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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孔子提出的是一整套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体系，那我们就要问这套理论体系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无数的人、把《论语》读了无数遍，还有从古到今的各位高人，为什么都没有从《论语》中看出什么理论体系呢？也许这应该怪孔子，正是因为他“述而不作”的原因，其实整篇的论语都是孔子在应用他的理论体系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以及做人的一些原则，但所有这些都是在应用，而不是孔子理论的基本原则。孔子只是告诉他的学生他判断或识别事物对错的结果，为什么这样判别的原因？孔子却一直没有告诉他的学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也并不清楚，但原因一定与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因一致。
后人分析孔子的思想体系，一般认为其基础是“仁”，管理者应该行“仁政”，每个国民也应该做到“仁”。
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的运动中，对孔子理论体系的总结是“克己复礼”。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一个疯子的视角，也揭示了孔子的思想体系，鲁迅认为，满本写的都是“仁义道德”，但其中只有两个字：“吃人”，这是鲁迅对封建礼制的批判。
还有学者认为：“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
也还有人认为：“孔子思想学说始终贯穿着“尊卑、礼乐、奴化”这样的关键词，这也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即使这样，我们对孔子的思想体系还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它的核心是什么，它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是教育人民遵守这些规则？还是教育统治阶级遵守规则？并且为什么要遵守这些规则呢？
如果孔子愿意写出他的思想，就像老子写出的《道德经》一样，就会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果真有这套体系，我们也会直接看出他的体系的立论基础和优缺点，也更有利于我们对他的理论体系的采用。但是，也许正是没有明确的理论体系，《论语》都是一些和学生的对话，在几千年的应用中，大家都可以各取所需，并且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去执行。也可以说，孔子的《论语》正是由于没有清楚、明确的基础核心原则，因此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根据各种情况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释，这非常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论语》在中国能流行2000多年，正是因为它的开放性和应用的随意性，合适的就采用，不合适的就当成糟粕批判掉，所以成为统治阶级在表面上最广泛采用的治国体系。
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组织，组织的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治理一个国家也应该符合组织发展的规律，组织发展规律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手段-管理的秘诀》一书中，我提出了组织发展规律的假设，共有三条假设：
假设一（组织个体假设）：个体依赖于组织的保护而生存，组织依赖于个体的创新而发展。
假设二（组织效率假设）：组织的效率取决于组织成员之间的配合程度（整体配合程度）。
假设三（组织成长假设）：组织成员配合的程度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在提高组织的效率。
第一阶段是组织成员磨合、初步形成配合的阶段——是一种有意识的配合阶段；
第二阶段是组织成员配合默契的阶段——是一种无意识的（或下意识的）配合阶段；
第三阶段是组织成员创新阶段——是一种有意识的配合创新阶段；
综合这三条假设，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组织的发展就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大问题：一是：如何让组织成员形成整体的力量；二是：如何能够发挥出组织成员的创新，依靠成员的创新来带动组织的发展。这三条假设较好解决组织发展过程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用这个假设体系来分析《论语》，我们可以初步看出《论语》想要或应该解决的问题，这表现在：
首先《论语》是关于治国的体系，治理国家就是管理众多的国民，因此这个理论体系一定是关于如何把众人组织起来，或者说是如何把社会的各基层力量组织起来，如何形成一种整体力量的理论。组织发展规律体系的假设二告诉我们，组织的整体效率取决于组织成员之间的配合程度，因此孔子的理论也要提出社会各基层应该如何配合？如何提高一个社会中社会各阶层配合的效率。总之这个理论体系必须解决社会成员和阶层如何配合的问题以及如何发挥出众人力量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团结社会大多数的问题。
其次，一个国家是由众多的人民组成的，这个理论必须指导每个国民应该如何行动，特别是应该发挥国民的创新作用，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组织发展规律假设体系告诉我们：组织依赖于个体的创新而发展。因此这个治国理论还要解决国家如何依靠个体来发展的问题。
根据组织发展规律假设体系的指导，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论语》背后的核心思想，或者说是《论语》的密码？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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