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疯”得可爱的国学大师

翻阅日历 发表于 2008-1-23 10:11:34

章太炎：“疯”得可爱的国学大师     章太炎的头上有太多的光环：革命先驱、反袁斗士、国学泰斗……但在我的眼里，他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可爱的人。     章太炎一生疯言疯行，并因此招致很多麻烦，但如果仔细考量，你就会发现，他的“疯”其实更只是一种真性情，让人觉得可爱又可敬。所以，无论是作为思想家，还是革命家，也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斗士，章太炎都以可爱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忽略的印迹。
自认“神经病”     提到章太炎，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定是“疯子”、“神经病”这样的字眼。原因就在于他日常为人处事，平常人很难理解，再加上他喜欢骂人，所以“章疯子”这个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压过了他的本名。当代学者刘逸生在《艺林小札》中说：“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以骂人出名，故有‘章疯子’的美称。”     被人称作“疯子”，一般人的反应好不到哪儿去，但章太炎却是个例外。据传记文学作家许寿裳回忆，章太炎在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近来有人传说：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鼓掌）”     章太炎在那么多人面前承认自己是“神经病”，并不是自贬，而是一种得意。因为他在威逼利诱、富贵利禄面前守住了士人最看重的“节”，正是因为这一点，鲁迅在《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对章太炎作了这样的评价：“……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虽然章太炎本人对“章疯子”的绰号不以为然，但这个称谓却对他的社会政治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比如，当他因“民报”事件与孙中山发生严重争执后，黄兴曾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中华民国成立后，凡是章太炎不合时尚的话，大多被人指为“疯人呓语”。对于这件事，鲁迅说：“……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疯言疯行”招致牢狱之灾     正如鲁迅所说，章太炎一生七次被人追查，三次入狱，这是他作为革命先驱不可抹煞的英雄事迹。     章太炎第一次因“苏报案”入狱时，就是因为他说话行事，恣睢放纵。当时，蔡元培常请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做排满革命的讲演，讲演内容随后在《苏报》上发表，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恰巧当时邹容写了一本《革命军》，请章太炎替他润色。于是，章太炎在《革命军》的序中便毫不客气地称光绪帝为“载湉小丑”，并因此遭到清政府的通缉。当时清政府所要缉拿的共有六人，其他人听到消息后，纷纷外出避难。蔡元培去了青岛，吴敬恒跑去欧洲，陈梦坡去了日本，宗仰则躲在哈同花园。但章太炎竟哪儿也不去，他甚至还劝邹容也不要躲。他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所以当巡捕到爱国学社抓人时，章炳麟指着自己的鼻子前来抓人的巡捕说：“章炳麟就是我。”然后痛快地就跟他们去了。邹容虽然成功地从后门逃出，但章太炎在狱中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自首。结果第二天，邹容真听了章太炎的话，前去自首了。     因为“苏报案”，章太炎被判***三年，邹容被判***两年。两人虽不住一起，但在同一个“工作室”工作，且工种一样——都是裁缝。由于近视，章太炎缝补动作稍不敏捷，巡警拿着棍子立刻就招呼上了。起初章太炎还稍作反抗，但几次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一气之下绝食七日，最后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邹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位年仅二十岁的革命青年一年后就猝死在狱中。对于邹容的死，章太炎是充满内疚的，因为正是他的劝说，邹容才会去自首。但是正是因为邹容的死，让章太炎在狱中的情况大为改善，直到三年期满出狱。     章太炎出狱后被孙中山迎到日本，加入同盟会，接任《民报》主编。章太炎一接手《民报》，立即引起清政府的恐慌。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由日本政府出面禁了《民报》。章太炎也“二进宫”，被抓入警署。后来，东京地方法院对他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他交了罚金，章太炎才被放出来。     但是章太炎没逍遥几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又被袁世凯囚禁了。
被袁世凯软禁期间的趣事     孙中山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与他的感情早已破裂了。当时的章太炎转身与黎元洪组建了共和党，所以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虽不是帮凶，但却袖手旁观。当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立即把国会给废了，醉心于议会政治的章太炎和梁启超才如梦方醒。     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他是绝对不肯轻易善罢甘休的。于是刚刚新婚的章太炎顾不上蜜月，收拾包袱从上海跑到北京找袁世凯算账。临行前，妻子朋友都劝阻他，章太炎却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一进北京，章太炎就在共和党本部被袁世凯的人软禁起了来。开始，章太炎并不知道，但有一天他乘车外出赴宴时，宪兵也跳上车呈前后夹卫状，回来时也如此。章太炎一问才知道，这些宪兵是来“保护”他的，一气之下，他抄起棍子把这帮宪兵打得抱头鼠窜。     据许寿裳回忆，章太炎被软禁后，“每日写‘袁贼、袁贼’以泄愤，又喜欢花生米下酒，吃的时候把花生的蒂去掉，说：‘杀了袁皇帝的头’。以此为乐。”他还从后花园里挖树根，修理成人形，上面写着“袁世凯”三个字，烧了之后挖个坑埋了。然后他高兴得满院子里跑，边跑边喊：“袁贼烧死啦！袁贼烧死啦！”后来，袁世凯为了收买章太炎，就派陆建章的秘书秦某前去送钱。秦某刚把怀里的五百元钱掏出来放到桌上，章太炎站起来就把钱扔到了秦某的脸上，并瞪着眼晴斥责道：“给我滚！”秘书吓得落荒而逃。     章太炎在被软禁期间曾想过逃跑，但从袁世凯的眼皮底下“越狱”，谈何容易。跑不成，章太炎就想与袁世凯理论。关于这个情景，版本较多，最有名的是说章太炎在新华门破口大骂三天不止。实际情况是这样：一开始，章太炎是想通过正当途径见袁世凯的，为此，他在进总统府的时候，还投了一张一尺五寸长的名片，上面只写了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袁世凯一直不敢见，就派手下出来搪塞，结果被章太炎给骂了回去。为了表示愤怒，他还把招待室砸了个稀巴烂。当时的执法处长陆建章这才硬着头皮出来见章太炎，并鞠躬说：“总统有要公，劳先生久候，深为抱歉！今天派我来迎先生入见。”章太炎跟着陆建章上了马车，一路被骗至龙泉寺，从此，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禁锢在这里，后转至钱粮胡同。     袁世凯囚禁章太炎的方式虽然有点儿卑鄙，但在待遇上还是相当丰厚的。袁世凯曾对陆建章定了囚禁章太炎的八条规则，如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的月薪4元，大学教授最高的也不过400元）；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等。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作为反抗，章太炎选择的办法之一就是拿看押的警察开涮。“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张鸣《历史的底稿》）     方法之二就是绝食，而且前后断断续续好几次。袁世凯怕背上杀士的罪名，派无数名流前来劝食，章太炎都不为所动。后来他的学生王揖唐用激将法，大意是说你老自己想死，岂不是遂了袁世凯的心愿？章太炎这才开始进食。
找不到回家的路     作为大师，章太炎成绩卓著，但作为普通人，他却有许多“不合格”之举。其中最夸张的莫过于不认得回家的路，有时出门几十步买包烟，一转身就回不了家，而且他沿途问路也极其搞笑，只有六个字：“我的家在哪里？”     据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回忆，有一次章太炎从孙中山家里回家，一出门就上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拉往哪里？章太炎说：“家里。”车夫问：“你家在哪里？”章太炎说在马路上的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纸店，结果车夫只能拉着章太炎在马路上兜圈子。后来孙家打电话问章家，才知道章太炎并没有回家，“遂由孙家再派三人，协同原来陪送者，在‘大世界’游艺声前马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着送回家中”。     还有一次，章太炎从南京回上海，他的家人记错了班次，他就自己下车雇了一个车夫，又在马路上兜起了圈子。“他的家人接他不着，焦急万分，派了二十余人在市内分头找寻，终于在大世界附近找到了。从此，他老人家出门，非有人陪伴不可”（薛慧山《国学大师章太炎》）。更离谱的是，有一次章太炎与诗人摩西谈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摸到了回家的路，竟错入了邻居家的卧室，而且倒头就睡。这本是邻家一个少妇的卧室，她早上出外购物，回来一看一个大男人躺在自己床上，吓了一跳。幸好左右邻居都认识是他是章太炎，就把他叫醒，并护送回家。章太炎一时搞不清楚状况，竟然不高兴地问道：“我正睡得很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     章太炎不仅不认路，对钱也一点儿没概念。他晚年靠卖字为生，却根本不知道钞票有什么价值。据周黎庵回忆，“章太炎让仆人去买包烟，给五元，儿子要做大衣，也给五元，甚至在苏州盖房子的时候，他也照样掏出了五元。对章太炎来说，一张钞票，便有一次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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