更容易说明问题，先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在《吕氏春秋·察今》有这样的论断，“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即是说从一个瓶子里的水结冰这一信息便可以推断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冬天，全世界的鱼鳖也必然会都躲起来过冬。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因为在同一时刻季节是随着地球纬度不同而不同的，南北半球的季节是相反的。这一理论要成立，必需加上“世界很小，仅局限在一定的纬度区间”的限制条件，该限制条件就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假设。在《吕氏春秋》的写作时代，社会环境完全支持这一假设，当时的交通技术非常落后，人们的出行、活动半径非常有限，他们终生也只能在一个跨度不大的纬度区间转悠，这就是他们世界的全部。而在当今时代，交通技术的进步已经可以使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周游全球，甚至可以到太空行走。现在的世界的概念远远突破地域的限制，而扩展至整个地球。也就是说，现在的社会环境已经不支持“世界仅局限在一定的纬度区间”这一假设了，所以这一理论也就是错了。　　所以学习一种理论，尤其是经济理论，重要的事情恐怕不是学习这个理论本身，而是要弄明白它成立的局限，它的前提假设，弄明白这些假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存在。要牢牢记住，社会和自然环境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明白这一层，而机械照搬书本，对个人来说，会令学业误入歧途；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则会引致祸患。这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名声狼籍的原因，也是俄罗斯经济1990年代一度崩溃的原因，是中国改革问题重重的原因，甚至也是眼下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有两个核心支撑假设。一是，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二是，凭借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永远持续。前者在《国富论》里有明确指出，而对后者，斯密没有明说，但现在我们可以观察的到，是一种隐含假设，就像“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的提出者也没有说“世界仅局限在一定的纬度区间”一样。唯有在这两个假设都满足的前提下，自由放任的推行才具备合理性。如果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损于社会，那么，就不能放任个人的这些活动，应该加以管制。如果，单纯地凭借价格机制的调节，个人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导致种种社会问题，而无法持续，那么也不能自由放任，也应该管制。　　然而，历经近两个半世纪的演变之后，如今我们所处的环境与亚当·斯密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这两个核心假设都已经失去成立基础。  　　亚当·斯密主义第一个核心假设已不成立　　实际上，在“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这一观念最终被西方社会接受之前，是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激烈争论的，这一过程也是一个对“个人私欲”的发现和认可过程。最先揭开这个盖子的人当属马基雅维利，他的《君主论》（1532年）打碎中世纪的基督教戒律枷锁，将个人私欲释放出来。而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却对此非常恐惧，他在《利维坦》（1651年）中写道，在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然状态下”，将发生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结果整个社会将“险恶、残酷而短促”，纵容私欲将使整个社会陷入灾难，所以他坚定地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以利维坦作喻，即巨大的猛兽）来压制私欲，对每个人的权力进行约束。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强大的王权的结果是统治者对普通百姓的奴役，无疑霍布斯的方案令大众难以接受。真正完成革命性突破的是荷兰医生曼德维尔，他于《蜜蜂的寓言》（1714年）中明确指出，个人恶德可以增加社会福利，放纵个人的私欲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尽管开始孟德维尔的离经叛道招致诸多嘲讽和批评，但他的“个人私利促进社会福利”的观点却引来了更多的思想精英的追捧，并逐渐形成社会的主流观点。包括：休莫、洛克以及亚当斯密。到亚当斯密这里，“个人私利促进社会福利”已经成了一个无须争辩的东西，他努力以此为逻辑基础，系统地构造出了一种社会秩序，这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一门崭新的学问也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经济学。　　但是，如果“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这一假设成立，其环境须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弈能力基本均衡，二是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不产生不利影响。只有在双方博弈能力基本均衡的状态下，所达成的交易才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如果，一方太强，另一方太弱，交易将会在弱势一方利益受损的被迫状态下进行，可能不仅不增加整体社会福利，反而会降低。同时，只有在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不产生不利影响下，人们才不会随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环境污染之苦，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亚当·斯密时代依然是一个手工作坊时代，大规模的工业化尚未出现，上述两个要素完全具备。但是，随着机器化大生产的推进，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市场的半径逐渐扩大，直至现在覆盖整个世界，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能力开始并加速分化，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愈发明显，甚至开始危及人类的基本生存。　　博弈能力的分化首先表现在劳资双方之间，这个早已为马克思所批判。后来生产者之间的分化也开始明显，出现了市场垄断操纵者，这也加剧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化，1890 年美国推出《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进行矫正。现在博弈能力的分化则又有新的表现形式，一是真正的全球垄断者开始形成，劳资分化、生产者分化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一个工厂从高工资的发达国家转移到工资低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工人受损，发展中国国家的工人获益，但后者的绝对获益一定小于前者的绝对受损，所以两方工人总体绝对收益受损。生产者间的分化更突出表现在全球化产业链的不同位置之间，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等级统治结构已经形成。二是，高管的博弈能力变得异常强大。在美国，公司高管和普通员工所获薪酬的差异几十年来不断稳步扩大,在2007年其平均值估计高达275倍。同时，金融危机当头，在业绩一塌糊涂的情况下，美国金融机构的高管居然可以将政府救助资金以奖金的名义占为己有。这一系列的博弈能力分化，都是斯密本人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国富论》的核心就在于对干预普通个人经济活动自由的强权、特权进行批判，只是在斯密时代，这些强权、特权更多地来自政府，所以他便将矛头指向了当时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但是历经200多年的发展后，干预普通个人经济活动自由的特权已经更多地不是来自政府了，而是来自市场本身，来自市场中拥有强权和特权的人。在美国这样的特权更多地源于资本同盟，在中国这样的特权更多地来自官僚同盟。假如亚当·斯密重新复活，他一定会修改自己理论批判对象，从政府特权而转向市场特权。　　人类的生产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利用技术和工具，能够以满足自身欲望的方式改变自然的过程。亚当·斯密时代，由于依然处于手工作坊阶段，总体生产能力有限，对自然的改变也是有限的。事实上，在当时的人们的观念中，自然会永恒存在，人类无论如何都难以彻底改变她。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近期以来的信息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能力与斯密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自然早已屈服和抽搐于人类的产能扩张的冲动之下，现在的自然早不是斯密时代的那个自然。　　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水、空气等的污染上，更重要的是使的整个生态系统都在发生改变，大气温度正在逐步升高。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系统正在接近一个临界点，一旦突破这一点，将无法恢复，而会一路恶化下去，这意味着人类失去控制的经济活动将会将地球变得不再适宜自己生存，这绝非在斯密这个拥有强烈人文关怀的伟大人物所愿意看到的。　　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得“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已经失去了成立基础。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亚当·斯密之前的那些争论，恐怕就连曼德维尔本人，如果能够活到现在，他会愤怒将《蜜蜂的寓言》付之一炬。　　亚当·斯密主义的第二个核心假设也已不成立　　要使“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永远持续”成立，须保证经济活动免受两个制约，一是有效需求的制约，二是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在斯密时代，这二者均不存在，但是在当今时代这两个制约都已经非常突出。　　经济活动无非卖和买，买大于或等于卖是其能够持续的基本前提。一旦买的规模小于卖了，经济活动也就中断了，很多卖方也就没有生意做了，没有收入了，形成经济危机。在亚当·斯密时代，是无需考虑这一问题的。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那时的总体生产能力很弱，尚处于短缺经济时代。二是那时候全世界尚处于市场化的起步阶段，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覆盖面很小，除西欧的极少部分区域外，整个世界的绝大部分依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这意味着已经市场化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卖到那些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区域，后者为前者提供近乎无限大的外部需求，而且是只买不卖。三是，由于处于手工作坊时代，大规模的企业在斯密时代尚不存在，作坊内的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是很小的。　　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早在马克思以及后来的凯因斯所处的时代已经表现的很突出了，这两位也都对亚当·斯密主义进行了大规模修正。马克思将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归因于普通工人的绝对贫困，这是由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所致。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收入分配不均。但可能出于对马克思的刻意回避，凯因斯却认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和投资均出现不足的结果。而且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倾向会随收入而降低这一客观规律的结果，难以改变，只能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提高总需求，当然这个事只有政府来做。由于有意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凯因斯的理论大大逊色，这或许是罗斯福总统对凯因斯不太感冒的原因所在。实际上，罗斯福新政是马克思主义和凯因斯主义的结合，不仅扩大了政府的财政投资，而且也致力于压缩收入分配差距。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此大加赞赏，他甚至认为美国战后的30年黄金时期，可能与罗斯福新政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压缩”有关。收入分配不均实质上也是上文所阐述的经济行为主体博弈能力分化加剧的一个表现和结果。　　然而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不仅远远超越斯密时代，而且相对于马克思和凯因斯时代，也更为严重。一是全球的绝对总体生产能力大大增加；二是市场经济已经覆盖全球，自然经济已经彻底消失，市场经济已经没有外部了，所以也就没有外部需求了；三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其剧烈程度已经超越任何时代。　　关于资源和环境的制约，有人可能会说，资源永远都是有限的，有一种经济学的定义就是研究有限资源约束下的选择问题。这里所说的资源是指供生产所需的自然原材料资源。在亚当·斯密时代，固然当时的物质很匮乏，但是，并不能说当时的原材料资源匮乏。当时的约束不是资源，而是把资源转变为能为人所用的产品的技术。相对当时有限的生产能力，当时的资源供应能力是无限的。不仅空气是无限的，水也是无限的，森林、矿山等等都是无限的。　　现在的人类的总体生产能力已经和斯密时代有了质的飞跃，人类总体面临的制约也由技术制约转为资源制约。由资源相对于生产能力是无限的转变为生产能力相对于资源是无限的。石油枯竭、水紧缺、连遥远的大气层中的臭氧层都开始紧缺了。此前石油价格的暴涨就是对石油未来严重短缺恐惧的反映，然而这些资源制约问题恐怕远非价格涨落所能解决的。有效需求的制约产生于社会制度层面，是一种“软”约束；而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则源自自然因素，是一种“硬”约束。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中，软硬约束均已出现，亚当·斯密的经济可持续假设已经灰飞烟灭。　　我们需要的崭新理论　　环境的变化已经粉碎了支撑亚当·斯密理论的两个支柱假设。然而诚如张维迎和阿玛蒂亚·森之流的当代亚当·斯密主义者，却无视200多年来世界经济环境的所发生的这些根本性的改变，而一味坚守亚当·斯密当年所提出的观点，这无异于刻舟求剑，也是一种新教条主义。　　事实上，我们须要秉承亚当·斯密的人文情怀，继承其伟大的探索精神，重构假设，重建理论。

会飞的猫 发表于 2009-4-1 18:49:30

蔡历先生的文章写得好，见识不凡。……读书，要活泼泼地，如珠走盘中，无一定之理。读书，要下手从实做工夫，若只以口诵过，亦济甚事？读书，要将历史名人行过事迹体贴分晓，何人用此而胜，何人不用此而败，方有益。读书，要知何人用此如何取胜，到何人用此如何却败了。读书，要知变。知常而不知变，犹刻舟而求剑，何益于事？……每事如此校量，方有得。读书，未读时一理不通晓，读了后又只如此，便是不曾读。……回顾历史，古人苏秦受辱而悬梁刺股而发奋读书，终成大业，实让人感慨呀。虽然当时苏秦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出人头地，做上大官，并没有什么高尚的报国理想，但与今人之读书，两者相对照，其差距实太远矣。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未有坚贞永固之力。历史进程如流星赶月，只有加紧学习努力实践勤于思索的人，才不致于被历史所抛弃。…………摘取南怀瑾先生的《历史的经验》一书的片断：　　……再讲到苏秦个人，第一个游说失败，弄到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穿双破囗鞋，拿只破箱子，回到家里来，嫂嫂不给他饭吃，家里的人都看不起他，那种难受，是到了万分。因此苏泰重新发愤读书。所谓悬梁刺股，把头发用绳子捆起来，挂在梁上，身旁放一把锥子，等到夜晚读书打瞌睡时，头一低，头发一扯，醒了。再不行就自己用锥子刺自己的肉，如此鞭策自己用功。据说读的是《太公兵法》，把太公兵法读通了，于是再度出来游说诸侯。这次不再跑到秦国去主张打仗，反而跑到弱小的国家，等于今日世局中，受人侵略、受人宰割的国家，由燕国、赵国开始，组织联合阵线抗秦，不主张打仗，主要目的在使秦国不敢出兵。他把天下大事、人的心理、政治的心理，战争的心理，都摸透了，果然成功了。这一下身佩六国相印，同时当起六个国家的行政院长，印都挂在身上走，随时拿来盖就行了。当时这位联合国的秘书长，还不比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他是有实权的，只要他说一句话就行了，国与国局势就受这样一个书生的摆布，安定了二十多年，这又是一个什么道理？为什么他后来主张合纵，大家会团结？这是矛盾的团结，利害关系的团结，不是道义的团结。为什么会这样，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和现代的情形又是一样。 　　第五点，到了他个人成功以后，就看出这一班人是只讲手段的，只求如何达到目的。所以中国文化中讲正统文化的，素来对于这些人不大重视，因为他们只以个人为出发点，而孔孟思想是不以个人为出发点。苏秦成功以后，自己知道这套手法只是玩弄玩弄而已，各国君王的头脑不一定都是豆腐渣做的，不会一直听他的摆布，只不过是所拿出来的办法，正投合了时代的需要，都只是手段。他也知道这个手段不会长久，他的另外一招就很厉害了。当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存在，大家需要团结起来与它抗衡，这时是做得到。但对秦国封锁了以后，秦国的军国主义不能扩张了，结果苏秦的戏就不能唱了。没有了敌人，怎么还能够玩？ 　　于是他利用机会培养和他学问差不多的好同学张仪，他这培养方法就很高明了。他怎样培养张仪的？他和张仪的感情原来好得很，而且两人约定在先，谁先有办法，谁就帮忙另一人站起来。这时苏秦佩了六国的相印，张仪还穷得很，去找苏秦，心想求取一个秘书、科长的位置，还会有什么问题？苏秦正在办公室接见各国大使，忙碌得很，知道张仪来了，教他在外面小工友的小房子里等候，自己威风得很。到了吃饭的时候，也留张仪吃饭，可是随便打发他在一个角落里吃，自己却和各国贵宾周旋。故意使张仪看见，使张仪难受，用种种方法刺激他，最后告诉张仪目前没有机会，嘱到旅馆等候，也不送点钱去，使他受尽冷落凄凉之苦，然后教一个人对张仪说：你是找苏秦的？同学有什么用？他已经功成名就，不理你了，你的学问也很好，又何必求他呢？用种种方法挑拨，使张仪恨死了苏秦，决心非打倒苏秦不可。到秦国去，你苏秦搞合纵，我就弄一个专门破合纵的计划。实际上，苏秦正需要像张仪这样的人到秦国去，但是他为什么不告诉张仪合作唱对台戏？因为他知道张仪如果不受这样大的刺激，就发不起狠来，如果说明了，反而搞不好，必须要培养出他如此怨恨的气愤，硬是要立志做破坏的计划，两人才有戏唱。所以后来张仪连横的计划成功了，苏秦派去挑拨张仪到秦国去，始终“卧底”的人，这时才把真相说出来。实际上张仪到秦国的路费还是苏秦奉送的，一切都是苏泰安排的。所以张仪说，我还是没有跳出这位老同学的手心。并且决定苏秦还在的一天，秦国就一天不出兵，等苏秦死了再打。战国末期，就被这样两个书生摆来摆去，摆布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现在我们用人才，除了有才具，有学问，有思想，还非要有道德做基础不可，没有真正的道德做基础，则好头脑是很可怕的。这是第五个重点。 　　第六个重点，附带谈到有名的故事，当苏秦第一度游说失败，穷了回家的时候，嫂嫂都不给他吃饭，冷饭都不剩一点，父母兄弟都看不起他。到后来身佩六国相印，要到楚国去的时候，经过自己家乡，他的嫂嫂以及全家人都跪下来迎接，那种恭维真是不得了的，这时苏秦问他的嫂嫂：“何前倔而后卑也？”这个话也只有苏秦才说得出口。老实说，在中国讲究道德修养的人，不会讲这样的话，他却会爽直痛快当面问他嫂嫂。人性本来也就是这样，可说他问得很直爽，还不算顶坏的，还没有故意整她。而嫂嫂答复的话也很简单明了，她说：“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也。”这是人情之常。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哪个时代不讲现实？从这里又可认识人情世故。 　　第七点，苏泰是怎样死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不得好死，最后到了齐国的时候，有人行刺，把他杀死了。他所以到齐国去，是因为在燕国出了私生活方面的绯色故事，和燕王的皇太后发生了关系，被燕王知道了，苏秦知道靠不住了，很危险。于是说动燕王，要到齐国去才对燕国有利，燕王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也只有这个办法送他走最妥当，就让他去了。结果，齐国的大臣找人行刺他，苏秦身负重伤，没有立即死去。而齐王赏识他，大为震怒，下令全国抓凶手，可是抓不到。苏秦在临死以前，告诉齐王，只要宣布一下苏秦是个坏蛋，是为燕国来做间谍的，被杀死以后，齐国可以安定，这样宣布就可抓到凶手。苏泰说完这些话就死了。齐王果然照苏秦的话宣布，而行刺的凶手出来了，于是齐王把凶手抓来杀了。苏泰临死了，还会动脑筋，借人家的手替自己报仇，这就是搞谋略的人头脑的厉害。 　　这是随便举出来的七个重点，事实上我们要看的第一篇当中，并不止这七点，还有很多重点，仔细去研究起来，对于古代战争地理的观念、社会发展的观念、经济问题的观念、军事问题的观念等等，都足以发人深省。这就是读书不要被书骗去了，仅了解文字，就不是真读书，我们读书是要吸收历史所告诉我们的经验，由这经验了解很多很多的事，尤其对于今日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世界局面，会有更深人的了解。所以我上几次都建议大家，多读《战国策》、《国语》，不要以为这些是老东西没有用，实际上这些书非常有用。 　　远见抵不住现实的短视 　　下面就原文文字，作一下重点解说：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三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苏秦说秦惠王，一开始，就指出秦国西、北、南、东四边的疆界，边防的形势。不要以为这是古代的地理，大家还是要注意。虽然交通情形古今不同，但地理形势是不会变的。他继续又说到地理与经济的关系，一直到“天下之雄国也”。这是说明当时秦国的首都，在现代的陕西西安一带。我们要注意，那时的陕西又不比现代，经济的条件、地理的条件、政治的条件，都非常重要。最奇怪的是，我们研究中国战史，历史上的大战争，几乎每次都是从秦晋这边向东南打下来的，所谓建领而下，中国的地势就是这样，如同屋顶上倒水，一直倾下来，几乎任何一次大的战争都是如此，如果从这一方面去研究，牵涉到的战史就太多了。比较特殊一点的，只有元朝稍稍有所不同，蒙古也是由西北高原，但不一直东下，先进康藏的边境，囊括巴蜀、汉中，另由康、藏，席卷云南，而经岭南、两广，北上会师湖南、湖北。同时再另由北方出兵，两边向中原一抱，钳形的夹持，就把中原抱去了。只有这一次用的战略，与历代的战略不同。这是一大重点。 　　自“以大王之贤”到“愿大王少留意”这一段，要注意的是，战国时的秦国，想并吞各国，统一天下，并不是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的祖先早就有这个企图，尤其是苏秦对秦惠王说的这段话，就是要他统一天下，并且把泰国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人才、军备等等优越的地方都说出来了。 　　　　　　　　　　　　　　苏秦受到反教育 　　我们现在注意秦惠王答复苏秦：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巨。今先生伊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他没有接受苏秦的意见。但不接受有他的几点理由：一、如同鸟一样，羽毛还没有长丰满，是不可以学飞的。个人作人如此，国家大事也如此，没有准备好，飞不起来的。二、“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这个“文章”不是现代在报纸、刊物上写的文章，这里的意思是政治文明，包括社会的安定，政治的清明，在古人说是“大文章”。用现代话说，是政治文化的基础还没有稳固，不能随便诛代别人，征伐别人。三、“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秦惠王所讲的这个“道德”，并不是四书五经上所讲的道德。在古代，道德是一个政治名称，意思是声望、威望。国家在一般人民，还不能信服的时候，就无法指挥人。四、“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内政还没有做到很平顺、很安定时，就不可以因出兵而劳烦大臣，劳烦国家的重要干部。 　　秦惠王举出了这四点。以现代的观念看，他是说，据我所知，准备不够，不能轻举妄动。自己在国际政治上的声望不够，无法去征伐别个国家。国内的威望不够，就不能支使老百姓。内政上还没有达到最高的修明境界，也不能加重大臣们的职责。所以秦惠王对苏泰很客气地说，承蒙你看得起我，那么远跑来看我，而“庭教之”。（苏秦不是秦国人，他是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东周洛阳人，因此说“庭教之”——到我这里来指导我，假如有朋友来家里看自己，我们写信也可写“蒙枉顾而庭教之”。）接着说：“愿以异日”，以后再讲，轻轻四个字，把苏秦赶跑了。 　　　　　　　　　　　　　　药不对症的言论 　　可是苏秦并不死心，还是提出他的见解来，这是他最初的思想，然这时的苏秦还不成熟，可是已经很会说话。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代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代囗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代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代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 　　他一开始就说“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我早想到你不会采用我的意思。他被拒了，还赖在那里，接着他就举出历史上许多的故事来。为了充实自己理论的内容，他引用了许多上占史，而这些历史，都证明天下是打来的。由黄帝开始，一次战争胜利，就成功了，乃至最后由王道谈到霸道，例引“齐桓公任战而伯天下”，靠战争称霸，领导了天下。然后说，有历史的证据在这里，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战争而统一天下的，这就是苏秦的主张，以现代的另一角度来看，这就是黩武精神、侵略主义或好战思想，没有实力的强权就不会成功的。苏秦继续又说： 　　“古者使车毅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康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与战场。” 　　这一段文字，四个字一句，后来就演变成中国一种文体——骄体文——四六句，几千年来一直都用这种文体，简单明了，而包括的内容又很多。每句里都有很多的东西。试从这段中随便抽出一句来看，例如“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这八个字，就是今天美国基辛格这一套的政策，嘴里叫和平，你基辛格叫死了都没得用。所以我们多看自己的历史，现代的这些事情在过去的历史都有过了，道理很清楚，所以苏泰说，到了后来“废文任武”，光靠文化的政治，在国际间做不到，没有办法，只好靠战争来解决问题，于是“厚养死士”，培养敢死的人。 　　接着这几句话要注意。 　　“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王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我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事于下。” 　　他说只是讲理论没得用，非战争不可，为什么？任何人都想坐在家里利益就来了，不打仗而领土越来越扩充，乃至古代的三皇、五帝、五伯以及所有的明主贤君，都希望能够做到这样，不经打仗，只要内政修明，就有人来投降。但这只是理想，用道德的政治来感化人，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不得已，都是用战争。 　　下面是苏秦所提的重点。这个重点对不对呢？说句老实话，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都是如此，只是表面上不讲出兵而已。任何一个和平，没有一个坚强的武力在后面支持，都站不住的。所以讲军事哲学思想，苏秦的话就是：和平只有在强有力的情形下才能谈的，否则谈不到。这就是他的“宽则两军相攻”到“民服于下”一段话中的“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八个字。一个国家，对外有强有力的武力支持，对内再讲求内政的修明，这时你讲道德，人家就都听你的了；如果对外的兵力不强，再讲道德也没有用。 　　“今欲并天不，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忄昏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最后，苏泰在这里刺激秦惠王，等于在骂他。苏秦说，根据这些历史的经验，任何国家，想统一天下都非兵不可。苏秦当然不好意思直接骂秦惠王，他说现在一般国家的嗣主们，都不懂这些大道理，都在那里忄昏、乱、迷、惑，沉溺在言语辩论上，空谈理论，所以推论起来，我看你秦惠王也是做不到的。意思说是说秦惠王也和他们一样的草包。 　　苏秦开始出来，游说秦惠王十次，骂也好，捧也好，终归此路不通。结果都失败了，老实说，这个时候苏秦的主张对不对？没有一点是错的，但是高明不高明？很笨！因为秦惠王智覆他的话已经讲到底了。意思是说，你这些道理我秦惠王全知道，但时机还没有成熟，还不到时候就不能打。所以苏秦这时到底还是一个书生。从这里我们又想到汉文帝时候的贾谊，他的一篇文章《过秦论》，大家应该都念过的，内容是讲汉初中国的地理环境，与政治、军事都有关系。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那时正是汉文帝时代政治最安定的时候，贾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学问很好，很有眼光，他已经看到天下将要乱了，汉文帝拟的几个政策有问题。他的看法并没有错，很对的，所以他向汉文帝提出这个建议，汉文帝也很服他。但后来贾谊还是不得志，死于湖南的长沙，所以后人又称他为贾长沙。历代的文人知识分子不得意，都用贾谊来比拟，尤其李商隐咏他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是贾谊提出建议以后，文帝夜半起来忽然想到贾谊，就召见他，还特别在前面摆好一个位置等他来，表示看重他。可是当两人面对面谈话时，汉文帝却只问他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问题，所以后来历代的文人都为贾谊叫屈，这首诗最后两名就是对汉文帝不满的，对一个这样大的才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半夜里把他找来，这样尊重他，却不问天下国家大事，反而讨论宗教哲学的问题了。多可怜！其实这首诗也是书呆子的话，汉文帝不跟他谈鬼神又能谈什么？贾谊的这些意见汉文帝早就知道了。汉文帝的心里是认为你这个年轻的书生，意见完全对，可是时机还没有到！贾谊的智慧到底不行，眼光还不够。所以李商隐替他抱冤屈，还是书生之见。我的看法，汉文帝对他不问鬼神又能问什么？汉文帝不能对他说时机还没有成熟啊！ 　　　　　　　　　　　　　　人情千古重多金 　　上面所提出来当时的时代趋势，有许多大原则，是和今日的国际局势差不多，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同。只是社会的形态、政治的型态，以及其结构不同而已。现在说到苏秦本人。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囗，负书担囊，形容枯搞，面目革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纟壬，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在“书十上而说不行”，路子走不通的时候，就很可怜了，原来特制的最名贵黑貂皮的衣服穿破了，钱也用光了，行李袋子破了，鞋子也买不起，只好穿草鞋，自己挑了担子，脸色脸看得很，又黑又瘦，营养不良所致，只好回家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太太看见他这副样子，不理他，正在织布做工，也不放下来，照样做她的工，嫂嫂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讲话。这里就看到了人情。由这里我们也看到千古以来一般人情，苏秦遭遇到这种情形，只有感叹自己错了。 　　于是这一下发愤读书，漏夜把所有的书拿出来。“陈筐数十”，他的藏书还是很多的，不比现代，古代还有那么多书，可见平常很用功。那时的书是很难得到的，“箧”就是书箱，古代的书装在竹制的箱子里，就叫书筐。他在很多的书里，找到“太公阴符之谋”，就是古代的《阴符经》，是不是现代的这本《阴符经》，或另有原本，就很难说，据说他读的是阴符兵法。他“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这两句话是重点，这个“伏”并不是说他跪下来读，是呆在家里不出去，正如上海话“孵豆芽”的意思，就是躲在家里，连人都不敢见，专门研究学问。“简练”二字，“简”就是选，选书中的重点，“练”是熟练，再把选出来的重点搞熟。“揣摩”就是思想、研究等等的综合，揣是用手比算，摩是摸摸看。思想上的揣摩就是研究人家的心理，研究当时各国间的形势，研究每一国领导人心理上需要的是什么。他在这段用功的期间，连睡都没有好好睡，打瞌睡的时候，用锥子刺痛自己，刺到血都流出来，一直由大腿流到脚上。他这样足足用了一年的功，自己有了信心以后，于是他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这两句话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有了信心了，并没有为国家、天下、人类、社会着想，只求他个人的成功。他说只要找到一个老板，一定可以把这老板口袋里的宝贝、黄金、美钞都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来，不但可以拿到钱，还有当宰相的绝对把握。他自认为一定可以做当政的人，成为政治上的权要，所以他又出门了。 　　期年，揣摩成，曰：“止匕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乃摩燕鸟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锈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来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1 18:57:39编辑过]

dfhui 发表于 2009-4-1 19:29:27

哈哈 分享了  谢谢

蜜露莲 发表于 2009-4-28 01: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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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亚当·斯密主义者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