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经这样生活
<P>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人们,他们曾经被“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但谁也没有——从来也没有人——羡慕过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曾经是这样生活的。</P><P> <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4pt"> 难忘:他们曾经这样生活</SPAN></STRONG></P>
<P> 贫穷和艰苦常常能从两方面导致人的行为,一方面是激励人改变处境,另一方面则是让人颓废,绝望,堕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处于这种生存状态的知青们,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大多倒向了后者。<BR><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4pt">饥饿无时不在<BR></SPAN></STRONG> 在繁重的劳动之余,饥饿是知青们首先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当年轻而又缺乏营养的身体几乎无法承担自己的重量时,一种求生的渴望,能让人放下一切正常人应该维持的东西。因此,在知青身上,常常会有一些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BR> 十几个男知青逛到饭馆门前,碰上一笼刚蒸好的白面馒头从里面端出来。一个知青停下了,两个停下了,十几个全停了下来。终于,第一只手五爪齐下,跟着十几双手都伸了下去,一笼馒头被抢了多半。<BR> 饭馆里的工作人员呆了,甚至没有一个人追上来要钱。<BR> 这有点象无声的黑白电影中的一个慢镜头。一群人面无表情,毫无意识地干了一件不光彩的事;工作人员目瞪口呆,不明白这件事的意思。<BR> 但这确实就是饿坏了的知青们干的事。<BR>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那时每顿吃饭时,知青们总是端着一碗白饭,在农场老职工门前东逛西逛,见哪家主人桌上有好菜就挟,决不看主人脸色,决不手软。这种半抢半讨,弄得老工人叫苦不迭。因为大家日子都艰难。于是,老工人便在桌子下做了一个抽屉,每每见知青走来,便赶紧将菜藏进抽屉里。<BR> 明抢是一种解决办法,但那时知青们惯常用的手段还是偷。<BR> 李新民是去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他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他们的“盗贼”行为,“那时候我们整天饿得愁眉苦脸,记得是1970年6月的一天,我们从早到晚饿得没东西吃,好不容易等到天黑,我带着知青爬上山坡,在月光下一夜就挖光了队里将近20亩没有成熟的土豆,拉回了满满两架子车,天不亮,两个女同学就煮熟了一大锅土豆,个个吃得高兴。”<BR> 有了土豆又想吃肉,因为好几个月没有闻到腥味了,当天上午李新民用气枪又偷偷打回两只公鸡,中午同学们饱餐了一顿鸡肉炖土豆。没想到第二天偷土豆和偷鸡的事被大队发现,并上报到公社革委会,公社当天便派来干部调查案情,找的第一个主犯就是李新民,一贯行侠仗义的李新民把事情一口包揽在自己身上。公社干部大发雷霆地喊道:“你身为红卫兵,偷集体财产不说,还竟敢把枪口对准贫下中农的鸡,你究竟是什么目的?”李新民一看自己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忙说:“没目的,没目的,只是因为肚子饿才……”公社干部还是严厉地喊道:“谁不饿?!”多亏聪明的李新民能软能硬才免去了一次五花大绑。李新民说:“尽管最后没酿成什么大祸,但是一连几天把我整得够呛。”过了不久,招工开始了,村里人都希望李新民早点走,因此他被贫下中农首批“推荐”离开了农村。<BR><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4pt">爱情不再缠绵</SPAN></STRONG><BR> 十六七岁的青年来到农村,从第一天起,他们的青春就注定留在文明之外的地方,而这种处境将持续多久却不明确。多数知青在幻想中等待,以各种方式努力使自己能尽快返回城市。而爱情在这场等待中,早已失掉了它的浪漫和缠绵,剩下的是赤裸裸的现实。<BR> 一位知青在文艺演出中认识了一位女知青,男方单相思,女方态度暧昧。局势发展到了双方稍稍再进半步就皆大欢喜的时候,男方给女方写去一封可进可退的试探性的信,等啊等啊,终于,女方回信了。<BR> “信中说收到了我的信,……她好像压根忘了曾经与我有约。信中只是一般的问候话语,但末尾却突兀地冒出一句:“你们那里招工如何?”这句似通非通的话,立即让我读懂了。她很巧妙地给我一个答复,指出了目前我们面临的客观现实。知青是没有资格谈情的,不能招工回城,发展“朋友”关系便只是一句空话;没有起码的经济基础,爱情的玫瑰也会迅速凋零。……我知道,我和宦英(女知青)都不是只顾眼前的浪漫小青年,我们都认认真真考虑到将来。<BR> 我很冷静地给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短时间内招工无望。<BR> 她没有再来信……<BR> 我也渐渐地忘掉了她。……”<BR> 这就是那个时代知青在爱情上难以跨越的障碍。有些人就此偃旗息鼓,但另外一些人,却借着这个机会进行了更为夸张的表演。<BR> 在边疆,一位男知青喜欢一位女知青,他写了一封信,趁没有别人在场时,偷偷地走近那位女知青,将信塞到对方手里,然后做贼心虚地转身就跑。他回到房间得意地向人宣布:“干成了!”女知青接过信脸通红,塞进衣袋里就进房间把门关上了。不用说,那位女知青一定明白信中可能会是什么内容。但结果却不妙。女知青看完信,立即将信交给副连长。副连长那时已是个大龄女青年,她对这种事怀着一种莫名的愤怒,当天晚上就召开全连大会,在马灯下大声朗读这封信。当然,有一点她做得还不是那么过份——她没有读出收信人和写信人的姓名。但这已经够了,大家很快就知道谁写给谁的。副连长鄙夷地说:“看看这种人吧,满脑袋下流念头,这是没有好好接受再教育的结果……”说着说着她就来气了,用力撕碎那封信,她的脸因愤怒而变形,她语无伦次地骂道:“可耻!叛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种人……”她突然不知该怎么往下说,怔了一会,才有气无力地说:“这种人要好好教育。” <BR>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那位女知青就入了团,当了班长;而那位男青年从此一蹶不振,变得极不自信;那位副连长,没多久终于忍不住和一位远处的复员军人结婚,离开了原来的山沟。从那以后,在那寂寞的山沟,单调的知青生活里,又多了一个令当事人尴尬令旁观者欢乐的话题,人们为这件事足足笑了半年。男知青们同情男知青,私下里,给那位女知青取了个绰号“懂不起”。<BR> 其实,没什么“懂不起”的。一年以后,这位极其现实的女知青就和另一位上进青年恋爱上了,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他们又红又爱。几年以后,他们回到城市,结婚生子,一天天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BR><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4pt">暴力是种发泄</SPAN></STRONG><BR>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说:“‘文革’期间把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送到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他们工作的位子。”从1968年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在农村的七、八年间,他们没有工作位子,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BR> 由于前途渺茫,知青们绝望的情绪与日俱增,他们到处发泄心中的压抑和不满,暴力成了他们反抗的主要形式。这些没有希望的混乱的人们,作为一个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苦难接受者,他们不知道自己被何物所伤,因而他们的反抗便表现得粗野盲目。<BR> 他们与当地农民打,在知青内部斗,甚至在云南边疆,他们还和越南侨民一决高下。<BR> 一位插队的辽宁知青是这样回忆当年他们作恶多端的往事的:<BR> 还没等我们醒过神来,前后左右冒出五十多个一律身着军装的知青,把我们团团围在当中,个个一脸杀气,满目凶光。一个为首的头向前跨了一步,他中等个,健壮结实,一对小眼睛闪烁着咄咄逼人的寒光,低吼道:“让他们见见红!”<BR> 他的话刚出口,他们“嘎”地一声从后腰抽出五十多把寒光闪闪的枪刺,我们“唰”地一声从书包里抓出三十多把明晃晃的菜刀——血战开始了!<BR> 终因寡不敌众,我们全部被打翻在地,个个血葫芦似的惨不忍睹。<BR> 打架往往并不是彼此之间有过节儿,有时它爆发的理由在今天看来,真有些难以启齿。<BR> 一个身体壮硕的北京知青,在云南某农场被认为是个不务正业的人。他干活不积极,上山砍草,他总是将砍刀插地,下巴撑在长长的刀把上,站在那里哎哟哎哟地呻吟,不管你信不信,他就这样干;要不就是上了山,一头钻进深草里呼呼大睡,被人发现,他就说“头昏”、“肚子疼”、“腿疼”……总之,他永远有理由。但这位仁兄干别的事又特别来劲。<BR> 那时流行政治学习,每天晚上,不管多么疲倦,总要集中学两小时。一天晚上,大家照例坐在会议室里,睡眼朦胧地任指导员读一张旧报纸上的社论,指导员抽着二角九分钱一盒的金沙江香烟,所以精神很好,知青们到月中就没钱买烟了,只好打瞌睡。<BR> 散会后,大家刚离开会议室,指导员也出去了,几位知青突然拿着手电筒不知从什么角落钻出来,在刚才指导员坐过的地方东找西找。一位重庆知青眼尖,一下抓住一枚已经踩瘪的烟蒂,一位北京知青冲过去抓住这位重庆知青大声嚷道:“这烟屁是我先看见的,孙子!不信咱们到沟里去单练单练!”要讲“单练”,恐怕这位重庆知青不是对手,北京知青练过一阵摔跤和拳击。而重庆知青们正好没有“单练”的习惯,他们喜欢打群架。<BR> 这时,在场的重庆知青一下子冲上去,将北京知青围在中间;北京知青见势不对,立即从身上抽出一把锃亮的匕首,他以为这群重庆小孩会被吓住,哪知那重庆知青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他将“烟屁”递给旁边一位知青说:“帮我保管好,”然后冲着大家说:“你们都不要上,我一个人来对付!”说完,解开上衣,用手拍拍赤裸着的瘦胸膛,对北京知青说:“来吧,有胆量你就先给我这里来一刀!”说着就将胸膛朝对方的匕首尖猛挺过去,手持武器的北京知青反倒吓得倒退两步,他扔掉手中匕首,双手握住那位不怕死的小伙子,激动地说:“重庆知青真他妈了不起,我彻底服了!”<BR> 身处那个时代的知青们,相信很少有人能说出,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可取之处。即便在事后,仍然有很多人抵触,王安忆就说:“如果说靠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作家,我宁愿不是一个作家。我只能说,百分之九十九是牺牲”。<BR> 那么,剩下的百分之一是什么呢?多年以后,当人们再以理性的态度审视这段历史时,不得不承认,从某种角度看,那是一种财富。叶辛说:“十年零七个月的农村生活,使我对中国农村,对生长在农村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的生活有了另外一种感受和理解,因此,我始终对生长在祖国广袤大地上的农民有着一分感情。这个理解对我创作来讲是非常重要、弥足珍贵的。”<BR> 曾在北大荒插过队的前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对自己的知青经历也有过这样一段总结:“二十几年过去了,对知青生活的日日夜夜,不仅没有淡忘,在我头脑中反而变得更加鲜活。我常对自己说,经历过那段磨难,如今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BR></P> 文革,上山下乡,批斗,那个年代的生活现在难以想象 <p>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p><p>再看看父母那个年代的生活</p><p>距离多远???</p> 好也罢,坏也罢,都是一段难忘岁月,几十年后再回首,肯定会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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