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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那么多少会有一点惘然若失的感觉，你在那里度过的岁月，就是你失去的最基本的东西。它们像沙子一样在你的指缝间流走，悄无声息。在你叹息它的流逝的同时，你已经忘却了曾经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消磨时间，艰难地打发它们的。拥有和丧失，时光硬币的两面，享有它也就是磨损它，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流通，维系着这一切的也许是一部书，一家工厂，一个孩子，一种影像，或者，一个无从期待的人。这一次，我要看看是否会是一家酒吧。
隐去它的名字吧！一如我不是要炫耀那些逝去的岁月。而且，在我看来，一家酒吧在街边静静地虚掩着门，更符合它自身的形象。
它座落在一个僻静的大院子里，不远处矗立着著名的普希金铜像。一个下午，我和我的朋友郑体武以及我的小说的俄文译者娜塔里娅路经它时，曾想进去小坐一会，但它在下午是不营业的。一个严肃的侍者瞪着一双鱼眼通知我们。在另一个夜晚，我曾在它的窗前不合时宜地想起过普希金的诗句：幸福迷人的星辰。
但是，它是喧闹的。虽然在晚餐时间，一个四重奏小组适度地演奏着，而随着夜色的降临，也是逐渐地将气氛引向喧闹。直到菲律宾乐队登台，宣布一个震耳欲聋的夜晚的开始。
我在那里消磨过一些夜晚，每次，尽我可能地呆得越晚越好，享受或者忍受那里的音乐。啤酒、牌戏、衣着入时的男女，空气中香水、发胶、烟草和德国甜品的气味混合着。客人们互相似看非看地散坐着，若有所思地交谈着，或者无所思虑地等待着当晚的最后一支歌。
据称，它的内部装潢所使用的材料，来自于前东德一家被拆弃的教堂。一个德国统一的派生物。这个未经证实的传闻，也已成了它的内部装饰的一部分。它的内部仿佛是一个带楼座的剧场，用餐的人可以凭栏而坐，音乐从底层冒上来，混合着用餐者的闲谈，又从天花板上反弹回去。这中间会有一些故事的，但是我们还是暂且别去理会这些吧！再过五十年，杂志上也许会有这样的标题：上海人为什么迷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如人们今天在问，上海人为什么迷恋三十年代？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隐秘的对应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怀旧之风也许正是对未来的召唤。
追忆是永远不会碰壁的。它化解了人们面对现实时产生的诸多忧虑，这种优雅的伤感是作为一种弥补而存在的。正所谓，“美依赖于它同目的的关系。”一个曾经存在的上海如果未曾被充分的读解和意识，那它就是不存在的。
过去的上海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过去时代，它对今日的上海人来说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它具有一种紧密的上下文关系，它是由今日文化的境遇来界定的，它是历史环境的产物，而这中间，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革命从相似的角度对此起了一种催生作用。人们怀恋的是一种不可见的生活方式，它的动力来源于它的虚幻，它的无处不在和它的无处可寻。这是一个人气散尽的时代对归属感的逻辑式的欲求，但它并没有年代学的意义，虽然各种统计资料日益完备，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幻觉，一个有关细枝末节的狂想，一个对已然丧失了的范畴的追忆。
也许，那个上海是不存在，是一个纯粹的幻像，在此，杰姆逊对尼采的转述具有惊人的针对性：“有些人宁愿要虚无而不愿不要什么，当没有正当的价值可以为之奋斗，而又有形而上的对价值的需要时，人们便选择虚无的价值。”那个逝去的上海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弥漫作用，一个结构主义者所谓的共时系统。而在一个共时体内，变化是无意义的。于此相关的是，历时性指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而是事件的幻觉，因为它关涉到愿望的满足。
我倾向于这种看法，这种潜意识似乎是以一种永远无法涌现的方式存在的。而另外一些东西也已是触手可及，我是指萨特所谓“内出血”式的经验，一种由理智所主宰的情感。它将会为上海的生活方式注入国际性的视野。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过去上海的形象。它只是一系列已然逝去的上海影像的综合体，一如今日上海的形象。影像，当然指的不仅仅是事物的外观。它同时指涉事物的深度，这个深度由不同的侧面所构成，它由浮光掠影来形容十分恰切。影像，同时也是一种心理倾向，一种对旧时代的召唤的响应。而它的腐朽堕落的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带有强烈的视觉的、感官的色彩。表面上，它是由有关旧上海的照片、电影所涉及的建筑的外观、街景、人物肖像及生活场景所最先呈现的，但是，这与媒体在今日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人们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思考这一切的。约而言之，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我愿意以精神分析和叙事分析的立场来看待它。
上海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什么人的故乡。或者按我引用过的话：“它只是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人们到来和离去，或者在上海的街头茫然四顾，你不能想象人们在死后把自己安置在一个信箱里。这里面当然有近一个世纪来的世事变迁所造成的影响，但这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命运，如果我们无法聚拢在先人的墓畔，那么我们只能四处飘零。
其实这是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了影像，物质的外观，城市的风貌、生活场景，当然是它的精神特质的一部分，如果它具有相当的连续性话。在影像的背后，是无数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回到我们前面的观点，故事一定具有某种形式的封闭，历时性的变化总可以从共时角度加以考察。
从文化的形态看，上海从来就是一个保守主义的营垒，最多是一个偶尔被激进主义利用进行激进活动的保守主义场所。它从来不是对抗性的，它总是绕过某些东西，或者是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妥协。它的矜持、含蓄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也使它避免了激进主义式的思想僵化。
这也许是人们今日喜爱“在家里、在咖啡馆、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的一个潜在的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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