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小银行的大掌门
<P> 1915，刚刚开业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说他特殊，不是因为他的身份，也不是因为他的财产，而是他的行为。<BR> 这位特殊的客户是一个中年男子，他声称要开100个账户，但手里只有一张百元钞票。银行职员明知他是恶作剧，但还是不厌其烦地给他开了100个账户。当中年男子拿到100个存折的时候，他真正心悦诚服：这家银行是一家真正的“平民银行”。<BR> 在当时，大部分的银行都不愿意招揽小额的储蓄业务。所以，当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打出“一元起存”口号时，好事的中年男子非得来一探究竟。这一出闹剧的影响非常大，不久就成了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笑话，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名声大振。<BR> 银行的创办者是陈光甫，当时有“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之称，而他最初，只是一个报关行的学徒。</P><P>七年学徒<BR> 1881年，陈光甫出生于江苏镇江，在八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二。幼年的陈光甫体弱多病，七八岁的时候才渐渐学会说话。长辈们对这个晚熟而孱弱的孩子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只是希望他能平平安安、自食其力地生活。<BR> 陈光甫的父亲陈仲衡曾在镇江做进口火油生意，由于经营不利，只能停业。反复权衡后，粗通英文的陈仲衡到汉口当了报关员。就这样，陈光甫也一起到了汉口，并学起了英语，还到一家报关行当起了学徒。<BR> 学徒生活非常辛苦。早早起床后，就是一天的杂务。倒尿缸，扫厅堂，侍候师傅们洗嗽起居，而吃饭的时候也要在师傅的左右，添饭，奉茶，等所有人吃晚饭后，才能把剩下的饭菜填一下肚子，剩下的饭菜不够时，还要忍饥挨饿。晚上关掉店门后，只能在地板上睡觉，夏天便睡在凉台上。<BR> 但是，孱弱的陈光甫并没有畏缩，时刻不忘父亲的嘱咐：每天清晨听到汉阳铁厂的汽笛声，便起床读书。七年之后，陈光甫没有累垮，还掌握了商业和金融方面的不少知识，也而且学会了灵活处事，英文更是大有长进。<BR> 1891年，18岁的陈光甫考入汉口海关。当时海关兼管邮政业务，光甫被分配在汉口邮政局做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逐渐精通业务，也熟悉了邮局的人事和业务管理，当时的外籍职员对企业制度建设和管理方面，有一套成熟的做法。不过，陈光甫受不了一些傲慢的外籍职员对自己的歧视，愤而辞职。<BR> 辞职后，陈光甫到汉阳兵工厂找到了一份英文翻译的工作。经理景维行见他天庭饱满,鼻直口阔，面色白皙，平日的工作也有声有色，觉得潜力很大，把他招为东床快婿，陈光甫的命运有了一次大的转变，他走向了国外。</P>
<P>自卑的强者<BR> 1904年，美国举办规模空前的圣路易斯世博会，邀请清政府参加。清政府为了振兴国势，也决定组团参加。买办出身的景维行和湖广总督端方有很深的交情，让陈光甫担任湖北省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办事员。<BR> 在美国的陈光甫除了思念家乡的父老、妻子外，也有了心理上的巨大变化，几个月间，开始是新鲜，继而觉得冗长乏味，最后，他竟然有些自卑——中国的参展品还是以农产品为主，和西洋的物品相比，无疑是相形见绌，常常有外国参观者投以藐视的目光。<BR> 陈光甫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博览会之后，他没有和其他参展人员回国，而是留在圣路易市，并到一家商业学校学习打字、簿记和商业文件和信函写作等知识。<BR> 在美国呆了一阵后，陈光甫逐渐拮据起来，但他不希望自己的求学之路半途而废。他来到华盛顿，找中国驻美国公使馆资助。幸运的是，驻美公使梁诚赞赏陈光甫的求学意志，特别批准了他的留学津贴，一月100元。岳父景维行也被陈光甫感动不已，对他的学业大力支持，一直进行资助。<BR> 辗转几个学校后，1906年，陈光甫踏入了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登商学院。学徒和海关、邮政部门中积累的经济贸易、商业金融等经验，逐渐和系统的商业、财政、金融理论结合了起来。陈光甫终于破蛹而出，三年后，获得商学学士学位。在百老汇信托公司实习几个月后，陈光甫回到了中国。</P>
<P>小小银行，四两拨千斤<BR> 1915年，陈光甫筹办了一家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这家开在在上海宁波路的银行门面小，本钱也少，当时号称有10万银元，其实只有东拼西凑的8万银元，股东也只有7人。<BR> 盛宣怀的远亲庄得之投入了2万元，是最大的股东，担任董事长。陈光甫只有借来的5000元，自任总经理。开张的时候，陈光甫和几个股东在敲定贵宾的时候，都不敢邀请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担心人家不赏脸。毕竟，同年成立的银行中，资本最小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也有25万元。所以，陈光甫的银行有“小小银行”的美称。<BR> 尽管开张并不是很风光，业务却还得认真办。陈光甫也和业务员一起出去跑经营。白天出去拉存款、跑工厂、放贷款，晚上回到银行的时候还需要培训员工。<BR> 不过，陈光甫不仅仅有热情和干劲，他也有系统的金融和市场营销的知识，他熟悉美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经营方式。在他的银行里，他没有把目光投向那些看不起这些小银行的大企业和大买办，而是看中了小额的储蓄。当时的上海，小额储蓄基本上完全是一个市场空白点。<BR> 在同行们鄙夷的眼光中，陈光甫提出了“一元即可开户”的口号。平时被银行巨子忽视的平头老百姓们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走进银行的大门，于是纷纷带着剩余的小额存款来到上海银行。<BR> 在陈光甫看来，银行服务的对象应该包括普通的老百姓。所以，他命令银行的大门要比一般的银行小，即使上海的总行大楼，也特意封闭了几米宽的大门，由边门出入。他担心如果银行的大门太阔气，可能吓退那些小额储户。<BR> 属于上等人的银行业，也走向了草根，36年的时候，上海银行的储户超过了15万人。公司的小职员、教师、家庭主妇、个体商贩，这些社会中下层的人员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创立的当年，上海银行储蓄额只有57万元，到1926年猛增至3244万元，全国排名第五。1937年，存款总额接近2亿元，占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十分之一。<BR> 在银行放贷业务上，他也主动和民族企业家接触，荣氏家族，张謇的企业，背后都有陈光甫的作用，而当时的外国银行，对民族资本一向都是落井下石。</P>
<P>让职员变成股东<BR> 陈光甫重视职员的作用，对高层管理人员，他往往视如手足。抗战期间，上海银行的总部一起迁到了重庆，但上海的总行还是在运行。担任总经理的朱如堂独自支撑着上海的总行。在和重庆暗中联系的过程中，朱如堂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关进了监狱。<BR> 抗战胜利后朱如堂才被放出来，为了补偿他的损失，陈光甫给朱如堂补偿了15万美金，并把他调到重庆，以躲开了国民党“肃奸”的风头。<BR> 在银行内部管理上，陈光甫注意积极性的激发。上海银行的职员，往往比其他银行的职员工资高。当时，一般银行行员每月是30元，而上海银行能达到40元。<BR> 为了能够留住人才，陈光甫规定，本行的职员按照职务和工作时间长短，可以购买到一定的股份，颇有“雇员持股”的特色。形成“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观念，提高职员的工作积极性。<BR> 银行建立的第二年开始，陈光甫每年都拨出一些专门经费进行员工教育。1923年，更是建立了实习学校，授课的老师都是高层管理人员，他自己也经常参加。<BR> 每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会招聘优秀的高中生、初中生到银行学习，公开登报招考，每期20人至30人，半天学习，半天实习，三年毕业后留作银行职员。对这些训练班，陈光甫称之为“黄埔军校”。<BR> 在日记中，陈光甫阐述了自己的经营理念。“世界大势及中国历史均证明，盲目牟利之机构将无永存之地步，必须将‘理想’因素纳入私人企业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换所需，即尽一份力量，得一份报酬，而不取不应得之利益。”<BR> 他的理想，使自己的员工能够成长，能够为储户服务，也能够支撑民族企业的发展。</P>
<P>编后：<BR> 陈光甫凭什么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太了解中国，也太了解中国人。<BR> 吸纳存款的时候，陈光甫看到了中国广大的草根阶层，所以，他开创了一系列的中国“第一”：第一个推出一元起存，也第一个提出零存整取、整存零取、旅行支票、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这些，都和中国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很差、民众安全感不足的现状相符合。<BR> 甚至，陈光甫还发行储金礼券，专门给人用于送礼。这种礼券分为红色和素色两种，分别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也和中国的礼俗风尚相合拍。<BR> 往外发贷款时，实力雄厚的山西票号推崇“万两银子一句话”，采用信用贷款，不过，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综合判断后，陈光甫坚决要求实行抵押贷款，尽管麻烦，却安全。最终，小小银行在混乱的中国成长为民族金融业里的老大，而一掷千金的山西票号，最终在风浪中消散于无形。</P> <p>观念走到别人前头</p> 万两银子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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