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风暴起于边疆
<P>丁惠民,这个名字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有人用汉字本身的对应关系来说明他的重要性:丁——毛,惠民——泽东。虽然这种富有危险性的夸张暗示,缺少必要的内在事实联系,但不可否认,那时,这个名字在某一部分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P><P> <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4pt"> 结束:风暴起于边疆</SPAN></STRONG></P>
<P> 在西双版纳的月光下,一个颧骨高耸的人一支又一支地抽着一角三分钱一包的春耕牌香烟。秋凉如水,远处公路上汽车的声音都会激起他内心复杂的惊恐涟漪,因为他内心已经出事了。他就是丁惠民。他内心的恐慌无人晓得,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在广大知青心中,他是领袖、是英雄。1978年,他带领五万云南知青大罢工,最终促使云南边疆十万知青尽数返城,同时也使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近三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戛然而止。<BR><STRONG>风起于青萍之末<BR></STRONG> 从丁惠民的回忆来看,之所以会掀起这样一场风暴,最初的起因,是一件在今天看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BR> 1974年的一天,丁惠民所在连队在河边一块地上修瓦房。拌完一堆沙后,丁惠民坐下休息。被班长看到了,朝他喊:“好哇,你丁惠民偷懒!”班长平时和他关系不好,丁惠民顶了他一句:“狗捉老鼠,多管闲事!”班长向指导员告状,指导员是班长亲戚,过来揪住丁惠民的衣领,丁惠民一下把他推倒在地。指导员爬起来抓起一根木棒,疯了一样砸向丁惠民。丁惠民拔腿就跑。 <BR> 指导员去营部告状,营长立即带人坐着拖拉机来连部抓人。丁惠民被五花大绑,公开批斗,随后押往营部。到营部时天已经黑了,这时,有人用一支三八式步枪的枪托朝他的背上猛击了一下,把他的第四节腰椎骨打开了缝,由于没有校正,后来就长歪了。<BR> 丁惠民被关了9天9夜,每天挑大粪,打土坯,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大冬天的,晚上就住在牛棚一样的烂草棚里。9天后,连长接他回连队时,一句话也没说。<BR> 后来,丁惠民回家探亲,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气得不得了,先后给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等地方写了620多封信,每封都有5、6页,全用挂号信寄出。但没有一点用处,他的父亲流着眼泪说:“这个社会太黑暗了!”<BR> 丁惠民回忆,从这时起,他开始有了反叛意识,他感到现实生活与官方宣传完全不同。<BR> 丁惠民探亲后再回西双版纳景洪农场时,农场换了新场长,因他之前所受的委屈,场长帮他调出连队到学校搞后勤和采购。他利用出差机会,有意识地到各个农场作了一些调查。他发现,景洪农场的情况还算好的了,别的农场更惨。“跑遍了整个西双版纳后,我明白,知青们全都不安心边疆,每个都想回家乡。一堆干柴,只差一把火就能燃烧起来。”<BR><STRONG>烈火在燃烧<BR></STRONG> 1978年秋天,在西双版纳寂静的山坳中,到处弥漫的是一种连鬼都感到沮丧的平静,知青们的面容只能用厌烦和冷漠来形容。人们懒洋洋上班、下班、吃几年如一日没有营养的饭,睡觉,做没意思的梦。这些革命时代的新人,象“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无言地坐对西双版纳的黄昏。他们就像一堆干柴,等待着火种。<BR> 因为一段特殊的遭际,丁惠民无意中成了为干柴点火的人。在那个秋凉如水的夜晚,他想问题想得手心直冒汗。他没有采取过激行动,而是采用了写公开信这种最符合逻辑的方式。给谁写信?丁惠民很有胆识,他跳过华国锋,直接给副总理邓小平写信。<BR> “我们农场知识青年以最诚挚的心情向您——邓副总理恳切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丁惠民代表全体知青发出令人心酸的叫喊。<BR> 在公开信前面,丁惠民还写了一篇号召全体知青签名的信。它那煽动性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很不值一提——所有的理想只是回到父母身边,进工厂,在机床边度过后半生——但这在当时,却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人们神情激动地守在油印机前,印出一份,取走一份,公开联名信就这样传递到所有知青手中。<BR> 丁惠民一下子成了名人,成了真理的代言人。据他回忆,“记得有一天深夜,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六团(勐腊农场)的两名知青浑身泥浆闯了进来。他们受农场知青的委托,骑自行车赶了二百多公里,途中车坏了,就徒步推车;干粮吃完后,饿了就向寨子乞讨剩饭,硬是走了两天两夜才赶到。进门第一句话:‘你是丁惠民吧?我们找知青的真理来了’”。<BR> 丁惠民研读过一些兵法书籍,因此在领导知青返城这一事件中,他就像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沉着冷静地应付着各种局面。公开信发出,知青热烈响应后,他组织西双版纳七十多个农场的知青代表开会,直接向农垦当局领导陈情。领导一味敷衍,不解决问题。他接着又组织五万知青大罢工,并率领几十人的代表团赴京请愿。到京后,在与相关领导的接触中,他所坚持的“请愿合法、罢工事出有因”这两条,最终得到高层认同。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他们,这位老革命家对这次罢工请愿似乎有他自己的理解。丁惠民回忆:(他)似乎认为我们是因为找不到对象才闹到北京的,于是,他很热心也很认真地告诉我们:他准备亲自去找邓(颖超)大姐,请她从山东多找些姑娘到版纳来。<BR> 后面的事情就容易多了,知青政策放宽,仅仅三个月,云南十万知青人去楼空。由此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则波及全国,借着这股“东风”,延续了近三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很快寿终正寝。<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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