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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在以前，乘客会欣然接受机场登机口乘务员提供的优惠待遇。但在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际，在愤怒的公众、民粹主义政治家和咄咄逼人的媒体大声呼吁严打华尔街“过分行为”之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当面对航空公司常见的欢迎辞“先生，您已被升级到头等舱。请跟我来”时，资深银行家有些迟疑，得三思而行了。 最后他回答道：“我在普通舱就好，谢谢”。他放弃了更好的座位，也在美国公司数十年来建立并传播至全球各地的理念和实践体系中，打开了又一条缝隙。 曾几何时，企业高管及其公司被视为褒奖成功的美国梦的一个范例——巨额的薪金、奢华的待遇，以及众人的景仰。而如今，他们深深陷入了一场将给商界带来革命性剧变的风暴之中。资本市场的严重冻结、金融集团的内爆，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在私营部门影响力的上升，这些都引发了人们对于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某些基石的质疑。 企业新年中长期坚持的原则——追求股东价值、利用股票期权激励员工、轻度监管策略辅以董事会监督管理层等——如今被视为导致动荡的原因，看起来可能会彻底改革。“我们身处未知水域，”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表示。这位前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老板身上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市场力量不受约束地相互作用、首席执行官极权专横、对于季度业绩增长的极大关注成为压倒一切的选项。 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如今的价值体系和经营原则便被灌输到企业精神之中，如果发现它们不符合人们的期望——令人痛苦地是，这一点已变得明显——那我们该用什么来取代它呢？ 本能而言，企业领导人都是心态乐观积极之人，但这一次，没几个人相信公司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金融部门在引发动摇全球经济的冲击过程中的角色，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副作用：对于公司治理未来的辩论，已不再局限于董事会之内。利益相关者——从工会、维权投资者到政府自身——都在要求获得制定新公司秩序的权利。用一位工会领袖的话说：“企业独裁统治的时代结束了。现在是我们的时代。” 这样的压力，加之公司内部对危机突然带来的优先事项的重新评估，已开始令先前企业大厦的基石之一——对股东价值的顶礼膜拜——訇然坍塌。 自韦尔奇1981年在纽约皮埃尔酒店(Pierre Hotel)的一次演讲中提出著名的“股东价值”理念以来，通过逐季提高利润和股息来回报股东的短期目标，已成为世界各地公司的口头禅。随着通用及其它重点关注股东价值公司的股价大幅飙升，全球各地的高管们开始信奉起阿尔弗雷德·拉巴波特(Alfred Rappaport) 1986年在其著作《创造股东价值》(Creating Shareholder Value)一书中阐述的信条：“对公司策略的最终考量，唯一可靠的衡量标准，就在于它是否为股东创造了经济价值。” 基金经理们鼓励这种态度，因为他们自己也面临季度评估的压力，这使他们沉迷于股东价值预言家们所承诺的收益和股价的不断改善。 如今，这种紧盯眼前利益的做法，被视为造成当前全球经济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从本质上讲，即期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总是短期性的，”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杰弗里·索南费尔德(Jeffrey Sonnenfeld)表示，“它对近期目标的重视超过长期战略，造成了一种短暂的价值创造的幻觉。”即便是韦尔奇也认为，仅仅关注季度利润增长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股东价值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战略，”他表示。“你主要凭借的是你的员工、客户和产品的支持。” 与其他许多企业界要人一样，韦尔奇希望由董事和高管们来找到摆脱短期主义的新途径。但工会、监管机构和政府当局则认为，让那些促成了当今混乱局面的企业精英们来领导变革，将无法根除削弱此前机制的根本矛盾。“我们认为，公司的运作不应从短期投资者和高管的利益出发，他们罔顾风险拼命赚钱，却让纳税人和真正的长期股东收拾残局，”美国工会联盟(US union federation)AFL-CIO的达蒙·西尔弗斯(Damon Silvers)表示。 工会和“对社会负责的”投资者认为，取代着眼短期利润做法的，不仅应包括长期战略思维，还应包括对诸多问题的关注，比如环境问题以及客户和供应商的需求等问题。在本轮危机之前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很可能获得新的推动力，因为投资者认识到，企业仅将目光局限在追求利润上并不总是最佳战略。 许多商界领袖认为，政府和其它利益集团正日益削弱他们经营公司的能力，他们反对这种现象。“如果说当前形势下有危险存在的话，那就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社会主义的小冒险，使私营部门能够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创新、成长和创造就业，”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总裁约翰·卡斯特拉尼(John Castellani)表示。该组织是代表美国一些大型企业利益的游说集团。 但紧随民主党成为国会多数党之后，奥巴马(Barack Obama)入主白宫，再加上公众对富豪们的反感增强，已让工会和其他改革活动家取得重大胜利。维权投资者要求多年但未有多大进展的一些改革，如对高管薪酬的年度表决（尽管不具约束力），已在美国国会通过。其它改革措施，如“代理参与”(proxy access)——股东有权向董事会提名候选人，有权投票罢免表现不佳董事——也在推进之中，而针对受政府救助银行的奖金封顶规定，也已让很多高管的后背发凉。 这些举措为改革活动家们在重塑商业游戏规则的第一大战役中提供了新弹药，这个战役就是高管薪酬之战。华尔街高风险、高回报模式的失败，势必在两大方面——高管薪酬和股票期权的运用上——带来变革。 在薪资多年飙升之后，美国的企业首脑们能够预计到，今后几年的薪酬将相对微薄。随着低迷从金融行业蔓延到实体经济，即便是那些尚未接受联邦政府援助的公司，如通用电气、联邦快递(FedEx)和摩托罗拉(Motorola)等，也加入了那些在政府保障下维持的公司行列，大幅削减高管的薪酬。 许多公司还在重新审核高管工资与其他雇员之间的差距。在美国，公司高管和普通员工所获薪酬的差异几十年来不断稳步扩大，在2007年其平均值估计高达275倍，成为美国财富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造成高管薪酬飙升和迷恋短期目标的原因中，股票期权和其它形式的激励是很重要的部分。迄今为止，股票期权一直被赞誉为将高管薪酬和股东利益一致起来的一种工具，但人们越来越怀疑，这种做法相当于为了与高管无关的股市上涨来奖励他们。在银行业，年终授予期权及股票奖励的做法还有另外一个缺陷，那就是在对员工进行奖励之时，公司或其股东还远不能判断其经营是否会取得回报。 一些银行已宣布相关计划，如果某些雇员负责的交易日后出现重大问题，那么其远期奖金将被银行收回。但是，这个某高管口中“用他人的钱奖励我们自己的时代”带来的影响，将远远超越金融行业的范畴。目前看来，监管机构和投资者肯定将引入诸多措施，强化薪酬和长期绩效之间的联系，比如在员工退休前禁止其出售股票和期权，甚或直接制定一个薪酬上限。 联邦快递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去年12月道出了众多企业领袖想说的话，他预言道：“令人不快、数额超乎想象的薪酬将越来越不太可能出现了。在董事会层面……讨论事情将考虑尽量减少股东需要付出的代价。” 董事会本身也将受到舆论的攻击。金融企业遭受的损失表明，那种关于董事在睿智地维护着股东利益的信念实为谬论——一个对于愤怒的投资者和渴望赚钱的律师来说毫无用处的谬论。因此，董事会的构成很可能将发生重大变革。 美国资深猎头罗素·雷诺兹(Russell Reynolds)表示，董事将必须要更为见多识广，也更加无私。“那种董事打得一手好高尔夫球、但不懂业务风险/回报比率的日子已经过去，”他表示。“但是，目前的环境却要求人们能够以相对较少的薪酬去把时间投入到企业中。这几乎是一种慈善行为。” 鲍勃·波曾(Bob Pozen)等投资者认为，上市公司董事会应该向其非上市竞争对手的董事会看齐：规模较小，反应更为敏捷，更加称职。“那些非上市公司的董事拥有专门知识、时间和动机去充分了解公司的问题，” 鲍勃·波曾是MFS投资管理公司的负责人。 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 2001年从韦尔奇手中接掌通用之后，该公司股价下跌了约四分之三，而就在日前，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取消了通用公司的AAA评级。他最近曾感叹道：“在上世纪90年代，任何人都可以经营企业。一条狗也可以经营企业。” 对伊梅尔特和他同时代的人而言，不幸的是，现在不是上世纪90年代，也不像那之后的一些年。随着曾被认为坚不可摧的企业结构在经济动荡中崩塌，企业界所不得不放弃的，将远不止是头等舱的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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