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79——“我的三十年记忆”之二 写下今天这个题目,是因为回顾过去的那段岁月时,想到了一个当时的苏联电影《难忘的1919》,那是一部反映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之中故事的影片。它和另外两部《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年》共同构成了我们了解苏联早期革命历史的三部曲。1979年,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第一年,由于文革禁锢多年的文化市场陆续放开,那一年的老电影可是没少看,当时的辽大礼堂总放映一些解禁之后的影片,我家临近的市委党校礼堂也是每个周末都放映两部影片,有些以前曾经看过,但当时年龄很小,有些则没有看过。因此我对那个时期生活的记忆印象很深的是,物质生活仍然很匮乏,毕竟改革开放刚开始嘛。工资水平很低,我当时是带工资上学,在同学中属于“高薪阶层”,每月三十八块六,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能有些积蓄,每个学期我们这些带工资的同学,还能请全班同学到饭店聚上一聚。当时的服装基本还是非常单调,颜色基本就是蓝、白、黑,书包就是黄书包,不料的质地主要都是棉布。食堂中的细粮很少,要凭定量分配的粮票按比例兑换。但我们的精神生活确是非常丰富的,尽管当时很少有电视看,但从广播中能够听到刚刚被解放的大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出,例如王昆、郭兰英演唱的延安歌曲,侯宝林、马三立表演的传统相声,袁阔成演播的长篇评书,都曾经令当时的人们非常惬意和满足。解禁之后的中外电影、中外名著,各类恢复出刊及新创刊的文学杂志,使我们刚刚经历了十年文化沙漠的年轻人,每天都陶醉在最为美妙的改革开放文化春天气息的滋润之中。相比之下,现在对文化生活的满足感反而远远不如当年那个时候了,也许是现在的选择余地太大、反而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吧。 这一年的大事还真不少,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都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也是在这一年,对越自卫反击站打响,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中越两国由于边界问题爆发了边界上的大规模武装冲突。那个曾经靠我们无偿援助的大米养壮了的邻居,竟然和我们兵戎相见。当然在我们的强大武装力量的逼迫之下,对手只能无奈地签订了城下之盟。这是在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与他国进行的惟一一次武装冲突,士兵们的生命和鲜血当时也曾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忱,那首“血染的风采”、那个独腿英雄徐良,曾经为我们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成功地壮行,曾经是那么悲壮感人。惯用精神力量来激励国人,这一直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就像今年的抗震救灾一样,惨剧虽然巨大,但由此而焕发出全国人民的激情也是空前的。我至今也没有见过有关当年那场局部战争对后来我国改革开放影响的分析评论,我想也许那些曾经的不愉快,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当年的中国由于国力薄弱,经常被别人太不当回事儿了吧,我们的军队当时的装备显然不足以威慑任何一个对手,完全是凭借士兵们的一腔热血和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获胜的。放到今天,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状况了。 在我看来,从改革开放的连续性上说,这一年最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应该要属“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了。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进行经济特区的试点,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具有实践意义的创新举措了。选定深圳是因为那个地方比邻香港,选定珠海是因为它挨着澳门,选定汕头是因为那里是著名的侨乡,选定厦门当然是因为那里与宝岛台湾一水相隔。现在看来,当年小平同志作出的建立四个特区的决定,实在是太富于远见卓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小平同志为我们确定的那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路。四个特区的建立,首先吸引来世界各地华人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对于我们逐渐适应国际市场通行的商业规则,逐渐在观念上同世界潮流接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我觉得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实行渐进式的探索与发展,是非常明智的战略选择。尽管当时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也非常严重,相信小平同志也非常焦虑,但他的头脑的确又非常清醒。他深知“欲速而不达”的道理,中国的事情只有少数精英人士先知先觉不行,必须要经过一个渐进和比较漫长的探索过程,才可能到达成功的彼岸。相对于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俄罗斯的市场化实践就付出了非常昂贵的学费,他们的休克疗法尽管迎合了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的口味,但却使自己国家的发展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甚至是一度的倒退,以致于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国家的元气。写到这里,我由衷地要说上一句,中国能有今天,的确要感恩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和这位伟人相比,什么戈尔巴乔夫、什么叶利钦,他们都无法望其项背啊。尽管这位个子不高的伟人,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但每当回顾这段历史,我相信每个正视历史的人都会和我有着同样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