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郎顾之争反思中国社会现状(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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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郎顾之争反思中国社会现状/刘工昌

    闹得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随着2005年9月2日顾雏军的被捕，其结果似乎不言而明。让我们回顾这场起始于2004年夏末秋初的产权改革大讨论，它是1994年国企改革争论以来的第一次席卷全国的大讨论，应该说，无论怎样评价这场大讨论的意义都不为过。今天事过境迁，我们去掉火气再来仔细梳理这场辩论中出现的问题，会发现许多超出事件的东西，它们也许比这个事件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

    事件肇始于一份关于格林柯尔、海尔、TCL的研究报告，郎咸平教授试图以典型案例的方式解析以下两点：一、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大股东与相关交易主体联手或独自地用各种手段，不当侵吞中小股东的利益。二、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由于非公开、非市场化竞争，以及相关制度和规则的缺失或执行不力，存在大量国资流失情况。

    这其实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所以有文章说，如果郎咸平报告的内容仅局限于以上两点，那么这场论战的赢家从一开始便尘埃落定，但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郎咸平显然不满足于此，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又发表了“信托机制处理好了，国有企业未必比民营企业效率低”、“目前这种(贱卖国货)的产权改革方式应当停止”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的，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虽然我是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孩子，但我相信，我对美国的了解，是根源于我的学术研究，所以才有信心的站在大家面前跟大家谈论问题”。（1）

    其实后来郎本人又在不同场合对这些观点进行了一些补充。他说我国未来的产权改革和经济走向，必须以‘新法治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潮，”郎咸平说，“新法治主义的含义是要确立以民为本的法治化改革方向，以法治来规范每个社会群体，从而让每个群体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下发挥其创造力。”

    “中国应该建立这样的游戏规则，使每一个经济个体都能在法治化的规范下运作，而不会侵害他人利益。”

    “目前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呼吁限制政府权力是一种错误的跳跃性思维，也是‘新自由主义学派’极力提倡的。”郎咸平说，“在法治化还未完成之前，政府的退出将给老百姓带来可怕的劫难。‘新法治主义’应该是中国未来产权改革、经济思想的主流。”（2）

    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改革。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了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3）

    后来有人把郎的这些话概括为基本的两点：　1. 反对“国退民进”。要进的话也只能是经营好的国企才能进。理由是：其一，“国退民进”的过程出现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尤以MBO为甚。其二，改制上市后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并不比民营企业逊色。作为论据，他对香港和内地的上市公司进行了样本研究。 2.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其观点甚为简单：成立以专业人士为主的董事会，通过市场机制来聘用和考核经理人。

    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他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新法治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这里郎咸平教授的观点已十分清楚，“倒郎派”所强调的“国退民进、国企改革是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应当积极顺应和促进之”的观点也早为人熟知。在判断孰是孰非之前，我们首先弄清双方论争的焦点——国企目前现状究竟如何。我们先看下面一组数据：

    2006年“2月23日，财政部公布了2005年企业财务快报。2005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突破9000亿元，盈利继续向中央企业集中。去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413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利润排序前10名的中央企业实现利润占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55%”。（4）那么这些中央企业大多又是什么样的企业呢？“受需求和价格拉动的影响，煤炭、石油、有色、化工等能源及原材料行业对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4%”（5）

    如果我们仔细解读这份材料，不难发现，整个2005，真正支配着国有企业得以支撑下去的主要是中央企业控制下的能源及原材料行业，而这些恰是公认的垄断性的缺乏活力的并且民愤极大的企业，我们同样不难想象，在这份眩目的数字下，远离中央和原材料能源领域的二级三级大多数其它国企的生存状况，步履维艰，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就是这样一些企业的主宰者（最好不要说领导人，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控制者），他们在干什么呢？郎咸平说， 我和很多国企老总聊过,他们的决心和能力都有。有本事就来把国企做好,国有企业发展是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根本。中国的国企领导人大多真的有这么高尚的道德感吗？如果他们真有这样的抱负人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国企会有如此大面积的亏损了。

    实际上“国有和集体企业在改制之前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流失。国企高管人员的职务消费只不过是露出水面之冰山一角而已，更严重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国企高管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发生地概率也许较低，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其二是国企高管的资产转移，通过与子女和亲属企业的关联交易，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其三是国企顺经营不善所导致的坏帐。在目前官方公布的二点四万个亿坏由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欠下的。这是最大一项国有资产流失。”（6）为了印证文中的事，我们听一听一位因案发而被刑拘的银行工作人员的话：“在工行工作这些年,耳闻目睹所谓银行家靠关系和裙带获得了控制了人民存款和信贷资金的权力，到了那个位置上 ，懂不懂经济金融是次要的，是真文凭假文凭是次要的，所谓不断地向上汇报思想状况才是重要的。出了事上挡着 ，目的是要牢牢掌握经济权,即行长想给谁贷款就可给谁贷款，没有理由那就由信贷员制造理由。国有企业的厂长 经理还加上其主管行政部门，在双轨阶段早和银行的行长们达成了瓜分信贷资金的默契，所以中国工行不良资产万 亿，90%与国有企业厂长经理“银行家”合谋欺骗存款人有关。民企开始‘骗’贷款，只不过是学习国企和银行 而已，论骗贷总额，还没有达到国企规模,论机会平等，也没有国企的地位“（7）。因此，对很多地方来说，“改制不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效率而有意为之，而是迫不得已的结果。” 

    这是2005年学者姚洋在《读书》上所发表的质疑郎咸平的文章，在所有质疑声中该文所体现的冷静与深刻是尤其值得关注的。与郎咸平仅仅依靠在港的三个上市公司数据相比，他所涉及的面更广也应该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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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回到国企改制问题。究竟存不存在一条抛离政府指令的MBO也不象郎咸平所言的交给“职业经理人”而由民间自发解决的第三条路呢？学者汪晖的文章似乎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2004年7月26日凌晨，位于扬州南城的江苏通裕纺织集团公司上千职工卷入了罢工、请愿运动，在扬州的历史上，这样规模的罢工抗议运动是前所未有的，而导致这次工潮的起因则是江苏通裕纺织集团公司的改制。原因是首先它属于集体性质的所有权被地方政府强行界定为国营，而后者是改制的前提。其次是该厂工人在政府改制指令到达前他们经过精细的了解和周密的安排，已达成了一个初步而全面的改制方案：纺织控股公司保留国有股权15%；企业经营者（领导层）集中控股拥有股权30%；企业管理层拥有股权20%；工程技术、市场营销人员拥有股权15%；基层骨干（含工龄15年以上的老职工）拥有股权20%。这个方案一方面符合政府规定的股权设置原则，另一方面也消除了企业内部过大的差异和融资难度。（21）汪晖先生的评价是“比较合理的、照顾到各方利益而又能够实施的改制方案”，但市政府和管理层对此“几乎未予考虑”。最后，最关键的改制职代会严重违法在扭曲甚至恐怖中葬送了工人的利益。在召开职工持股会前，“市政府的主管工业和改制的副市长和纺织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对通裕集团领导班子多次施压，持股会代表未按合法秩序选举，而是各部门领导委派。在召开持股会代表大会前，没有发布任何安民告示，持股会代表不知会议是什么程序、内容；更没有事先向持股会代表征集任何意见”。更令人震惊的是，“为了保障会议能够顺利通过协议，厂方将他们认为可能造成麻烦的人控制起来，不让他们进入会场。会议是在十多个便衣警察监视、三辆警车压阵的氛围中召开的；有人在厂内散布威胁言论说：如果不能通过决议，职工改制后就无法领取身份置换金。大会召开时，曾有职工代表提出应该以无计名投票而不是举手的方式通过决议，但遭到领导层的严辞拒绝。在情况不明、外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职工持股会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仅有两票弃权。”（22）

    如此改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似乎是对郎咸平的“国退民进”的过程出现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理论的很好辉映，文章最后汪晖本人也对主流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们细一深究不难发现，他的这一案例不具有普遍性，前面已说象通裕集团这样的优质国企（我们姑且称之为国企）在扬州是独一无二在全国也是极少数，改制之前，通裕集团是扬州市10大重点骨干企业，年利税6000万元，在全国同行业综合实力排名在前30强以内，是扬州市纺织行业最大的企业，在江苏省棉纺同行业排名前5名。地方上非个体的象这样的优质企业是极少见的，所以自然免不了被人盯上的命。更重要的与其它厂家不同的是，该集团有一个较为成熟稳定的工人队伍，他们熟悉企业状况，有着良好的主人翁意识和切实的远景规划，在中国的企业中这是极少的，这一点我相信汪先生本人也该无异议。接下来同样要说的是，实际上文中早已指出通裕集团尽管整体运作良好，但也出现领导层腐败问题，改制前就已有工人开始上访，所以象这样的国企不是该不该改而是该怎样改的问题。

    与郎咸平反对“国退民进”不一样的的是，汪文真正痛心的是，在权力的粗暴干涉下，凝结着工人智慧和心血并且是现实条件下最有可行性的公司内部控股自救方案被无情否决，工人的权利被公然剥夺，而这一切又是在法律的形式下光冕堂皇的进行的。所以汪文的落脚点是“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国家退出，而是如何以民主和法制的机制阻止国家成为国内垄断和跨国垄断的保护者，构成了问题的关键环节。”拥有如此稳定和高素质的工人群体，如此成熟和符合实际的改制竟以如此形式夭折，通裕集团的改制再次提醒我们，离开人民的参与，离开切实的民主监督，任何的改革要想成功都是一句空话，没有民主做前提，象郎教授所说的要“确立以民为本的法治化改革方向，以法治来规范每个社会群体”，是根本不可能的。

    通裕集团的改制给我们的真正启示是，无论是主流派的MBO还是郎咸平所言的“职业经理人制度”，都不应该成为目前国企改制的唯一手段。国企的改制要想真正获得成功，必须充分主体的民众的意愿的前提下，作出符合当地实际的变动。所以我们千说万说，其实归结到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改制中的法治化还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民主化为前提。因为从目前经济运行中来看，出现的主要问题不是立法的滞后法治的欠缺，恰恰相反，许多时候规则设立很严，执行却偏松，对裁量权的把握又因人而异。没权或权力背景的人要办一个企业，哪怕一个非常小的个体户都要很高的初始门槛；不必要地设立行政许可，创造寻租的机会。而那些有权或有背景的人在这方面却往往一路绿灯尤其在审批和审判，在裁量权把握的尺度上，大量存在着与关系和财富挂钩的现象，这就使得进入市场机会不平等，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而且这种裁量权的把握往往和腐败相连，引起更多的不满。说到底，法律的执行还得靠人，人能真正保证法律的公正又必须以体制的透明和执行者彻底的民主化为前提。

    但“现在要想推进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相当部份都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份。在这种三部份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23）

    这是体制中人温铁军之语。他的话实际上暗示这样一个现实。一个社会的改革要想较为平稳代价较小的进行，主要应取决于占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的意志。可是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健康群体出现的中产阶级还远未形成，而放任缺乏社会实践经历的学生群体又可能导致非理性的混乱，经过了80年代的浮躁冒进到89年政治风波特别是90年代初的苏欧剧变后，残酷的现实令每一个理想者清醒，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都已知晓，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尽管已被商品大潮撞开几道口子，但还远远无法承受现代民主思潮的动荡。很显然，所有这一切我们的高层是一清二楚的。为了保证土地上的人们生活能够稳定前进，就只能采取经济上阔步破冰前行，政治上小心翼翼跨过雷区，思想上则尽量向内转保持统一。

    但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竞争的日趋残酷，而依靠劳动密集的简单的粗加工粗放型经济越来越显示其与社会发展的巨大背离，对企业效率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企业经营者能亮明身份，果断的站在前台来应付这种挑战。但恰是这触及到以政府政权直接领导的国营企业产权体系的核心，自然也就触及到了曾经作为现在仍然是国企领导者的政府官员及与政府方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当然也会遭到他们或明或暗的阻挠和反对。从另一方面讲，生产前沿要求变革最迫切的企业主在政治上还没有真正的发言权，他们不可能冒着与政府交恶的风险来谋求体制上的松绑。而他们背后的民众更是对没能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的社会变革始终持一种冷漠而势利的态度，这样就导致政治体制的变革在制度思维方式乃至人际关系上都远未成熟。归根到底，正是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这种巨大的时间滞差才导致了今天国企经济形式那种非驴非马的混乱局面。

    国企改制以及所谓的MBO还承担着这样一个不便言说的苦衷。目前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不是郎教授所认为的与权力走得近的名营企业家，更不是那些饱受民意针砭的所谓的主流派经济学家，而是那些握有巨大权力的官员、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红顶商人、直接或间接受权力控制的事业性单位职员，以及一些明地暗地手政府法令庇护的垄断性行业从业人员。这种大量的非生产性从业人员及与权力行为相关联者的畸形高收入导致目前政府机关就业仍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这种人员流动的恶性循环使得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会抛却那些原本最需要他们的社会生产的部门转而投向政府部门，因为你在这里累死累活倒不如舒舒服服蹲办公室，风险小利润还高。这样，最需要高素质做保障的企业主的素质始终高不起来。

    MBO设立的初衷其实主要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把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吸引到这个领域来，慢慢确立一套现代经理人程序，让他们尽量迅速从权力的桎钴中解脱出来，放开手脚，成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从而引领国企更好的应付残酷的竞争。张维迎一遍遍强调的“要善待对社会作出贡献人”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实践过程中他们根本无力摆脱权力的笼罩。现实的窘境使得他们中许多人做企业根本谈不上什么决策规划，要么小富即安，要么大手大脚花国家的钱毫不心疼，稍微差不多一点就争先恐后的往政府靠拢，弄个“委员”啦什么的帽子，为自己狂捞政治资本，同时也便于谋取信贷税收方面的好处。

    从长远看这实际上极大的妨害了企业间的正常发展和健康竞争，为许多有抱负却没有权力背景的业主所深恶痛绝，但在目前确是企业存活的重要套路。这是因为，同高高在上的政府及其垄断性行业相比，作为纳税主体的民间商人仍缺乏与之相称的地位和权力，他们之间本身甚至连松散的行业间联盟协会都还没形成，因此在与不公正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环境较量时他们就表现不出应有的独立和自信。更重要的是，在两者之间还缺乏一个成熟的具有现代法理意识的公民群体。所以尽管国家颁布了许多的法令文献来规范，但由于上下层间遥远的鸿沟隔离以及缺乏人数众多的群众参与做基础，导致整个社会法令法规的展开执行缺乏应有的内聚性和推动力。这样外在的客观现实环境和内在的个人素质决定了在权力裹胁的利益洪流的冲击下极其讲究实利的商人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自身素质谋求企业发展以及与不正常的经济运作环境的斗争上，而只能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与权力阶层的交涉上，通过对权力寻租寻求更多的保护伞，从而利用体制的漏洞来谋求自身的存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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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人在二00二参与主持了一项十二个城市近七百家国有企业的改制调查，被调查企业既包括一二百人的小企业，也包括近万人的大企业，调查数据涵盖一九九五至二00一年的七年时间。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当一个企业中的私人股份超过了一定的比例时，改制对企业来讲，当私人股份股份介于零和50％之间的时，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二点七个百分点；当私人股份高50％时，企业的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一点二四分点。在我胶的样本企业中，资本利润率各年的平均值在零和-1％之间,而郎咸平第二个例子中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在-1.46％和5.05％之间 ，因此，上面 差距是很显著的（上面的结果显示，私人控股企业的业绩比国有控股企业的绩效低。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控制所有其他因素。比如，国有控股企业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们的技术水平较高等）。此外，我们还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改制企业在改制当年比纯国有企业解聘较多的工，但随后它们解聘的速度低于纯国有企业（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在岗职工比例都在下降）；并且，它们的工资增长率高于纯国有企业。这说明，至少就长期而言，改制是一个双羸举措：它一方面减轻了失业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在岗职工的工资。”（8）

    同时对郎咸平教授所认为的改制过程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他也表示了肯定，并且不主张立刻实行MBO，但是他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深层原因却做出了令郎教授意外却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解释：资产打折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想以资产换取就业。就多数政府而言，改制是甩掉国企这个沉重包袱的好机会。一位经贸委的主任曾对我直言不讳地说：“改制就是要让工人别到政府大楼前‘上班’。”（9） 尽管顾雏军已被拘捕关于他的事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但他的话我们还是要听一听：“在我入主科龙之前，科龙的亏损额大到令我吃惊，以至我与管理层商量是否还要进入，现在突然有人说我是捡了个大便宜，这让我非常莫名其妙”，顾是在“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报告同时称，地方政府也是科龙民营化重组的大赢家，不但卸掉了这个亏损包袱，而且得到的税收也年年快速上升。 （10）

    所以中国的国企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与郎教授所想象的英国式国企改革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时至今日，“尽管中国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模样，但目前市场能够发挥较大作用的仅仅是产品和服务市场，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的配置还是政府主导。土地的一级市场几乎由政府垄断。劳动力特别是职业经理人的配置方面，国有企业的高层主管大多数由政府指定而不是在市场上选聘。”（11）而“正是由于资源配置权早已不公平被少数人占有，广大群众没有资源配置权(甚至在公有制初期没有消费权)，所以现存的相对不公平有其必然性。在整个国企改革过程中，越是强调公有制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就会越糟糕，而且委托代理关系越长，流失就越严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往往会被配置到能力很差的人的手中。”（12）

    所以中国的国企就象一个看起来还算强悍实则虚弱无比的病人，往口中不断填塞的补品根本无法弥补身上多处的失血，不动让它就这么流下去只有等死的份，全国人民迟早也要被它拖死。而动的话由此引发的剧烈的阵痛可能又会引发大的震荡。于是远在香港的郎咸平教授为开了这样一份病历：诊断人人叫好，处方却根本派不上用场。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郎教授的“处方”。国企改制先从好的企业开始。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原则以‘新法治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潮”。

    关于国企改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央就出台了系列文件 ，在十五次代表大会，1997年以后，这个基本目标、步骤、形势大体上都是明确的。总的来说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叫做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从一般性的部门退出，集中再到战略性部门。再者，就是把国企，把绝大多数国企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核心是，除极少数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都要实行股权的多元化。但真正对其进行具体规范的却是新世纪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2002]12号）、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八大部委联合颁布的859号文（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2002年11月18日下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的通知》（2003年11月30日下发），以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有关财政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第3号令（2003年12月31日下发）等几个文件。

    中央八部委联合颁发的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文件是为"推进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而制定的，它的基本思路是"鼓励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进行结构调整、重组改制和主辅分离中，利用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以下简称“三类资产”），改制创办面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经济实体，多渠道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减轻社会就业压力。"（13）提出双重置换的背景是：许多国有企业转制后运营较差，甚至面临破产，由于这些改制企业的职工身份并未改变，他们仍然有权向政府提出重新安排工作的要求。因此，双重置换的关键是让国有企业的职工进入市场经济的自由劳动力大军。从上可看出八部委文件初衷是将《办法》实行限制在"三类资产"的范围内的，通俗所谓 “丑女先嫁”，其主要目的前面已说的很清楚。与郎教授所言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股改”有着截然不同的现实环境，人家是在整个社会经济层面运转基本呈良性有着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治体系，最重要的是，它有着坚实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后盾，同时国企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处于一个相对较低水准情况下展开的。而我们的情况是刚好相反，火烧到眉毛却又无法理出一条清晰的路，只能这样摸着石头过河。

    至于所谓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姚洋指出，“早在20年前就开始尝试了，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承包制年薪制都试过，但实践证明这些办法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国企领导永远是国家干部，国企永远没有最后的负责者，因此我们的国企不可能象雷诺那样管理”。（14）

    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香港的另一经济学家张五常得出的是与郎咸平完全不同的结论。“考虑到上述种种，我建议北京快刀斩乱麻。是简单的三步。一、政府偏低地评估一家工厂的资产净值，收低息为“干”。二、按资产净值发行股票，免费分配给厂内员工，不妨仿效美国棒球世界锦标赛分红时球员互相投票来决定谁分多谁分少。三、让股票在市场自由转让。“犹豫不决，北京没有这样做。几位北京朋友让我数番拍案解释，但我相信他们对国企还可以改善挽救的幻想是诚恳的。结果是没有垄断权益的国企，一般的收场是输精光。是的，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因为要照顾国家职工，好些国企送出去也没有人要。其后，私营企业急升，国企亏蚀严重。再其后，国企容许买家解雇职工，由地区政府负责，地产值钱，国企可以沽出。一九八一年我白纸黑字地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的地方，会是那些容易维护垄断权益的国企。不幸言中。今天还有些大名鼎鼎的教授说国企可取，要维护，不知是哪种学问了。”（15）

    与饱受非议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渐进式的“国退民进”相比，张五常的疗法显然更激进带有休克性质，正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但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可能会招致更大的社会问题，进而引起更广泛的舆论讨伐。也许正是有鉴于此，八部委文件作出严格的规定："国有企业改制，必须由直接持有该国有产权的单位决定聘请具备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国有企业改制，必须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91号）聘请具备资格的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资产和土地使用权评估。······向非国有投资者转让国有产权的，由直接持有该国有产权的单位决定聘请资产评估事务所。"关于改制分流的形式，《办法》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合资、合作、出售等方式，逐步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建立以产权关系为基础的法人治理结构······原主体企业在改制企业设立过程中，有责任帮助推荐考核经营者人选并监督其产生程序的合法性。防止恶意侵犯投资者和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16）

    从法理的角度讲几乎已做到事无巨细，但实行过程却往往南辕北辙，更不用说郎咸平先生所言的那个轻飘飘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了。到哪儿去选，怎么选，由谁决定，对谁负责，谁说了算，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中要想真正做好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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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来说说郎教授所说的 “以‘新法治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原则。对这个问题，郎先生后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有较为详尽的阐述，为了避免说成断章取义，我们尽可能把原文引述得更详细些。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在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它（香港）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

    “ 香港------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失败。”（17）

    这里可以看出，郎教授认为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条件，同时在亚洲特殊的地域环境里，搞民主往往导致更多腐败和混乱。当务之急，是确立好法治建设。可是，就是仅从上文的表述中郎教授也是矛盾的。“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我没研究过97之前香港的政治，尽管我觉得这话有问题但也没发言权，但他说“新加坡也是一样”却是大错特错。

    “他们的权威主义是受到民主和宪政框架制约的。它在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民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18）对于新加坡的成就，李光耀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承认，新加坡在应付上次东亚金融危机时的表现，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最根本的“还是西方价值发挥的作用比较关键。它的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一套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发挥了最基础的作用。”（19）说新加坡（我相信香港也一样）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是荒唐的。

    而由此进而得出结论：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注意到郎教授一方面承认，民主舆论监督完善的美欧各国市场更规范政府更廉洁，另一方面又觉得同样有民主监督的印马泰各国比民主监督不那么热闹的香新做的不好，就是民主弄出的乱子。给人以首鼠两端的感觉。这里我们认为他忽视了两个基本问题：民主监督并不仅局限于政党间或政治领域，它还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把这许多方面综合起来看，在监督的深度广度方面，究竟是香新做的好还是印马泰做的好？第二也是更重要的，香港新加坡有着港英政府漫长的统治，民主法治意识已深入人心。而且作为一个城市，有着良好的受教育群体，更符合现代法治规范和民主程序的公民群体，这使他们在向现代文明迈进中更少一些传统的地缘方面的阻力。而印马泰各国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政治经济上问题，并不是民主惹的祸，而只能说，他们的整个社会群体还不具备现代化转型中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而漫长的专制岁月所形成的历史积诟和传统惰性又顽固的迟滞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些国家目前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民主惹的祸，恰恰相反，是民主的监督才保证这些先天不足的国家在迅速转型中不至于因过度的腐败而走型。

    再退一步说，郎教授用作腐败的反面典型的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台湾地区，对比我们中国大陆又如何？又如何？前一阵台湾所出现的赵建铭的台开案，涉及案值约4000万新台币，已经被岛内媒体炒翻了天，看到这事我们大陆的普通人在苦笑，贵为“驸马”，搞了这么点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沈阳的一个副市长敢拿钱到澳门豪赌输掉3600万，福州的一个公安局副局长卷1000万美元逃往国外，不要说10多年前陈希同公子陈小同涉案达183亿，就是与台湾一海之隔的厦门远华案那种腐化贪婪到连非洲独裁者都自叹弗如的场景。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同样是腐败，有民主监督和没有民主监督谁更厉害，郎教授自己难道不清楚吗？凭什么说，亚洲不搞民主的地方比搞民主地方更廉洁效率更高呢？要说法，对腐败分子惩治的程度，我相信比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有用吗？就是从经济层面上讲，撇开民主 的“以民为主的新法治主义”建设究竟能不能成功呢？2001年，《读书》曾组织过一次与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的座谈会，中间哈贝马斯说过这样一段话：您说中国近二十年把法律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一种手段，我认为这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现代法律制度的基础应当是彻底民主化的社会，也就是说，没有基本的自由、平等以及政治参与的权利，没有基本的社会公正，现代法律制度就无从谈起。（20）

    对于这一点，有一个人谈得更深刻。2001《天涯》杂志登载了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的文章“民主价值的普适性” 。他在深入分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痛陈，导致印尼等国人民在危机后遭受如此深重灾难的根本原因不是郎咸平所认为的这些国家实行民主政治惹的祸，恰恰相反，正是这些国家民主政治的缺失或者说不够彻底，才导致上述情况的发生，这一点对于弱势群体尤为重要，因为 “当一切顺利时，公民政治对他们的保护功能未必引起人们重视；然而当出现相反情况危机来临时带来的沉重代价常常会轻而易举的转嫁到他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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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大家都会明白，目前在国企内部所采取的所谓“国退民进”的新自由主义与其说是来自经济层面的变革，倒不如说是配合整个社会向现代化蹒跚迈步的破冰之举，它的背后带有许多不便明言的政治诉求。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也许会牺牲一部分思想比较超前的人，也会令很多真心为这个民族着想的人感到委屈，但从国家大政方针来讲，无疑却又是明智的选择。我们都说搞市场经济，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产权制度，但时至今日，私有产权制度在中国仍然没有名正言顺的确立，中国最有活力的私有企的业主至今仍然远远无法享受国企主人们的辉煌待遇，而作为“国家干部”的国企领导无论再尽心也只能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高尚，好就升不好则调，他们主要精力只是对上负责。所以目前支配着整个国企大环境的仍然还是以长官意志政绩工程为主的坚硬的封建内核，而包延其外的皮肤又被过度的商业化所腐蚀而流血不止，不改，里面会成癌，改吧，又有可能大出血。因此目前的国企改革真正要消除的是以长官意志和政绩工程为主要标准的封建家长制运营，而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也不是弥漫于互联网的沸沸扬扬的流言，而是那些至今还牢固的掌管着国企生杀大权的官员们或明或暗的阻力，他们才是真正的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正是基于此，国企改革绝不象郎咸平和他背后庞大的支持者们所想的民营企业者与官员勾结瓜分国有资产那么简单，已由看似单纯的经济问题逐渐上升到影响整个社会稳定与进步的政治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政府部门对此作出了隐晦看似矛盾却又合乎实际的处理。2004年12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出席2004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年终总结大会时说：“要明确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中小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也要区别情况，要规范。对于管理层收购，国资委要制定发布专门文件，做到有章可循。

    有分析人士认为，黄菊副总理的上述讲话，可以被视为当年“产权改革大争论”以来，中央政府对于M BO的结论性说法，是对民众要求制止民脂民膏不被侵吞强烈呼声所给予的积极回应。而在此之前的10月29日，也就是在论战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作为国企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便以《人民日报》评论的方式回应了“郎顾之争”，提出“停止经营层持股”。（24）季晓南（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说，之所以叫停国有大型企业MBO，是因为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国资委大量来信反映了触目惊心的国资流失，最主要的问题便是涉及管理层收购。”问题反映最主要的两点是，一是管理层巨额的收购资金从哪里来，另外一个就是定价怎么保证公平？（25）他表明的国资委的态度是，国有大型企业不准搞MBO，国有中小企业可以搞，但前提一是出资人要到位，二是要明确监管机构。就这样， 586 一项经过了千辛万苦的努力好不容易酝酿出台的方案却因一个经济学家的质疑而导致的民怨沸腾而被迫叫停，这充分暴露了法律法规执行中的极其不规范不严肃，也使得更为了解国企内情的经济学者们忧心忡忡，张维迎说，“目前的激励机制是扭曲的，产权交易、MBO，现在是一做错就要被严肃追究责任；可国有资产烂在手里，只要什么都不做，却没责任！------象我们这些人，20多年来的命运一直就跟改革搅和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问题在那里，我们同样知道这些问题需要积极的改革来解决。我们批评政府，批评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批评企业家，政府官员不高兴，企业家也难堪，但我们都是以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去最大化自己的知名度。”（26）

    但是由郎引起的风波并没停止。82岁高龄的经济学家刘国光于2005年7月15日在网上发表“和教育部社科中心青年人的谈话”，强烈批评当前西方经济学占据国内经济学主流的局面。

　　2005年3月24日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刘国光和吴敬琏共同获奖。刘国光说：“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27）

    到这时，改革已正式演变为意识形态的争论，已完全上升为改革性质的争论了。因为实践过程程序或制度的不完善引起的腐败导致民怨沸腾，从而最终导致整个改革过程的夭折，中国遭遇这样的危险不是第一次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始终走在社会变革最前沿的吴敬琏顶着巨大压力站了出来：“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思想保守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把出现的经济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于是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思想回潮。”（28吴敬琏《共和国经济50年》）

    2006年2月11日，他又做了《反思过去25年改革，明确21世纪前进方向》的讲话，他直言，现在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有人要否定改革。反思过去25年的改革，明确21世纪前进的方向》的讲话，对改革“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核心是，除极少数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都要实行股权的多元化。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语言，用的是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阻力症结在哪里呢？一方面是思想认识，或者叫做意识形态。我们大家都知道，1996年年末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万年书，这个万年书说，所以国有经济的比重不能下降，要提高，而且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过渡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就是过渡到国有制，成为唯一的所有制形式。不过最近期间，同样的观点又甚嚣尘上，包括不应该国退民进，应该国进民退这样的观点在一段时间中甚嚣尘上。这是认识上的问题。”（29）

    2006年2月14日，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学者高尚全建议，“关键时刻，中央领导应该出来说话”（30）

    正是有鉴于此，进入2006年，政府一些部门的官员又在各种场合公开重申，要坚定不移的支持改革开放。在给郎咸平评为年度人物第二名的《南方周末》有一期，曾专门开通一个版面批郎咸平，说郎咸平“没吃过驴肉，甚至没见过驴跑，根本无权评价驴”（大意，如有出入请见谅），2006年3月，郎教授在《第一财经》的节目《财经郎闲评》遭到停播。这种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无疑会遭至民众更强烈的反感，就是当初力挺郎教授的《南方周末》也被网民骂做“不要脸”。至此，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以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一种方式草草收场。的节目《财经郎闲评》遭到停播，缘由是普通话水平没到一甲。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看这场纷争，应该说郎咸平教授所言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存在很大问题，却在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民意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有报道说支持者超过90%，而以主流经济学家和民营业者为代表的另一派，他们所言也许并不完善但历史必将证明却是代表着这个民族更长远的方向，但获得的却不到5%，成了民意的激烈声讨对象。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对这些一向以道德人格自诩以国家民族事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为此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认为，“改革派在争论中暴露的问题是，都没有过早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反而背起了改革负面影响的黑锅，吞吞吐吐，失去和公众对话的大好机会。”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公众对‘市场化’和‘市场机制’概念的误读，在对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的抨击中沿续，部分造成了对改革开放的误解，在争论中被继续放大。”这些当然有道理，但都只是表面现象。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长期羁压于底层的民众对权力腐败与社会不公平的忍耐已近极限，而来自于体制内那些轻描淡写流于形式的自救同样已近绝望，他们迫切需要某个特定的事件来作为内心情绪的宣泄，“郎顾之争”在恰当的时间出现了，郎咸平来自香港，给人一个体制外批评这者印象，打一开始就被赋予了 “为民请命”的古老使命；而他所揭示的富人勾结官员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又是无数人看在眼里却又敢怒不敢言的事，而正好这充当了一个绝妙的导火索，愤怒的情绪一触即燃。另一方面，无从约束的互联网又为这种积怨的发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这表面上是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出离愤怒，实际上是对触目惊心却又无可奈何的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的强烈不满。这是一个人神共怒的年代，时代和现实的窘境不允许我们有经济学家的公平，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容易。后来随着许多体制边缘人物的参与鼓噪，更使得群情沸腾，正义的感觉加强了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成熟的经济人所需的冷静心态。同时由于民众所接受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不加控制的情绪燃烧的结果是把所有矛头对准了所有的有钱人，由“反腐”变成了“反富”。 “矛头不是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好象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但没有抓住要点，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31）

    这种带有非理性的情绪化宣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知道，几千年来促成内地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也许就是被成为儒家学说的儒教文化遗产，其高度的道德准则为现状较纯粹的世袭权力提供了更牢固的基础，同时在道德上为当局和社会不平等所做的辩护，又很受统治者的欢迎。为了给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上的巨大悬殊营造一种政治上的稳定，在思想行为上便极力宣扬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分”这种貌似公允的社会分配方式。它旨在引导人们不向自然索取而一味通过平均分配使人在相对不穷的感觉中安于绝对贫穷。支配着儒家文化核心后来又主宰了大多数中国人生存哲学的“仁”，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一种不向外要物质而是向内克制物欲的信条。

    在《论语》中对它的表述往往是自相矛盾令人不知所云。它一方面承认人对钱财需求的合理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孔子自己也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见，追求富贵是人的天性，在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里，不应该压抑这一天性，而是以积极之政令加以引导，以完善之条例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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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论语》中接着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将钱的获得与伦理人为的挂钩，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活动的合理性，还进一步促使伦理道德强化对经济活动本身的谴责，最终的结论只能是“为富不仁”。它始终没解决好爱钱的合理性，即“为富而仁”的问题。在一个缺乏制令性经济手段为致富途径的社会里，个体致富的本能要么是通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要么是通过铤而走险吃大户这些超经济手段来完成。延之今日就演变成那种对待财富，尤其是对待拥有财富人的一种不健康心理。我们很多人本身特别的爱钱甚或是信仰钱，却要嫉妒别人有钱，这就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民间对财富的留存始终不能持一种宽允的态度。许多人在不愿吃那个苦去获取财富，当看到别人拥有比自己多的多的财富时，心中不舒服起来，就熟练的依托伦理对财富持有者予以道德上的谴责，更有甚者以暴力方式人为的均贫富。其最终的结果就是那种在西方广受谴责的“亚洲式财富嫉妒症”在我们的土地上广为扎根。

    而一旦这种情绪被彻底煽动起来，对整个社会既定秩序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季羡林先生反思“文革”时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据我看，专就北京大学而论，这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工人整知识分子的运动。在旧社会，教授与工人地位悬殊，经济收入差距也极大。有一些教授自命不凡，颇有些“教授架子”，对工人不够尊重。工人心中难免蕴藏着那么一点怨气。在那时候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解放以后，情况变了。到了十年浩劫，对某一些工人来说，机会终于来了。那一股潜伏的怨气，在某一些人鼓励煽动下，一古脑儿爆发出来了。（32）

    如果我们理解了季羡林先生这段话的真实含义，就能够理解“文革”中以非常极端的形式提出来的“平等”的观念，全民参与政治的观念等，并不是来源于后来精英们所说的中国“暴民”的“劣根性”，它实际上是这个社会多少年来，我们这个民族过于悬殊的两极分化下处于社会底层的那部分人，一旦获得诉诸权力的机会，就开始对长期处于社会顶端那部分人进行过度发泄甚至疯狂报复的结果。这是越来越悬殊的社会鸿沟扩展到极致的必然反应。时至今日，尽管这种积聚于民间的情绪还被严密的主流媒体压缩在互联网这个有限的平台，并且舆论控制还有越来越严密的倾向，但所有人都明白压是压不住的，而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一旦释放出来，后果必将是灾难性的。

    可是我们的理论界还在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所谓的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很多人都在争论是该“效率优先”还是该“公平优先”的问题，还有的人在懊悔或是在指责，当初发展经济时为什么只顾了“效率”而没有兼顾“公平”。其实只要我们稍一静下心来想一想就觉得可笑，中国这些年的经济真的是一种“效率经济”吗？这些年发展经济时真的“兼顾公平”就能真正做到“公平”吗？这是荒唐的。谈中国的经济一定不能剥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如果我们真能静下心来回顾一下近30年社会变革里程不难明白，中国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带有它不可回避的必然性，这是这个带着沉重的历史桎梏和巨大的人口包袱的民族蹒跚在向现代化迈步过程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经过了几十年政治狂热及至“文革”后的中国满目疮痍，沉重的社会压力使得当时的执政者只能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纲领，而发展经济这一目标在放权让利的背景下又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为官员个人权力的设租、寻租创造条件。这样，中央、地方、个人三方积极性汇合于“发展经济”这一方向上，对中国经济形成强大驱动力，乃至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多年的“中国奇迹”。无论是外出招商引资，还是在地区内部为投资者提供税收、金融、地价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直至压制劳工，为投资者清除阻力、优化环境，地方官方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官员个人的积极性比政府部门高、地方的积极性比中央高，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乃至而今高烧难退的主要原因。

    当下危机的产生，是因为有两方面的原因迫使中央目标发生了变化，从而与地方及官员个人的利益要求发生偏离。一是随着“WTO”的加入，对外贸易融入了更多的制度性因子，那种单纯依靠低成本产品倾销的外向型道路遭到越来越多的阻力，要想继续维持眩目的经济数字和日益膨胀的就业压力，中国经济必须同时把目光向内，扩大内需。可20多年的经济奇迹的背后普通人并没享受到多少好处，在住房、医疗、教育的巨大压力下战战兢兢度日的普通人只能努力把自己挣的每一个铜板都放进银行，已应付所必须应付的巨大耗费，所以作为拉动经济的重要一端内需始终拉动不起来；二是国内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已近极限，建立在劳动力低成本基础上的增长方式已经危及社会稳定，公共政策必须更多兼顾公平。无论是强调环保、节约资源的科学发展观，还是重视公平与社会保障底线的和谐社会论，都是对原来经济增长方式的修正，都会损及原来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这种新的调整方向上，中央目标与地方及官员个人的利益发生分歧，三种力量不再作用于同一方向，这是近年来由中央到地方“政令不畅”现象凸显的主要原因。

    更令人担心的是，20多年的改革由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跟上，权力缺少制衡，这样使得权力阶层的利益膨胀，在社会分配中切去最大一块，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这种利益膨胀与伤害且呈日渐扩展之势。在这种深压重负下，社会之所以还能维持基本稳定，没有引发危机，完全是因为经济保持了一定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纵然大量经济增长成果被官僚所攫取，其他群体仍然有可能分得一杯羹；政府也因此可以有更多手段来缓解最棘手的矛盾。但利益分歧将使政府效率降低，使中国经济的这一最强助跑器丧失动力，政策调整前途未卜，中国经济很可能不再能保持近20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势头。一旦经济增长减速或停滞，各种被经济增长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浮出水面，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也会削弱，必将会引起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这些结构上的痼疾在短缺经济时代由于廉价劳动力加工企业的所向披靡以及由此带来的雇佣劳动力的高额剩余价值而暂时得到遮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名噪一时的作为世界工厂的来料加工制造业，随着劳力土地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以及能源的过度消耗并进而造成的对环境的灾难性影响，到现在则逐渐沦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经济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各种港口、工业区以及相应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到了收缩时期将被证明是难以忍受的。摊子铺的过开，摊内各种经济样式缺少统筹安排缺乏系统性和层次感而显同质化，再者由于根深蒂固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思想，这里的经济水分数字泡沫相当严重，各地甚至为此大玩数字游戏。同时由于有政府强压下来的金融背景，使得各种竞争优不胜劣不汰，从表面上看似乎经济活力十足，但从整个发展形势来看，则是杂乱无序。

    有很多敏锐的作者都把中国当前的情况同伊朗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白色革命”的改革相比，的确二者有很多相似点；都是在没有经过充分的政治动员后的经济变革，都曾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1968—1978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17%，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1961年度的160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2250美元。（33这与今天的中国极其相似），都遇到了足以致命的腐败、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颓败问题，民众对改革的态度（1963年，伊朗95%的人投票赞成现代化，然而在现代化计划推行15年后，同样有95%的人却投票反对现代化34）与郎咸平反对国退民进而获得90%以上的支持率都是何等的相似。革命的结果大家都已看到，在霍梅尼原教旨主义的高压下，许多而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亦不得不逃往国外。反思这场变革失败最沉痛的要数伊斯兰革命中被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 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 胡韦达的看法：未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和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的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了1970—1972年，物质条件的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放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35）

    在这里，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能帮助我们从理论上更深切的体会这一点：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传统君主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其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削弱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加强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传统君主制的合法性，而传统君主制却由于其自身内在的专制逻辑难以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取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36）

    “白色革命”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任何一项改革在它初期为了保证变革的顺利进行，可以专注于经济层面的变革，但这种单纯由经济体制的松动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到了一定阶段，随着财富总量的飞速增长而带来的贫富差距的相对扩大速度日益加快，浸淫于其中的普通人对财富分配方式越来越敏感，在媒体日复一日的鼓噪下相应的由此带来的心理承受力也越来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心理极易逆反走彻底的平均主义的老路。要想真正消解攒积起来的几近沸腾的民怨，走回头路也许能解一时之问题，从长远看将给整个社会正常的进程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下顶决心，加大政治变革力度，扩大整个社会的政治参与度，在不伤害经济领域正常的竞争与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在民主与法制的框架内来完成权力机构的纯洁，严惩贪腐，收复民心，重塑执政党的公信力。

    还要说的是，在目前我们社会处于爬坡阶段的特殊时期，这里出现许多的问题混乱腐败乃至阶段性的反复都是很难避免的，任何抱有善良愿望的人对此都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底层民众由于信息接受的不对称极易出现情绪的逆反和亢奋，这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们，尤其是象郎咸平教授这样有着一定话语权并且可能产生广泛影响的人，说出的话一定要冷静，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这样的问题，而不是顺延民众心中压抑的怒火熊熊燃烧。

    也许说这话郎教授会感到万分的冤枉，我只是单纯的从经济层面揭示国企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难道有错吗？是的，您没错，您说的是事实。但是在当前的形势下特别是您的话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大时，它有可能演变为一场灾难。这应该不是您想看到的，也不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看到的，但却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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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郎顾之争击痛国企产权改革软肋》 中华工商时报 2004年12月21日

（2）《郎咸平提新法治主义 欲为国有企业改革开药方》 第一财经日报 2004年12月13日）

（3）〈我国的改革开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郎咸平教授清华演讲全文实录〉2005、12、21

（4）《国企利润突破9000亿 八成来自原材料涨价》 现代快报2006年2月24日

（5）同（4）

（6）《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姚洋 《读书》2005、6

（7）《河南公民遭前县委书记报复蒙受7年不白之冤》2006-06-07　来源: 南风窗

（8）（9）同（6）

（10）《 顾雏军首次正面回应郎咸平 称入主前科龙亏损大》 中华工商时报 2004年10月22日）

（11）《吴敬琏：向富人开枪将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http://biz.163.com　2005-11-26 13:02:43　来源: 《财经》

（12）《复旦经济沙龙第12期：合法性与国企改革(4)》2004年10月19日

（13）《中央八部委联合颁发的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

（14）同（6）

（15）〈垄断的国企：中国改革最难之处〉张五常

（16）《中央八部委联合颁发的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

（17）全文实〈我国的改革开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郎咸平教授清华演讲录〉20052005、12、21

（18）(19)<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 ——专访蔡定剑>2006年2月16日 出处：《南风窗》作者郭宇宽

（20）《福柯，罗尔斯及其他——哈贝马斯“读书座谈会”纪要》《读书。2001、9

（21）〈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汪晖〈天涯〉200、1

（22）同（21）

（23）〈当前中国要在内部解决的众多矛盾 胡温新政背后的研判依据〉温铁军 赢周刊

（24）（25）〈郎顾之争击痛国企产权改革软肋 〉中华工商时报 2004年12月21日

（26）〈学者要有公信力 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张维迎2004年09月28日《北京青年周刊》

（27）〈2004－2006“第三次改革论争”始末〉2006-03-16，〈南方周末〉作者: 记者李梁

（28）《共和国经济50年》作者吴敬琏

（29）〈“十一五”规划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作者吴敬琏 2006-04-11 第一财经

（30）《改革左右启示录》2004—2006.3〈南方周末〉

（31）〈向富人开枪将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作者吴敬琏 http://biz.163.com　2005-11-26 13:02:43　来源: 《财经》

（32）〈牛棚杂忆 十 劳改的初级阶段〉作者季羡林

（33）《白色革命的教训》 作者 雷颐《南风窗》1999、1

（34）参见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

（35）《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53页 伊朗 费.胡韦达

（36）《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塞缪尔·P·亨廷顿 三联书店1989年7月第1版，第153—154，

    发轫于2004年的郎顾之争过去已近三年，至今余波未歇，这其间有许多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在对它进行着不同的诠释，这是一个人神共怒的年代，每一个人好象都在沉思，每一个人好象都有发不完的火气，却没有人停下来安静的结绳记事。本文对两年来有关它的一些争论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希望能本文试图从经济和社会政治（主要是后者）方面来细致阐述它背后耐人寻味的东西。

 

转自http://www.dajun.com.cn/liugc.htm

同时推荐大家看看另外一篇文章，同样振聋发聩：http://www.dajun.com.cn/da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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