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
钟伟/巴曙松/高辉清/赵晓银行业：国有银行体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充当渐进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角色，银行体系的高度垄断性保证了中国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行政占有和支配权，而任何市场取向的改革都是对这种占有和支配权的弱化，这是中国国有银行业改革几乎没有起步的根本原因。
证券业：不能否认个别证券公司遭受挤兑而立即破产，以及通过证券公司之间的兼并来延缓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保险业：中国保险机构在今后5-10年内，处于最为艰难的求生阶段。目前保险机构的基本财务状况非常糟糕。未来5-10年是中国保险机构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以及艰难克服现存危机的关键时段。
地下金融：中国金融已经出现地上和地下双轨运行的现状，这是金融改革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派生效应。中国地下金融兼具创新性和毁灭性，其存在说明中国金融脱媒已较为严重。
资本管制：目前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的弱化，恰恰反映出，中国开放资本帐户的风险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此类风险已基本提前释放。
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状态：风险严重尚未失控，但可控程度面临挑战。
引子
本风险评估报告覆盖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地下金融状况、资本管制效能等方面，在给出简要的现状描述后，即进行主观风险评估判定，断定分五级：
1、★基本没有风险；
2、★★风险适度；
3、★★★风险已值得关注；
4、★★★★风险严重需警惕
5、★★★★★风险损随时可能失控
其中☆表示过渡形态，例如★★★★☆即表示风险处于严重和勉强尚可控制的程度，失控的可能性增加。此风险评估分类和报告属于我们的直观判断，我们不对因此产生的引用负担责任。
第一部分：对中国国有银行业的风险评估
1、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盈利模式不够清晰。
根据1999-2001年度四大银行的损益平衡表，我们概括出，国有银行体系的收入来源依次是：利息收入（69%），金融机构往来收入（17%），国债收益（10%），手续费收入（2%），汇兑和其他营业收入（2%）。而支出则依次是：利息支出（57%），营业费用（22%），各项准备计提（10%），金融机构往来支出（6%），固定资产折旧（3%），其他营业支出（2%）。可见中国国有银行体系高度依赖于存贷款的利率差，而金融机构往来的收入和支出实际上可以视做国有银行利润虚夸部分。鉴于国债收益不断下降，中间业务界定不清，国有银行体系盈利能力持续弱化。根据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的披露，在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资产利润率仅0.13%，中国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0.14%.而同年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达到1.50%和1.77%.
2、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资本金已经接近枯竭。
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比普遍不佳，他们基本上丧失了依赖自身积累补充资本金的可能性。以工商银行为例，在2001年全年工行提取呆账准备金174.6亿元，核销历年各种财务损失106亿元，实现账面利润58.88亿元。假定其不良资产状况今后不再恶化，再假定新增的银行资产不带来新的资本金要求，那么为静态地补充资本金，工商银行至少需要200亿美元，靠工商银行自身的利润积累约需要20年，因此中国国有银行系统补充资本金只能依赖外部注资。
资料来源：根据英国《经济学家》2001年7月有关数据整理而成。
3、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仍然偏高
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估算有多种结果。从1994-2001年的多项研究来看，这个比率从24%到50%不等，其中，穆迪氏在1999年和摩根大通在2002年的研究均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重组成本可能高达GDP 的18%，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目前国有银行的“四大”不仅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数据的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亚洲危机前东南亚各银行的水平（东南亚各国银行在金融危机前不超过6%）。据说在2001年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总额和其占银行总资产的比重双双下降，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年初下降3.81个百分点。在2002年第一季度，戴相龙多次指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为25.37％。在2002年7月，戴进一步指出，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又下降了2.25个百分点，总结来说，官方披露目前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为23%左右，但未对促降不良资产的途径做披露。应该注意的是，23%这个数据具有不可比性。一是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没有包括已经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5688亿不良资产，如果加上这一块，估计不良贷款率就需修正为35%；二是中国国有银行对贷款仍沿用“一逾二呆”的办法，而非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办法，这也使得名义上的不良资产比率较低。
值得关注的是，国有银行体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充当渐进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角色，银行体系的高度垄断性保证了中国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行政占有和支配权，而任何市场取向的改革都是对这种占有和支配权的弱化，这是中国国有银行业改革几乎没有起步的根本原因。银行业的糟糕状况不应被归咎为其领导人的过失，相反，银行各类干部正日益陷入到无过则为功的状态。
总结：目前国有银行系统一缺乏较好的盈利模式；二资本金严重匮乏；三深受不良资产困扰。因此银行体系的风险相当巨大，如果以中央银行的广义负债指标M2/GDP来观察的话，则中国央行名列全球首位。化解这些问题，只有以下渠道：一是撤并营业网点和裁员，这目前已在进行；二是通过政府财政来注资，鉴于中央财政隐性债务压力巨大，财政注资几乎不可能；三是通过银行上市来补充资本金，中国资本市场的容量决定了国有银行可能需要分拆而不是整体上市；四是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来注资，这需要等待《大中型国有企业吸收外国资金并购管理条例》的出台；五是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放松，引入私人部门的注资；六是以直接的通货膨胀税强行稀释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假定在未来10年内国内产出总值的真实增长率保持8%，通货膨胀率也保持在8%；再假定在基年GDP 为10万亿元，银行不良贷款2.5万亿，占GDP 的25%.在维持“双八”目标的情况下，不良贷款占GDP 的比例在5年后从25%下降为13%，10年后下降为6%.国有银行的现状决定了从长期看，中国金融业承受的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如何阻止高通货膨胀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是未来的重要命题。
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风险程度：★★★★风险严重暂时可控
第二部分：对中国证券业和保险业的风险评估
1、中国证券机构存在突发性破产的严重风险
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主任李小雪称，截至2002年5月底，118家证券公司净资产额为917亿元，不良资产却高达460亿元，不良资产率超过50%.仅就数据而言，中国证券业的状况较之国有银行尚且不如。在2001年度对87家证券公司的审计中，审计意见不干净的占55.17%，其中带解释性说明的占14.94%、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占12.64%，无法表示意见的有1家。造成证券公司不良资产十分严重的原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一是早期债务继承，早期的证券公司脱胎于银行和信托公司，当时银行和信托资金投资于房地产损失严重，在证券公司成立时，被直接划转到证券公司账上。二是资本市场近年来出现剧烈波动，尤其是2001年，中国证券公司的投资和经营损失十分严重。三是以固定回报承诺的方式进行代客理财导致严重损失。在2001年7月之前，大多数代客理财和委托投资的承诺保底收益率均锁定在10%左右。鉴于2000年中国国债市场的总体收益率从3.5%一路下滑，因此大部分委托投资资金都进入了股票市场，并遭受严重亏损。四是证券公司自身经营管理状况不容乐观。
中国证券公司获得外部注资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一，目前中国各证券公司已经陆续进行了增资扩股工作，不太可能进一步募集股本。第二，外国投资银行对中国券商合资兴趣不大。虽然中国已经加入WTO 并允许中外合作基金公司的设立，但迄今为止，外国投资银行既不清楚中国券商真实的财务状况，也不清楚合资后的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有何业务可做，因此中国券商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不多。
中国券商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在于通过两个渠道补充流动性，一是隐蔽的银行信贷资金和来自上市公司的委托资金；二是挪用客户保证金，据李小雪称，到2002年5月止，仍有18家证券公司在挪用客户保证金。114家证券公司中，有10家超过了10亿元，达到其资产总额的42%.目前沪深两市新增投资者速度已经明显下降，上市公司仍然基本上没有希望赢得投资者的尊重，所以券商破产的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例如2002年6月7日，中经开已破产，其不良资产据称达到300亿（此数字没有得到中经开清算组的证实。）此外，据传鞍山信托、南方证券等财务状况也不佳，已经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
总结：不能否认个别证券公司遭受挤兑而立即破产，以及通过证券公司之间的兼并来延缓问题发生的可能性。由于90%以上的券商均为国有，这将迫使地方政府为挽救券商，而使自身财政赤字急剧增加。
中国证券业的风险程度：★★★★★风险严重随时可能失控
2、中国保险机构正试图度过难关。
总体上判断，中国保险机构在今后5-10年内，处于最为艰难的求生阶段。目前保险机构的基本财务状况非常糟糕。这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中国保险机构盈利能力非常低，靠自身的积累化解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资产的可能性不大。过去的3年间，中国保险企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只有1.19％，而根据Loma《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in Life and HealthInsurance Companies 》披露，国际行业平均水准则为2.1％。中国保险企业的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只有9.99％，而国际同行业平均水准为15%，盈利能力不足和资本不足问题已经凸现。第二，中国保险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难以估计。据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吴小平在2001年10月份表示，中国各保险企业的不良资产总计为114亿人民币，2000年减少6亿。如此看来，中国保险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仅为4%左右，而事实则可能大相径庭。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市场的寿险产品多为固定利率的传统型产品，缺乏抵御利率变动风险的能力。不幸的是，自从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连续调降利率，原有已售出的固定利率保险产品的预定回报利率曾一度高达8％复利，但自1996年以来连续7次降息后，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由9.18％下调到2.25％（不计算利息税），低于目前保险产品2.5％的预定利率，而过去已经售出的高预定利率保单将仍需按照原有的高利率给付，导致利差倒挂严重，偿付能力恶化。这意味着中国保险企业在2000年以前所获得几乎全部寿险保单，基本上出现了巨额利差损失。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中国保险机构的真实不良资产比率和披露值无关。第三，中国保险公司也很难具有资金运用能力。由于政府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限制非常严格，导致中国保险公司的平均投资收益率水平非常低下。目前中国保险机构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买卖金融债券，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它资金运用方式。1998年10月，国家允许保险资金参与全国同业拆借市场，但只可从事债券现券交易；1999年7月，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可以购买信用评级在AA＋以上的中央企业债券；1999年8月12日，国家将保险投资范围放宽到可以在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办理债券回购业务；1999年10月底，国家允许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但2001年，中国保险机构推出的投资连接产品和万能寿险等变额分红产品，因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基本上陷入亏损状态。
总结：如何判断中国保险业的风险状况？这取决于如下一些因素，未来5-10年是中国保险机构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以及艰难克服现存危机的关键时段。
第一，保险展业是否顺利？这决定了中国保险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和快速成长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用健康的增量来化解存量的问题。估计中国保险市场未来五年发展速度将会平均在20％左右，与此业务规模相应的资本金需求累计将达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再加上过去7年利差损失导致的500亿资本需求，总资本需求将达1000亿。目前保险业的资本总和只有250亿元人民币，可以测算出中国保险业未来5年的资本缺口将达到750亿元人民币左右。假定未来5-10年以保费收入2000亿为基点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并且增量是健康的，那么到2010年前后，中国保险业的风险状况可以逐步纾缓。
第二，政府管制是否有可能放松？这体现在以下方面：1、允许通过组建保险基金的形式进入股市；2、允许保险公司参与一级市场认购新股，并适当直接参与证券二级市场交易；3、中央财政为保险公司发行20－30年的长期国债；4、鼓励保险资金投向有长期稳定回报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进一步放松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进入保险业的准入限制。6、上市，保险公司上市的冲动已非常强烈，这也是补充资金最快的渠道。上述方式可以促使保险机构补充资本金和增强盈利能力。
中国保险机构的风险程度：★★★★☆目前风险极重但未来有望缓解
第三部分：中国地下金融良莠不齐利弊互现
1、中国地下金融规模约为地上金融的1/3
中国地下金融规模在1997年之前相对较小，而在近5年有了较长足的发展。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已经直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国民经济构成迅速改变，以产业分类，农业基本上仍处于以农户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初级状态。在大规模撤并农村基层金融机构之后，对农业的金融支持迅速萎缩，而从农村流出的年资金规模约在2000亿左右，导致中国农村高高利贷活动的抬头。工业构成中，国有、民营和三资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大约各为1/3，但民营企业难以从股市上直接融资极其有限（民营公司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6％），从国有银行间接融资也十分困难。以服务业而言，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更处于绝对优势。可以说国有金融体系服务于国有经济，而和国民经济构成的变迁相割裂，迫使地下金融超常发育。
迄今为止，地下金融的间接规模仍难以估计。以下是一些零星的调查结果。第一，根据《经济参考报》2001年12月28日的披露，在泉州，民间资金规模约为600亿元。整个福建的民间资金至少有2400亿元。这也就是说福建约有1/4的资金处于地下拆借状况。第二，据农行温州市支行调查，约有83.3%的农户都曾经有过民间借贷活动，温州市民间借贷的“盘子”占到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1/3，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占一半左右。据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3月，温州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650.4亿，企业存款381.76亿（温州工业企业96%以上为民营性质），外汇存款余额16.1亿美元，即处于国有银行体系的民间资金约为1000亿人民币。另据人行温州支行在2002年1月的调查，2001年温州中小企业的总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款的比例约为6∶2.4∶1.6.按2001年末温州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0亿元计算，中小企业借入的民间信用约为170亿。同时，在企业创业资本中，以业主个人名义借入的民间借款约占总资产的7.5%，即125亿元。此外还有个人之间的消费性，互助性借贷等，合计民间信用规模约300至350亿元。这显示出，温州民间资金中约1/3是通过地下金融进行拆借的。第三，国家外汇管理局曾经发布消息说，目前中国地下前庄每年的洗钱规模为2000亿人民币，北京安邦信息集团的分析是，其中走私收入洗钱约为700亿，腐败收入洗钱约为300亿人民币（而根据胡鞍刚的估计，官员权力腐败的情况较这个数据远为严重。）外资企业进行非法的利润转移1000亿。我们初步的直观判断是：在广东、福建和浙江这些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地下金融的间接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融资规模的1/3左右。总体估计，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地下金融为地上金融规模的1/3稍弱。
中国地下金融的直接融资以私募基金为代表，目前，中国私募基金业作为庞大的灰色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保守估计其资金量在2000亿元左右，乐观估计则可能高达5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是6500亿，这个估计可能偏高。据说，一个靠做贸易起家转型的私募基金有150亿元的规模，其可动用头寸高达700多亿元，在全国有二十多个分支机构。另一家上海的著名私募基金的规模也已突破百亿。因此，中国地下金融在直接融资中的活跃程度，较之间接融资更高。 2、中国地下金融活动兼具创新性和毁灭性
那么，地下金融活动的频繁是否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脱媒”的风险日益增长？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观察。一方面，部分地下金融活动带有明显的“高利贷”性质，并且和社会黑恶势力结合密切。根据《人民日报》2002年1月18日的披露，沿海发达地区民间资金相当充裕，其流动量也相当惊人，各种形式的地下钱庄、“标会”等不仅屡禁不止，且日益活跃。例如洗钱活动。广东潮阳市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地下钱庄，将骗来的税款通过地下钱庄汇到新疆伊犁，再到乌鲁木齐市场换成外汇，用飞机运抵广州，辗转深圳、汕头、香港等地，形成一条完整的洗黑钱链条。仅去年一年，从潮阳汇到新疆的钱就超过上百亿元人民币。“标会”形式的高利贷在浙江省温州、台州地区从来没有停止，就在台州市境内，20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活跃在玉环县、黄岩区一带，九十年代则活跃在椒江区、温岭市。福建的标会也十分活跃。目前仅福建沙县民间标会“体外”循环的资金就达5.2亿元～5.8亿元。部分“标会”带有诈骗性质，福建省长乐市曾经出现专门以妇女为诈骗对象的标会，聚敛近亿元资金后宣布“倒会”。这些地下金融，和融资已几乎没有关系，也不是目前中国地下金融的主体。其给中国带来的并非金融冲击，而是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另一方面，以突破金融管制、满足私营企业融资为特征的地下金融则相对健康。在浙江，私营企业主通过地下金融拆借资金已相对规范，自然人往往被作为借款担保人（此一做法已经为国有银行所借鉴）。在证券市场，私募基金大体形成了基金持有人与管理人的激励兼容机制；基金持有人和管理人的风险分摊机制；私募基金管理层整体素质也较高。值得关注的是，与全球金融市场上私募基金向公募基金演变的基金市场一般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基金业却由政府推动的公募基金向市场自发推动的私募基金演进，私募基金平稳发展并且令人惊讶地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因此，中国地下金融也呈现出典型的“二元性”，那些用于突发性消费（疾病、灾难和教育）、赌博等地下金融活动，其表现形态越来越粗糙和原始，活动区域越贫困化，受地方黑恶势力影响日深，已经危害社会稳定。另一些用于生产性投资和逃避政府管制的地下金融活动，其表现形态越来越接近自发状态下的金融创新，其存在已成为地方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持，这块游离于国有金融之外的地下金融，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并未爆发过大规模的挤兑或者破产事件。
总结：中国金融已经出现地上和地下双轨运行的现状，这是金融改革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派生效应。中国地下金融兼具创新性和毁灭性，其存在说明中国金融脱媒已较为严重。鉴于国有银行现状不容乐观，因此外资银行和地下金融的涌现，反而说明中国金融已出现外资、国有和地下三大块支撑点。国有金融体系一旦发生振荡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较之不考虑外资和地下金融时可能产生的振荡反而要小。
中国地下金融体系的风险程度：★★★☆风险值得关注少数则应予警惕
第四部分：中国资本管制虚置反证“准入风险”基本释放
1、迄今中国是资金净输入还是输出国尚存在争议
迄今尚不清楚中国到底是处于资本净输入，还是净输出的地位，这显示资本管制其实基本失效。关于资本逃避方面较为典型的研究结果有以下一些：第一，《开放杂志》称中国是全球第四大资本外逃国。1997年，中国大陆的外逃资金是364.74亿美元，至2000年，外逃资本为480亿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对大陆的投资额为407亿美元，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第二，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就资本外逃做了一项专题，他们估计1997-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平均每年占GDP 比重2%.1998年逃骗汇100多亿美元，占当年GDP 的1%.外管局没有透露其资本外逃的测量口径，估计是对其他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综合而得的折衷数。即便如此其实每年资本外逃也接近200亿美元。第三，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表明，1997和1998年资本外逃分别为365亿和388亿美元。1999年之后资本外逃有所遏制，但仍然达到了238亿美元。第四，我们曾经进行过较为仔细的测算，使用了国际收支表的余额法、世界银行法、卡廷顿法、摩根公司法等多种测算方式，如果取不同测算口径的中位数，则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资本外逃每年在200-300亿美元之间。因此，资本管制对于未来中国而言，仅仅是影响资本逃避或内流的成本高昂或者便捷问题，而非能与不能的问题。
2、中国目前对外资企业的利润转移几乎难以监管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转移是比较明显且难以控制的资本外逃渠道。从国际收支表看，目前理由外国资本的企业存在每年170亿美元左右的收益转移，此部分大体为FDI 的投资收益汇出。但是从利用外国资本的企业的投资效益看似乎不应有如此巨额的利润汇出。以1998年为例，处于亏损状态的“三资企业”达52250家，亏损面为61.11%，企业亏损总额达到1055亿人民币，“三资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1.35%，总资产报酬率仅为2.08%，资本收益率仅为0.64%，“三资企业”上缴国家财政1171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2%.可见从财务报表上看，“三资企业”的亏损状况竟比国有企业更为严重！可见外资企业收益转移和总体亏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三资企业”作为总体既然处于亏损状态，那就不应该有规模达170亿美元/年左右的投资收益汇出，这和中国国际收支统计相矛盾。
如果考虑到中国每年FDI 的流入规模，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收益转移也相当于中国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时至少支付了年利率30%左右的用资成本，这尚且不包括对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和对中国市场的分食等其他影响。对上述矛盾现象的可能解释有三种：第一种解释是税务、财政和外汇管理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不够完善，导致了外资企业在整体帐面亏损的同时，却又存在大量投资收益转移的现象；第二种解释是目前国际收支表中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程度的失真，使收益转移逆差过于高估；第三种解释是中国统计体系对服务业的规模存在系统性低估，结果导致在夫妇贸易项下的收益转移被相对高估。但无论哪种解释，都仅仅能影响对外资企业利润转移相对规模而非绝对规模的估算。
3、中国资本流动的其他渠道也没有明显障碍
中国还存在其他一系列资本流动的渠道。一是中国居民持有现汇款和电子货币监管真空问题。中国居民很早就允许持有外币现钞和储蓄，加之对电子货币（例如信用卡）不监管，因此携带现钞出入境；或者携带外国信用卡入境，在利用国际信用卡上汇入现汇出境基本没有障碍，这也是中国留学人员最常用的携汇出境手段。二是地下汇兑渠道比较隐蔽多样，例如近年来两岸经济往来急速升温，台湾与内地间资金流动也迅疾放大。根据台湾《投资中国》杂志的估计，截止到去年年底，台商投资内地超过4万家，投资金额越600亿美元。两地私人汇兑每年达数十亿美元。三是中国边贸中，人民币的输出和外币的流入也几乎不受管制，例如定位模糊的“中英街”，每年流出的外汇大约在40亿港币左右。四是禁止中国境内企业在境外收付汇的管制基本已虚置，大量企业集团直接进行境外收付汇。五是香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目前外汇管理办法允许居民携带6000元出入境，因此理论上人民币被允许向境外输出。这些人民币可以通过香港的250多家汇兑店和20多家银行进行汇兑，还可以通过无本金人民币远期交易、货币互换等方式兑换为其他硬通货。据统计，在1996年到2001年之间，香港公接待了中国内地1890万游客，如果这些游客仅仅将6000元中的一半花在香港，则目前香港市场上就应当至少有570亿元人民币。瑞银华宝公司的测算表明，假定2002年内地游客增长50％，随后假定每年增长15％，如果内地游客将6000元中的3000元花在香港，香港市场上在2005年的人民币规模会达到1570亿元。加之周边经济体的人民币也向香港聚流，因此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事实已难以扭转。六是混入经常项目的资本帐逐渐增多且难以控制，其中包括企业以合资为名借入外币，以合资为名将外汇转移入境并投资于证券市场等。七是中国房地产等行业事实上已通过所谓“外销房”方式向境外投资者开放。因此，中国资本管制的效能整体上已非常弱化，人民币也已经通过港币和边贸等渠道成为事实上的准硬通货。中国资本帐户事实上已经相当开放。
总结：目前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的弱化，恰恰反映出，中国开放资本帐户的风险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此类风险已基本提前释放。第一，目前既存的资本流动途径难以通过强化资本管制而予以堵塞；第二，目前名义上严格的资本管制在今后只会逐步撤除，而不会加强；第三，人民币资本帐户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事实上已经合二为一。第四，作为中国“阿克琉斯之踵”的国内金融体系所积累的巨大风险相比，外来金融风险明显处于次要地位。或者说，中国金融体系如果爆发整体性或局部性危机，那么诱因一定在内部，而非外部。
中国资本帐户自由化的风险程度：★★★风险值得关注。
除了银行、证券、保险、地下金融和资本管制之外，其他可能引发中国金融动荡的因素还包括：和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金融机构倒闭、外债逐步积累、证券市场以政策变动为背景的突发事件等等。中国金融业的总体风险状况已经成为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因素。中国金融业需要进行“可负担成本的改革”，即金融改革应该使改革方案所带来的风险和财政压力在可以控制的程度之内。金融业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背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发生动荡，那么内部风险因素作为导火索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外部风险因素。
中国金融体系总体风险状态：★★★★☆风险严重尚未失控，但可控程度面临挑战。 <p>这是哪一年的报告啊？？？</p> 不知道 <p>看样子很老的报告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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