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揭秘地产大腕们的发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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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手套……
　　1991年，手里只有3万元人民币的冯仑在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
　　谈完机会，冯仑接着谈自己公司抓住这个机会的能力以及自己的为人和出身。“我们过去诚心诚意在机关干。在机关干的时候，我们就都是些好人。这次，我们头一回做生意，我们也想做好。”
　　在1991年的海南，对人讲出国家体改所、中央党校、牟其中之类的背景，既能赢得对方的信任，又能让对方隐约感觉自己的实力。
　　初步取得对方认可后，冯仑开始和对方讲他也刚刚闹明白的新名词“按揭”。冯仑告诉对方这是一种全新的做房地产的形式，用很少的钱，就可以做很大的项目。对方听得似懂非懂，懂与不懂都不要紧，只要隐约感觉这是一种先进流行的方式就行。
　　冯仑此次谈话的目的当然是从对方那里拿到钱，“做生意，从别人那里拿钱，无异于夺人贞操。”冯仑拿钱的本事在于他的“懂人”和“会说”，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打动对方的那一句话。“就那么一句，不会说，说一辈子，也说不出来；会说，3分钟就能将这句说出来。”“尽管时间少任务重，但决不能照直说：‘我就缺钱，你给我投钱。’这就像谈恋爱，不能照直说：‘我就缺个老婆，你干不干？’还得先要谈风花雪月，谈理想，谈未来，而最后实际就缺一个老婆。”
　　谈完马上就能赚到的钱，冯仑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冯仑让创业伙伴王功权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王功权是谈判高手，他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500万。万通拿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这就是冯仑说了半天，对方似懂非懂的“按揭”。这单生意，冯仑的确出了1300万，但这1300万要用对方的500万现金作抵押才能从银行贷出来。如果没有对方的500万现金，冯仑手中只有3万人民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做大生意必须先有钱，第一次做大生意又谁都没有钱。在这个时候，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没钱，但不能让别人知道。当大家都以为你有钱的时候，都愿意和你合作做生意的时候，到最后，你就真的有钱了。”此时的冯仑尽管没钱，但他将自己和自己公司都收拾得很整齐，外形和言谈举止都一副有实力的派头。
　　冯仑他们用这1800万，买了8栋别墅，重新包装之后，就卖了出去，大约赚了300万元。这就是冯仑他们在海南的土地上刨出的“第一桶金”。有了钱的冯仑感觉像“大姑娘初婚，很幸福。”
　　
　　
　　
　　人才争夺战
　　朱老板气魄大、算盘精，合生系的高层人物，几乎都是朱从各个竞争对手处挖角而来，中海、万科简直成了合生的预备役。中国海外集团的项宾、万科集团前总经理姚牧民、万科深圳公司副总经理、恒基中国公司总经理谢世东以及广东城建集团总经理，都曾让朱耐心等待过许久。
　　不过地产江湖，挖人似乎是通例，万科2001年索性推出了“海盗计划”，明目张胆的从中海挖人，到2004年，万科统计显示集团40％的一线公司总经理都是从中海挖来的。亏的中海大、底子厚、老总也是个人物，换个企业这样被挖墙脚，不死也是重伤。
　　据传，1999年珠江老板朱孟依想请谢强帮助开拓北京市场。谢强提了三个条件：第一，做三年总经理；第二，宣传形式必须符合北京的房地产；第三，开发必须适应北京本土化。朱老板全都答应了。于是谢强创建北京珠江房地产公司并担任总舵主，先后拿下了珠江骏景、珠江罗马、珠江绿洲、珠江帝景、珠江国际城总计5500亩的土地资源。后来谢强在实际工作中与朱帮主草根性强、偏于逐利的经营理念存在着巨大冲突，离开了珠江帮。
　　朱老板样样气魄都大，挖人都是国内商家顶级魄力的。2005年，朱老板以中国房地产界最高年薪（500万）+认股权（2000万）聘请金融要员出身+政府高官背景的武捷思出任其旗下香港上市公司合生创展的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武捷思曾担任过深圳市副市长、广东省省长助理等职位，曾主刀被认为是“亚洲有史以来最大及最复杂”的债务重组——粤海集团重组。
　　把市长都挖过来了，谁还有这样大的气魄挖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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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班夺权
　　1978年，楼忠福到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做建筑小工。不久之后，楼忠福被工程队破格提升为材料科科长。但雄心勃勃的楼忠福在做好本职工作时，一直向往着更高的平台。到了1984年，也就是楼忠福到公司的第6年，公司经理到了退休年龄，需要确定接班人。
　　 楼忠福曾经对笔者回忆过当时的情形。“按照传统做法，就是从公司里论资排辈提拔出一个经理。当时，资历比我深的人有的是，但我认定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
　　 楼忠福他当时找遍了有权决定经理职位的领导，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受到了一些领导的青睐，但这还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新的公司经理。
　　 “当时，公司经理的儿子跑来和我论理，觉得自己的资格比我老，结果被我的一句话说得哑口无言。”楼忠福说，他当时声色俱厉地说道，“你爸爸当我领导时都听我的，你以什么能力来和我争抢经理的职位？如果你一定要争的话，等于给你爸爸脸上抹黑。”
　　 志在必得的楼忠福决定快刀斩乱麻。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宣布楼忠福为公司新经理。但任命书宣读过后，台下一片哄乱。这时，楼忠福取出公司的公章，用一把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然后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了这个章的事情我才认账，其他概不负责。”这一举动把大家镇住了，交接仪式这才顺利完成。
　　同志们，看看这些招数，王石成功甩脱一批放像机，背后一批同行倒了下去；孙宏斌等年轻人血气冲动，闹得自身严重受挫；冯仑成功空手套白狼，最后大功告成，大家皆大欢喜，要是开发失败，嘿嘿，这个信托公司老总有的罪受了；朱老板、万科海盗计划，大举、高薪挖人，被挖得企业那是哀鸿遍野；楼老板快速上位，一将功成……呵呵。
　　 阴招、高招，大家自有品评，商海无情人有情，活下来，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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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到1991年 野蛮生长的大腕们
　　
　　 时代，伟大的时代，每个人不过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滴水、一根草，都随着时代的大潮起起落落。
　　1989年“六四”风波过后不久，个别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宏观经济恶浪重重、险波阻阻，哈哈。
　　中国第一商人、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荣毅仁便以政治家的眼光和高超的智慧，帮助中央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所谓制裁。他以这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成立10周年为契机，个人出面邀请了15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位知名企业家、金融家，在北京举行庆祝活动并召开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
　　荣老板的面子，那是誉满全球。众多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蜂拥而来，所谓制裁，在连消带打之下，逐渐化为无形。
　　1990年4月，带头制裁中国的美国，批准它的公司按合同由中国发射了一颗商业卫星。中国人民的智慧啊，呵呵。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州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中国运动员在这届运动会上夺取了183块金牌，举国欢庆若狂。但，当年GDP增长幅度还是仅为3.8%，为建国以后所罕见。1989年中国GDP只增长了4.1%，1991有所好转，达到9.2%。
　　　　超级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建国以来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随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成立。
　　 舞台背景搭建出来了，能不能在舞台上抢到头彩，就看以后个人的本事了。
　　
　　冯仑最近有本新书，书名就叫《野蛮生长》，照我的理解，1990年到1991年，在大时代的大背景下，各位地产大腕们的状态就是野蛮生长。一个个就好像深埋多年的种子，等到了阳光、雨露和空气，便开始伸出枝叶，向四周疯狂的扩张，根基拼命的向下，汲取营养和水，柔韧的枝条将把一切阻挡物包围、缠绕、绞杀，同时，他们也正在别人的瞄准范围之内，在别人的绞杀范围之内……都是野蛮生长啊。
　　
　　 1991年1月29日，万科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代码0002。由此拉开了万科万亿市值的伟大征程。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众多地产大腕的众多公司中，万科是最早完成股份化、完成上市的，在1991年的环境下，这样早能做这一点确实具备一些高瞻远瞩的意味，也正是因为万科这样早的完成了上市，才保证了以后在发展过程中，能有一条宝贵的资金渠道，这对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企业来讲，其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为过。
　　但当时，王石未必有这样的认识，呵呵。当年万科是深特发的下属公司，深特发看老王不顺眼，觉得老王不听话，老王也觉得深特发这个婆婆烦人，万科之所以这样早的鼓捣上市、股份化，多少存着老王计划通过股份化，跳出原大股东深特发控制的意图。
　　哈哈，他得手了。王石跳出了大股东的控制，万科获得了宝贵的资金渠道。
　　同志们，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是完全可以进行完美结合的。那些动不动就想侵吞公司利益的人，或者动不动就想压榨员工而因此获得利益的公司，看看这个例子吧，你们太浅薄了。
　　这两年，在南中国的阳光下，王石带着万科足球队野蛮生长、狂奔乱舞。
　　这两年，万科确立的发展目标是“综合商社”，做商贸、做制造、做运输、建商场、连矿泉水都有……上个月，一个万科的MM还指着超市里“怡宝”的矿泉水，留恋的向我说：这以前也是我们万科的。
　　 这一年，万科还投资拍了部好电影——《过年》，哈哈，该片当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两项大奖，写到这不禁想幻想下，万科要是在电影的道路上一直坚持下来会是什么样子，哈哈，还会有紫禁城影业的戏吗？唉，带来多少笑声的赵丽蓉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她。
　　 插一句，还有部开发商投资拍的片子不错，张国荣、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就是徐枫、汤君年投资的，徐老板女中豪杰，开发的项目一说大家都知道，就是——汤臣一品，哈哈。
　　
　　 1990年，对孙宏斌来言，是巨大转折的一年，是从联想少帅成为阶下囚的一年，是充满乐观理想主义情绪的青年孙宏斌遭遇巨大现实冷酷冲击的一年。
　　1990年，柳传志在西山宾馆召开联想高层会议，主要目的是把孙宏斌从企业发展部主管的位置上调开。
　　按照公开报道的说法，当时经过调查，柳传志认为孙宏斌的问题确实严重，独立倾向明显。“孙宏斌努力想形成企业体外的循环，不在监控之下进行他们的运作，已经有财务失控的问题。他们说这种运作的成果还是会归到企业旗下，但是在我们是不允许的。至于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会归到企业，这不好讲，因为他们成立了一个集体（坏的词就叫‘帮’），外地分公司的人都由他来选拔由他来负责，这种做法很危险。”
　　 柳传志此后找到孙宏斌，让孙把几个吵得凶的下属开除。孙宏斌不同意。类似的谈话进行过几次，孙宏斌的态度都很坚决：不同意。最后一次，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这几个‘青瓜蛋子’？
　　 “我要‘青瓜蛋子’。”孙宏斌说。“柳总，开除他们的理由不充分，这么做，我在这个部门还有什么威信？不是他们不能开除，是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开除。只是给你提了点儿意见嘛。”
　　 唉，少不经事啊。哪个领导能容忍一个下属、一个年轻人这样对他呢？
　　 更为重要的是，老孙和老孙的手下随后在北大芍园聚餐，饭局上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在联想2004年作出的《联想就孙宏斌事件的说明》里，提到“当时在孙宏斌的团队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放言要将公司的款卷走”。孙宏斌说，当时，“卷款逃走”之类的话他手下很多人在很多地方都说过，在芍园餐厅也说了，但老孙自己没有说过。
　　 这次愤怒的聚会被传了出去。也有说法是，老孙的人中，早就有了老柳的“无间道”，“无间道”迅速把聚会的内容通报了老柳。
　　在创业早年间，一个商人蒙了老柳5万块，急得老柳天天去堵这厮，当时的老柳急得恨不得直接拿板砖开了丫的。这会可不是5万，老孙一伙控制的金额远超于此。老柳没法不急。
　　柳传志决定再跟孙宏斌谈最后一次，谈崩了，第二天孙宏斌就“失去了自由”。随后，老孙被送到了看守所里。
　　 其后，老孙的几个铁杆，还打算闹事，把老孙劫出来。据说有一个老孙的铁杆当时还天天跟着柳传志。
　　 能让下属产生这样的归属感，老孙这个领导太成功了。放在乱世，绝对能组建一个战斗力超级强大、义薄云天的响马团伙。呵呵，有感而发，就当说笑了。
　　 两年后，1992年8月22日，法院以“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判处孙宏斌有期徒刑5年。“收到判决书我也不认为自己有罪。”孙宏斌说。
　　 前两年，在长城饭店，笔者和老孙聊及往事，问老孙恨不恨老柳，老孙的回答是：“我现在要是要饭着呢，我肯定恨他，现在，唉……”老孙狠狠地吸了口烟，烟雾缭绕。
　　 老孙入狱的时候，孩子刚刚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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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北京。牟其中和太太坐在桌子一旁，冯仑和王功权坐在桌子另一旁。冯仑和牟其中面对面，王功权和牟其中太太面对面。冯仑是牟其中的总办主任，牟其中没有副总，冯仑相当于常务副总；王功权是牟其中投资公司总经理，是牟其中太太的副手，分管南德公司财务。冯仑和王功权可以算是牟其中在1990年的左膀与右臂。
　　 “六四”之后，海南体改所解散，冯仑回到了北京，而此时中央体改所也解散了。冯仑已经好几个月没工作了。“那些年，我法定的工资还不到100块钱，加上奖金也就120块钱。那些年，全为理想，也觉得在实现理想，只是没有积攒下什么钱。”
　　需要养家糊口的冯仑此时想起了在海南认识的一个牟其中手下。“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企业和机会可以选择；那时候，没什么企业。而且，牟其中挺会聊天，又有那么多经历，我决定去他那看一看。”
　　 牟其中亲自面试冯仑，和他谈了两句，就让冯仑来上班，但没说让冯仑做什么。冯仑很着急地在办公室干坐了一个礼拜后，牟其中给冯仑印了政务秘书的名片。月工资250块钱。
　　冯仑用一年多时间成为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南德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都是通过冯仑的关系介绍进来的。冯仑的工资也随之涨到了850元。
　　 尽管是在讨论地产大腕们，但碰到牟其中这样多姿多彩的人物，我这样有文字癖的人，实在忍不住叉开话题，要先说说老牟这个牛人，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是愿意看啊还是愿意看啊？哈哈
　　
　　 1975年，牟其中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锒铛入狱，并被判处死刑，然而死刑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执行，在经历四年半的牢狱生涯后，赶上了拨乱反正的大好机遇，牟其中加入到个体经营的行列，从贩卖藤椅、倒卖手表、电风扇等买卖起家。然而，好景不长，牟其中再次以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罪名第二次入狱。出狱后，经过长达3年的时间最终闯进了北京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企业之一。
　　1991年，是牟其中人生和事业重大转折的一年，也是牟其中扬名立腕震惊海内外商界的一年。在前苏联国内政治震荡、经济停滞的状态下，牟其中凭借敏锐的嗅觉及魄力一举买下了4架俄罗斯产图-154中型客机。当1991年底，第一架能载164人的图-154客机飞抵成都的双流机场，并交付给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时，人们惊异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能量和胆识。这4架飞机是牟其中用500多节火车车皮的国产轻工产品换来的，双向交换产品总价值4.2亿法郎。牟其中获利近1亿元人民币。这笔买卖成为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货贸易。根据协议，牟其中把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牟其中成了中国最大的“倒爷”。在这一阶段中牟其中的“世界上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座右铭在理论与实践进行中得到完美的结合与着陆，他不但想到了而且做到了。
　　图-154的一战成功使得牟其中和南德集团声名鹊起，在这个阶段牟其中无论在理论上和经营实践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理论方面牟其中提出了“儒商理论”，创立了儒商学院，提出了“九十九度加一度理论”。南德的产业方向也开始无所而不往，有国际卫星制造发射、满洲里机场和铁路运输线的建设，也有100亿投资规模麻辣烫火锅连锁的设想。在牟其中的思维中，已经出现了用飞机运原油、炸开喜马拉雅山改变生态环境这样的超凡创意。这个创意后来被冯小刚导演忽悠走了。当年牟老板和冯小刚、滕文骥、李少红一帮大导演们谈过投资的事，张口就是2亿美元，众导演全被震住了。把酒言欢时，冯小刚还忽悠牟其中应该把乌克兰的“黑海舰队”租过来，牟其中对此倡议大喜过望，双方一下互相引为知己。
　　 牟其中还以一个投资家的身份在华尔街100号注册了罗斯福投资公司。
　　面对牟其中的种种做法，房地产业界的黄段子传播家＋思想家冯仑有了自己的看法，“老牟应该在国内做，而他却要跑到美国折腾。有钱人最怕钱丢，美国经济制度几百年玩的就是防止骗钱。他们为此设计了保密、信托等各种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围绕怎样保护私有财产而设计的。老牟却想反其道而行之，不可能成功。他做的都是反的。”
　　 有报道说，对于南德的未来，冯仑曾经劝说过牟其中，甚至想过“兵谏”，强迫老牟当董事长，推举做成飞机买卖的经理当总裁。后来，冯仑放弃了。因为牟其中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
　　
　　 随后，冯仑离开南德，开创万通。从这个案例来看，不得不承认，冯总的嗅觉还是非常灵敏的，这时候的牟其中那还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呢。冯总已经在一片花团锦簇中，看到了南德衰亡的前奏。
　　 2000年5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南德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牟其中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南德集团被判处罚金500万元，牟其中犯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位曾经的中国民营企业首富第三次陷入囹圄。
　　
　　1991年下半年，海南的经济正遭受着第一次低潮。和许许多多的淘金者一样，潘石屹和冯仑几个人成天混迹于海口的街边排档，沙滩浴场，“无聊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绕岛一周，回来时已经满脸胡子。”有一段时间，一位女士和他们几个人走得比较近，大家自认为意气相投，常常一块喝酒聊天。直到有一天，这位女士来到潘、冯注册的“万通公司”办公室参观了一番，从此不辞而别。多年以后，当潘偶然再次遇到这位女士时，不忘对此问个究竟。女士坦言，“你们惟一的一张办公桌上都是厚厚一层尘土，和这样的人交往，实在怕惹是非！”
　　 在成立海南万通之前，冯仑、潘石屹等人的计划是承包一家叫做“大地公司”的国有小企业，双方约定，冯潘每年向原来的厂长缴纳数千元管理费，大地公司由冯潘经营。合同签订，冯潘接手了大地公司的印章，正准备开展业务，不料第二天，老厂长便骑车赶了过来，要回了印章，撕毁了合同。原来，经过一夜反思，想到冯潘的境况，稳重的老厂长还是觉得不妥，“不能因为几千块钱惹了大麻烦！”这也才有了后来重新注册的“万通”。多年以后，这位老厂长特地跑到已经发迹的潘石屹的办公室里叙旧，“早知道，当年就让你们干了，现在大地也成大企业了！”双方相视大笑。
　　 万通于1991年8月注册成立，成立伊始，就高息借贷1000多万元炒房，哈，这一千多万啊，随着海南经济第二波热潮的到来，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万通积累下了超过千万元的资金。
　　 这时万通六兄弟合作的黄金时期。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如此黄金团队，空手套尽天下英雄，哈哈。
　　
　　 黄怒波是1981年开始了在中宣部10年的公务员生涯。对许多志在仕途的青年人来说，能在中宣部做到部党委委员，也是一段不算太低的阶梯吧。但是，1990年，黄怒波选择了离开。同年，黄怒波进入中国市长协会，任中国城市出版社社长。
　　恰逢企业改制，这个出版社被改成企业，黄怒波成为一个企业几十人的“头儿”，企业的生死存活全部系于黄怒波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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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啊，这一辈子，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你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会做什么、做成什么都是这样的冥冥不可测、冥冥中有人把握一般。呵呵。诗人、公务员、老板，多重角色、纷至沓来，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啊。
　　这时节，黄怒波开始了自己的商海生涯。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朱孟依朱老板在1990年已经来到香港，获得了香港永久居住证。这种变动无疑为以后合生创展的在港上市铺就了一个容易的、低调的前奏。
　　业界有传闻，朱在广州的发迹得益于他在广州有着良好的政府关系。因而预知到了未来广州新城发展的契机，大片购下广州偏僻一偶的天河区农田。
　　极具前瞻和超大气魄的朱老板，1990年到1991年奠定了以后财富几何级增长的牢固基础。
　　
　　
　　许荣茂许老板的眼光那更是精准，做生意的时机拿捏的妙到巅峰。《天龙八部》萧峰大战聚贤庄，同样一套启蒙的“太祖长拳”到他手里便威力无穷，打遍天下群雄；同样是盖楼、卖房，许老板做的就是漂亮。1988年，他进入房地产业，那时他投资120万美元在家乡建一个织布厂。一些人说，他本来准备投资建个酒店，但是当时私人投资酒店是被禁止的。
　　 有消息说，当时许老板告诉所有的人，他建得是一个工厂，但事实上，是在建酒店。整个项目都是按照酒店的设计和标准建造的。当工程完成时，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改变。许荣茂成为首位中国三星级酒店的私人老板。随后，许投资数百万美元在福建兴建住宅和渡假村。
　　 一个项目建设周期一般是18个月左右，时间跨度还是比较长的，从酒店这个案例可见许老板对政策把握之超前，对相关信息的预测、了解能力，项目的建设时间同样把握刚刚好，即抢在了所有对手的前面，也充分利用了政策的擦边球，从程序上毫无违规之处。
　　1990年到1991年，特别是1990年，整个国家的GDP只有3.8％，许荣茂见在福建的生意已经发展空间已不大时，便举家移民澳大利亚，在那开始投资房地产。完美的高抛低吸，不愧是证券行出身。
　　
　　
　　张玉良1990年到1991年，还在当公务员呢，正忙着给单位盖房子呢，以后房地产生意的不少人脉正在此时进行铺垫。
　　
　　
　　楼忠福1990年底又一次被评选为第二届“浙江十佳青年经理”，这是他第二次从浙江省委书记的手上接过这个荣誉证书了。金华市和东阳（县）市这两级的荣誉，就更是十个手指都算不完的了。
　　 楼忠福和东阳三建头上的这些改革光环，加上楼忠福在体制内外广泛的朋友圈子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少在金华市内是可以省很多麻烦的。但还是有麻烦躲不过去的，这一时期，楼家遭到过一次洗劫，楼的妻子被打断了七根肋骨。
　　 一个人、一个企业有时候很脆弱的，一场飞来横祸是很恐怖的。
　　
　　
　　1990年，对老任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1989年底，华远集团总经理一职出现了空缺，就任志强能否担任华远集团的总经理一职在西城区政府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争论未果的情况下，两派达成共识，由任志强主持日常工作，但不涉及他的级别待遇。
　　由于老任能力超强，1990年1月7日，媳妇终于熬出头了，任志强被正式任命为华远集团总经理。于是，努力多年的任志强终于能够放开手脚一搏，到1991年，华远集团的房地产业务已经遍及海南、广东及深圳等地，任志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商。
　　
　　 1990年，33岁的张宝全在北京电影学院已经大二了，呵呵。
　　
　　 已经是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经理的杨国强1990到1991年事业也是顺风顺水的，财富迅速积累，当然还看不到未来首富的财富量级，但已经开始彻底摆脱贫苦。在担任经理4年后，即1993年，杨国强和杨贰珠等拍档竟能出资3395万元，收购北滘建筑工程公司，由此可见，这两年做包工头生意还是很红火的。呵呵。
　　
　　 1990到1991年，张力、李思廉两位还只是相识，离相知创业的时机已经很近了。张生还在搞装修，李生还在香港、内地来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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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家兄弟熬过了89风波带来的巨大冲击损失后，在1990和1991年大获成功。创建了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脱离中间商，直接与厂家进货签合同，这样做压缩了家电在流通过程中间环节的成本，使消费者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使黄光裕卖的商品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物美价廉的形象；1991年国美率先在《北京晚报》中缝登上商品的报价广告，打起“买电器，到国美”的标语，每周刊登电器的价格。当时国营商店对于广告的认识还停留在“卖不动的商品才需要广告”的层面，即使后来也有人想学习国美的广告策略，但黄光裕已经以每次800元的低价包下了报纸中缝。很少的广告投入为国美吸引来了大量顾客，电器店生意“火得不行”，”所有存货一卖而光”。黄随后陆续开了多家门店，“国豪”、“亚华”、“恒基”，店名不一而足。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是个百舸争流的时代，绝大多数商人都是什么来钱做什么，连万科都拍电影呢，哈哈。黄家兄弟是众多大腕中，最为专一的，拒绝了多元化道路。
　　当年，百货业那是占据商业市场统治地位，专业店还凤毛麟角。有消息传，在国美发展的过程中，考虑到当时电器产品的种类还很少，黄在专营方面也曾摇摆过，尝试过多种经营。黄光裕曾经拿出个卖场，这个卖场有三百多个平方，拿出百十来平方卖别的，经过尝试，最后认为还是不对的，还应该是做专营。
　　 黄光裕曾经对媒体说起过这段往事，“那时北京有个很有名的发烧音响专卖点，叫超音波，他在我七大品类里头只做了一个品类，比我做的还精，但做得很好，这对我的触动很大。但我认为，他做的是发烧音响，市场面太窄，经受不了市场的变化，所以国美坚持了原来的路。”
　　 何谓多元，何谓专一，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好好体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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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什么是伟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定乾坤、净社稷、指航程、明方向，邓公南巡一席话，万千争论化云烟，向左向右归结为向前看，市场经济高潮再度来临。
　　
　　 也就是在邓公南巡后，张玉良、黄怒波也或主动、或被动的投入了商海，本文探讨的十六位大腕于1992年全部进入了商界。
　　
　　1992年，张玉良36岁时任上海市农委住宅办副主任，副处级。一种说法是，按照张玉良当时的年纪、级别以及不高的学历，仕途前景不会太美妙，于是有野心的张玉良决心下海。
　　另一种说法是，1992年，一纸任命书让张玉良下海了。面对任命书，张玉良当时也犹豫过，觉得机关里旱涝保收，但最终还是下海了。
　　 张玉良事后自己回忆说：1992年下海以后，什么都没人管，就是给了一张任命的纸头，然后自己去借房子、自己去买车、自己去发展。最初的时候，当然还比较原始，什么能赚钱就去怎么做。“下海以后第一个项目我印象很深了，我觉得我在机关有关系资源，当时而且上海开始要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缺动迁房，我一想动迁房要离开市区近一点，这样老百姓可以搬迁能过去，另外一个我还得找一个我的关系比较熟的，因为我在农委的时候，他们讲我做人比较好，所以交了不少朋友，所以我第一个项目做了三个小项目一个是在浦东的六里镇，现在已经很成市区化了。”
　　 也正是旧城改造这个巨复杂、巨需要人脉、巨需要耐心和投入、也利润巨大的项目，成就了绿地的伟业。
　　
　　黄怒波这一年也投奔了商海，黄诗人这时被指派往中国城市出版社任主持工作的副社长。当时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基本上靠卖书号为生。社里的人，谁都有捞钱的道，谁也不怕谁。几年中，一连有6个社长被赶出了门。
　　 诗人的眼里肯定是更加容不得污秽的，而且是倒卖书号的这种污秽！文人尤其看重的就是好书，倒卖书号无疑于倒卖诗人的精神世界，象征意义颇浓。
　　 黄怒波坚决不让倒卖书号了。被断了财路的人士们，纷纷捏造了众人想都想不到的罪名，往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及能送到的所有领导和部委递材料告黄怒波的状。罪名有嫖娼、吸吗啡、私藏猎枪等等。
　　 随后，建设部里组成人事、纪检、监察联合工作组进驻出版社。检查结果自然是还诗人的清白。工作组走了，黄怒波咽不下这口气。愤怒之下，把抓着问题的人员，立刻解聘除名，有的部门干脆解散，把人员遣散。没多久，出版社遭遇无妄之灾被迫停业，后经法律裁决，又恢复营业。为了解决出版社30多人的生存问题，建设部特批了一个咨询中心，交给出版社去运作。
　　这个咨询中心就是后来的中坤科工贸集团，1995年中坤集团正式成立前，它仅是一家由中国市长协会组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
　　就是在这个咨询中心，靠复印、印制名片、卖玩具娃娃和电脑配件，黄怒波积累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当年靠复印、印制发财的不在少数，后来举国皆知的“新疆德隆”唐万新、唐四哥最早也是做拍照、印制的，攒够了第一桶金，然后开始收购原始股、开始德隆神话历程的。
　　
　　 与张、黄的初始下海不同。此时的王石、冯仑、老潘、朱孟依等大腕正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关口，那就是海南房产泡沫，当时有将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套在了这场泡沫之中。
　　同志们，思考一下这个数字的意义吧，2005年的统计数据是全国当时共有房地产开发企业56290家。由此想象下，1992到1993年，全国大概能有多少家房地产企业？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套在其中，可见惨烈、可见惨烈的覆盖面之大。
　　 1988年，海南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平方米，比1991年增长257%.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顶峰，为7500元／平方米，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呈现回落趋势（周诚主编：《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第194页。）。另据统计，海口市地价1991年最高为98万元／亩，到1993年涨至最高位为680万元／亩，而到1996年初则下降到约100万元／亩，跌幅达八成五，基本上回落到1991年的水平。
　　 一场泡沫最后的遗产，是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能成功逃脱这场泡沫的公司，确实有些意思。在当前这个泡沫论争越演越烈的时候，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回顾一干大腕们是如何成功逃离泡沫的，更具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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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险些陷在北海
　　1992夏天，北海市委书记王季路和市长帅历国到深圳招商，王石向市长介绍了万科在上海的开发情况后，市长略一沉吟，“这样吧，有一块40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价可以象征性地付一点，就算送给万科建设开发吧。”
　　为了吃透北海政府对这块土地的规划意图，王石邀请了经济学家汤学义、城市规划专家孟大强先生一起前往北海。在北海建委会议室，帅市长请两位专家给建委讲课。
　　
　　汤学义从基础设施投入分析讲起：“深圳特区目前总共开发了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三通一平’每平方公里需要两三个亿，70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用去了近200个亿，也就是说地面上什么还没有就用去了200个亿。再看北海这40平方公里的荒地滩涂开发，即使这里的劳力、建筑材料比深圳便宜，每平方公里土地也得1.5亿~2亿元，40平方公里就得60亿~80亿元，如果算上地面上的投资，厂房、公建、发电厂、水厂，少说还得80亿，加起来就是140亿~160亿。问题不在投入，更重要的是产出和消费。北海目前的人口不到15万，一年的产值不足10个亿，如何支撑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听着汤教授的课，王石后脊梁浸出冷汗，没要这40平方公里的土地。
　　
　　尽管没陷在北海，但万科在此轮泡沫中也是“很受伤”啊，万科参与开发的武汉万科广场、成都万兴苑、深圳海神广场、福景大厦、天津金桥高级公寓、鞍山东源大厦都因资金短缺而濒临烂尾。
　　幸运的是，万科在1993年4月成功地发行了B股，从股市弄到了4.5亿港元，这笔资金让万科在国家银根紧缩的政策下，逃过了一劫。
　　
　　
　　
　　
　　合生 低成本拿地，扛住泡沫
　　1992年，合生创展成立，随后便开始遭遇国内的宏观调控，但令人惊奇的是，合生在此轮调控中，似乎未受任何影响。
　　从1980年代出道以来，几年时间内朱孟依积累了丰富的人际关系和超强的市场洞察力，这让他能够有资本在1992年与张芳荣、陆维玑夫妇在香港共同创办合生创展集团公司并进军广州。
　　朱老板购买的第一块地是位于天河区的大块土地。当时那并不是市中心，但朱的盘算是：在广州市政府的未来规划中，天河区将被发展成商业中心。刚刚起家的合生创展出巨资拿下了处于规划之中的天河大块农田，开发建设华景新城项目。当时的广州，仍然以市中心的小盘销售为主，合生创展的大盘开发成为首吃螃蟹者。
　　
　　朱老板赌对了广州市的发展方向，随着广州的扩张，天河区的楼价、地价稳步上升。到1996年，在成功开发四期项目后，华景新城已随着广州城市中心东移，成为天河著名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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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万科、合生的这两个案例中，可以总结出熬过泡沫、战胜泡沫的第一个法则，那就是－－－手中资产要具有好的流动性。
　　什么是泡沫？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价格上，你的资产的流动性突然衰减、或者消失了；消除泡沫就是等到经过一定幅度的时间、或者价格调整，流动性再度增强、恢复。
　　很多人扛不住这个调整的时间或价格幅度，就出局了。
　　万科从股市弄到了4.5亿港元。除了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货币的流动性比较差以外，其他经济发展时期，货币的流动性是最佳的。1993年以前，人民币汇价一直较港元高。但1993年以后，人民银行宣布进行汇改，取消外汇券，人民币1年内跌至1美元兑8.4元人民币，这时港币才终于超越人民币价格。当时，港币兑人民币黑市牌价曾跌到100∶140。这4.5亿港币，当时价值非凡啊。
　　当时企业的规模也没现在这样大动辄百亿，4.5亿保得万科平安啊。
　　
　　合生的流动性体现在土地上，尽管海南泡沫破裂、宏观紧缩，但朱老板的土地拿到的价格极其低廉，并没有炒高过，这就好比你在海南是500元的地价成本，就算泡沫从7500元破裂了，跌倒1000元了，还不至于让你赔本，但就是利润狂跌了，一轮行情你白辛苦了，赚了个眼瘾而已。
　　但广州不是海南，呵呵，随着广州的发展，实际需求又有效的支撑了天河区的地价、楼价，保证了合生顺利度过调控。
　　
　　万通逃在了山腰上
　　老潘事后常拿这段往事说的嘴响，但从现在的数据看，万通六兄弟跑的那是一点都没错，但并不是在泡沫的最高点出逃的，他们逃早了将近一年。
　　之所以讨论这个时间点，不是要求全责备，挑人家的问题，而是想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况，从而让大家更加明白，究竟怎样做，才能在一场泡沫中，安稳脱身。
　　
　　按老潘的说法是，1992年8月，正在海南“淘金”的潘石屹已经靠炒房炒地挣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00万。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他还准备继续“淘”下去。
　　为了核实一个项目的审批情况，潘石屹以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获准查阅有关内部资料，他意外发现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凭着直觉，潘石屹意识到，“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包括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在内的6位合伙人马上决定分家，撤回北京发展。
　　从数据来看，万通撤退的时候，海南的房价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到半年后，房价蹿升到了7500元／平方米。离顶部差了2500元／平方米。呵呵。
　　
　　
　　从万通的案例，很多人体会到的是信息的重要性，是老潘看到了“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这一内部资料，让万通作出了正确的决断。呵呵，其实，事情没有这样简单的。
　　首先我们来讨论这一内部资料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你觉得能用“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换来的信息价值会有多高？
　　当然，有时候信息的价值不是能这样通过物品的价值类比的，但由此可以推知的是，当时这一内部资料的获取程度并不是太难，也能够确信，当时在海南的2万家开发商中，肯定还有其他的一家或几家开发商了解相关数据。（不要把其他开发商想的很傻，你万通一群外来户都能拿到的信息，多少有当地背景、高层背景的开发商会不知道？）
　　问题的关键在于，万通看到相关信息后，作出了撤离海南的决定。
　　肯定有读者会说：海口人均50平，北京7平，傻子才不跑！这一般是从结果倒推原因的典型心态。
　　呵呵，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的老总面前肯定还有一份数据，“1992年海南省经济急剧增长，GDP增速高达41.5%，比1991年增速高了26.6个百分点”，“在海南淘金大潮中，曾经一天涌入了十几万人”。
　　海口在1990年代，当地人口还不到30万。
　　同志们，测算一下，就算不按照一天十几万的这种增速计算，那海口的人口增速也绝对是非常高的啊.
　　看到这个数据，你还觉得海口人均50平的数据是那样高不可攀吗？人口的流入是巨量的，而土地的面积总是有限的，谁能保证海南的人均住房面积第二年还这样高？
　　1992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3％，另一个热点城市三亚也达到了73.6％，那1993年会是多少？
　　正常思维肯定认为，就算不能保持这样的高速，但总是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吧。
　　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同样存在。市场永远都是这样，做多、做空的理由永远都有。
　　你身边耳濡目染的都是一夜暴富的实例，满天都是馅饼，这种环境下，你会急着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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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要不是6月23日的讲话，以及随后的政策，海南的泡沫真会在1993年度自然截止吗？
　　大家自己思考吧。
　　
　　
　　
　　结合万科逃离北海泡沫的案例，从万通、万科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逃离泡沫、战胜泡沫的第二个法则－－－就是“把握好自己”。
　　万科之所以没有进入北海，是觉得自己吃不下这样大的规划。
　　万通之所以逃离海南，再次说明一下，他们撤离的时候离泡沫破裂还有近十个月的时间，主要是六兄弟觉得自己赚够了，钱也没一开始那样好赚了，又有点风险的苗头，就收手了。
　　这里面实际体现的都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把握，王石、冯仑、老潘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能要什么。
　　面对万科在北海那样的机会，很多老总可能就拼进去了，“人家造楼，我们造城”，呵呵，这种广告语，地产业的人不生疏吧？
　　有的企业、企业家就喜欢做小马拉大车、以蛇吞象、以小博大的生意。合生现在的京津新城、楼忠福的天都城，那都是多大的土地面积啊，比万科北海的这个案例怕是有过之而不及，老楼、老朱难道没请专家论证过？没算过这些数？得了吧，这些老板算盘精得很。联想拿下IBM电脑业务、TCL海外并购不也一样，都是以小博大，这种做法确实风险很大，但真就一定失败吗？未必。
　　主要大家风格不一样，万科20年来，几乎没有把全部财力、精力押倒过一个项目上，企业、企业家风格使然。万科相比而言是很稳健的。
　　
　　
　　总结下来，就是万科、万通在市场行情很好的时候，懂得克制自己的贪欲，万科知道自己能吃几斤饭，万通知道吃够了就要消化，知道落袋为安。
　　楼市也罢、股市也罢，在行情好时，能战胜贪婪，会出货；在行情坏时，能战胜恐惧，敢买进，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分析，能知道自己干什么，那就肯定是市场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