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官方储蓄的概念并非新生之物。在第一次石油繁荣后，科威特便成立了科威特投资局(Kuwaiti Investment Office)；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也成立了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并且已经找到了一项成功的投资策略。
过去与现在的区别在于，寻求这一战略的国家数量大幅增加，它们可以利用的资金规模非常庞大，收购目标也更加具有争议。中国2000亿至3000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基金就是最新的例证；该基金对美国私人股本集团黑石(Blackstone)的30亿美元投资，突显出其可能造成的紧张局势。
作为这些资金的接收方，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接受这一概念。泰国政府对新加坡淡马锡(Temasek)收购泰国电信集团股份的交易作出了激烈反应。迪拜港口世界公司(Dubai Ports World)收购英国铁行港口(P&O)美国资产的计划，在美国国会激起了一场关于国家安全的辩论，最终导致迪拜港口世界公司不得不放弃该计划。中国国有石油企业中海油(CNOOC)对美国尤尼科(Unocal)的收购也受阻。由于美国将在2008年举行总统大选，因此，没有理由期待这种敌对情绪会发生转变。
一个有争议的领域是利用国家基金购买战略能源资产。最明显的例证是中国与大宗商品生产国交好，尤其在非洲。一些非洲国家内部已经对此产生了抵触情绪，但鉴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需要，它们的担忧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面对政府间买卖大宗商品的交易——有时甚至动用政府基金购买矿业企业的重要股权，市场和跨国公司将如何应对？
同样具有争议的可能是对企业的特定股权投资。在美国，人们担忧外国政府收购重要行业的战略股权。很容易预见，美国未来将继续阻拦此类交易，正如在迪拜港口世界公司收购案中所做的那样。美国政界人士需要问的问题只是：中国在本土市场都无法保障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能让它在海外获得知识产权吗？一旦在美交易受阻，上述国家基金的一个应对之道，或许就是选择更为复杂和隐蔽的交易。同样，这些资金也可能流入伦敦等更开放的市场。
尽管这种担忧是一种保护主义反应，但西方国家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迫使这些投资国的国内市场出现积极转变。举例来说，英国金融业的目标将是继续奉行“温布尔登效应”(Wimbledon Effect)：最好将伦敦建设成为世界最好的金融市场之一，即使多数参与者都来自外国。但在温布尔登，比赛场地是平的。中国的银行可以购买英国银行，获得全部控制权，但相反的情况会发生吗？如果西方国家赞同中国企业可以自由进行海外收购，那么，这应当使中国面临进一步开放其国内市场的压力。类似的压力也适用于其它拥有大规模国家海外投资基金的国家。
这些国家投资基金将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目前，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为3.3万亿美元，中东地区的国家投资基金可能达2万亿美元。这些资金不会成为全球股权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可能对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造成影响。美国三大主要股市的市值为22.2万亿美元，而美国国债市场市值只有4.6万亿美元。如果这些资金现在开始投向亚洲、拉美和非洲日益增长的新生股市和债市，就会导致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些规模较小、流动性较差的高成长区域市场，国家投资基金的影响可能会非常大。
但即使在成熟市场，如果一家国家投资基金是一家遭遇敌意收购的企业的大股东，那么它也可能产生影响。比如说，人们真的希望一家由俄罗斯政府控制的基金决定一桩欧洲银行业敌意收购的命运吗？
在当前多边贸易体系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WTO)应当研究是否有可能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领域设定一些基本规则。如果不这样，那么随着全球化逐步深入，我们最常读到的几个字将不再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而是“中国所有”(Owned b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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