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富裕了吗？zt
赵海均据报道，２０００年中国的GDP 首次突破１万亿美元，人均GDP 超过８００
美元，摘掉了低收入国家的帽子。
中国真的富起来、强起来了吗? 的确，就其经济总量或者综合国力来说，中
国正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民产值仅有３６２
４亿元，２００１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９５９３３亿元，经济总量指标许多方
面均位于世界前列。１９７８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仅有４０５元，农村人
均收入１３８元，２００１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６８６０元，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６６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现金纯收入１７４８元。居民住房
条件继续改善。到２００２年５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８万亿元。
但是，在中国还有许多现象值得人们沉思，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中
国还处于经济短缺状态，但到了９０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就开始面对新的市场
供需失衡问题。中国已从“短缺经济”走到了“剩余经济”。近年来，虽然中央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实行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总体上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但是一方面高楼大厦林
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决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座现代大都市，中国社会和中
国人对现代消费的接受力以及普及速度都可以说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在农村，
还有不少地方，人们仿佛还是刚刚告别了原始文明，即使在一些都市，也还有不
少人面临着生存的困难。
就拿银行储蓄来说，虽然现在银行的居民储蓄已超过８万亿元，但按人均不
足６０００元。有关资料表明，全国个人存款中有６０% 属于１０% 的人，那么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存款在２０００元左右。２００１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已达２
３６６元，按照分类的一般方法，如果将人群分为五档( 各２０%)，最低档２０
% 的农民人均收入仍然在９００元左右。
再拿GDP 来说，国内生产总值(GDP)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
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量的货币价值。GDP 的组成包括国内所有企业的投资支
出、个人及家庭的消费支出、政府机关的购买支出、净出口额等各方面的货币价
值总和，包括了人们全部的经济活动。但它能够准确反映的只是经济的规模。首
先，GDP 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一般地讲，一国社会财
富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必然是GDP 增加的结果，但是反过来，GDP 的增加并不一定
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其二，既要看GDP 的数量，还要看到为此而
付出的代价。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经济增长中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严重。
比如，耗用了２/ ３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只能创造GDP 总额的１/ ３；国内重
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４０% ，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
高３０% ，万元GDP 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５倍，万元GDP 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
水平的３倍。显然，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成本比国际水平高出许多，
是世界上单位GDP 创造中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再者，GDP 及其增量不能反映经
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多年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的恶
化也呈高速。一个社会追求经济增长的本意在于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和福利，但如
果在此过程中却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虽然GDP 增加，而实际社会财富和
福利水平反而会下降。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富裕了，“共同贫穷”的局面已经消失，
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比以前富裕了，
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了一般居民的家庭。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心理更加不平
衡了，牢骚和怨恨多了，民众的相对掠夺感进一步强化。发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这些年中收入分配的差别引起的贫富分化或者说是社会阶层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大幅的提
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在行业、城乡、地区之间差距也
正在不断扩大。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２０００年为０
. ４５８，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０. ４以上表示绝
对不平均，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按国际一般的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
人均GDP 为８００～１０００美元阶段，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
入的１. ７倍，而中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据国
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自１９９７年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由１
９９６年的９% 持续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１. ９% ，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
度一直保持在７% 左右。２００１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纯收
入的３４. ４８% 。
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如金融、电信等垄断性经营行业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业务量突飞猛进，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
配给职工，职工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一些依靠财政补助的基础性行业如农
林牧渔业和地质水利业和一些充分竞争性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由
于补贴减少和利润下降，从业人员收入减少。统计资料显示，和１９９０年相比，
２０００年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技术服务业收入增幅最高，分别达到４７０
% 、５４２% 和４６６. ８% ，农林牧渔业和采掘业增幅最低，仅为２３６. ４
% 和２０６. ８% 。其他行业增幅在２５０% ～４００% 之间。１９９０年最高
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１. ８０∶１，２０００年上升为２. ３６
∶１。１９９０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采掘业、水电煤生产供应业和地质勘探
水利业；２０００年变为科研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最低的三
个行业变为农林牧渔业、餐饮服务业和采掘业。１９９０年收入最高收入行业的
收入是最低行业的１. ７２倍，而２０００年变为２. ６３倍。
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以农村居民收入为例，１９７８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比，绝对差距为
２２１元，相对差距两者的比值为１. ６８∶１；到２０００年，最高的华东地
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绝对差距达到１７７４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达到４９
２. ８元，相对差距两者比值为２. １５∶１，比１９７８年高４７个百分点。
收入最高的上海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５５９６. ３７元，是收入最少的贵州农
民人均纯收入１３７４. １６元的４. ０７倍! 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
距也在增大。以２０００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京和最低的
山西、河南进行比较：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０年，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的增长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１. ５７个百分点，而山西和河南却只比
上年多增加０. ２５个百分点；１９９７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上海，
为８４３８. ９元，是最低山西４９８９. ９元的１. ６９倍，２０００年这一
比值增加为２. ４８倍。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７% 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１/ ６的人口，解决了１
３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３０００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
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１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离开
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相对贫困的中国。即使在城镇，已经出现
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６００多万下岗职工、６００多万
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城镇中
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亟待改造。
目前仍在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问题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
化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即：富者越来越富，
穷者越来越穷。
经济过剩，“剩”的是什么﹖
中国是否真的出现过剩经济，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
看也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过剩状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商品“过剩”与“短缺”并存；其二，资金“过剩”与“短缺”并存
；其三，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
１. “低价位”与“低消费”并存的商品市场的反市场态势。
我们知道，中国商品市场不是真正的富裕性过剩，而是结构性过剩；商品市
场的短缺，则是以结构性短缺为主的结构性与总量短缺交织并存的状态。
结构性病态过剩，是指广大低收入劳动力与失业工人无力购买和部分高收入
阶层需求饱和的过剩。
结构性过剩与总量短缺交织的状态，一方面，短缺表现在层次较高商品的总
量短缺上，如汽车、住房、现代化通信工具等；另一方面，因为这种总量短缺，
这些商品表现出较高的价位，很多人有需要，但形不成需求，所以成为一种结构
性短缺。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很多商品的总量短缺是由于垄断引起，如电信、交
通等，这种因垄断引起的短缺，结果会导致效率的损失( 如服务态度和质量、产
品质量等) 。
２. “低成本”与“低投资”并存的资金市场的反市场态势。
这实质上是投融资渠道不畅的表象。一个国家的投融资渠道，如同人体的血
管，资金如同血液，如果血管不畅，血液流通速度下降，严重时会发生梗塞，甚
至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因为政府企业、政府银行和银行企业“三位一体”导致
大量国有企业巨额债务形成银行不良资产( 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数据表明，这一
不良资产数额达到２００００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GDP 的近一半，
严重威胁着金融的安全) ，导致“血液堵塞”。在中央银行连续７次降低利率(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 实施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下，银行“惜贷”导致大量资
金滞留、变流( 体内循环) 和歧变流( 违规流向证券市场) ，而大量企业尤其是
中小企业感到信贷紧缩，融资困难，经营困难( 因缺血导致活力不足) 甚至破产、
倒闭( 因缺血组织坏死) 。这实际上是投融资渠道不畅和国民经济弱势发展之间
的“恶性循环陷阱”。
３. “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劳动力市场反市场态势。
由于劳动力的“过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供给过剩，而是存在“短缺”的
过剩，而劳动力的“短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缺”，而是由于劳动力资源
的不合理配置所致，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存在总量和结
构两个层面的差异。所以，不能简单地下论断，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从总量上来讲，中国的劳动力存在“绝对量过剩”和“绝对量短缺”并存。
其一，劳动力的绝对量过剩，是指大量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无法就业，主要是大量
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与因为技术与文化水平较低而失业的城镇劳动力，这种劳动力
过剩的态势，不仅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性障碍，更重要的是成为社会转
型期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其二，中国劳动力绝对量的短缺，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绝
对量短缺。劳动力低收入与劳动力低素质将使经济长期在低水平发展，使整个国
民经济“不断积累贫困”和“经济脆弱性”，使整个经济和劳动力将出现“一代
不如一代”的恶性循环状态。
从结构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区域层面。一方面，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
大量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劳动力奇缺，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无法有效
配置，表现出“人才扎堆”导致的人力资本浪费的“病态过剩”态势。另一方面，
发达地区大量低层次劳动职位无人从事或存在“黑领超过白领”的“脑体倒挂”
现象，而落后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又无事可做，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
失业。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危害是很大的。
这三种反市场态势，有的根源于市场自身形成的价格( 如商品价格、部分劳
动力价格和部分资金价格) ，有的则根源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决定的价格( 如资
金价格、部分工资水平和部分商品价格) ，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处于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的特殊胶合状态，这种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
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形成经济的多重二元结构，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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