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贾植芳这样的人不多了2

翻阅日历

我是读书人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是贾植芳的弟子，他说贾先生曾经告诉他这样一件事情。
　　
　　“其实我也在审查他们”
　　
　　1966年5、6月间，先生被安排在复旦大学的印刷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一个很热的中午，先生赤裸上身，拖着一辆沉重的拖车，从学校工会礼堂前走过。正巧礼堂门口站着一群中文系的老教授，他们衣冠楚楚，说说笑笑，不曾注意迎面走来的一个拖车夫。先生是远远地看见他们了，他们曾经是同事，是朋友，可是在195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他出狱后第一次竟以这种难堪的方式与他们劈面相对。先生说，当时他想回避，拖着车子绕开走，可是他的脚还是一直往前走着，终于走到了这群过去的朋友的面前。他们都怔住了，禁了口，惊恐地看着狼狈不堪的先生。先生说他还是抬起了头颅，默默地在同事们不同的眼神下走了过去。他心里在念叨，你们也许比我还要狼狈了。果然，不久后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所有的教授都在劫难逃了。
　　
　　此后，这样尴尬的场面经常重复，但贾植芳丝毫没有沮丧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堂堂正正。他说“他们在审查我？其实我也在审查他们！”
　　
　　一位朋友感叹地说，这是何等的气派啊！这就是贾植芳。不管处境多么艰难窘迫，在他心里，总有一个巨大的支撑点，那就是：我是一个人！ 1994年，贾植芳在给朋友一本书写的序言里，开首就是：“要记住，你是一个人，不是一种工具。”将近90高龄时，贾植芳去做体检，正确回答了几道算术题后，护士又要他写一句话，贾植芳随手写的还是这五个字：“我是一个人”，当时，真让护士小姐一脸惊诧。
　　
　　知识分子要像耶稣那样
　　
　　1996年贾植芳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当地报纸以“风骨傲人”、“明灯不灭”、“风靡台北”做题，大加赞扬。贾植芳上台作报告后，一位教授作讲评，他手里挥舞着先生的传记，高声赞美先生苦难而高贵的人生，全场掌声雷鸣，向先生致敬。贾植芳耳聋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紧张地东顾西看。等他走下讲坛，诗人罗门就跑去向他倾诉心里的感动，他才明白刚才会场里的掌声是怎么回事。他松了口气对罗门说，作个知识分子，总是要像耶稣那样，一代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
　　
　　在台湾，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和几乎整版整版的长篇报道，贾植芳极为平静，他说：“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就是道德人格，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活了80岁了，能在回顾往事时觉得并未糟蹋人生，这就够了。”
　　
　　“这种‘干部档次’我要它干啥”
　　
　　当了一任图书馆馆长之后，贾植芳已经70岁了，学校里通知他要退休了。很多朋友为他抱不平，认为学校这样对待他是不公正的。胡风的夫人梅志先生特意来信，劝他在退休前提出离休的待遇，还表示愿意为他写证明。贾植芳也是笑了一笑，对陈思和说，这种“干部档次”，我要它干啥？坦然地按照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退休了。
　　
　　2002年春天，电影导演彭小莲去看王元化，王元化感慨地说“你快去看看老贾啊，他现在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一点点，还不如一个技术工人，我托人给他送去西瓜，听说他感动地都要流泪了。”彭小莲急忙去找另一个“胡风分子”何满子，想和他一同去看看贾植芳。万没想到的是，何满子坚决地说：“不去，我春节刚去看过他，他挺好。”彭小莲把王元化的话转述给何，何更是一脸不屑：“不可能！你想想，这是老贾的性格吗？什么都要流泪了，胡说八道，不去，不去！”
　　
　　但彭小莲还是去了。她问：“贾叔叔，你的退休金只有一千多块钱啊？”贾植芳奇怪地看着彭小莲，似乎怀疑她不会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老远跑来问吧？彭小莲急着追问：“是吗？”“是的。”“凭什么？”“因为我坐了25年牢，教龄不够，只能算一般教师退休，所以大家都是这点钱，我怎么办？”
　　
　　彭小莲愣住了，在场的学生解释说：“是贾先生自己不要的……学校要给他作为离休干部办理，那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不要。”
　　
　　彭小莲想不通，大声说：“为什么不要，你跟钱有什么好过不去的？”这时候，她看到贾植芳显得有些不耐烦了，显然是太多的人这样问过他。他真的有些不高兴了，连看都不看彭小莲一眼，自管自地抽着烟，说：“我不是干部，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我是读书人！”