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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铭阳
时间是最抽象的一个称谓。
历史是关于时间的记录，不过历史的书写是不断地去除时间的抽象性。历史的记录将时间的轨迹具体化。
《跌荡一百年》是以百年为时间跨度的记录，这段凝重的记录正如书中所引张爱玲的话：“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
就像透过水晶珠帘的晃动之间，另一边的佳人影影绰绰，可见的是她曼妙的轮廓，还有在瞬间扑捉到的衣服的花纹、眼角的神韵或者鬓角的青丝，这些细节把原本抽象的轮廓还原成一副完整的画面，在意识中，她也许还不够清晰，但足以令人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存在。《跌荡一百年》就是如此还原了那段历史的画面，在宏大与细节之间寻找平衡。
实际上，读者看到的并非一部关于企业的专业史，而是企业在历史中的境遇。作者的意图似乎也并非想让读者了解这一百年里企业的发展状况，而是探寻企业发展背后的脉络，即作者不是描述“企业是什么样的”，而是要揭开“企业为什么是这样”的秘密，它给予读者的启迪更关乎企业在历史长河中的挣扎与奋进，以及在历史的波涛中企业可能采取的姿态和现实存在的可能形态，而不是要介绍某些企业发展的来龙去脉。尤其是作者总在关照现实，这种探寻的目标其实是现在。
书中通过“就好比整整106年后”、“百年之后”这样的短句子将过去与现在相勾连，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呼应。这种动机和缘由是什么？
历史的记录当然不是为了过去，或者说不仅仅是，“以史为鉴”的说法也许过于“微言大义”，对时间的感慨也可能只是来自于个体的体认，当然这需要个体意识的觉醒。
个体意识是《跌荡一百年》，或者说是吴晓波长期以来，鲜明的特征之一。即便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书中比比皆是，也不再是脸谱化的一个面具，他们都显得格外鲜活、生动，虽然这不是历史小说。
正是在宏观与微观的交织下，历史人物不再是简单的好与坏、对与错、爱与恨的直接产物，而独立的一个个人物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才成为他们所示和所是的人。
大量的数据、日记、笔记、回忆、记录，以及其他文献的相互比照令这种还原成为可能，在时间轴与空间轴之间形成了珠帘后的佳人模样。她不是完整的，是破碎的、离散的，还原她需要读者的意识参与。因此，我一时不太确定此书读者群体的范围，这可能与自身信息的不足有关，但我希望“它成为大众的阅读选择”不是奢求。
与国外的汉学家不同，中国人写自己国家的历史必然地带有情感因素，但这并不是说国外汉学家就自然地具备客观性，有时候他们甚至距离客观更远，虽然依旧没带多少情感因素。其实，丢开“述而不作”的价值与意义不论，古今中外又有几人能做到述而不作，这里对“述”与“作”显然并未做高下之分，也没有褒贬之意。
吴晓波在书中“述而作”是鲜明的，但不是大量的和刻意的，其实，吴晓波的作品已然形成自身的书写风格，当然这种风格并非其独有，这种风格也未必就是未来书写企业史或者历史的方式，但的确已成为其中的方式之一。
书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主题——关于道德与制度，书中说“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孔宋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趋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这种思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题，也必将继续成为未来社会的思考主题之一，而且这一主题显然不限于商业、经济领域，每一个关照历史与现实的作者都应该能够面对。
其实，透过文本我更多地，估计许多读者与我一样，看到一个跋涉的灵魂和一颗悲悯的心。这种姿态来源于何处？是否同样源自贯穿文本的个体意识？至少，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来自个体意识的责任可以很自然地转化为社会责任，这是否需要额外的修为，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已成现实。
理所当然，书中的瑕疵亦不可免。如书中说“中日开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我不是研究二战的专家，但以二战欧洲战场的开始作为二战的起点显然是欧洲中心论者的一家之言，此处本人认为加上“欧洲战场尚未爆发”可能会更加严谨一些。
在“企业史人物”中并不总是描写人物，还有事件，人物中甚至也并不都是企业人士，它似乎是要寻找一种更具戏剧张力的结构，以此来展现对于全书阅读方式的新尝试。虽然对于李约瑟的入选一时还无法体会作者深切的寓意，因为“李约瑟难题”可能跨越了更长的时空和领域维度，也许作者是想将之作为一种时代的背景，总之，“企业史人物”的内容是否恰当可以单论，但这个小标题似乎欠妥。不过类似的瑕疵并没有，也不能遮掩瑜之主体。
以往不太注意的“致谢”里给了我意外的感受，难以想象如果不是邵冰冰，这本书会成什么样子，它可能一样贯穿了吴晓波的风格，但能否具有如此深沉的历史感，无法预测。
“致谢”中说“如果我的任何一部著作让读者感觉心旌荡漾，那一定是我的错”，如果作者以此要求自己，而作为读者的我们也以此衡量此书，我倒为自己的“心旌荡漾”感到“是我的错”了。
理性与情感的把握如此之难，不是过冷就是过热。而此书最大的遗憾，个人认为，是限于篇幅的取舍，这难免会有主观的偏颇，可这又是谁能避免的呢？不过，此书通过“述”而“作”的“作”加重了主观的痕迹。正是这种痕迹令此书显得不那么平淡，而可能的“心旌荡漾”也正源自其中。如书的结尾提到邓小平的急迫之感，“谁都听得出那声音里的急迫”。如果没有这样的句子，是否会更具有“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或者不是“有声”，只是藏于心头的感受？这就不好臆断了，毕竟历史还是这个历史，体会者冷暖自知。
“润物细无声”的滋润，大约是要在上面提到的悲悯之心上加以“春风化雨式”的柔和之爱吧，那是一种慈悲的情怀。这不是对作者的苛求，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式的旁白。
在“致谢”中，当看到吴晓波说不仅要记下，还要“在这里朗诵”那些值得致谢的人名时，我似乎也在逐一地默念那些名字并猜想可能附着在这些名字上的某种情怀，并且也确证了在阅读中的一点感受：这个吴晓波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人。而对于可以想见的堆满书桌的资料和电脑里密密麻麻的文件夹时，我对那些助理的名字也油然生出了敬意。
而隐藏在“致谢”最后落笔里的情怀更显出作者对于未来的无限期盼和等待。
中国人不得不看的跌荡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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