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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把宏观的经济环境也和微观环境一样称为“市场”呢？ 为什么不像政治环境，微观叫县市场，宏观就叫国市场？
一
是资本主义的出现导致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不是相反。从历史上看，并不是先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出现，这和马克思唯物史观是相违的。历史上蒸汽机早在希腊奴隶制社会就已经发明，可是因为奴隶已经能够满足当时的生产需要，蒸汽机就成了玩具。直到资本主义使得对生产力的需要迅速扩大，蒸汽机才涅槃重生，用辉煌的羽翼昭示着资本主义的黎明。
我以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微观市场扮演着“均衡”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在其著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饶有兴味地谈起了市场的“均衡”作用，就是让人交换，交换的过程使分工成为可能，具有更高生产效率（无论是小麦还是葡萄）的人就可以得到更高的收益，这样微观市场的总和（宏观市场）就能刺激人类总体生产效率的提高。而这在自给自足社会中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市场不分宏观微观，没有广泛的交换就没有市场。
二
而市场的重要工具－－货币在经济学方法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均衡”过程的一部分－－“衡量”，代表着生产的优势。它可以让生产葡萄的优势和生产小麦的优势能放在一起对比。而看看我们管理学，你就不能把写文章的人的工作和做编辑的人的工作放在一起对比。
所以经济学的方法领先实际上很大程度是货币这一工具的领先。你再也没法找到比它更好的工具－－有的企业生产规模大但是每个产品利润都不高，而有的企业生产规模小但是每个产品利润高，孰优孰劣？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说是差不多的，对比一下财务报表不就知道了（长尾理论指出往往是前者居优）。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你就没法把细心但是胆小的人和草率但是果敢的人评个优劣。
在数字基础上，经济学更延伸出其他的一系列理论，例如边际的增加，这个理论更引发了我们当今的规模生产－－跨国企业的繁荣覆盖全球、多元化企业的商标无处不在。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其它学科学习的。
三
但是管理学有没有数字呢？有，黄仁宇先生就反复提到数目字管理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是行政管理发展的里程碑。但我以为我们现在的数字工具不好，它虽然代表了管理要符合实际的实证观念，但完全比不上货币这个工具。
比方说很流行的一个数字，恩格尔系数，等于食品消费除以总消费，这个数字当然是越小越好。我认为这个数字是建立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基础上的，人们达到生存需要才会开始有上一层需要，一层一层增加。可是我就指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有不严谨的地方，人的欲望是有补偿性质的，富人也可以提高自己饮食的档次。比方说广东人爱吃，果子狸啊鳄鱼肉啊鹿肉，这个恩格尔系数肯定在相同条件下低一个数量级。
再来看看最重要的数字，GDP，这个数字在前几年饱受诟病，就是它害得一系列政绩工程拔地而起。我们现在说绿色GDP，那难道树就种的越多越好吗？所以我们现在缺乏一个能进行评价的良好机制，在此基础上更缺乏一个能进行“均衡”的市场－－这就导致了各地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
要解决均衡问题是容易的，中央必须进行宏观统筹，规划战略链。但如果不找到一个相当于货币的工具，没法统一评价战略链中各战术单位的成绩，这就是无本之木。
张五常先生有次说如果用钱来投票，投票要考虑到自己的成本问题，就不会出现“多数暴政”－－比方说拆迁问题，剥夺少数人的合理利益给大多数人。这个观点很有趣，可惜是不现实的，但是政治学和管理学终究都要找到一个和货币一样好的工具来解决衡量的问题。
的确，质的东西要量化是很难的，但是不能量化就意味着不能衡量。你说正义不能量化，那好，福建政府是正义，广东政府也是正义，都是正义，总还有个程度的问题吧？不然你凭什么说广东要民主或者为民设想一些？
这也是我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民主投票制度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把质的问题量化了。正义不正义，可以转化为民众的满意度来量化，福建50%正义，广东70%正义，如是而已。一个决策好和坏也是质，没法量化，但可以用投票来60%好，40%坏，这是民主制度的真正意义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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